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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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介生态学的几点思辨作者:曹爱民潘元金来源:《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10期【摘要】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并非是原发的,媒介生态学也不是中国的原创概念,中国学者把“Media Ecology”译为“媒介生态学”并不存在误译,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应该加以区分。
廓清这些认识,对于中国媒介生态学乃至整个传播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媒介生态学;媒介环境学;思辨;区分如今,媒介生态学已经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并带来了学科的繁荣和发展。
但中国媒介生态学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
廓清这些认识,理清与北美“Media Ecology”的关系,已成为促进中国媒介生态学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不是“原发的”在中国媒介生态学起源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美国和日本的相关研究也比我们早很多年,但是“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展开与它们并没有什么渊源。
[1]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在表述上是矛盾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他们主要是更多地强调了中国媒介生态学和北美媒介环境学的区别,而忽略了国内外媒介生态学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只是将2001年后,“Media Ecology”在中国的独创性发展作为了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点。
(一)中国最早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来源于西方在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中,最早使用“媒介生态”概念的《论媒介生态——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正是在介绍西方社会生态学和社会有机体平衡、和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生态”这一概念以及社会大系统、共生共食、有限资源、关键功能等观念。
然后又是结合美国社会生态学家奥迪斯·邓肯所提出来的人类社会“生态复合体”的四个变量,展开我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
(二)从生态学视角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最早出现在西方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一开始就注意运用平衡、和谐和系统等生态思想来研究媒介,并侧重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的环境问题研究,关注人、媒介、社会、受众之间的和谐互动关系构建。
媒介生物对病原体传播的生态学研究在自然界中,病原体传播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而这些病原体大部分不能直接离体传播,需要通过媒介生物进行传播。
媒介生物是指可以传播病原体并且不会患病的生物,包括昆虫、啮齿动物、咬口动物等。
媒介生物的种类多样,其对病原体传播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因此,研究媒介生物对病原体传播的生态学特征对于预测和控制病原体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
一、媒介生物的种类和功能媒介生物种类繁多,不同的物种在传播病原体时的作用也不相同。
其中,昆虫在病原体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例如,蚊子常常是传播疟疾、丝虫等疾病的媒介,蜱虫则可能传播莱姆病、猫抓病等疾病。
此外,某些啮齿动物也能够充当病原体的媒介。
例如,鼠类动物可传播草履虫、鼠疫等多种疾病。
在繁殖季节,一些水生动物如蜗牛、水蚤也可能作为病原体的传播者。
媒介生物的作用不仅限于单纯的传播病原体。
许多病菌在媒介生物的体内还能繁殖、存活并越冬,从而增加疾病的传播风险。
同时,媒介生物的个体密度与病原体的传播密切相关。
当媒介生物的个体密度较高时,病原体的传播速度也会随之加快。
因此,研究媒介生物的个体密度对病原体传播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二、病原体和媒介生物的协同演化病原体和媒介生物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协同演化的关系。
病原体将通过不断的进化和选择来提高自己在媒介生物体内的适应性。
例如,某些病菌能够在媒介生物的消化道中生成抗菌素,这些抗菌素将有助于病菌排斥其他细菌群落。
此外,病原体还会改变媒介生物的行为,使其更有利于病原体的传播。
例如,被寄生的蜱虫会失去对光线和二氧化碳的反应,这使得其更容易攀附和叮咬宿主,从而传播病原体。
媒介生物也会对病原体进行择优选择。
一些媒介生物具有较强的免疫力,能够抵抗病原体的侵袭和繁殖。
这些媒介生物在传播病原体时可以严格选择病原体,有助于减少疾病的传播。
此外,研究表明,媒介生物的微生物群落也会影响病原体的传播,对于了解媒介生物在病原体传播中的生态学意义也十分重要。
第34卷第1期2008年1月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f Xuzhou Nor mal Uni .(Phil 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 on )Vol .34,No .1Jan .,2008[收稿日期]2007209211[基金项目]本文为2006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和教育部创新研究重点基地宗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项目“媒介地理与媒介生态研究”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邵培仁(1954—),男,江苏淮安人,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28) [关键词] 媒介生态学;绿色生态;绿色革命;信息环保;平衡循环[摘 要] 媒介生态学(M edia ecol ogy ),是指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
生态学的人文转向,是人类学术史上“世界观转化工程”和“第三次真正的革命”。
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
建立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告别西方研究范式的绿色媒介生态理论体系,探索和揭示媒介生态发展与变化的本质和规律,以“循环式食物链”代替“单程式食物链”,以“绿色生态链”和“蓝色生态链”替代“灰色生态链”和“黑色生态链”,以“媒介生态城堡”取代“媒介智能大楼”,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的使命和责任。
自觉遵循媒介生态系统的信息、物质、能量流动规律和整体优化、互动共进、差异多样、平衡和谐、良性循环、适度调控等原则,是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研究的题中之义。
媒介不是一种僵死的封闭的物质实体,媒介生态更是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开放系统。
媒介生态学以其原理与方法、历史与现状、观念与规律、传者生态、信息生态、符号生态、受众生态、报刊生态、影视生态、网络生态等为主要研究内容。
2022近年来,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和审美风范的网络影视作品不断涌现。
本文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将网络影视与传统文化的生态位相结合,选取2018年至今国家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年度推优作品”中的39部传统文化主题节目作为研究样本,描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网络影视生态中的生存图景,探究网络影视的媒介生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塑。
网络影视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以更加多元的方式,面向更加广泛的受众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底蕴,潜移默化地促进中华文脉的大众传承。
近年来,网络综艺《舞千年》(2021),网络纪录片《中国》(2020),《敦煌:生而传奇》(2021),网络动画片《中国唱诗班》,网络剧《风起洛阳》等一系列高质量文化主题节目广受拥趸,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有效引领与整合社会意识、社会思潮,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促进文明互鉴、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围绕网络影视这一新兴传播媒介及生态,审视传统文化的传播新方式和新表达,具有重要意义。
一、网络影视发展的媒介生态学分析20世纪60年代晚期,“媒介生态学(Media Eco l ogy )”术语由多伦多学派代表人物米歇尔·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效果一览》中首次提出,不久后纽约学派的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将这一概念正式引入学术研究领域,并于纽约大学创设媒介生态学专业。
波兹曼指出媒介生态学是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包括媒介传播如何影响人的情感、价值观、文化意识等等。
从多伦多学派到纽约学派,相关理论者的研究都未超过麦克卢汉与波兹曼的表述范围,总体表现为关注技术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
[1]而当媒介生态学进入中国,历经了本土化的侧重与改造。
学者裘正义在《论媒介生态——中国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若干制约因素》一文最早引入“媒介生态”的概念。
[2]邵培仁是国内较早提出媒介生态位等概念的学者,他认为媒介生态强调“互动而达到一种相对平衡、和谐的结构状态”。
媒介生态学
1)媒介生态学考察媒介传播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感觉以及价值观。
我们与媒介的交互作用推动还是阻碍了我们的生存机遇。
这里,环境是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带给人们特定的思考、感觉以及行为方式。
这些规范经常是不正规并隐晦的,更多的隐藏在我们的错觉中。
媒介环境学就是要把这些规范变得清晰。
媒介环境学就是把媒介当做环境来研究。
在方法论上,媒介生态学也独具特色,即采用“隐喻”的方式。
隐喻的核心就是用人们熟悉的内容来指称不太熟悉的内容,隐喻的方式并不能建立因果模型,也不能建立相关模型,甚至算不上严格的理论,但隐喻的方法在研究中也有重要地位,因为他可能提供一种洞见,提供一种分析的视角。
2)理论命题
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个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无价值的渠道。
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和符号结构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编码的过程中扮演着揭示和塑造性的角色。
假定每一媒介那套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一套偏倚或倾向。
媒介会促使各种不同的物质的、感知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它们与媒介独特的内在偏倚有关。
这一命题直接谈到媒介环境学主要典范的关注点,即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并通过此环节来探究传播技术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因果关系。
1968年波斯曼首次提出媒介生态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把“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作为一种环境结构,制约着我们的感觉、思维和表达方式。
波斯曼提出的媒介生态是我们理解和想象事物的框架。
他提出“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我们思考、感知、谈论和表现身边的世界时,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而是处于传播媒介的符号结构中。
认为媒介的真正影响在于营造了一个人们无法摆脱的社会环境,我们必须借助他们才能赋予世界意义。
波斯曼还在麦克卢汉的“媒介的内容是另一种媒介”的基础上提出,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往往不只有一种媒介的代码和语法。
不同媒介之间还存在相互影响,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媒介环境。
因此媒介共存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互动产生新的合成环境,也是媒介生态学关注的问题。
媒介生态学弱化了麦克卢汉理论中的决定论色彩,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媒介格式对符号编码、解码的影响。
媒介环境就像墨镜,它并不决定人们看到什么,但是会影响人们看到的世界的色调。
和麦克卢汉不同,波斯曼在对媒介影响的讨论中,带有明显的批判色彩和道德评价,他更关注媒介技术是否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民主,他对电子媒介的评价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
他的理论中有梭罗追求自然、恢复传统生活的乡愁,也有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对技术理性的反思。
媒介可能是这些不良后果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它不是唯一的或决定性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