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考”与“举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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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考”与“举留”
作者：完颜绍元
来源：《公务员文萃》2012年第05期
“公考”
唐代实行科举选官以后，凡科举及第或其他出身的人求仕，以及已经入仕的低阶官员在做满某个职务任期后想得到新的职位，都必须去吏部参加铨试。
铨试中有个项目叫“判”，就是让考生对“疑事”下断语，有点像现在的“问答题”，答题要求用四六骈体，称为“对”。
判题一般多从州县府寺司法案件或中央机关办理公务时的疑难事件中选取实例，借此对考生的法律基础、事理逻辑、行政能力乃至写作水平等作出全面考察，所谓“必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皆可以此觇之”（《文献通考》）。
试以近来颇为媒体关注的“桥塌塌”举例。
唐代《营缮令》规定，除了“京城内诸桥及道当城门街者”归将作监（中央专业建筑部门）修营外，其余皆归所在地方行政负责，又具体要求各州县每年九月中起按时对所在地区“诸津桥道路”等交通设施检查维修，维修过程中要做好安全防范，“若有坑、渠、井、穴，并立标记”，以免发生施工者拆烂污而让行人落进窨井之类的事故。
维修必须在十月前竣工，不得拖延。
当时，有一道题叫《不修桥判》，大意为：刺史丁某乘车出行，看见民众冬天涉水过河，心生同情，遂让出刺史乘车济民渡河。
观察使指责他不及时修桥，而以让车作秀，丁某辩称，我这是体恤百姓。
一篇署名缺失的答卷直言老丁的行为是“事关失政，情近沽名”，支持观察使“宜科十月不成”，即追究他不遵法令，未能在十月前把桥修好。
另一道题叫《县令不修桥判》，略谓：去年京师霖雨，城内桥坏，长安、万年两个京县县令被问责。
二县令诉称“各有司存，不伏科罪”。
崔翘、赵和等人所作的三篇答卷，都认定二县令确实应该被问桥梁失修之责，但又多指出，依法：京城内诸桥“事合属于将作”，就是应该由将作监修营，所以也要追究将作监的责任。
从这些考生都熟悉《营缮令》来看，“谙练法律”应无疑问。
但是光通晓法令而缺乏运用能力，或不知具体的宜忌趋避，也不行。
《朝野佥载》载，武则天当国时，有个叫裴最的挽郎（给已故皇帝皇后抬棺材唱挽歌的差使）应吏部试判，题目问：“山陵事毕，各还所司；供葬羽仪，若为处分？”就是已故皇上入葬后，用作丧事的仪仗该放哪儿？对于具有从职挽郎经验的裴最而言，这道题应该极易回答，但其答卷最后几句是：“凡是羽仪，皆科官造；即宜贮纳，以待后需。
”就是羽仗应该收藏好，准备下一回使用。
“以待后需”，岂不成了对当今“万岁”的诅咒？结果正是这一句添足致其淘汰。
为适应广大求仕求职者铨试过关的热切需求，当时也有历年公考试题目及答案一类的出版物火爆上市，而张鷟的《龙筋凤髓判》、白居易的《甲乙判》等，则可称为名家编撰的经典公考教辅了。
“举留”
古代的地方官员都有任期规定，期满考核合格，要去吏部登记“待阙”，就是等待有合适的职位空缺，由吏部注缺重新上岗。
僧多粥少，待阙往往就是排队的同义语。
以宋代说，低阶差遣的待阙时间动辄十年，更有长达十七八年乃至二十年的。
待阙期间，没有一文俸禄收入，衣食住行看病吃药交游应酬一切支出，全由自己开销。
时间一长，不免川资告乏。
唐敬宗时吏部报告说，大批候铨待阙的官员积压在部，“贫弱者冻馁滋甚，留滞者喧诉益繁”，便是写照。
为此，讲究实惠的中下层干部多怀民众“举留”以延长任期的念想。
所谓“举留”，就是地方官员任期已满或因其它缘故（如丁忧）将离任时，当地民众向上一级政府直至中央联名具状，颂其政绩，并希望将他留任现职。
这种形式魏晋时已有，迄唐宋渐成风气。
武则天时，龚丘县令程思义在职多年，年纪也大了，却因父老不断上书扬其善声，得以一再延长任期。
唐宣宗时醴泉县令李君奭考秩已满，全县数十个父老代表民众向上级州府具状举留后，未知能否如愿，又一同去庙里设斋求佛，巧遇来此打猎的皇帝，得述原委。
其后，有关部门两次拟定接替李君奭的人选，皇帝皆不予批准使李君奭得以继续留任。
纵向比较，明代的基层民众举留热忱之高，对官员任职考核影响之大，以及守令任命中举留比例之众、都是前朝所无可相比的。
《明史循吏传》说，从明朝建国直到洪、宣、正统年间，州县官佐中有很多人“以循良见称，其秩满奏留者，不可胜纪”。
洪武时阳武县令张彦礼，施政惠民，秩满考绩时“民诣阙请留”，得“在任十八年，卒于官”。
永乐时吴祥直知嵩县，“为政宽和”，秩满，中央接受吏民举留，“在任三十二年，卒于官”。
思州府通判檀凯，以恩信施政，赢得当地苗族群众爱戴，待九年任满当迁“思民诣阙举留”当时正值明宣宗刚即位，立意在边疆地区开辟民族和睦的新局面，便将檀凯树为先进，特加其正五品俸，命留任。
还有，当时在举留状上列名的人数也常达到“雷人”的规模，如英宗时松江知府赵豫“九载考绩，民五千余人列状乞留；荆州知府刘永遭父丧当去任，“军民万八千人乞留”。
当官的能被士民举留好处多多，有心钻营者自不乏人。
南宋曾发过“禁州县士民饰词举留官吏”的中央文件，推想举留中有猫腻在当时便成为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了。
明代宣宗时，永宁税务局长税课大使刘迪宰羊置酒，“邀耆老请留”，事发，诏令今后再有民众举留，先付有司考察核实。
清代雍正帝最讨厌举留，曾在一次接见地方知府时谈起：“大凡在任时贴德政之歌谣，离任时具保留之呈牒，皆非真正好官。
”
（摘自《组织人事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