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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四川乡村建设运动的特点
刘秀峰;廖其发
【期刊名称】《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0(023)004
【摘要】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比,具有起步早、持续时间长,从一而终的特点;抗战后其他地区的乡建运动相继终止,而四川乡村建设运动却如火如荼,在全国具有独树一帜的特点;整个民国四川乡村建设运动<聚了大
量人才和学术团体,可谓人才荟萃;卢作孚领导的嘉陵江三块乡村建设实验与全国其
他地区的乡村建设实验相比成就尤为卓著;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正是从四川走向
世界.
【总页数】4页(P58-60,66)
【作者】刘秀峰;廖其发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重庆,400715;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重庆,40071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9
【相关文献】
1.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政治·经济现代化的探索 [J], 杨薇;王欣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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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价值 [J], 崔军伟;孙念超
4.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渊源与路径略考--基于定县实验研究 [J], 秦海根
5.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华洋义赈会 [J], 薛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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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山东邹平乡村建设探析作者：胡成功杨轶豪来源：《新教育时代·教师版》2016年第47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研究院，北京，100875）（北京师范大学体育运动学院，北京，100875）摘要：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示范效应的农村建设运动，呈现出文化改良、乡村再造、民族复兴等建设特点，对于探索我国农村发展历程和民国时期乡村建设成就有着重要意义。
梁漱溟作为民国时期农村建设最具代表性的实践活动者和理论学者，其在山东邹平县开展了约七年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使邹平县的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而且还撰写了乡村建设理论。
研究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农村社会，在借鉴乡村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此点，本文对民国时期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的特点及其取得的成就进行探析。
关键词：民国时期山东邹平梁漱溟特点在民国时期拯救乡村的建设运动中，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作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不但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实验内容，而且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村建设思想理论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山东乡村建设的有序开展。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拥有邹平、菏泽、济宁三个建设实验区，而在梁漱溟控制下的邹平实验区，在乡村建设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受到了全国乡村建设派、山东省府以及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
一、民国时期山东邹平乡村建设特点民国时期，由于邹平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坐落的地区，从而使得邹平在地理位置上获得了极大的便利，因此，引起了研究院以及梁漱溟先生高度的关注。
该地区的乡村建设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嫡系性邹平这一地区的乡村建设属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直辖范围内典型的实验区，该地区的建设进一步体现出了梁漱溟先生建设乡村的思想，即养、教、富、卫。
研究院在邹平的建设过程中，从合作社、卫生院的设立，到内部的管理和县长人选的确定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村学乡学的建立更充分体现出了梁漱溟先生建设乡村的思想。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述论摘要：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关键词：乡村教育；发展；经验教训一个大国的举起与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等作为强大支撑外，还需要强有力的教育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
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共同协调发展。
只有重视教育的发展才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才能够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而一国教育的基础教育又要数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发展直接影响着中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甚至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
为了我国现代初等教育的更好发展就很有必要探讨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经验和教训。
这其中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对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一民国刚刚推翻封建制度，国家百废待兴。
当时先进的有识之士纷纷寻求使国家发展和强大的方法，乡村运动即是有识之士寻求发展其中的一条道路，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有新国民、新教育，必须废除封建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教育思想，“因此当时兴起的“废庙兴学”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对推进乡村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1] 。
浅析民国时期邹平乡村建设成就[摘要] 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在县政改革的基础上,以乡学村学为中心,较全面的推行乡村合作、乡村自卫和乡村卫生事业,创造了闻名中外的“邹平模式”。
对于这种“用教育文化改造农村”的模式取得的成就,必须客观对待。
[关键词] 民国邹平乡村建设成就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建立后,即开始进行乡村建设实验。
该院于1931年3月、1933年7月、1935年7月分别开辟邹平、菏泽、济宁实验区。
邹平是研究院驻地,三等县且民风淳朴、没有大地主、社会较稳定、较易管理,所以成为实验首选地。
实验分两阶段:①1931年3月至1933年7月为第一个阶段,乡村建设初级实验阶段,主要为试办乡农学校。
在全县十四乡内创办了十三所乡学;其中县政府所在地——首善乡,设立实验小学;较大的村或几个村联合设立村学,其他设立村小学。
②1933年7月1日后为第二个阶段,高级实验阶段,主要为改革县政。
县政府:裁局设科、合署办公,设立辅助机构;地方上取消区、乡、镇各级行政机关而代之以村学乡学。
原7区157个乡镇一律撤销,设14乡,地方自治组织定为乡、村、闾、邻四级。
邹平驶入按照乡村建设理论进行实验的快车道。
1932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全国内政会议,邀请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实验领袖参加,通过了县政改革方案、地方自治改革案,“准许各省设立一至四个县的社会政治改进区,可不受中央和省政府法规约束,并且可以截留50%地方收入作为实验经费。
”这打破了困扰邹平乡村实验的制度、法律和经费的枷锁,使实验主方向由办乡学村学转向改革县政。
一、合作经济事业邹平根据乡村需要,积极组织农业合作社,积极组织金融流通处来活跃农村的经济。
1932年,划县南部1-5乡为林业改进区、6-13乡划为棉业改进区,通过农产品展览会、农场实验、表征示范进行推广和组织合作社推广农业改良。
1935年7月,县政府成立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加大对合作事业指导。
“1936年,全县共有美棉运销、蚕业产销、林业生产、信用庄仓、信用、购买等6种合作社,307所,共有社员8828户。
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李在全游海华内容提要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未终结,而是在大后方进行,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一例.此间的平教会在湖南,四川等地开展了许多的乡村建设活动,梳理和考察这些活动,可以审视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境况下,乡村建设运动如何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互动与影响,并探讨抗战时期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及对双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重审和反思了目前学术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的既有结论.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平教会抗战时期晏阳初清季以降之中国社会,史家陈寅恪谓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①在此期间,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组织乃至个人,凭着各自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历史进程.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建设者们,基于他们对中国乡村和国情的体认,掀起了一场颇具规模和声势的乡村建设运动,以今天的历史后见之明观之,可视其为一场促进中国转型的尝试和探索.在审视这场运动时,晏阳初和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是我们无法绕越的典型个案.学界对晏阳初和平教会的①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载《陈寅恪集?诗集(附唐簧诗存)》,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l3页.139-《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研究,可以说是相当深入,硕果累累.①但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抗战之前的定县实验阶段,并认为抗战爆发以后,乡村建设运动陷于停滞,失败的境地,趋于终结.其实,抗战爆发之后,平教会还在许多地方进行过乡村建设活动——它似乎被抗战洪流所掩盖或遮蔽,对此,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对其在抗战爆发以后的活动略做考察和探讨.平教会成立于1923年8月,总部设在北平,晏阳初是主要领导人.1926年开始选河北定县为实验场,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1935年以后,日本加快了侵华步伐,华北危机日剧,在这种情况下,平教会于1935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工作计划,一方面继①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专着有: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岳麓书社2001 年版);CharlesW.Hayford:ToThePeople:JamesY enandVillageChina,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90;四川省政协,巴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四川出版社1990年版;詹_之,李国音:《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宋恩荣,熊贤君:《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论文则更多,其中与本文有较强相关的有蒋伟国:《抗战时期平教会的农民抗战教育》,载《民国档案))1996 年第1期;宋恩荣:《晏阳初对中国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的思考》,载《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版)1998年第2期;张彬,李更生:《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声——对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载《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徐秀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扫盲运动的历史考察》,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杜俊华:《抗Et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平民教育运动——以新都实验县为中心》,四川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论文;暨爱民:《抗战时期湖南教育发展述论》,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1期,等等.感谢宋恩荣, 詹一之等人在晏阳初和平教会研究方面所做的基础工作.,140?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续坚持定县实验,"河北一天不变色,绝不放弃定县",另一方面开始准备将总部和部分工作人员撤到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由于富有特色的乡建理论和多年富有成效的乡建实践,也使许多地方当局,如广西,广东,湖南,四川,江西等省当局对平教会的乡村建设甚感兴趣,纷纷发出邀请,请求派人协助他们推进乡村建设工作.从1935年底到1936年初,晏阳初等人到这几省做了考察,考察的结果,认为广西,湖南,四川的条件较为成熟.以往在论及平教会南撤的原因,大都认为就是华北危机所至,其实,晏阳初和平教会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有条重要逻辑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实验仅是一种表征,其后的推广是其逻辑的必然延续,由一地推广到多地,由县推广到省,再到全国是其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应该说,平教会的南撤是其内在乡建逻辑和当时形势交互作用的结果.'事实上,在南撤之前,平教会因各地乡村建设工作的需要,已分别派人前往协助,如江西省三地"农村福利中心"以及省卫生处农村保健科,河南省宛西乡村师范学校,江苏江宁实验县,浙江兰溪实验县,山东邹平实验县,陕西华县乡村保健工作,绥远包头教育与生计训练的实验,广东中山模范县的教育工作等;都是"定县实验"向各地的推广.①1935年底,平教会曾准备向广西作有计划扩展,但后因"两广事件"而搁浅.抗战时期平教会在湖南,四川,江西,贵州,广西等地都开展过活动,其中最主要的省份是湖南和四川.缘何选择湖南,四川?大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湖南,四川①Auchincloss,Ellened.:TheMassEducationMove~nentinChina;1929—1939.ACon—structiveDecade(July,1939.Manuscript)P.74,转自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80页.141?《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的地理位置重要.尤其是四川,晏阳初认为:"四川在整个国家的地位太重要,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不去做……现在仅剩的抗战基地,人力物力都还充足的,已无几省,而四川乃是这几省最大最重要的一个".①1936年6月,平教会总部南迁长沙,在面临着沦陷威胁后,于1940年春,又迁往四川.其二,湖南,四川曾是平教会开展平民教育的重要省份,有着良好的基础.早年的平教会第一个选定的地区是湖南的长沙,"长沙的平民学校4个月毕业,第一期毕业的学生计956人,学生年龄从14岁到58岁,代表着52种不同的职业……几年后,长沙一地的平民受过识字教育的,有2O万之多".②在四川,很早就有平教会活动,例如,1933年4月,四川江津县平教实验区筹备处成立,随即征集平教会会员,筹经费,草拟工作计划,10月,江津实验区正式成立.④此外,民国时期着名实业家卢作孚(曾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重庆北碚等地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实验.其三,当时湖南,四川省政府与平教会有着良好的交往和合作意向.1932年,时任湖南省府主席的何健曾派秘书长及湘潭县长前往定县考察工作,回湘后建议设立湖南省县政研究院及实验县,并拟邀请陈筑山来主持,后因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未能实现,但双方继续保持联系.四川方面,平教会领导人晏阳初,傅葆琛等人就是川籍人士,但长期以来,对四川武人相争,川政混乱,民生艰难多有不满.到1935年,四川地方政局稍靖,时任四川省府主席的刘湘邀请晏阳初协助四川的建设工作.1936年春,晏阳初等人前往成都,与省府要员进行了较为详细和①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124页.②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260页.③四川平教会江津实验区泸溪季刊编委会:《泸溪季刊》,第二,三期合刊,第13页. 142?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满意的会谈.当时刘湘卧病在床,但在晏阳初等人将离JJlJ~返前夕,刘湘坚持扶病亲自与晏面谈一次,此事让晏深为感动,刘湘同意平教会提议的基于统筹全省建设需要而设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的计划,刘为委员长,并推荐晏出任副委员长,实际主持工作.①'1936年2月,晏阳初等人应邀南下,与何健及湖南当局其他相关人员商量,达成了共识:决定设立"湖南省实验县政委员会",省政府委员及四厅长与平教会的晏阳初,瞿菊农,彭一湖三人组成(当时已经预定彭一湖出任实验县县长),一切相关的问题在此委员会中讨论,议决后交付实行;省政府还决定在县预算经费外另增拨l0万元供实验县使用;另拨6000元作乡村人员训练用,2.4万元作新设立乡村师范一所的经常费,所有校务由平教会推荐的人员主持.②1936年6月,平教会总部南迁湖南长沙,平教会在湖南的乡建工作全面展开:(一)衡山实验县经过多方筹备后,1936年7月,衡山实验县正式成立,平教会重要骨干人员彭一湖就任实验县县长.该实验县主要举措如下:行政体制方面.在县级政府中,推行以"撤局改科"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县政府设秘书长,辅佐县长工作,下设四科.原公安局①Y en,James:lettertoMr.Gunn(TingHsien.China,Mareh31,1936)CAN.MEM:An—nualReports1935to1941,pp.28—34.转自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85页.②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83页.143?《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由一科接管,原财税业务由二科接管,原合作指导办业务由三科接管,原教育局业务由四科接管.原承审室撤销,设立衡山地方法院,由省高等法院直辖.1937年初,县政府设秘书,统计,督导3室和一,二,三,四科,共计官员62人.是年秋,增设兵役科和"抗战后援会".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推行以"撤区并乡"为主要举措的建设方案.全县设55乡,2镇,1937年5月,再次调整为26乡,2镇,下辖495保,8387甲.乡镇置乡镇长1人,总务,教育干事各1人,公丁2人.(i3整顿地方财政和教育方面.衡山实验县行政经费预算,每个月为4738元,除原有经费2000元之外,不敷2738元,由省政府补助.同时,县政委员会决定"地方财政统收统支",其好处是:减少征收费用,便于统筹支配及调剂盈虚,便于稽核,便于统计及整理.②1936年8月,县政府考选小学教员600人,地方自治人员70人,并借县立中学进行短期培训.湖南省府主席何健及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晏阳初,瞿菊农先后到训练班讲话.平民教育也有所成就,基本上完成一保一所国民小学,一乡一所中心国民小学的设置,另办民众夜校近300班.⑧面对日本的入侵,平教会对成员普遍认识到国防自卫工作的重要性.县政府除积极整顿全县义勇队和警察外,1936年l0月,调查全县壮丁数量,并上报县政府,成立社会军事训练总部队,考送干部前往省第五区司令部受训,结业回县里后,又补充国术训练两周,分别派往各乡镇工作.①《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0,199,200页.②詹一之,李国音:《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27页.③《衡山县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2O,3页.144?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此外,衡山县政府为将各项建设事业,作一综合表征以供观摩,于1937年2月,特别指定师古乡为农村改造示范区,聘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汪德亮为示范区主任.彭一湖主持衡山一年,后因病去职,由孙伏园继任.①衡山实验县的举措与定县实验县相比,除继续在教育方面推进,在促使行政改革和整合社会资源能力方面甚为明显.(--)~JJ办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在国难日艰的情况下,为培养乡村人才,平教会于1936年l0月在湖南衡山创办了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由平教会重要干部汪德亮担任校长.该校:"以培养乡村小学师资及农村改造民众教育实施人才为宗旨",把培养具备乡村教师和乡村工作骨干双重能力的人才作为首要任务,即在课堂上是一名优秀教师,在村务会议上是一位活跃有力的领导人.因此,对生源要求是:"初中毕业,熟悉乡村情形及农民生活,志愿终生在乡村服务,身体强健能吃苦耐劳者".从招生和课程设置来看,该校的乡村建设旨向十分明显.学校课程的中心主题是乡村改造,与衡山实验县计划的乡村改造工作,有着直接而密切的配合.计分6类:社会调查;军事训练及自卫;民众教育与民众组织;乡村学校;农业;乡村改造活动(包含合作社,乡村卫生,村民所等).可以说是所有课程是为达到既定的目的而设置的,也是平教会多年的乡村工作的实际经验与心得,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因地制宜而设置的,显示了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从学校教学方法和校风来看,学生们虽然一样地学习科学,作①詹一之,李国音:《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第227—229页.145?《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诗文,但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许多知识原理,并不用口授,而是动手去做,由"做"中去求认识;由"做"中得经验;由"做"中形成技能,并验证所学的功课.学生们的饮食粗砺,衣着朴素,居室简陋,和一般农民生活一样.学生每天早晨六时举行升旗礼.他们不仅要会抬土,会撑船,会拟建设计划,还要会救人.衡山乡师的教员饮食起居服装和学生一样.在非常的战争时期,衡山乡师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军事管理和训练.全校编为一个大队,每班为一区队,班有分为三个分队,区队长,分队长都是学生轮流担任.军事教官任大队长.这种组织并不限于操场,日常一切生活如上课及三餐饮食都排队进入.学习生活军事化,纪律严格.这所在烽火中诞生的学校,在战火中几经迁移,即是后来的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④(三)开展农民抗战教育素以教育广大农民为职志的平教会,面对抗战的时局,认为:"我们这次抗战,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条件是能持久,而抗战能否持久,不单靠前方的武装同志之力,更须后方的充实……而全民族中最具坚韧最富潜伏力,足负起长期抗战的使命的,莫过于三万万农民,所以这次战争的胜败,实在系于农民抗战的有无办法.""我们多年从事农村运动的人,在农村建设及县政改革的研究实验中,得了一些农民教育的经验,在这个民族生命存亡继绝的关头,我们责无旁贷,现在着手于农民抗战教育团之组织,集合一般甘愿献身农村工作的同志同道,深入民间,去提高农民的民族意识,增进农民的抗战力量,使整个农村,在精神物质两方面,都能为①湖南省武冈师范学校主编:《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9—82页.146?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前方将士强有力的后盾".①1937年11月6日,农民抗战教育团第一届训练团员讲习会在长沙文昌阁66号平教会所在地举行,学员主要是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撤退到湖南的大学生.经过近两周的短期训练,讲习会于11月18日结束.接着,平教会按照每个团员的专长将其编成6队,由平教会人员带领,"巡回湘潭等12县,实施国防精神教育及战时经济指导,救护训练等项工作".农民抗战教育团宣传民众的工作,既教育了多数民众,又给予了参与其事的知识青年以切身的影响.在事过40年后,亲身参加过教育团的老人回忆道:"这一段时间多姿多彩,在我生命史上很精彩.我相信对于其他的队员也一样.""我们这样在大城市里长大的知识青年得以深入农村,认识自己国家的真面貌,是十分实际的教育".平教会以后又继续多次举办过教育团,并将得到基础训练的团员分期分批送往湖南的75个县,发挥其在民众教育中的作用.②(四)训练地方行政干部.抗战以来,湖南地方当局逐渐认识到:只有各级政府本身执政能力的提高,才能领导和驾驭民众力量进行抗战.为此,湖南省当局与晏阳初等人商量后,决定把在定县及衡山行之有效的制度普及全省,设立地方行政干部学校,训练新县长,乡镇长等地方行政人员.1938年4月1日,湖南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开学,晏阳初应邀担任教育长,平教会许多重要人员分别担任了部门要职.第一期学员2500人,第二期学员1500人,都是经过甄试合格的大学毕业生或县级现职人员.每期训练期为6周.晏阳初等平教会人员与①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②蒋伟国:《抗战时期平教会的农民抗战教育》,载《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 147?《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各学员共同起居作息,讲授课程之余,找学员个别谈话.7月25日,第二期学期结业,随即由省政府分派工作,湖南75个县的县长和县佐人员大多从这两期学员中任命.10月1日,第三期学员1000人开学,训练期间延长至8周,这是适应县境较大,人口在一百万以上的大县,例如衡阳,邵阳等县的需要.保长是接近民众的基层工作人员,事关民众权利义务甚大,战时尤其如此,因此,保长是否负责胜任关系重大.鉴于此,平教会又协助省政府计划训练全省各县保长4万余人,自1938年9月15日起,分别在9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分期召集所属保长训练,年底完成.另外,各县原有的区公所一律裁撤,另设县政督导员,流动巡视,指导并监督乡镇长,整合乡镇区域.又依照《各乡保民众集体组织办法》,各乡镇设立评议会,每3个月集会一次,每半年举行乡镇民大会一次.各保每月举行保务会一次,3个月召集保民大会一次.0湖南省各县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及人员"革新"基本上完成.此外,平教会还在湘西的泸溪等地进行乡村建设活动,"平民教育创办人晏阳初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迁来泸.该会在泸溪出版平民报,协助县政府制定民众教育计划".②并创建图书室,培训全县小学教师和城区甲长,开展难民教育等.⑧虽然许多措施停留在表层,未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但在短期内对全省地方行政人员的大规模培训和"输血",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也是平教会运思多年的"省单位实验"理论及计①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OO1年版,第3l2—313页.②《泸溪县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Ol页.③平教会驻泸办事处编印:《在泸溪》,1939年7月,第62—65页,国家图书馆蒇书. 148?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划的预演.四川方面,1936年春平教会和四川省政府的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设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和开展全省调查工作1936年10月,四川省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宗旨为:谋取全省行政之科学化增进行政效率,其职权如下:根据中央及本省之各项政策,拟制省内各项事业之具体方案;审议省政府交议之各项方案;视察并研究各项政务有关系技术之设施;办理省政府核准试办之各种表征设计;计划省政府各厅处工作进行上之联系与调查.此外还规定:本委员会为应省政府各厅处之需要,得派员襄助各项计划之实施;本委员会于研究所得,得向主席建议,经省务会议议决后,交各主管机关实行.但认为有须自行实验者,得由主席划定一事或一地,交其直接办理,其规程及预算临时另定之.④面对千头万绪的情势,平教会认为,首先应进行全省社会调查.该项工作由傅葆琛负责,组建调查团,并制定了《四川省政府调查团工作大纲》.按《工作大纲》规定,社会调查方法分二项:集中调查:即于一县境内作集中的详密调查;抽样调查:在四川的川南,川东,川西北等地,各选若干地方加以调查.社会调查工作于是年11月展开,傅葆琛以调查团团长兼第二组主任,先后在新都县做县单位的集中调查两个月,再到川南,川东,川西南一带,去做抽样的概况调查.他在26县及重庆市做过概况调查,没有做调查但足迹到过的共16县,合计42个县1个市."集中调查,只选了①吴相湘:《晏阳初传》,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98页149?《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3期新都一县(其实当时已经预定为将来的实验县),由1936年11月初至12月底,费了两个月的工夫.抽样调查,共选了20余县,由1937年1月中旬起,至4月上旬止,共费了3个月工夫".①这样全省规模的社会调查,对于了解省情,科学地制定计划和开展工作,实属必要.(--)新都实验县1937年4月,四川省政府定新都为实验县②,直隶省政府,陈开泗任实验县县长.实验计划3年完成.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开展实验和建设:@改革县议事机关,将原县政府的l8个委员会改组为县政咨询委员会.行政机关方面,裁撤原有各局,设民,财,教,建4科.主办财政的,以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生为主;主办教育,建设的,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的骨干为主;新都改司法室为司法处,增设军法室,县长兼司法行政及检察官,军法官职务.对县以下行政机构,裁撤5个区署,设5个县政指导员,巡视各乡镇.l4个联保办公处,改为乡(镇)公所,下设民政,警卫两股.基层保甲方面,改原l0进制编组为以自然环境,历史关系编组,整编后,较前减少117保,1297甲.改保民大会为户长会议,乡(镇)民代表由各保户长推代表1人组成.警政治安和财政税收方面.实行警卫合一制度.将原来县政府警佐室,县自卫总部,民防指挥部改组为县警卫处,统管全县警卫.原先省派两个保安中队驻县,县每年上缴保安费5万银元,实①《教育半月刊》(四川版),第3卷第3—4期,1937年5月.②当时的新都与现在新都有区别,现在的新都是1965年3月由新都与新繁合并而成.③以下资料和数据根据《新都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l9—2l页整理而成.150?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验县裁并省保安中队,以其人员和原上缴的保安费,成立1个武装警卫队,直属县警卫处和县长指挥.划全县为5个警卫区,分区设区警卫所,保设义勇警卫员.新都原先的田赋征收十分混乱,实验县设土地清丈处,清丈全县土地,登记地籍.原来县政府的经费开支,审核由县长负责,办一事报销一次,全年收支无总帐可查,弊端丛生.实验县设县金库,统管全县收支,定期编制预决算,提请县政咨询委员会审查通过,报省核准执行或备案,在四川,此举为首创.教育卫生和改良农业方面.原来县内小学集中在县城及各集。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派分与联合曹天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8.2据一般的观点，中国传统政治的重心在县以上的城市社会。
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日本侵略和自然灾害频繁，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中国政治社会重心有由城市下移乡村基层的趋势。
乡村建设各派、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府等不约而同地聚焦乡村。
已有研究从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以下简称乡建) 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存在路线上的不可调和与对立，而与国民党政权有更多依存和合作关系。
但是，如果从乡建运动的进行程序的特点和各派别联合的新角度加以考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情况也绝非那样简单。
按照乡建代表人物之一的章元善的看法，乡建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化零为整”。
即它首先是在民间分散地从某一区域和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等某一方面作为入手处和中心点，形成各自的特色和派别，然后在内容上扩展到其他方面，并与外面的派别发生交互和联系，化合成有机的整体，这时才足以称为“乡村建设运动”。
这与坊间将乡建运动简单等同于乡建实践，大相径庭。
同时，乡建欲打破天然所具有的地域性的限制，提高效率，扩展为全国性的运动，达到复兴民族的最终目标，必须进行更大范围和程度的联合。
这些都表明，乡建各派的联合成为理解和重新把握乡建内在理路的关键。
而各派联合的主要纽带和平台就是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
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一二三次会议，先后于1933年7月在邹平、1934年10月在定县和1935年10月在无锡举行。
因此，以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中心，从各派交互联系的新角度，深入探讨乡建各派之间以及民间各派与官方的联系与合作，不仅可以使乡建的研究别开生面，而且可为方兴未艾的侧重对立、疏于联合的学术流派和政治流派的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
一、乡村建设派分与联合的成因20世纪30年代初，盛极一时的乡村建设派别的数目，远不止通常所说的陶行知晓庄生活教育，晏阳初定县平民教育，梁漱溟邹平村治，黄炎培、江问渔徐公桥职业教育和高践四、俞庆棠无锡民众教育等三大或五大派别。
" 摘要：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具体区分了不同的研究阶段所具有的研究特点及主要研究成果，并对其中的研究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2]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3]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7]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年第8期。 [8]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2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2] 李国忠：《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