行政刑罚 ——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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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随着社会人民日益的意识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法律法规的执行,同时对处罚方式也有了更多的疑问和探究。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是两种常见的处罚方式,那么在执行时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衔接呢?本文将探讨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的衔接,希望对读者有所启示。
一、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定义在开始讨论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之间的衔接前,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下二者的基本概念和特点。
刑事处罚是依据刑法对违反法律的犯罪嫌疑人作出的制裁,以其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其主要特点是以惩罚为主,体现了对犯罪者依法惩处、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
而行政处罚则是依据行政法规对行政机关裁处民事活动违法行为的一种处罚方式,主要特点是以行政管理为目的,强调了对违法行为行政管理的效果和监督。
二、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两个词,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其中存在相互衔接的关系。
首先,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都是法律体系中执行的重要手段。
无论是在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秩序,还是在维护公正公平的社会法治,都需要依靠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来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可以互相补充和配合。
其次,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在实践中,一些违法行为既涉及刑法,也涉及行政法规,所以在惩罚决策中,需要考虑二者之间相互协调的关系。
如果在处理行政违法行为时,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刑法问题,就必须转交公安机关处理,实行刑事追究。
同样,在刑事案件中,如果发现涉嫌行政违法行为,就必须通知执法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三、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衔接在实践中,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之间的衔接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1. 行政许可执法与刑事处罚衔接行政许可执法是指在行政管理程序中,对需要进行限制和监督的行政行为作出决策的活动。
如果行政许可的申请人在申请或行使行政许可时出现欺诈、贿赂、偷税漏税等行为,就可以同时采取刑事追究和行政处罚的方式。
行政处罚和刑法衔接问题的研究行政处罚和刑罚都属于我国公法领域范畴,二者在实施适用上既有区别又有衔接性。
但行政处罚与刑罚的界限区分上难度较大,早在一百年前德国法学家科斯特林就曾叹息的说过:“这是个令法学家绝望的问题”。
但也存在着在同一个行为既触犯行政法相关规定又触犯刑法的情况下,我国缺少协调体系对其进行处理。
本文笔者将从行政处罚和刑罚适用上的区别、存在的问题等角度出发并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标签:行政处罚;刑罚;区别;问题及对策一、行政处罚和刑罚概述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
刑罚是违反刑法规定而应当受到刑法制裁的不利后果。
二者在概念、适用上既有区分又有联系:一方面,二者处罚实施机关、处罚种类、适用的前提、处罚适用的依据、违法者主观状态对承担责任的影响等方面不同,另一方面二者都是对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所作出的否定性评价,行为人均应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
二、行政处罚和刑罚衔接中存在的问题(一)行政处罚和刑罚在立法上存在空档和立法层次不清的情况行政处罚和刑罚的适用区别往往在对社会的危害性,一般来说刑罚惩罚的对象对社会的危害往往大于行政处罚。
因此在惩罚的力度上,刑罰惩罚应当比行政处罚更重。
但是在行政法中充斥着大量的“情节严重者,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笼统条款,但是在刑法上往往缺乏对其的具体解释,使得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在衔接上存在巨大的空白和漏洞。
比如:《税收征收管理法》也规定了税务人员多征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可《刑法》能与之相对应的只有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对多征税款并没有规定。
(二)行政处罚和刑罚在司法上的适用不够规范,以“罚”代“刑”频繁行政处罚和刑罚在实际中既有“择一使用”也有“二者并用”的情况,以期发挥二者的不同的功能与作用。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以“罚”代“刑”情况,造成了极大不良的社会影响,放纵了违法分子的犯罪行为,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行政法与刑法的关系行政法与刑法是现代法律体系中两个重要的法律领域,它们在法律范畴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行政法主要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而刑法则涉及到犯罪行为的认定、处罚和预防,保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
首先,行政法和刑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着互补的作用。
行政法着重于调整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保护公民权益,促进社会正常运转。
行政法的具体规范在行政行为诉讼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确保了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遵守法律程序,保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刑法则侧重于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惩罚,防止和抑制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通过刑法的制裁,对违法犯罪者进行惩罚,起到了警示作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可以说,行政法和刑法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维护了社会秩序。
其次,行政法和刑法在法律责任的认定和界定方面有所区别。
行政法主要通过行政行为的规范来界定行政机关的义务和权限,并规定了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
行政法对于行政机关的责任主要表现在行政诉讼制度中,包括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的撤销、更正等。
而刑法则通过犯罪行为的规定来认定犯罪事实,并确定相应的刑罚。
刑法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界定较为具体,包括了各类犯罪的具体构成要件与刑事责任的判定标准。
因此,在法律责任的认定和界定方面,行政法和刑法有所不同。
另外,行政法和刑法在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方面也存在差异。
行政法在行政行为诉讼过程中,注重行政法律关系的实质性审查和与当事人的权益保护。
行政诉讼程序非常重视事实的查证和法律证明的持续,以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刑法则对于犯罪行为的认定通常需要严格的证据确据,包括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等,以确保刑事判决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行政法和刑法在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运用方面有所不同,但都致力于司法公正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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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与行政法衔接问题探析摘要:刑法和行政法是两大部门法,在各自的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者相互交叉、相互依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着中断、脱节甚至是矛盾的问题,因此,加强两者的协调和相互衔接是十分必要的。
加强刑法与行政法的衔接,使我国现行的《刑法》、《行政法》等法律体系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既是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又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内在需要。
文章从刑事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以及二者衔接机制的现状入手,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衔接机制存在的缺陷,并对如何完善我国刑事法律衔接机制进行了探讨,以期实现我国刑法与行政法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行政违法刑事犯罪衔接机制一、刑法与行政法衔接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一)刑法与行政法衔接机制存在的问题1.刑法条款与行政法条款缺乏协调性行政违法的种类繁多,情节严重的,可以触犯刑事法律,构成刑事责任。
因此,我国的刑事法律条文与我国的行政法规规定应该互相配合,以达到对行政违法和刑事处罚的充分有效。
但在实际操作中,某些刑法规制的刑法条文与行政法规中有关行政违法的条款间缺少联系。
同一种行为,按照刑法的规定是一种犯罪,而行政法规则是一种行政违法。
将不能构成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定为犯罪;这种犯罪化应该被视为一种违法的犯罪,而不是在刑法中予以明确的。
在追诉标准与现实状况之间的衔接上,存在着对行政执法人员移送涉嫌违法行为的影响。
2.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竞合冲突现行的法律条文中,对刑事与行政责任的衔接,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衔接。
一种是将行政和刑事责任纳入同一法律条文,两者相辅相成,并在原则上明确指出:“对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种是在同一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了行政和刑事责任,并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刑法条文加以规范。
我国现行刑法条文中存在着许多原则性的规定,加之我国现行刑法条文与行政法律条文之间的不衔接,致使我国在实践中的行政和刑事责任的规定很难协调,甚至产生了断裂。
3.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衔接中断“在对涉嫌犯罪的行政违法案件进行调查时,相关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以保证对涉嫌犯罪人员的刑事责任进行调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日期】2021.09.06•【文号】高检发释字〔2021〕4号•【施行日期】2021.09.06•【效力等级】司法解释•【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检察机关正文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的通知高检发释字〔2021〕4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已经2021年6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通过。
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1年9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规定第一条为了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结合《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人民检察院开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应当严格依法、准确及时,加强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配合,确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
第三条人民检察院开展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由负责捕诉的部门按照管辖案件类别办理。
负责捕诉的部门可以在办理时听取其他办案部门的意见。
本院其他办案部门在履行检察职能过程中,发现涉及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线索的,应当及时移送本院负责捕诉的部门。
第四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时,应当注意审查是否存在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不移送,或者公安机关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情形。
第五条公安机关收到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后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行政执法机关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监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受理并进行审查。
第1篇摘要:“两法衔接”是指刑法与行政法的衔接,即刑法与行政法在法律适用、程序衔接、证据认定等方面的相互配合和协调。
在我国,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对于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出发,分析其内涵、现状、问题及完善建议。
关键词:两法衔接;法律规定;刑法;行政法;完善一、引言法律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工具。
在我国,刑法与行政法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分别调整着不同的社会关系。
然而,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衔接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影响法律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
因此,深入研究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对于完善我国法治体系,提高执法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内涵(一)刑法与行政法的定义1. 刑法: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刑法的主要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2. 行政法: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规范行政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内涵1. 法律适用: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要求在处理违法行为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依法选择适用刑法或行政法。
2. 程序衔接: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要求在处理违法行为时,应当遵循相应的法律程序,确保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3. 证据认定: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要求在处理违法行为时,应当对证据进行严格审查,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三、两法衔接的法律规定现状我国在两法衔接方面的立法较为分散,涉及刑法、行政法、刑事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多个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从不同角度对两法衔接进行了规定,但存在一定的交叉和冲突。
(二)执法现状1. 执法机关之间的协调配合不足:在处理违法行为时,刑法与行政法执法机关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导致案件处理过程中出现争议。
2. 证据认定标准不统一:刑法与行政法在证据认定标准上存在差异,导致案件处理过程中出现争议。
《污染环境案件视角下的行政法与刑法之衔接问题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对人类生存环境及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
在处理环境污染案件时,行政法与刑法均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两者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衔接问题,影响了环境保护的效率和效果。
本文旨在从污染环境案件的视角出发,探讨行政法与刑法之间的衔接问题,以期为完善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提供参考。
二、污染环境案件中的行政法与刑法行政法是规范政府行为、保障公民权益的法律体系,主要通过行政机关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监管和处罚。
刑法则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体系,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
在处理污染环境案件时,行政法和刑法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
三、行政法与刑法衔接问题的现状1. 法律制度不健全当前,我国在环境污染方面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导致行政法和刑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衔接问题。
例如,部分环境污染行为仅受到行政处罚,而未达到刑事处罚的标准,使得犯罪分子逃避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此外,部分法律条款模糊不清,导致执法人员在执行过程中难以准确判断。
2. 执法力度不够在实际执法过程中,由于执法力度不够、执法不严等问题,导致部分环境污染行为得不到有效惩治。
同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处理污染环境案件时,往往存在沟通不畅、协作不力等问题,影响了行政法与刑法的有效衔接。
3. 公众法律意识淡薄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法律意识淡薄,导致部分人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环境保护,甚至违法排放污染物。
这给环境污染治理带来了巨大困难,也使得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问题更加突出。
四、完善行政法与刑法衔接的途径1. 完善法律制度应加强环境污染方面的立法工作,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首先,应明确环境污染行为的刑事责任标准,使司法机关在处理污染环境案件时能够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其次,应明确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职责和协作机制,加强两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
此外,还应加强对环境污染行为的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使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适用研究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适用研究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涉嫌违法行为,被行政部门处罚。
然而,在一些情况下,行政处罚无法起到威慑和惩罚的作用,需要进一步采取刑事手段加以处理。
因此,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本文旨在探讨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适用,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一、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关系行政处罚和刑罚是两种不同的处罚制度,其适用范围和实施程序也有所不同。
行政处罚主要针对违反行政法规、政府授权管理规定等行为,通常由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刑罚则指犯罪行为所受到的惩罚,由司法机关依法实施。
在一些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中,行政处罚和刑罚之间存在着重叠、交叉和互相制约的情况,刑法和行政法需要适当衔接。
二、衔接适用原则为了实现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需要制定适宜的衔接适用原则。
现将常用的衔接适用原则列举如下:(一)行政处罚优先原则:行政机关应在行政处罚之后,再将重大、严重的案件及时移送检察机关或公安机关处理。
通过行政处罚的迅速处理,可以提高案件的效率和公信度,有助于刑事司法的顺利进行。
(二)休庭待罚原则:行政机关应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对涉嫌犯罪行为的相关当事人暂缓执行行政处罚处分,直至刑事案件审理完毕后再行处罚。
该原则可以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重复处罚。
(三)适用情节从宽原则:在适用刑法的情况下,对已受到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可以适用情节从宽原则。
也就是说,对已经包容了一定的责任,已经受到了行政处罚的当事人进行量刑时应给予适度从轻或减轻刑罚的处罚结果。
三、案例分析1. 山东一公司涉嫌环保违法行为,被环保部门行政处罚;但其行为涉及严重的水源污染问题,被司法机关提起刑事诉讼,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
2. 某城投公司违反土地管理法规被行政处罚;但其行为涉及直接影响国家级重点建设工程的进度和效益,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后,公司被判处高额罚金和负责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3. 河南某化工厂被工商部门立案调查,处以巨额罚款;但其行为涉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事故造成的严重社会影响和财产损失,被检察机关介入,化工公司被判处强制关闭,负责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行政处罚与刑罚关系探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竞合问题是理论与实务界一个难题。
我国法律对于同一个行为同时违反行政法律规范和刑法规范时的处理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
一个行为经过行政处罚之后,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刑事价值否定,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如果要进行刑事追诉,先行的行政处罚是否需要撤销,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争论不一。
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一事不再罚”与“一事不再理”之间的差异性行政违法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可能会进入到刑事管辖领域,转化为刑事不法。
“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的法律,还不如说是对其他一切法律的裁定”。
[1]这种转化的可能性使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界限模糊,使我们不管在立法上还是在理论上都难以用简明的、一分为二的方法区分二者。
“一事不再罚”是指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
尽管学术界对“一事不再罚”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在一点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在单纯的行政处罚领域,也就是说在处理两个以上行政处罚的关系时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
[2]而在刑事诉讼领域,自罗马法以来,“一事不再理”原则就是处理一个刑罚制裁与另一个刑罚制裁关系的基本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与英美国家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相类似,它指禁止使一个人因一个罪行在第一次审判之后,再次处于被定罪和处罚的危险之中,亦即在同一罪被起诉和审判以后,不得因同一罪行对其再次进行起诉和审判。
[1] “一事不再理”保障既判力、保证行为人不受双重危险并不是绝对的禁止案件的再审或者是对行为人的再次追究,即使是在最看重形式正义的国家,也为“一事不再理”创设了例外,[2] “一事不再理”的理念正在发生变化,不再单纯追求形式正义,而越来越重视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融合。
刑事诉讼中,尽管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事不再理”的规定,但是刑事诉讼法学者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应当说对“一事不再理”的研究要远远比“一事不再罚”透彻。
行政刑罚——行政法与刑法的衔接(一)一、问题的提出行政刑罚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把握着刑罚的大权,而是指某种刑罚施予的根据来源于行政法的规定。
也就是说,行政法律对违法者危害行政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达到比较严重程度的情形,规定了刑罚。
也就是说,国家对违反行政法规范所规定的义务的人,由法院适用刑法总则的规定,依刑事诉讼程序所实施的制裁1]。
这样,行政法与刑法就直接挂上了钩:课处刑罚,除了按照刑法外,还要根据行政法。
在人们期望着一部刑法典包揽一切定罪量刑所需要的规定时,行政刑罚在实践和理论上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和涉及,这里不妨从改革开放所带给国家的任务谈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违法或经济犯罪现象明显增多。
为了维护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九十年代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先后制定了《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的决定》《减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以及《夫于舞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等。
尽管这些决定增设了刑法典原来所没有的新罪名,如《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增设了"欠税罪";《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犯罪的决定》增设了"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虚假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罪"、"谎报财务会计报告罪"、"非法清算公司财产罪"、"提供虚假资产证明文件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罪"以及"侵占罪"等多种新罪名。
但立法仍赶不上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设立新罪名的一些建议常常见诸报端。
如以1995年的《法制日报》为例,有4月20日"建议设立非法侵犯电脑网络罪"一文,6月1日的"增设证券欺诈罪刍议"一文,6月22日的"谈设立拒不偿还债务罪"一文,7月27日的"应设立见危不救罪"一文,以及8月10日的"给恐吓一个’恐吓’--增设"恐吓罪"的建议"一文等。
笔者罗列上述事实只是想说明:尽管我们的立法机关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已大大加快了立法速度,但在满足打击犯罪的社会需要方面,仍然有一定距离,表现出某种滞后性。
在法治国家"罪刑法定"的前提下,要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打击不断出现的新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当然首推修订刑法典的方法。
但修订刑法典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刑法典更应体现法律稳定性的特征;而且刑法典的修改,仍然不可能将现有一切罪行都包罗进去,更何况还会有新的反社会行为的出现,仅靠修改补充刑法典是不够的。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来修改、补充刑法典的方法。
但这仍然不是非常令人满意的方法。
第三种办法即通过附属刑法解决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的办法。
附属刑法,从立法理论而言又称为"散在型刑事立法方式",指在行政法中规定刑罚。
这种立法方式又可分为依附性与独立性两种。
我国许多行政法律、法规都在法律责任中规定了刑事责任,但这些刑法规范必须依附于刑法典才有意义,所以属于依附性的散在立法方式2]。
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刑法典补充作用,缓解了修改刑法典的压力,但仍有弊端。
其一是行政法中刑法规范与刑法典的规定不协调,无法在刑法典中找到相应条款,造成附属刑事规范形同虚设;其二是行政法援引刑法条文不确切或不充足,使得有法难依。
第三个弊端是行政法中的比照性刑事规范不合理,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37条第2款规定:"伪造、倒卖特许猎捕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同样是倒卖许可证,《烟草专卖法》第39条第2款规定:"买卖本法规定的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烟草专卖经营许可证等许可证件和准运证的,比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117条规定的是投机倒把罪,这与倒卖猎捕证等类推适用刑法第167条即妨害公文、印件、印章罪相去甚远。
笔者以为这两项规定有失衡之嫌,它们实际上都应比照同一刑法规范类推适用,而不应比照不同的刑法规范追究法律责任。
二、新的行政刑罚立法方式那么,在上述三种途径都不能充分满足社会打击犯罪需要的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办法是有的,出路就在于建立行政刑罚制度,即在刑事立法方式上采用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
"独立性的散在型立法方式"即"在经济行政法规中设置具有独立罪名和法定型的刑法规范"3]的方法。
这里,我们须对与此有关的一些概念如空白刑法、空白犯罪构成、空白罪状、行政刑罚等略做概括性的说明。
所谓空白刑法,是相对于完备刑法而言的。
两者更确切的说法应是"空白刑法规范"、"完备刑法规范"。
完备刑法规范是指对罪名、犯罪的构成要件、罪状、刑罚等均予以明确规定的刑法规范。
除了大多数的完备刑法规范外,还有少部分空白刑法规范。
空白刑法具体表现形式有"空白犯罪构成"和"空白罪状"。
"空白犯罪构成",指刑法条文中只规定罪名及其刑罚,而没有规定构成要件或构成要件不完整,有待刑法的其它条款或刑法以外的其它法律--主要是行政法规定的补充来确定犯罪构成要件,所以又称为"有待补充的犯罪构成"或"援引的犯罪构成"。
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犯罪的补充规定中,有些就属于是补充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
行政法中也有一些法律法规属之,如《文物保护法》第31条第2款规定:"全民所有制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将文物藏品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非全民所有制单位或者个人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第3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占有国家保护的文物的,以贪污论处;造成珍贵文物损毁的,比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第四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与给外国人的,以走私论处";第五款规定:"文物工作人员对所管理文物监守自盗的,依法从重处罚"。
空白罪状即刑法条文对犯罪的罪名或犯罪构成特征难以描述,而需参照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该罪的罪状。
所以以空白罪状又称为"参见"罪状。
"空白罪状"这一概念比"空白犯罪构成"概念大,它实际上涵盖犯罪构成和罪名。
我国刑法上也存在着空白罪状,如1979年的《刑法》第116条规定:违反海关法规,进行走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该条指明了罪名一走私罪,但犯罪构成特征没有具体规定,如若确定犯罪构成特征,需参照海关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还有一种空白罪状,是对犯罪的行为特征作了部分描述,如1979年《刑法》129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该规定虽然描述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一些特征,但何谓禁渔区、禁渔期、禁用工具或方法,要参照保护水产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
总之。
我国的空白刑法在立法上均属于依附性散在型立法方式,行政法中的刑事法律规范均须依附于刑法典才有实际意义。
因而在弥补刑法典之不足、满足社会秩序需要方面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么采用独立性、散在型立法方式,直接在行政法的刑事法律规范中规定罪名、法定刑,是否可取,是否可弥补现行作法的不足呢?笔者以为是完全可以的。
三、新立法方式的可行性(一)从立法主体看,无论是通过决定来补充刑法,还是通过行政法律在其中直接规定罪名和法定刑,主体均是同一的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补充决定"与行政法律并无孰高轨低的问题。
(二)刑法与行政法衔接具有内在性质的基础。
行政处罚与刑罚都是行为人因其违法行为而对国家承担的法律责任,都是公法上的制裁方法。
因此产生出二者的共同之处:1.责任的基础相同任何违法行为,不论是直接针对自然人和法人,还是针对社会或其正式代表--国家的,都是对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和国家确认、保护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侵犯,是不能容许的。
因此,"法律责任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国家对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利界限或滥用权利的违法行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评价和谴责,……。
"4]法律责任既然是对违法行为包括犯罪行为所作的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其存在的基础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
刑罚是"罪刑法定",行政处罚亦恪守类似的原则:处罚法定。
2.施罚主体均为国家权力的拥有者人类社会曾有过漫长的原始社会,那时一切社会冲突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自行解决,不存在法律责任。
而当国家这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产生后,法律责任就出现了。
而法律责任的认定和归结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具体体现。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适用过程,正是法律责任认定和归结的过程,无疑应由形式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实施处罚。
正所谓"国家追究主义"。
3.行政处罚与刑罚都不产生责任转移在刑法上,"行为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于我"5],所以刑罚只能针对其行为构成犯罪的人,而不能将这种责任转移给他人。
行政处罚,私不强调违法者的主观过错状态,都是行为后果于责任是连在一起的,也不产生责任转移。
这与民事责任不同。
4.行政处罚与刑罚在制止和预防违法行为方面的功用相同有人认为行政处罚有预防违法的作用,着眼于未来,而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报应,一般着眼于过去6]。
笔者则以为,行政处罚的本质也是制裁,与刑罚只是在制裁的程度上有区别,应该说二者也都具有预防违法的教育性功用。
关于两者的区别,早有学者论及,认为刑事处罚是对杀人越货、强奸等被认为其自身带有反社会、反道德的行为课处的,也就是说刑罚针对的是"自然犯";而行政处罚则是针对"行政犯或法定犯"7]。
当然这种区分是按照西方自然法理论而作出的说明。
在解释传统刑法未规定行政刑罚所针对的犯罪行为方面,仅有部分合理性。
实际上,行政刑罚与刑罚的区别,并非主要取决于"恶"之不同,行政刑罚主要还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弥补刑法不可避免的滞后性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