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京派和沈从文

京派大师——沈从文（我记录的文学史）京派大师——沈从文（我记录的文学史）沈从文，一个文学史上永远不能避开的名字。

他坎坷的一生，与其文学的夭折都为人所惋惜。

而他的作品随着时光一天天的不是被淹没而是露出地上，又让人惊叹。

沈从文生在湘西凤凰城，父为汉族，母为土家族，再加上湘西异域神秘的风情，从沈从文出生之初就给了他一个若是成为艺术家就定然与众不同的环境。

后来他的创作地点多是在北京，这样一个几朝的都城，这又给了他与异域完全不同的儒家文化氛围。

楚文化，湘西文化，北平的儒文化给了沈从文一个不平凡的创作氛围。

沈从文笔下往往描绘的是略带有蛮荒气息的湘西世界，但这种所谓的蛮荒其实并不野蛮，它透出来的是一股那个时期其他作家笔下所没有人性。

沈从文给我们的一般印象是写乡村，不错，他是在写乡村，其实他更愿意写受城市些许杂质略有影响的乡村。

他的文学神庙里面供奉的是人的本性，这尊被供奉的神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也不是儒家，有着的只是真纯。

他并不是去把城乡相对立，而是对沉沦的城市扼腕叹息，城市中的人们仿似只对色欲敏感，其他的神经都已麻木。

这一切都让沈从文痛心疾首，想要回到乡村，可在回归中他也有一些疑惑，也有一些迷茫，于是他的作品中就有了故事清醒，文字朴实，热情而又悲痛的特点。

有人统计沈从文的163篇短篇小说里面76篇是写城市的，87篇是写乡村的，这二者并不相差许多，在他笔下的乡村中也有着城市，城市中也含着乡村。

《三三》上是沈从文描写乡村的一部短篇，三三是乡下的农村女孩，他住在安静的村中，一直以来相安无事，生活安逸而质朴。

一天城市中来了一个白面人，这个白面人是肺结核患者，他要呼吸乡下的新鲜空气，期盼着让自己的病起死回生。

由于他是城市人，来到了乡村，这便勾起了乡下人对城市的向往之情，三三也梦到了到城里去了。

三三的母亲鉴于此带着三三去见那个白面人，并带上了鸡蛋。

可他们到了的时候城里人已经死了。

城里人是病态的结核病患者，而乡下人是质朴无邪，后者遇到了前者想入非非。

沈从文简介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

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

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

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

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撰写出版了《边城》《长河》等小说，以及《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

他活了86岁，文学水平十分高，即使在讲课也体现出坦言和直率品质。

孩童趣事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

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

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

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

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

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

”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

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

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

”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

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

”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简述海派与京派论争的大致过程，历史文化内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1）海派与京派论争的过程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

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

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

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杜衡还强调上海文化受工业文明影响所产生的先锋性，“那我相信，机械文化的迅速传布，是不久就会把这种气息带到最讨*厌它的人们所居留的地方去的，正像海派的评剧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正统的评剧一样”。

杜衡的回击中有一些悲哀的成分，将京派摆在了以强凌弱的位置上，但是悲中流露出一种自信。

（2）历史内涵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妄图以京派风格将海派文人“规范化”，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一个流派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也受到构成某个流派的成员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和制约。

京派海派这两种文化的产生与他们的文化母体——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是密不可分的，割裂文学流派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就犹如缘木求鱼。

京派作家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作家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现代文化。

然而，在19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京派与海派作家同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而选择了自由主义，但他们还是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

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和作为现代商业经济中心的上海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它们最终影响并决定了1930年代京派和海派作家文化心态的差异性。

（3）对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影响①京派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沈从文简介参考资料一：沈从文简介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

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

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透过描述湘西人原始、自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透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

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不仅仅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先生一生中，着有五百万字的著作文章，《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

他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页空白。

参考资料二：沈从文简介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第六讲沈从文与“京派”文学第一节沈从文的生平思想沈从文（1902-1988），湖南省凤凰县（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

原名沈岳焕。

祖父曾任贵州提督，嫡祖母为苗族。

父亲年轻时就入伍从军，辛亥革命时参与当地的武装起义，后因谋刺袁世凯事泄而亡命关外，母亲是世家之女，从小就认字读书，对沈从文影响最深。

湘西偏僻的地域特点和他身上独有的苗、汉、土家三个民族的血统，对他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沈从文6岁入私塾，15岁从凤凰县第一小学毕业，这是他的最后学历。

1917年8月，即按照当地的风习进入地方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驻留，先后当过士兵、班长、司书、文书、书记等，在部队活动的沅水流域各县，见识了"湘军"的强悍和杀人如麻的残忍，也见识了地处川、湘、鄂、黔四省交界的湘西这方土地上的人民的美好人性。

1922年（20岁），在接触新文学后，出于内心的憧憬，独自闯荡北京，升学失败后，住在"酉西会馆"（半年后迁入银闸胡同一公寓"窄而霉斋"）自学，并开始文学创作。

这时期，主要用"沈从文"、"休芸芸"等笔名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小说月报》和《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

郁达夫那篇著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就是在1923年收到沈从文的求助信后给他的回信。

1926年（24岁）出版第一部作品集《鸭子》（包括散文、小说、戏剧和诗歌），1927年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蜜柑》，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

1928年1月，到上海，8月应胡适之邀，以小说毕业的资历担任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讲授写作。

这一年，他还出版了小说戏剧集《入伍》、长篇小说《阿丽丝中国游记》第一卷和第二卷、《篁君日记》，短篇小说集《好管闲事的人》、《不死日记》，以及《老实人》、《雨后及其他》等。

1929年1月，开始与胡也频、丁玲夫妇一起创办文学杂志《红黑》和《人间》，并参加新月社。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题目：论京派作家群中的沈从文专业：汉语言文学一、选题的背景、意义19世纪30年代，有一批活跃于北京的作家，他们坚持自己的“人生派”和现实主义风格，被称为“京派作家”。

京派文人以“地道的文人”自居，把目光投向纯粹的艺术。

他们远离了当时的经济中心上海和政治中心南京，有一个极其宽松自由的生活空间。

京派所显示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在工业文明不断渗透的年代，中国的宗法社会急剧变化，京派作家专注于这一变化，突出描写乡村世界的美好和恬淡。

京派小说统一的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因为他们坚持文化的保守主义，避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直接的文学功利。

京派既排斥“极端的现实主义”，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

另外，京派小说也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比较成熟的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沈从文的《八骏图》和《顾问官》就是典型的例子。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代表，很大程度上受鲁迅乡土文学的影响。

沈从文对故乡的依赖以及对它回忆性的文字占据着他文学创作的绝大部分地位。

城市对于他而言，只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没有多少实际情感在它的里面。

所以本文将强调，沈从文不仅站在乡下人的视角审视了都市世界，也有作为京派小说的代表人以现代知识理性的角度和立场回望湘西世界，并通过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双重批判，试图探索民族文化的重铸。

二、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30年代的苏雪林的文学批评素以刻薄著称，但她的《沈从文论》很敏锐地看到了作家的理想，她因不屑作家“玩手法”而对沈从文评价不高，主要还在于她与作家的距离太近，既无法看到作家的创作全貌，也很难预测到那种富有单纯的美的文体会由此形成一个抒情小说的创作潮流。

而刘西渭（李健吾）与沈从文同是京派作家，对沈从文的创作风格以及各种套路都一清二楚，因此，即使是随意点评也八九不离十。

郭沫若的观点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个人观点，因此，当他在《斥反动文艺》中把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后，沈从文也就在劫难逃了。

京派海派政治之争1933年—1934年的京海派之争虽历时一年便草草收兵，但是它向世人展示了北京与上海文化的不同方面，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京派海派文学的不同风格。

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文坛是由以鲁迅、茅盾为领导的左翼文学所把持，京海派之间的论争也只不过是主流文学之外的另一种声音。

二者之所以有争论，主要是由于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的不同引发的。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拉开了京海派之战的序幕。

沈从文从“家中大司务老景’”谈起，说“这个大司务明白他份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职责，从而引出了“现在的文学家”，他们“如何把身份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实指海派文学。

他同时又指出所谓的“海派”，不单指上海的“文学作家”，也包括北京在内的“一群教授”，他们的创作或授课“对于中国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沈从文很显然把京派作家的创作风格视为应该遵循的规范，而反对“海派”作家的浮躁喧哗，“作家的态度”应该“一切规规矩矩”，“着手写作时”，应该“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有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做下去”。

他觉得“文学家态度的改变”，要以他家大司务为榜样“那大司务处事做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是学习的态度”。

海派理论家杜衡（苏汶）在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杂志上撰写文人在上海一文反驳沈从文。

他承认了上海商品经济对文学作品的渗透和影响“新文学界中的‘海派文人’这个名词，其恶意的程度，大概也不下于在评剧界所流行的。

它的涵义方面极多，大概地讲，是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意味。

”并且进一步解释说这种作用是有原因的，商品经济中文人生活的不稳定性影响到文化心态的不稳定，“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和困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

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

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屠毅力内容提要　将“京海之争”放回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

“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

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

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

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关键词　京海之争　沈从文　海派　新文学　周氏兄弟〔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４２－０９ “京海之争”虽然由沈从文发起，但在后续的展开中，他并没有积极参与，甚至表达了自己对于大多数言论的失望。

沈从文的失望一方面在于参与论争的各方并没有表现出他所期望和要求的那种严正态度，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文坛各种力量的加入，他最初所提示的焦点也被不断地模糊和忽略，一次面对新文学历史和当下文坛问题的批评转而变成一场“互揭阴私”，翻出丑态的骂战。

不得不承认，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京海之争”最终是在何家槐窃稿事件的丑闻中落幕的，在这场最终发展为“海派”之揭阴私战的论争中，沈从文选择了沉默，甚至没有应胡适的邀约为何家槐做任何辩护。

何家槐窃稿是事实，也夹缠着左翼的力量，但是对于沈从文而言，这一场论争几乎从一开始就发生了偏离。

京派作家群的代表性作家及其主要创作
“京派”是20世纪30年代“左联”之外最重要的文学派别，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文学中心南移上海之后继续滞留北京或其他北方城市的一个自由主义作家群，当时亦称“北方作家”派。

“京派”是一个涉及面较广的文学派别，包括有一大批的作家、诗人及理论批评家，就小说家而言，主要有沈从文、废名(冯文炳)、老向、芦焚(师陀)和萧乾等人。

沈从文是京派作家的主要代表。

沈从文的小说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努力挖掘和表现历经磨难的底层人民坚韧、顽强、淳朴、善良的美好人性的小说，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边城》、《三三》、《丈夫》等；二是讽刺绅士阶级和某些知识者以表现和批判人性沉沦的，如《八骏图》和《绅士的太太》等。

废名这一时期写有小说《莫须有先生传》。

老向的小说有《庶务日记》、《黄土泥》、《民间集》等。

萧乾有短篇小说集《篱下集》和《栗子》。

芦焚有短篇小说集《谷》、《里门拾记》和《落日光》等，《谷》曾获《大公报》文艺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