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伯来文学

古希伯来文学希伯来文学，是犹太人之创作，迄今至少有3000年光辉灿烂的历史。

希伯来文学的开山之作当为公元前1000多年犹太民族智慧结晶的《希伯来圣经》。

犹太民族为人类贡献的《圣经》，它对于犹太民族来说，是其“散而不散”的根本大法。

《圣经》对于整个人类世界来说，分别孕育出当今世界十大宗教中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改变着人类的现实存在。

犹太教堂张和清拍摄《旧约》是古代文化中的瑰宝。

作为精神产品，积存着创造者的信仰、理想、伦理、审美等观念的基本构成因素。

如果将《旧约》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进行比较，那么，希伯来与希腊两民族在审美观念上的差异之处便能形象地表现出来。

无论是犹太，还是希腊，两个民族在古代就开始崇信天神，但这种趋同性是与差异性是同时并存的。

希伯来民族心中的上帝太具民族特色了。

在《旧约》中，美因与神意相连，融合了摆脱罪孽、救赎苦难、施行公义的要求，具有很强的精神内涵，宣扬一种在人的审美活动之上还有一种更神圣的美，这就是上帝的创造之美、至高之美、至能之美。

《创世记》开篇就写道：“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而黑暗，上帝是灵运行在水面上。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这就是犹太人心目中最崇高、最伟大之美。

《圣经·旧约》实际上是一部有关犹太人早期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完整地展示了犹太民族的发展史，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犹太人民广阔的生活画面，详尽地记载了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杰出成就，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为了解和研究古代犹太人社会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旧约》作为犹太教的宗教“正典”已为世人公认。

《旧约》也是一部文学巨著，它几乎运用了所有的文学创作形式，如：神话、传说、史诗、史传、小说、寓言、散文、戏剧、谚语、格言、宗教诗、抒怀诗、智慧文学、先知文学、启示文学等不同的文学类别，并独创了先知文学和启示文学，为繁花似锦的世界文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神话与传说以上帝创世造人、伊甸园中亚当与夏娃的诞生与被逐、全球洪水与诺亚方舟保全人类和生命为代表。

史诗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等犹太始祖的故事以及摩西率领犹太人出埃及为线索。

史传文学以叙事文学的形式记述了犹太人进入迦南、建立统一的希伯来王国，以及王国的分裂和消亡整个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小说可见于《路得记》、《约拿书》和《以斯贴记》等篇。

《诗篇》[1]、《哀歌》和《雅歌》，以及见于各篇的诗歌，是宗教诗和抒怀诗的代表，慷慨激昂、忧国忧民的演说和预言，构成了先知文学的基础。

启示文学在《旧约》中则仅见于《但以理书》。

由于先知们对未来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先知文学已无多少吸引力，于是采用象征手法指点前景、用异象或幻象喻示未来的启示文学应运而生。

启示文学在公元前二世纪成为犹太文学的主要流派。

旧约恒久的价值是以宗教和道德性为主，但也不可忽略其在艺术上的成果。

它包含当时最优异的文学作品。

事实上，如约伯记（Job）、诗篇（Psalms）和以赛亚书（Isaiah）中光彩夺目的篇章，在任何时代来说，都是杰作。

自古至今，它们不但启发世界各国的作家，就连音乐家、画家、雕塑家和其他各流派的艺术家，也深受这些书卷的启发和激励。

世界上有不可胜数的优美音乐、绘画和雕刻，以旧约记载为主题，多少著作以其故事为蓝本，创作了大量的鸿篇巨制。

旧约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

在将《旧约》作文学样式分类的基础上，这些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主要是：首先，积淀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因素。

在近代以来两河流域一带的考古发掘和测定中，有相当多的地名和历史陈迹可与《旧约》中记叙的内容发生联系。

人们惊奇地发现《旧约》具有许多与犹太民族史吻合的“历史投影”。

其次，文学与宗教的结合。

如果说，文学与历史的结合在古代一些著名的史诗中比较多见，那么，以自己的文史典籍作为宗教信仰正典的民族却仅止犹太民族一家而已。

再次，富有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

犹太民族是一个重视宗教信仰、律法道德、智慧思考的民族。

在《创世记》中所涉及的天地生成、人类诞生和万物起源的问题都是哲学上的重大命题。

但犹太民族却是在诗性语言中、在故事的讲述中娓娓道来，不用逻辑的推理，也没有抽象的空论，却同样把人们吸引到了这么一个精神境界去思考世界上这些形而上学问题。

自从犹太人作了“巴比伦之囚”以后的500年中，希伯来人挣扎在存亡线上；但这500年恰恰是他们文化史上重要的时期――完成了一神教的犹太教义，重新编订了教规、信条，编纂了圣经，整理希伯来民族历代的文学遗产，作为民族文学的珍品而流传下来。

这份希伯来的文学遗产，被后来的基督教徒所接受，编入他们的《圣经》，称为《旧约全书》，以区别于公元后基督教徒写的《新约全书》(《新约》对于基督教是比《旧约》更重要的经典，却不能归类到希伯来文学)。

按照希伯来的传统，他们的圣经分为三部分：经律、先知、圣著。

经律部分即为《摩西五经》。

先知部分包含史书和先知书(他们把史书称为早期先知书，后期先知除《以赛亚》(Isaiah)、《耶利米》(Jeremiah)、《以西结》(Ezekiel)各为一卷外，其余十二小先知合为一卷)。

圣著部分即诗文集十一卷，全经共二十四卷。

此外还有《次经》即“逸经”十四卷，《伪经》若干卷，因为写作时代较晚，未及编入《圣经》；后经基督教徒选编了《旧约次经》。

次经的原文多数是希伯来文，也有用希腊文写的。

《旧约全书》被“七十士”译成希腊文[2](包括《次经》在内，至今为东亚教会所用)时正经被分为三十九卷，(十二小先知分为十二卷，其他如《列王记》(Kings)等书的上、下卷也各分为两卷)。

这三十九卷现在被分为四个部分，内容分述如下：一、书或法律书――就是《摩西五经》――《创世纪》(Genesis)、《出埃及记》(Exodus)、《利未记》(Leviticus)、《民数记》(Numbers)、《申命记》(Deuteronomy)。

这一部分成书最早，公元前444年就被确定为“圣经”了。

它们的内容包括天地创造，伊甸乐园、洪水方舟等神话和族祖亚伯拉罕、雅各、摩西等的传说，以及犹太教所订的教规国法，托名创国英雄摩西受命于天而写成的，所以被称为“经”或“律”。

二、历史书――《约书亚记》(Joshua)、《士师记》(Judges)、《撒母耳记》(Samuel)上下，《列王记》(Kings)上下，《历代志》(Chronicles)上下，《以斯拉记》(Ezra)、《尼希米记》(Nehemiah)等十卷，是以色列和犹太立国到亡国的史记，成书年代大约是公元前三百年左右。

[3]三、先知书――从《以赛亚书》(Isaiah)、《耶利米书》(Jeremiah)以下十五卷(《旧约》的目录中有先知书十八卷，其中的《耶利米哀歌》(Lamentations)、《约拿书》(Jonah)和《但以理书》(Daniel)三卷，是诗歌和小说，应归入第四类“诗文集”。

所谓“先知”是先知先觉的社会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忿怒地谴责社会的不平等，奔走呼号，演说、诵诗唤醒群众，警告欺压者。

他们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正是国家处于多难之秋。

四、诗文集――有《诗篇》、《雅歌》等抒情诗集，有《箴言》、《传道书》等哲理诗集，有《约伯记》（Job）那样大型的剧诗和《路得记》(Ruth)、《以斯帖记》(Esther)、《但以理书》(Daniel)等小说。

这部分作品成书年代最晚，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150年之间；编入“圣经”的时间，最迟的在公元后100年左右。

以上四部丛书，暗合中国《四库全书》或《四部丛刊》“经、史、子、集”的四分法。

各卷的写作年代，上自公元前十二世纪，下迄公元前二世纪，其间经过一千年。

被编为《圣经》的时间，最早的是“五经”，于公元前五世纪时，最晚的是《雅歌》，在公元后一世记，历时五百年。

被收为基督教的《旧约全书》后，近2000年来，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各国翻译者的辛劳，传诵于世界各地，对于各国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摩西五经》是由四种资料汇编而成的，那些资料是根据古来流传的歌谣、神话、传说、风习和律法等由不同的手笔写成的。

《创世纪》从创造天地的神话开始，说到洪水方舟、族长亚伯拉罕的西迁，定居迦南；说到以色列族的鼻祖雅各逃荒，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宰相的故事。

这一卷充满着史诗性的故事，最为后代的诗人、作家所乐诵或用为作品的题材。

《出埃及记》是一部英雄史诗，叙述摩西在万难中组织并率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奴役中逃出，在沙漠中流徙、长征而回迦南。

《利未记》、《民数记》写旷野中苦斗的生活。

后出的《申命记》写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民众演讲，宣布自己年老不能领导他们渡河，改由约书亚（Joshua）领导，并殷切告诫他们严守纪律、法规。

演说辞流利、丰富，是希伯来修辞的极致；但成书时代较晚，其中所定的清规戒律，不是沙漠旷野长征中所需要的，不过是后人伪托摩西的英名，自神其教而已。

历史书中的《土师记》用英雄史诗的故事来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

“土师”是身兼审判官和军事长官，智勇双全的英雄，如底波拉、基甸、耶弗他、参孙等都有可歌可泣的事件引人入胜。

《撒母耳记》上下二卷写王国的建立，主要是扫罗（Saul）和大卫（David）的故事。

《列王记》上下卷写大卫以后的列王故事，特别是所罗门的行事和豪华生活。

《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所叙述的史实前后相衔接，可以合为一部完整的列王记。

二书都是公元前600年左右写的。

但到公元前300年时又出了《历代志》上下二篇，从亚当说起，一直说到亡国被掳和放回时止，可说是古希伯来民族通史。

该书强调血统关系和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思想。

古希伯来的历史书表现出他们散文的特色：简洁、生动、有力，既有史实，又有传说故事和诗歌，颇有文学价值。

如《撒母耳记》下卷第九到二十章描述大卫的生活，其细节的描绘极为出色。

第十八章写大卫的儿子押沙龙反对父王，正当他起兵进攻朝廷时，大卫兵分三路去讨伐。

临阵前大卫吩咐大将们要刀下留情，不要杀害年轻的押沙龙。

战正酣时，大卫坐在城瓮里，瞭望人上城门楼顶瞭望报信；这时大卫的心理十分复杂，一面希望王军战胜，一面又愁自己的儿子丧命；当他从报信人口中听到儿子的死耗时，便哀哭着走上城门。

这里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技巧。

“先知书”是希伯来文学中的一束奇葩。

先知大都有诗人的气质，所谓“先知的精神”：一方面是先知先觉之士，在社会处在危机的关头，大声疾呼，揭露富人的残暴，官僚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堕落，敢说真话而不怕杀头牺牲的殉道精神；一方面又有表达和鼓动的能力，所谓“先知讲道之能”，即富于热情的说教、政论和诗歌，能激动人心。

马克思所说的“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多半是指“先知书”而言。

这里所说的先知不是早期的先知。

早期先知权力极大，如撒母耳有权给扫罗封为国王，女先知底波拉自己是个元首――士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