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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2月第1期总第196期湖北警官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PoliceFeb.2020No.1Ser.No.196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制度研究何胤霖(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成都610207)【摘要】在退回补充侦查制度已经出现了实体功能有限、程序功能异化以及衍生检警矛盾等诸多流弊的情况下，学界仍然致力于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的理论构建，始终忽略了自行补充侦查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上的价值，原因在于我们对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的认识存在偏差。
自行补充侦查并非旨在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提供“帮手”，而是需要强调其“监督者”与“引导者”的角色。
对于完善补充侦查制度来说，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具有关键意义，更重要的是，自行补充侦查制度亦为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履行、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以及当前检警关系的改善所必需。
【关键词】自行补充侦查;检察官客观义务;审判中心主义;检警关系【中图分类号1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1673-2391(2020)01-0104-10【DOI】10.19828力.issnl673-2391.2020.01.011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査本质上是对公安机关首次侦查结果“不满意”而发动的。
具体来说，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如果公诉机关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175条第2款规定，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因此形成了一个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査为主、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査为辅的补充侦査制度。
©实践中，检察机关决定退回补充侦査的,应当提出书面意见(俗称“开方”),连同案卷材料一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公安机关应当对案件事实、证据和定性处理意见进行认真全面的审查，对人民检察院的退回补充侦查意见进行分析研究,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处理(俗称“抓药”)円从而形成一种“开方一抓药”的补充侦査模式。
刑事公诉案件补充侦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考刑事公诉案件补充侦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思索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刑事案件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诉讼程序，它作为侦查活动的必要持续，同时又是检察机关进行诉讼监督、侦查监督的必要手段和有效形式，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发觉案件真实、查明犯罪惩处犯罪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本文从实务的角度对退回补充侦查制度进行探讨，希望对完善补充侦查制度有所裨益。
一、刑事公诉案件补充侦查制度的概述(一)补充侦查制度的含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已对补充侦查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是对其概念却未进行明确释义，致使学界中对补充侦查制度的阐释存在分歧，如陈光中教授将补充侦查定义为“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侦查工作基础上，就案件的部分事实、情节接着进行侦查的诉讼活动”①；袁家盛教授将其定义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侦查机关移送提起公诉的案件时，认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尚有同案犯或新的罪行未查清，退回侦查机关进一步调查，补充证据的诉讼行为”上述两种定义方式对补充侦查的主体、条件、内容和性质都进行了阐述，但是在执行主体上存在区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5条对退回补充侦查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0至384条又进一步对退回补充侦查作了相应的细化规定。
综上，笔者认为退回补充侦查包含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和在法庭审理阶段的补充侦查。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对案件的审查，将审查后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退回侦查机关或部门进行补充侦查；在法庭审理阶段，检察机关发觉提起公诉的案件须要补充侦查，也可以向法院提出延期审理，对案件进行补充侦查。
检察机关应在1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2次为限。
(二)补充侦查制度的诉讼价值退回补充侦查制度作为刑事公诉环节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是法律给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检察职能，其在保障案件办理质量、防止冤假错案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题目：论我国的补充侦查专业班级：法学一、选题的背景（或目的）、意义补充侦查尽管在刑事诉讼法中占的板块并不多，但无论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对它的讨论至今没停过。
在著名的赵作海一案中，当我看到当年负责该案的检察院因赵作海案有重大疑点未查清而动用两次补充侦查后，最后竟然放弃该疑点向法院提起公诉时，我的心理流露出无比的遗憾和悲痛啊！并不仅仅遗憾和悲痛那苦苦坐了11年冤狱的赵作海，更遗憾和悲痛的是我们的司法机关没有依法办事，没有严格贯彻以事实为根据和以法律为准绳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和重要的原则，没有处理好补充侦查和存疑不起诉的关系。
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再次去研究一下这位“老朋友”即补充侦查，使其在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中继续发挥它查清事实真相，不冤枉好人的作用；使其在贯彻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继续发挥它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作用；使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继续发挥它程序公正作用。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一）、国外补充侦查制度概况1、英美法系国家侦诉关系的模式是“检警分立”，在这种模式下，审查起诉阶段和侦查阶段相对独立，检察官一般不参与和领导指挥侦查活动，当警察机关有关案件侦查终结需要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时，就应当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
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发现警察机关收集的证据不符合起诉的标准要求时，就存在要求警察机关补充侦查或自行补充侦查的客观需要，因而检察机关就有必要拥有补充侦查权。
为此，英美法系有的国家，法律就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享有补充侦查权，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
有的国家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实际上拥有补充侦查权，例如英国和美国，在美国，检察官与行使侦查权的警察的关系，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一般犯罪案件由警察履行侦查职能，检察官履行起诉职能。
检察官凭借警察收集的证据，判断控诉证据是否达到“可成立理由”的程度。
中图分类号：密级：UDC：本校编号：10652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论文题目：补充侦查实证问题研究——以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为视角研究生姓名：李淇耀学号：20090301800973校内指导教师姓名：房国宾职称：副教授校外指导教师姓名：职务职称：申请学位等级：硕士专业方向：刑事诉讼法学习形式：全日制论文提交日期：2012年3月20日论文答辩日期：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提示一、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类型分为：基础性理论研究、应用性专题、案例分析、调研报告。
二、论文的正文篇幅要求为：基础性理论研究论文不低于2万字，属于应用性专题，案例分析与调研报告的学位论文，不低于1.5万字。
三、应用性专题、案例分析、调研报告型的硕士学位论文必须要有案例材料作为支撑，案例材料计算在正文篇幅的字数内。
注（其余要求见网页）：西南政法大学网站->研究生部网页->法律硕士->培养要求->关于规范法律硕士学位论文的通知提示：《补充侦查实证问题研究——以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为视角》是应用性专题论文法律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参考标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补充侦查实证问题研究——以审查起诉阶段退回补充侦查为视角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SupplementaryInvestig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secution Stage作者姓名：李淇耀指导教师：房国宾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内容摘要补充侦查是指检察机关对案件部分法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侦查程序违法等情形，认为有补充侦查必要的，决定在原侦查工作的基础上，依照法定程序进一步调查、收集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
由于司法理念滞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及司法实践的不规范等原因，导致审查起诉阶段补充侦查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引发诸多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补充侦查制度作者：彭瑜来源：《青年生活》2018年第12期摘要：补充侦查作为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审查起诉阶段被检察机关广泛使用，这项制度是对初次侦查的补救措施，该制度设置的目的是为保证案件质量、保障公诉活动。
然而，实践当中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机制不但导致了检察机关参与侦查、引导侦查，失去了“中立性”，而且补充侦查制度被滥用引发了超期羁押、律师阅卷权受限等问题，直接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该制度应引发我们对补充侦查制度的思考。
关键词：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律结合补充侦查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补充侦查指的是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的办案人员依照法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要求，在原有刑事案件侦查工作的基础之上，就原有案件未侦查结束的部分案件事实及情节进一步继续侦查、补充证据的一种刑事诉讼活动。
一、我国补充侦查制度所遇困境补充侦查对于查清案件的全部事实、情节，达到刑事侦查目的和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补充侦查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这些问题与不足制约了其功能的发挥，侵害了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加以明晰和阐述。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补充侦查的范围被任意扩大补充侦查作为一项刑事诉讼程序，一经决定即产生相应法律后果，审查起诉活动即暂时停止，重新恢复侦查活动，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将被延长。
因此，退回补充侦查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使用，而不得任意适用。
但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是为了延长侦查机关办案期限而退回补充侦查，以及检察机关无法在法定的审查起诉期限内作出起诉决定时，就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从而达到延长审查起诉时间的目的。
更严重也是最为普遍的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相互“借时间”现象常见，补充侦查成为延长办案期限的常见手段，最终导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超期羁押，人权公约明确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
论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作者：杨勇来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8期摘要在我国现阶段,补充侦查对实现刑事司法的客观真实要求和严惩犯罪需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缺陷,要求我们必须正视问题,趋利避害,正确运用这把立法赋予的双刃剑。
关键词审查起诉补充侦查程序公正权益保障中图分类号:D9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09)06-172-01补充侦查是指刑事诉讼进入一定阶段以后,由于发现案件中存在着需要进一步侦查的情况,以补充原来侦查中未能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的问题,由侦查机关或部门对案件按照法律规定进一步查清事实、补充证据的诉讼活动。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补充侦查可以发生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三个阶段,本文仅就审查起诉阶段补充侦查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
补充侦查是一项具有较强的国家追诉主义色彩的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司法资源有限,侦查技术手段落后,侦查力量薄弱等情况下,补充侦查对实现刑事司法的客观真实要求和严惩犯罪需要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司法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如超期羁押、补充侦查形式化、退查比率过高等等,也使该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成为学术争议的焦点。
一、审查起诉阶段补充侦查存在的问题(一)补充侦查与程序公正之间的矛盾现代司法中,程序公正被视为当事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基础和基本人权保障的体现。
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因其对审查起诉期限和羁押期限的影响,成为一项备受诟病的程序设计。
1996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前,法律未对补充侦查的时间和次数作出规定,使审查起诉期限流于形式,程序公正遭到破坏。
现行《刑事诉讼法》进行了相应修改,即规定补充侦查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次数最多不能超过两次。
但该立法实践至今,从实际效果看,这次修改并不成功,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往往借补充侦查延长办案期限,因补充侦查导致的超期羁押现象并未得到较好的改善。
在这些任意性较大的补充侦查中,程序公正遭到破坏,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每作出一次补充侦查决定,实际上等于作出了一个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决定,这是与现代司法的人权保障理念格格不入。
FA ZHI LUN TAN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适用研究◎张丽蕊陈智广内容摘要：自行补充侦查权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权利。
自行补充侦查相对于退回补充侦查而言，对完善案件证据体系、提高补侦质效、降低“案-件比”都有天然优势，同时也是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承担主导责任的应有之义。
但在实践中，自行补充侦查权的适用存在诸多梗阻，致使自行补充侦查权的适用率不高。
本文对上述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解决思路。
一、完善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权适用的重要意义在刑事诉讼的进程中，理想的诉讼程序进程应当是从侦査到审査起诉再到审判。
但是在实践中，囿于侦查资源有限，部分证据获取需要的时间较长、以及侦查人员对证据标准的理解和把握与检察、审判人员之间存在差异等因素，往往导致案件在侦查阶段无法完成所有证据的搜集，检察、审判人员会认为案件的证据仍需进一步补充或者补强。
这是就需要进行程序的回转。
即从审查起诉环节或者审判环节短暂回转至侦査环节，补充侦查制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
补充侦査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打击刑事犯罪、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都有重要意义。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补充侦查不仅可以在审查起诉环节启动，也可以在审判环节启动I。
而审查起诉环节的补充侦查也包括两种形式，第一种是退回侦査机关补充侦查，即检察官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这类补充侦查方式是在实践中最多被检察官所采用，因其侦查期限较为充裕，且有较为完整、成熟的程序规定，且对检察官而言，工作量相对较少，同时由侦查水平更高的专业侦查人员进行补充侦査，在侦查质量和效率上更高。
第二种就是本文所重点讨论的自行补充侦查。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赋予了检察机关在审査起诉环节的自行补充侦査权，相对于退回补充侦查而言，自行补充侦查具有明显的优势。
但是长期以来，检察官采取自行补充侦查的案件比例非常小，相较于长期居高不下的退回补充侦查率，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理论反思作者：李辞来源：《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5期摘要：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范，检察机关可以单方面决定对正处于审判程序中的案件实施补充侦查，法庭对此几乎不享有审查空间。
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违背了控辩平等原则、迅速审判原则，造成控诉权与审判权的冲突，破坏了庭审的集中性，削弱了诉讼期间制度对审查起诉活动的约束效力。
审判阶段的庭外证据调查应由法官依职权进行，且法院一般只能做有利于被告人的庭外调查。
关键词：补充侦查;庭外调查;控辩平等;以审判为中心中图分类号：D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8）05-0038-07一、引言补充侦查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在既有侦查成果的基础上，对证据不充分或者证据存疑的案件补充实施侦查措施的司法活动。
我国早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中即规定了补充侦查制度。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补充侦查存在于三种情况下：一是在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提请批准逮捕时，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报请批捕的证据材料存有疑义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补充侦查;二是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认为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或者自行侦查;三是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公诉人认为需要对案件进行补充侦查的，可以建议法庭延期审理，进而实施补充侦查。
①这三种补充侦查行为的共同点在于：补充侦查都是由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的。
在审查逮捕与审查起诉程序中，检察机关作为程序的主导者，由其决定补充侦查似乎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
然而，检察机关将案件诉至法院之后，是否还允许其通过补充侦查的方式影响审判，换言之，是否允许控方享有单方面导致审判活动中断的权力，则值得斟酌。
在当前的刑事审判活动中，只要公诉人认为需要对案件补充侦查，并提出延期审理的建议，合议庭就必然会宣布延期审理，辩方在这一事项上不具有任何对抗性权利。
补充侦查制度的法理学分析摘要:补充侦查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不是很突出,但是补充侦查制度是重打击犯罪、重实体、重配合的刑事法律观念的直接产物。
补充侦查制度在设计上并不科学,既不符合现在法治理念,也在实践中产生很多问题。
本文通过探讨补充侦查制度,对其从观念和制度两方便予以重构。
关键词:补充侦查人权程序制衡补充侦查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内容,但在刑事诉讼法中的地位不是非常突出,所占据的篇幅也较小,因此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对它的谈论也不是很多。
但是补充侦查制度却非常直接地反映出中国的刑事法律观念,这些观念对中国的刑事立法、司法一直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这么说,补充侦查制度就是这些观念的直接产物。
一、传统法律观念(一)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中国从古到今都非常强调国家的安全、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于安全价值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平等、自由等价值,成为国家和社会首要确保的目标。
犯罪行为历来都被看成是对安全、秩序的最大威胁,所以各朝各代都严厉打击犯罪行为。
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稳定,各种制度被创造起来,如保甲连坐制度、有罪推定制度、刑讯逼供制度等。
在这种观念和制度之下,人权被无情的忽视,生命没有任何保障,自由被随意剥夺,平等更无从谈起,似乎在安全面前,其他的价值都不值一提、可有可无。
虽然我国正在不遗余力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但是受中国数千年传统法制观念的影响,打击犯罪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
受这种惯性思维的影响,在刑事诉讼法中出现补充侦查制度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实现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目标,打击犯罪、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就成为刑诉法的立法目的。
补充侦查制度是在原有侦查的基础上又给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个月的时间去继续查明案件的事实,尽可能的实现立法目的。
但是补充侦查制度却没有从保障犯罪人人权的角度出发,认真地对待犯罪人的人权,而是单方地强调查明事实真相,追求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二)重实体、轻程序中国向来重视实体正义,忽视程序正义,甚至会不惜牺牲程序正义来换取实体正义。
中国传统法制观念认为,程序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仅具有辅助作用,本身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程序要以目的为导向,围绕着目的来设计。
这种法制观念忽视了程序本身的独立价值和自身的科学性,以目的作为评价程序优劣的尺度。
刑事诉讼法以维护国家安全、打击犯罪作为立法目的。
补充侦查制度在实现这一立法目的上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但其本身并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不是一套严谨、科学的程序,而是我国重实体、轻程序这一观念的直接产物。
程序本身不具有可逆性,在时空这一单向维度上,各个程序阶段是紧密联系、前后相继的关系。
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一环紧扣一环,不允许返回和重来,每一个程序都有自己的任务、完成任务的方式以及完成任务的时间,只有前一阶段结束后,后续程序才成进行,后续程序的进行,也就意味着前面程序的结束。
由于补充侦查制度在设计时违背了这些要求,因此在实践中就产生很多问题:首先,客观上助长了侦查机关的懒惰和侥幸心理。
侦查机关不去认真地对待侦查阶段中的侦查工作,而是等到案件被退回以后再去想办法补救,反而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
第二,互相影响各个诉讼阶段的工作,不能高效完成本阶段的任务。
对于检查机关退回的案件,公安机关可能认为是吹毛求疵,对于法院建议的案件,检察院也可能置之不理,最终是各个机关的工作被侦查工作影响,自身的任务不能很好的完成。
第三,使得犯罪人被更长时间的羁押。
允许补充侦查的同时,也就意味着犯罪人要承受更长时间的羁押。
如果侦查机关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侦查任务,那么这一个月的羁押就不会出现。
不能因为侦查机关没能按时完成任务,而让犯罪人多羁押一个月,这样对犯罪人是不公平的。
补充侦查制度属于程序法的内容,应当以正当程序、程序至上的原则和理念来设计,应当以程序来评价其自身的优劣。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补充侦查制度很明显是以目的为标准,是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观念的产物。
(三)重配合、轻制衡我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存在了两千多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离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
”①皇帝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立法、司法、行政统统归于君主行使。
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虽然有明确的权力分工,但是这些权力分工主要不是为了限制皇权,也不是相互制衡、相互牵制,而是为了君主的权力服务,各个机关的权力也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存在。
为皇权服务这个总体目标决定了机关之间的利益是相同的,机关之间权力分工注重的是相互配合。
虽然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集权观念却依然存在,官本位的思想依然浓重,重权力、轻权利的行为还是很普遍。
虽然整个国家权力被分开,由不同的机关独立行使,但是权力与权力之间依然是配合多于制衡,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多个机关联合行动的现象。
权力之所以要分立,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权力限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人民权利,但是权力分立的目标在我国实现的效果并不理想,补充侦查制度就是很好的例证。
侦查权力由侦查机关行使,检查权力由检察机关行使,审判权力由法院行使。
各机关之间应该是独立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互相牵制、互相制衡,但是补充侦查制度却违背了权力分立的初衷。
为了查明案件真相,侦查机关利用补充侦查制度向检察院借时间。
为了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检察院利用补充侦查制度向法院借时间,法院也会利用补充侦查制度为自己借时间。
三机关之间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共同努力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而机关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的目的就无人问津了。
二、现代法治理念补充侦查制度出现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长期以来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重实体、轻程序,重配合、轻制衡的传统观念的必然产物。
补充侦查制度不是一套科学的制度,不符合现在法治理念,需要对其重新思考。
(一)树立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是文明国家、现代国家、法治国家,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这个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达到了何种程度。
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不能侵犯权利,国家权力应当尊重和保护个人权利。
现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对于人权的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分强调对于人权的保护。
我国也顺应时代趋势,对人权越来越重视,不仅加入了该公约,而且对于人权的保护提高到了宪法的层面。
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公民个人也有意识的维护自己的人权,但是社会中还是大量存在权力侵犯权利的现象,人权的保护在现实社会中并不是很理想。
鉴于此,我国更应该格外强调对人权的保护,在全社会树立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理念。
(二)树立程序至上的法治理念。
程序是限制恣意的最好手段,是法治与恣意的分水岭。
凡是法治国家,无一例外地强调正当程序,权力在程序中运行,这是法治国家的标志。
正当程序不仅自身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于追究犯罪、保障人权、规范权力、维护权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宁可选择公正的程序来实施一项暴力实体法,也不去选择通过不公正的程序来实施较为宽容的实体法。
在过程与结果、程序与实体上,我们更应该强调过程和程序,而不能够为了结果正义而牺牲掉过程的正义性。
在我国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权力的随意性还是会经常的显现出来,滥用权力的现象依然很普遍,程序之外的权力依然在社会中运行,这些对于国家的法治建设,对于保护人权都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我们应该牢牢的树立程序至上的法治理念,强调对正当程序的重视。
(三)树立权力分立制衡理念。
集权制度在世界范围之内已经成为例外,分权是国家社会普遍采用的国家治理方式。
权力之所以要分立,这是因为”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直到把权力用到极限方可休止。
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力限制权力”。
②权力分立的目的就是为了权力之间的制衡,利用权力限制和监督权力,进而保护权利。
所以说,权力分立不是要求权力之间的配合,而是要求权力之间的独立和制衡,说的极端一些,就是让权力之间产生矛盾,使权力始终处以一种互相不信任和相互对立状态。
我国虽然也实行分权治国方式,但是权力之间配合多于制衡,权力之间相互牵制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那种官官相护的思想还残存在国家权力之中,因此,我们更应该强调权力制衡,有意识的淡化合作的观念。
三、制度建构(一)取消在审查起诉阶段中的补充侦查,建立公诉权指挥侦查权的侦检合一制度。
无论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都属于控诉方,承担控诉职能,他们在目的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打击犯罪。
但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诉方中的侦查权和公诉权分工不科学,侦查权和公诉权存在严重脱节现象,公诉权不能直接接入侦查权。
针对同一个案件,侦查机关依据侦查机关的标准行使侦查权,检察机关依据检察机关的标准行使公诉权,双重标准导致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互相指责和推诿,办事效率低下,极大地削弱了控诉职能的实效。
侦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清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为检察院的公诉做准备。
检察机关在侦查机关侦查的基础之上,实现控诉职能。
因此,在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关系上,应以公诉权指挥侦查权。
通过检察机关指挥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侦查标准和起诉标准达到统一,提高工作效率。
通过公诉权引导侦查权,使得侦查机关的工作更具有方向性,顺利实现控诉职能。
通过检察机关直接介入到侦查工作中,更有利于监督侦查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二)取消在庭审阶段中的检察院建议补充侦查,保留在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况下的法院的建议权。
法院和检察机关的关系不同于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关系,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在控诉上具有一致性,目的相同。
但是法院和检察机关则不同,二者实行控审分离,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检查机关依法行使公诉权,两者之间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更强的监督性和制衡性。
法院居中裁决者的身份决定了法院不能成为控诉方,不能主动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否则就是越俎代庖,违背了审判权的性质。
同时,由于检察院和被告人之间实质的不平等,法院应当在审判过程中注意消除这种不平等,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
案件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后,起诉到法院审判,也就意味着控诉方已经准备充分。
在审判中,由于控诉方自身的原因,在收集证据、查明事实等方面存在缺陷,无法达到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惩罚犯罪的目的,那么败诉风险应当由其自己承担。
法院不应当允许控诉方补充侦查,如果法院满足了控诉方补充侦查的要求,就有帮助控诉方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嫌疑,损害司法的公正。
法院应当在控诉方指控的范围之内进行审理,控诉范围之外的事实,法院无权审理。
但是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时,法院要区别对待。
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法院应当建议检察机关补充侦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