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阿Q正传_与_陈奂生上城_浅谈鲁迅和高晓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阿Q正传》与《陈奂生上城》——浅谈鲁迅和高晓声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甘肃省清水县第一中学杨建祥[摘要]鲁迅笔下的阿Q和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是作者塑造的两个著名的文学作品人物,虽然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却有着中国人所共有的一些性格特征和行为习俗。

作者通过对小说人物的刻画,深刻揭示了国民性格中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发人深省。

一、精神自卑与物质贫穷是孪生姐妹阿Q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贫无安身之所;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好给人家做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若是长时无活可做,就连一日三饭都成了问题。

只能靠打短工为生,过着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

他是一个很能劳动但却极端贫困的流氓无产者。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了他极端贫困的经济地位,贫困的经济地位又决定了他极端卑贱的社会地位,卑贱到“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连他先前的‘形状’也渺茫”[1]。

卑贱到任何一个闲人都能抓住他的黄辫子,在就近什么地方给磕了五六个响头,然后心满意足地得胜而走。

就是这样可悲可怜的阿Q,却不正视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

和别人口角时,他会瞪着眼睛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2]他在赌博中赢来的一堆洋钱遭了抢,颇感失败的苦痛后不久,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似乎觉得打的是另一个人,仿佛报了仇,也就“得胜”了;他在遭闲人之打后,总会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3],并且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

状元不也是‘第一’么?”[4]就连临死前在死刑判决书上画押,还立志要把圆圈画圆;……。

凡此种种,都说明阿Q始终处于失败者的地位。

假若他富他贵,他有地位,他就不会经常活在虚幻的精神胜利中,而这种精神状态的更深层面表现出来的,就是他贫困的经济地位和卑贱的社会地位带来的高度精神自卑。

假若他的这种自卑不用精神胜利法加以稀释,寻找自我解脱自我麻痹,他简直就活不下去。

当然,阿Q消除自卑的这种方式,决不能使他真正觉醒而自觉投身革命洪流,只能导致不断的惨败,最后归于自身毁灭。

再看陈奂生,他一觉醒来,大吃一惊,“陈奂生他不由自主地立刻在被窝里缩成一团,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

”[5]在这戏剧性描写中,他的举动和心理固然体现了作为劳动者固有的老实、本分、节俭、善良等品德,但在更大程度上也证实了他在物质上的贫穷,以及面对不算太高贵豪华的物质享受时表现出来的精神自卑。

五元钱足可使他精神受挫而自卑,这里是物质贫穷与精神自卑的直接连接性描写。

在付出了五元血汗钱后,他认为有权利支配得到的东西,于是,他重新回到房间里,有了一番与前面截然相反的形同报复的滑稽表演。

陈奂生似乎正在克服着精神上的自卑,开始了自尊意识,但又分明流露出了精神上的贫乏。

陈奂生只不过坐了一次县委书记的小车,只不过住了一夜五元钱的招待所,居然迎来了村人的羡慕和大队干部的尊敬,这就写出了陈奂生个人之外的更为普遍的民众的精神自卑。

这说明,长期的物质贫穷必然导致精神自卑,即使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也不能马上彻底地改变人的精神状态。

我们的时代,比之“阿Q时代”前进了一个世纪,就是陈奂生上城时代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了。

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民族自信力的增强,精神自卑似乎不再是国民文化性格的主要方面。

但是,农村之于城市,偏远西部之于东南沿海,相比之下的物质贫穷依然存在。

民众面对比自己优越奢侈的贵族生活,表现出的依然只能是精神上的自卑。

民族的振兴与繁荣,国家的富强与昌盛,足以令国人自豪自荣自骄,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明显差距却让我们不能自傲自霸。

于是,假若我们在经济上不能称雄全球,再次之,若不能求得国人普遍意义上的实质性自信与自强,我们国人灵魂中的自卑意识就不会从民族文化性格中自行告退或无形消逝,只是自卑程度与表现形态不同罢了。

因此,在克服民族自卑感,提高民族自信力,改造民族文化性格这个主题上,阿Q与陈奂生人物形象的塑造,显示了作者的远见卓识与深切忧患,就是对当代中国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更具有深远意义。

二、“官崇拜”与“金钱崇拜”最为根深蒂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局限,使不管何种出身的人都可“学而优则仕”。

一朝中举就可身价倍增,就可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即使为此而白首穷经身受其害也在所不惜。

因为一旦做了官,便意味着不但会有“黄金屋”,会有“颜如玉”,还会有行使报效国家为民请命大展拳脚的权利,更有职权范围之内的为所欲为。

“做官要做管官的官,不做被官管的官”这句俗语更能很好地说明国人对官的崇拜到了何种地步,要知道“管官的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一个——皇帝。

皇帝不是人人都能当成的,那么,被官管的官也行,官无大小,只要是官就成,因为被官管的官还可管不是官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县官。

“千百年来,县太爷不仅一直以农民的‘父母官’自命,掌握着农民的生杀大权;而且在封建专制主义和愚昧主义的长期统治下,农民阶层也形成了对官的人身依附关系,”[6]因而,“与其他阶层比,中国农民的‘官崇拜’心理尤为突出与根深蒂固。

”[7]而“官崇拜”与“金钱崇拜”又是紧密相连的。

在国人看来,官就是权利的象征,不仅可以美女如云,更重要的是拥有“黄金屋”,“金屋”才能“藏娇”,“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为了满足更大的一己私欲,光有钱的阶层是心有不甘的,他就用钱买官做,做官之后再捞钱,最不行也要用钱去巴结官,借人家官势长自家威风。

钱是官的胆子,官是钱的俘虏,“官官相卫”实则是“官钱相卫”。

“或者因为阿Q说是赵太爷的本家,虽然挨了打,大家也还是怕有些真,总不如尊敬些稳当。

”[8]文童的老爹赵太爷,与“官”相距本是遥远,或许因为有点儿钱,或许文童将来要做官,阿Q就硬要攀附是赵太爷的本家,虽是挨了打,却也因此而大受“尊敬”。

不论是阿Q的攀附,还是乡民对赵太爷、对阿Q做了赵太爷的本家之后的尊敬,都是一种“官崇拜”意识,因为在乡民眼里,未庄有钱的赵太爷便是权力的体现者与实施者。

阿Q的“神往”革命,其实也是潜意识中的“官崇拜”。

在他认为,革命可以人上一等有官做,于是,假想中就有了革命的快意,欺负过他的未庄的鸟男女的被辱,还有元宝、洋钱、洋纱及女人。

阿Q临死前面对当官的长衫人物,“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9],这里对官的崇拜已达登峰—875—科技信息基础教育造极的程度了。

新时期的陈奂生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自是一无所有的阿Q不能与之相比的,但“官崇拜”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依然存留在他们的心理结构中,制约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

”[10]陈奂生坐了县委书记的汽车,更是以这位“官爷”朋友的身份住进了高级招待所,何况五元一夜的招待所只有县委书记一类的“官”才有住进的特权。

虽然五元钱起先很令他肉痛,但想“通”之后认为“这五元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真是拾到了非常便宜的货。

”[11]不但“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12],而且连大队干部也对他从此很友好,村人“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13]。

由此可见,只要官有特权,官比民有其自身优越性,国民文化性格中的“官崇拜”意识便不会消逝。

如果说,在国人潜意识中,“官崇拜”是政治的和经济的两者合二为一的高层次的需求的体现,那么,“金钱崇拜”作为经济需求,是最起码的,也是更普遍的。

阿Q无家无业无财无势,只好靠出卖劳动力苦度日月,即使“很能做”,也依然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

就是这样贫困的阿Q,也在路上没有拾到一注钱,还要被赵太爷欺诈,被地保盘剥勒索。

阿Q在赌场中,“赢而又赢,铜钱变成了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

他兴高采烈得非常,……。

很亮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

”[14]不论是“兴高采烈”还是“忽忽不乐”,在阿Q眼里,金钱当然是最重要的,关系着他的生计与运命。

很会“精神胜利”的阿Q,这回不能很快“得胜”而颇感“苦痛”,就说明对金钱的崇拜与追求在阿Q的需求中是第一位的。

陈奂生翻身做了主人,知道靠党的政策赚钱是正当合法的,而且对赚钱计划的周密谋算更显出他确有“经济头脑”。

赚了钱准备买帽子御寒的陈奂生,却被吴书记关怀着住进了招待所,阴差阳错地弄掉了他五元钱。

他七天工还挣不回五元钱,五元钱他可以买回两顶帽子,他肉痛心痛,实在无法平衡,“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15]阿Q般的自嘲自慰依然不能消除他心中“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16]而来的愤激,于是,“那就再困吧,困到足十二点走,这也是捞多少算多少”[17],甚至“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18]如果说阿Q除了帮人偷窃之外别无门路寻钱而对金钱似乎有些淡然处之的话,陈奂生则就对五元钱是非常计较而且耿耿于怀的,陈奂生的金钱意识实在浓得化不开。

当然陈奂生无可厚非,官门即使去住比五元钱一夜还要贵的招待所,也有“公家”凭票报销,他陈奂生不要说没钱买不到帽子,就是钱少了也不行。

由此可知,如果人们对金钱的需求仍然存在,如果贫富差距造成的无形等级差距仍然存在,那么,“金钱崇拜”作为国民文化性格的组成因素便不会消失。

由于官与钱的无限威力及其威力的持久性,国人文化性格中的“官崇拜”与“金钱崇拜”意识就更为稳固,更为根深蒂固;而官与钱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更大程度上产生的消极影响阻遏着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因而,“官崇拜”与“金钱崇拜”作为国民劣根性,被正直的有识之士所批判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三、官僚主义对民族事业的负面影响官僚主义,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利益而只知发号施令不进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

官僚主义者的办事原则和行为动因便是自我意识深层的形而上,其办事效率自然不会高到哪里去,走形式,不办实事,有时还会误人误事,害人害事,小则只限于一人一事或区区几人几事,倘若带有极大普遍性或关乎一国一民族的千秋大业,那就祸害无穷了,要么影响民族事业的发展与进步,要么关系国家前途的兴衰存亡。

深受康、梁变法影响及某些外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鼓励而求自立自强的辛亥革命,虽然与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彻底决裂了,但它毕竟失败了。

其失败的原因除了中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绞杀外,便是本阶级自身政治立场上的软弱性与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

它丢弃了封建君主制度固然是一大进步,但它同时丢弃了封建文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它注定要失去革命的彻底成功,即使胜利果实不被袁世凯这样的新军阀窃夺而去,但“开国之父”的轻民思想又会将中国前途带向何处去呢?我们很难肯定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与民族事业会取得辉煌的成就与长久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