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中国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0 引言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历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同时，中国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段非常复杂的过程。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各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根据世界银行和其他中外研究者的计算，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80 年为0.320,一度下降到1984年的0.257，到1990 年上升至0.355，2001 年进一步达到0.447(世界银行，2004；WIDER，2000)[1]。而根据近几年世界银行的统计，2006/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更是达到0.496 和0.48，远远超过0.4 的国际警戒线，中国已经从一个收入较平等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 提供的127 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94 个，高于中国的国家只有29个，其中27 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西方很多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问题将会自然得到解决，并以库兹涅茨“倒U 型理论”作为其理论依据。但是，拉美一些国家长期陷于高收入差距和经济停滞不能自拔的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发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而高程度的收入差距将导致社会冲突的增加，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2]。当前中国人均GDP 达到3000 美元，已经处在“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如何正确处理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事。基于中国收入差距的现状,本文将着重分析下列问题：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是否符合库兹涅茨“倒U 型”理论，即收入差距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而首先扩大然后逐步缩小?2.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又有哪些因素有助于减少差距？它们是通过何种机理来影响收入差距的?

1 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半个世纪前，在分析了18 个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实证资料之后，西蒙·库兹涅茨得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收入差距将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Kuznets，1955) [3]。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人均GDP 水平表示)之间存在着倒U 型曲线关系，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曲线”。半个世纪来，这一发现引起了许多争论，一些经济学家直接以该理论为论据，用以证明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必须经历、而又不用过分担心的事情；经济增长最终会自发导致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另一些经济学家则通过理论或实证分析对所谓的“库兹涅茨现象”的存在提出了质疑，而高度发达的美国的收入差距却呈现扩大趋势的事实驳斥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普遍适用性。库兹涅茨之后，收入差距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倒U 理论”的论证方面，多数研究者取得了一致的结果：鲍克特(Felix Paukert)于1973 在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和莫里斯(Cmthia Taft Morris)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补充，依据65 个(40 个发展中国家)国家的资料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与“倒U 理论”相一致；哈罗德·李代尔(Harold Lyaan)于1977 年在世界就业方案领导小组的领导下，依据77 个国家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结果仍然支持库兹涅兹的“倒U 理论”。但国内外一些较新的研究却发现，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库兹涅茨曲线未必存在。例如德、法、北欧国家的吉尼系数都有下降，英国基本没有变化，美国则从1950 年的0.360 上升到2000 年的0.408。有些发展中国家似乎经历了倒U 型的过程，但这是否对发展中国家普遍适用是值得讨论的(WIDER，2000；世界银行，2004)。国内方面，王小鲁和樊纲（2005）也认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收入差距先升后降的结果，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收入差距在今后长时期内还将持续上升，而下降还遥遥无期且不能确证[1]。近年来世界银行有若干研究报告和有些学者的文章都指出，经济增长能有效地减少贫困，但在减少收入差距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蔡?（2007）在研究拉美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时给出了一种视角，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高收入差距会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影响，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就更无法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所以“倒U”型过程不可能完全依靠经济增长自发实现。对于减小收入差距来说，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仅有增长是不够的。实践证明，各国的不同政策对收入分配有重要影响[4]。事实上，库兹涅茨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先上升后下降。相反，他指出这种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当时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条件造成的。他认为，合理的态度是对这些历史条件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他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他认为累进税制等缩小收入差距的措施是必要的。他批评那种要所谓“完全的自由市场”的观点，认为“这样的争辩是危险的”(Kuznets，1955)[3]。库兹涅茨在解释“倒U 型”曲线时认为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逐步恶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储蓄和积累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而储蓄和积累又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而在经济增长中必然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城市的居民收入比农村更加不平等，所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首先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5]。但后来的政府政策变化，例如针对富人的遗产税、针对资本的征税等，减弱了富人的资本积累速度，是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个原因。他还指出，西方工业国家经历过的民主化政治制度改革，是导致收入差距变化的又一原因，有利于它们跨越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导致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综上所述，本文发现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发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库兹涅茨曲线的出现更多的是当时西方国家的各种主动性政策以及一系列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或者说，当收入差距高到足以阻碍经济增长时，政府和社会被动地做出反应来降低收入差距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本文同样发现这种现象并没有普遍出现，高收入差距国家的经济更加容易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既然如此，中国就不能坐等这个转折点的自然出现，主动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已有的文献中可知,收入差距的下降是各种政策和一系列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开始进一步的研究之前，本文不妨把各种因素分成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与社会保障和教育相关的因素。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政府行使再次分配职能的工具,它能非常有效地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如果社会保障资源的分配偏离其原有的目的，那收入差距反而会加速扩大。本文将其作为一个变量，是为了分析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在收入差距变化中的作用。另一个可能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因素是教育，教育能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人群能更高效地找到提高收入的方法并在通货膨胀中转移货币贬值的风险，而文盲等低人力资本人群相对更容易陷入贫困，所以教育资源的分配对于收入差距有巨大的作用[6]。第二类是物质基础设施因素。“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虽然未必全对，但是一个地方信息和道路的通达程度绝对会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山沟里的人群受限于交通，自然很难有提高生活水平的方式；而东部村村通公路引进了企业，也就有了更多谋生的方法，因此，道路和通信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本文认为物质基础设施是影响收入差距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三类是与政府政策相关的因素。中国建国早期为了支持工业的发展，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来提高工业的利润率从而为工业化铺平道路，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低廉，自然会影响到农民的收入，为了检验农产品价格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本文引入了工农产品剪刀差。从西方的经验来看，个人所得税是除社会保障之外另一个有助于减少收入差距的有力政策工具。中国自1980 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以来，虽然个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断增大，但是这个比重一直只有西方的一半，既然库兹涅茨(1955)也认为个人所得税对于减少收入差距是非常必要的，那本文就将其引入本文的分析范围。第四类是经济方面的因素。经济因素方面，本文认为城市化和市场化对收入差距有较大的影响。国内外一些研究认为城市化有助于减少收入差距，但大部分的研究到此为止，进一步风探讨城市化影响收入差距的作用途径的研究成果较少。同样，西方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认为市场化能为每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提供一个公平高效的自由竞争市场，而公平高效地竞争是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重要基础，所以他们认为市场化能自然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所呈现的差距已经成为最近该问题的一个研究重点[7]，而财产性收入的多元化很有可能导致今后收入差距的多方向发展：随着中国房地产的发展，更多高收入的人群参与到了房地产的投资中，房产增值所得成为财产性收入的 一个重要方面；相同的，金融市场的快速与产地产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有一些相同，所以这些变量应该成为以后研究财产性收入作用于收入差距的重点，由于数据的问题本文不对财产性收入进行研究。

2 中国库兹涅茨“倒U 型”现象的检验由于中国只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半市场化经济，虽然经济总量即将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但是人均GDP 在世界依然排在100 名之后。因此，由于缺乏较长序列的人均GDP 数据，国内在研究收入差距时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形态，如果存在，何时能到来？另一个制约该问题研究的限制因素是：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一般出现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目前中国的平均发展水平还远未达到这种程度。但是在分析省这一级别的数据时，本文发现2009 年上海和北京的人均GDP 已经超过1万美元，天津、浙江和江苏也分别达到9295.48 美元、6582.88 美元和6437.91 美元，所以本文认为上述5 个省直辖市的情况能够满足库兹涅茨转折点对经济发展程度的要求。王小鲁、樊纲(2004)认为中国各省虽有差异，但同属于一个中华民族，因此较发达省份的现在很有可能就是落后省份的明天[8][9]。基于这个说法，本文将中国省一级假定为一个处在连续时间序列上的整体。本文整理了中国31 个省直辖市1985 年至2008 年的数据，但是由于西藏、新疆、陕西、贵州的数据变化太大且有缺失，所以剔除；除此之外，重庆、广西、海南三省的城乡差距远远大于相同发展水平的其他省的数据，为了防止这种地区严重的自身差异影响曲线的拟合，本文也把它们剔除了。本文所用的人均GDP 已经折算到1985 年的不变价格水平，虽然1985 年上述24 省直辖市的价格水平依然会有差别，但是本文认为由于当时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当时的价格水平更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水平，因此彼此具备可比性。除此之外，由于在描述收入差距时缺乏分省的基尼系数，所以本文用城乡可支配收入比来代替。本文将数据通过EVIEWS 做成散点图，将实际人均GDP 取对数之后，本文得到了图中类似“倒U 型”曲线的左半部分。从曲线的走势来看，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依然处在上升阶段。即使将变量作二次非线性回归后，模型的解释力也只有0.4，而二次项的系数虽然比较小，但符号为正，与库兹涅茨理论不符，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仍不够产生使曲线向下弯曲的能力。而且，即使假设2008 年上海的8 万元人均GDP 是所谓的转折点，那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达到相当于2008 年价格水平的110 万亿人民币才会迎来这个拐点，以过去30 年实际增长率9%的水平来计算，这一过程至少需要18 年。而且本文所用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只能反应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能完全替代中国总的收入差距。林毅夫（1998）、李实（1999）在采用Theil Entropy 分解法考察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和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时，发现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且对总体差距的影响最大，但其贡献度有所下降[10][11]。而最近的研究则发现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和行业间差距的贡献度不断上升，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呈现多方向发展态势。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所谓的库兹涅茨转折点并未在中国到来，坐等城乡差距下降就已经不可知了，更不用说等待总体收入差距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发下降。及时发现各种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并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收入差距对于中国的发展已经是件非常紧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