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迪克特的意义：比较教育学的视角

２０１０年ｌ０月　第３ｌ卷第４期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ｃｔ．２０１０　

Ｖｏ１．３１　Ｎｏ．４　

本尼迪克特的意义：比较教育学的视角　口杨素萍　（广西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广西南宁５３０００１）　

［摘要］《文化模式》一书奠定了本尼迪克特在人类学界的地位，《菊花与刀》则是本尼迪克特运用她的　“文化模式”理论研究异己文化的成功例证。对这两部著作进行内在向度和外在向度的深刻解读，探求作者的　研究视角、方法与理论框架对比较教育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和意义。　［关键词］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菊花与刀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５２２７（２０１０）０４—００８８—０４　

比较教育作为对不同民族文化中的教育进行　跨文化对话的一种文化实践，其学科特质决定了　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只能采用跨文化的比较研　究，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利用全世界　各种不同文化为样本，以其资料做比较研究，以便　验证对人类行为的假设”，这样“不但可以免去单　一文化狭窄范围的囿限，同时又可以使研究者发　现更多的人类行为的幅度（ｒａｎｇｅ）。”…基于此，分　析成功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案例来寻求其对比较　教育研究的方法论观照无疑是一种很好的研究路　径，本文即选取美国女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　的两部经典作品作一尝试。　一、本尼迪克特独特的　文化人类学方法　美国女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Ｒｕｔｈ　Ｂｅ—　ｎｅｄｉｃｔ，１８８７～１９４８）师承于人类学界历史特殊论　学派的创始人博厄斯（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博厄斯一生　致力于通过对人类不同文化的解释与理解来反抗　种族主义的学术事业。他强调，绝不能因为人类　表现出不同的肤色和文化就认为人类“种族”有优　劣之分。在他看来，文化之所以体现出多样性乃　是因为特殊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使然。“文化人类　学正是要通过‘研究社会生活现象的总和’来构拟　人类文化和文明史”＿２ｊ３。，但是这种“文化史”不是　指世界各国的一般历史，而是各民族的具体历史。　因为，每个文化集团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历史，有　其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所以，企图从各民族独　特的历史中得出普遍、抽象的理论或发展规律的　进化论观点是不可靠的。基于这一立场，人类学　的研究任务在于：（１）集中探讨有限的地理、历史　地域，研究其历史过程的深度及地理分布的广度：　（２）运用客观方法尤其是统计方法，探讨文化特质　和文化丛的传布，并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文化特　质的联系、互渗及同化；（３）运用“类型”的概念来　描述区域文化；（４）分解文化丛的历史及心理成　分；（５）避免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的错误　２　。　在研究方法上，经过在北美各印第安社会深　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博厄斯逐渐认识到，把每一个　文化元素（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１ｅｍｅｎｔ）——瓶罐壶缸的设计、　礼仪的每个程式——都必须放在整体文化中考　察，坚持从总体上把握文化研究，文化就是由相互　关联的局部组成的系统。　博厄斯思想的精髓——通过理解“他者”来审　视自我——在本尼迪克特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出版于１９３４年的代表作《文化模式》（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正是本尼迪克特对老师思想进一　步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对功能主义进行批判的　结果。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在人类学理论方面也　是功能主义兴旺发达的时期。以马林诺夫斯基　（Ｂ．Ｋ．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和布朗（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　Ｂｒｏｗｎ）　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用实证方法向人们表明，　文化的结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彼此无干的　事物的生拼硬凑。但是，对功能主义者（例如，马　林诺夫斯基）的重要观点之一，即在任何文化中人　的本性与欲望都是一样的，似应附加些限制条件。　因为人的欲求实际上往往依存于各自所处的文化　环境，而且同样的状况会被各民族用各种方式加　以利用，哪种状况下哪种欲求更显得切合实际，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８—０１　［作者简介］杨素萍（１９７５一　），女，山西太谷人，博士，广西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教育学。　第４期　杨素萍：本尼迪克特的意义：比较教育学的视角　８９　会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大相径庭。结构功能主义者　似乎更多地着眼于客观事实的静态分析，而忽略　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本尼迪克特正是注意到结构功能主义的这一　不足，才立意探索文化的深层结构与价值观念，把　一种文化的制度和习俗当做人们主观态度的表现　来看待。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她极力证实每一　个文化都是内部结构混合交织的独特形态，各结　构的形成都与该文化的特定主旨或民族精神有　关，以此论证文化的多样性。如宗教、家庭生活、　经济学和政治机构结合为一体构成独特形态。各　文化形态都产生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所以它们　不应当看作是互相对立的。而“模式”是一个予各　个行动以意义，并将各个行动包容于文化整体中　的媒介。它是一个行动心理学的概念，不同于德　国文化哲学家所说的“类型”。一个民族的文化可　以内含多个“模式”，或是由多个“模式”构成综合　的有机的整体。因此，人们应根据文化发生的来　龙去脉来评价文化现象，而不能只偏重于文化特　质，即个性的分析。由此，本尼迪克特强调应把文　化研究的突破口放在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法在　其特殊性的联系中形成的整体结构上，即放在分　析结构的机能上。　在研究方法上，与其他人类学家不同，本尼迪　克特在三十年代同心理分析学家合作，首次把通　常用于个人的那些心理学分析概念和心理学概念　应用到集体上。为了实践这一做法，她曾指导学　生到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屿以及非洲、南美洲、北美　洲的许多部落进行实地考查。她本人也对原始宗　教、神话、民间传说和“纯粹人种学”作过专题研　究。比如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本尼迪克特用心　理学的手法表现北美的夸库特耳人（Ｋｗａｋｔｕｔ１），　祖尼人（Ｚｕｎｉ）、平原印第安人（Ｐｌａｉｎ　Ｉｎｄｉａｎｓ）和美　拉尼亚人（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的多布人（Ｄｏｂｕ）等四个文　化形态，由此展示了文化元素怎样从民族精神和　文化形态中吸取自己的意义。　二、《菊花与刀》的成功例证　本尼迪克特认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孕育着生　活的一切方面的要素。而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一个　起支配作用的行为规范、价值取向，大家都把它当　作模式，都照着它判断是非，从而形成一种民　风。”　《菊花与刀》正是本尼迪克特运用她的“文　化模式”理论研究异己文化的成功例证。　出版于１９４６年的《菊花与刀》是本尼迪克特　受美国政府在二战后对日决策的受命之作。当　时，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待制定战后的政策。　对德的政策十分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　但是对于日本不太了解，需要清楚两个问题，一是　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二是是否保存天皇。作者　接受任务后，回避了战争中不能亲临日本本土调　查的局限，通过访谈日本被俘战士，参阅大量的报　刊以及日本文学和电影等资料，以锐利的眼光，从　文化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和理论方法，发现了隐藏　在日本社会结构中的诸多文化要素。并深入分析　日本的国民精神和民族个性，回答了政府提出的　两个问题：一是战后日本会投降；二是要保存天　皇。后来历史证明，事实的发展同本尼迪克特的　预想一样。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的　管理方式与本尼迪克特的建议是一致的。因此，　《菊花与刀》一书的写作既具有文化意义又具有现　实意义，既从心理和文化的关系上来研究日本文　化，深入剖析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及其矛盾性，又为　当局政府解决面临的难题作了纯粹的决策研究。　由于这一人类学研究的成功，使得本书更具有进　一步研究的价值。　首先，《菊花与刀》将文化的概念界定为一切　生活方式的总和，分别从政治制度、社会分配、道　德伦理、习惯民俗等多方面探讨了日本文化模式，　“强调文化与社会实践相关的方面”，这种研究方　法的目的在于“把握所有这些实践与模式之间的　互动关系在一个特定时期如何存在并被经验为一　个整体”　Ｊ，而将文明碎片化零为整的过程实际上　是研究者运用自己的知识构架和经验整合的过　程。对大和民族而言，本尼迪克特作为他民族研　究者，她的民族文化立场、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都　不可能与日本民族处于同一时空中，只能立足于　“远距离的他乡异域”，以西方社会的文化标准，将　日本文化作为“类”进行观照，审视了日本大和民　族与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不同的文化性格和心　理特征。本尼迪克特对他民族持同情和理解的态　度，她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日本大和民族；这一　点与日本人自我观照的立场迥然不同。　其次，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作者没有把太多　的兴趣放在对各个现象进行定量上，而是把主要　的兴趣和努力放在探索日本人的许多行动和思考　方法之间的相互内在联系上，放在把握各种行动　和思考方法在其特殊的联系中形成的整体结构　上。一句话，本书是把重点放在分析结构的功能　之上的。这正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如果不是把　所有的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那些明白无误的　文化现象作为社会科学的对象，而是把性质完全　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充满未知数的文化现　象作为对象的话，那么这种方法就比什么都更为　重要了。在确定把握日本文化的结构为目的以　后，那些“在日本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并被视为理　９０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０年　所当然的习惯”【５　Ｊ１　成了问题。因此，“在这种研　究中……进一步收集证据已没有什么必要了。例　如，谁在何时向谁行了一个礼，这样的事根本就不　需要对全体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ｏ＂［５１１４“美国人　研究社会时通常都不去研究文明文化所赖以建立　的诸前提。多数的研究都假定这些前提是不言而　喻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只是关心舆论和行为　的‘扩散’状况，而且他们的主要研究手段是统计　方法。他们着眼于大量的数据资料、受询者的大　批答话或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心理测试的结果　等，进而作统计学的分析，试图从中推论出某些独　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关系……民意测验的结果不　过是丰富一些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而已，试图要　理解其他国家时，重要的是先对该国人民的习惯　和假设系统地进行定性分析，然后民意调查才能　起有益的作用。”【５】】　第三，把主要精力确定放在从结构上把握日　本文化以后，作者首先从分析日本文化的基础　——等级制度出发（第四章），并通过对义务与人　情、恩与责任、义务与义理的比较，考察了日本人　的价值体系，有步骤按层次地把握住了日本社会　的等级制度和支撑着它的繁琐的社会规则，尤其　是她指出了日本的等级制度是建筑在日本家族制　度之上的，而最终规定日本人行动及思考方法的　则是等级制度，它向各种各样的人指出了适当的　位置，最终雕塑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　化”的“耻感文化”。　最后，本书书名为《菊花与刀》，作者意图用象　征日本皇室的家徽——菊花和象征武士文化——　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　性。作者采用的结构主义写法，同时具有了象征　人类学的意向。　如今，《菊花与刀》出版至今已６０年了，它已　成为人类学的～本经典著作。作者的研究方法被　学术界公认为是对人类学理论的一种成功的验　证，也是一个人类学家对民族文化行为所采取的　一种富有现实性的个案分析态度的经典尝试。日　本学者川岛武宜评价此书时，认为书中栩栩如生　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全貌，该书对　日本人来说至今“仍是一本颇具教训的书”－５ｊ２　。　三、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观照　“在今天，人类学的实际价值更多地表现在它　所搜集的资料和收集资料的方法上。”　这种断言　固然有失偏颇①，但不可否认，本尼迪克特的成功　更多地为人们提供了做事情和看问题的新手段。　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视角来看，至少有以下值得我　们关注和思考的地方：　首先，本尼迪克特采用马文・哈里斯（Ｍａｒｖｉｎ　Ｈａｒｒｉｓ）提出的主客位研究法以及文献搜集、深度　访谈、比较研究法（ｉｎ日本人的某些观念与亚洲人　（中国人、印度人）进行比较，与西方人特别是与　美国人进行对比）对日本文化进行遥读，得出了日　本人的“耻感文化”是有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这　一比较明显的文化差异的结论。这一成功应归结　于作者运用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和她敏锐的分析能　力。但在这里我们所要考虑的是这种方法决不是　美国人研究日本文化时才是必要和有用的。我们　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化以及外国教育时仍然应当　提倡同样的方法。也就是说，对社会现象进行量　的把握和测定的方法对我们仍是必要和有用的。　但这是有一定前提的。在象美国这样的典型近代　市民社会里，人的行动、思考方法以及人们之间的　相互关系最终是回归到非常明显的同质要素上，　所以有可能进行计量测定，而且是很容易的。当　我们试图理解不同性质的欧美文化时，我们同样　要从结构上来进行把握。但前提是应先搞清自己　的行动和思考方法这个模式，然后再去测量其他　许多模式合乎规律的强度以及频度。　其次，文化人类学力求以被研究者的视角看　待研究对象，浸润于被研究者的文化情境中，对其　进行描述和解释，从而追求被研究者的观念世界、　观察者自身的观念世界以及读者的观念世界三者　间的沟通。而本尼迪克特的成功正是为我们提供　了这样一种新的研究理念，那就是以一种冷静、客　观、不带偏见的眼光来看待教育过程和全部的互　动关系，特别是要学会用客位或他观的方法去看　待、去分析。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兴起的教育微　观研究，其实质正是由于把这种人种志研究方法　应用于教育问题的研究而出现的【７Ｊ。以局外人的　眼光客观而公正地进行分析，我们可能会找出这　些主位解释的教育事实表层现象后面的深层次原　因；把比较教育研究放到某种为观察而选择的情　境中，才会形成真正的研究假设和提出研究问题，　才能识别到比较教育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同时，　要反复交叉使用多种方法来尽可能多的从各个侧　面收集完整的资料；时刻注意研究对象背景的变　化，不但要在被研究的直接场合的关系框架中观　察事件的意义，而且应注意在各种不同的关联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