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研究综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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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弗朗西斯·培根研究综述本文将对国内弗朗西斯·培根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包括研究现状、研究成果与问题。
培根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于英国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学史的进程都具有巨大的影响。
培根的思想观点深刻而丰富,对于哲学、政治、宗教、文学等领域都有独特的见解,其文学作品也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之作。
因此,对于培根的研究一直备受重视。
一、研究现状在国内,弗朗西斯·培根的研究一直保持着活跃的态势。
近年来,培根的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的趋势,既有文学、哲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有法学、人文史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
其中,文学领域是培根研究最为密集的领域,涵盖了培根的诗歌、散文、政治激励演讲和戏剧等多个方面。
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泛人文”视角的“后文化批评”研究方法是当前国内弗朗西斯·培根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
该方法强调文学作品的“文化历史性”与“文化性格”,强调文化实践理论、文化活动与文化政治的相互关系,使得培根研究不仅限于文艺作品的分析,而将其置于更宏大的文化及其社会政治背景下进行思考。
二、研究成果大量专业书籍和论文文集在国内出版,从不同角度对培根的思想和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其中,一些研究已经逐渐成为培根研究的经典之作。
1. 《弗朗西斯·培根研究大成》该书由李长君、于爱国、彭宇三位学者主编,涵盖了培根思想、文学作品、文化史、哲学等多个方面,深度挖掘了培根的思想内核、文化价值和时代特征,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2. 《论弗朗西斯·培根的历史观》该论文系罗志华学者所撰,通过对培根历史观的研究,力图挖掘出其历史哲学的高度含义,既有对历史的批评精神,又有对人类自由解放的探索和追求。
3. 《抒情化主义与反抒情主义──陶渊明与培根作品中人文主义的比较研究》该论文由沈学英教授所撰,通过对陶渊明与培根在文学作品中对人文主义的表现进行比较研究,既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又为培根文学作品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
蒙古族萨满教文学研究综述陈永春(蒙古族)内容提要:蒙古族萨满教文学作为蒙古族文学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备受学界关注。
它既是蒙古族文学的源头之一,又以原始活态形式演绎着蒙古族文化的历史演变进程,以当下存在的鲜活的形式,体现着蒙古族口头文学的发展特征。
蒙古族萨满教文学研究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下无论是萨满教文学资料的搜集和田野考察资料的整理,以及对蒙古族萨满教文学的多学科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新世纪萨满教文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蒙古族萨满教文学研究发展蒙古族萨满教文学是蒙古族萨满传唱的以宗教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口头文学,是蒙古族文学最古老而鲜活的组成部分。
蒙古族萨满教文学研究在几代学者们的努力下无论是萨满教文学资料的搜集和田野调查资料的整理,以及对蒙古族萨满教文学的多学科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新世纪萨满教文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蒙古族萨满教文学资料搜集整理概况(一)20世纪之前的蒙古族萨满教文学资料搜集整理。
萨满教是蒙古族最为绚烂的历史文化遗产。
蒙古萨满教的研究是世界性的课题,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
蒙古族萨满教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蒙古族萨满教文学史料,作为原始活态文化之一,国外学者在全面搜集研究蒙古萨满教资料中就十分注意祭词、神歌的搜集研究。
17世纪欧洲旅行家伊吉布朗特·伊德斯记录了关于蒙古萨满教宝贵的资料。
蒙古萨满教的研究始于18世纪,俄罗斯学者伊·戈·仲、麦哈尔·塔塔利诺夫等常年在布里亚特地区进行田野考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19世纪始,蒙古萨满教研究进入了迅速发展阶段,1846年布里亚特学者道尔吉·班札洛夫的《黑教或称蒙古人的萨满教》①和原苏联学者M·密海洛夫的《布里亚特萨满教研究史》②、1894年伊·卜达古日布耶夫斯基发表在《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蒙古传说故事与蒙古萨满教》是较早记录蒙古萨满教的文献资料。
而在蒙古族萨满教祭词、神歌的书面资料方面,我国记载最早最丰富。
周瘦鹃小说研究综述摘要:周瘦鹃是“礼拜六派”的代表作家。
对周瘦鹃作品的研究由来已久,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运用新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小说的研究不断深入,但周氏小说所体现的现代性却很少涉及,文章在整理归纳各个时期对周氏小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周氏小说现代性进行研究的必要性。
关键词:周瘦鹃;小说;历史研究;现状研究;现代性一、历史周瘦鹃小说的研究历史应该说是很久远的了。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文学批判“鸳蝴派”文学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国初再次用政治的有色眼镜去审视它,笔者将这一时间段称之为周瘦鹃小说研究的历史期。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色便是,虽说从新文化运动到建国之初,整个社会环境和主流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建国初对周瘦鹃小说的研究仍是对新文学时期批判的延续。
这一时期对周瘦鹃小说研究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客观、非理性。
二十年代,新文学对周瘦鹃小说的批判主要集中于思想性、文学态度、艺术风格、艺术观念等方面。
如原刊于1921年6月10日的《文学旬刊》第四号的《思想的反流》,这篇文章说:“想不到翻译〈红笑〉、〈社会柱石〉的周瘦鹃先生,脑筋里还盘踞着这种思想。
”[1](58)这种思想就是在“陈陈相因的小说中,砌上几个‘解放’、‘家庭问题’的现成名辞。
同时又大提倡‘节’、‘孝’。
”同时还有针对他的文学态度,说他“以文章为游戏的思想”还充斥在他的脑海里,原刊于1921年8月10日《文学旬刊》第十号的《中国文人对文学的根本误解》“在《礼拜六》上,看见一位署名瘦鹃先生的一篇小说,篇末有自跋一段,说自己爱做哀情小说,许多人写信来责备他,说什么‘大非卫生之道’。
他就做了这一篇‘团圆式’的小说,以称他们的心。
”[1](79)这两篇评论都是郑振铎先生以新文学的思想为标准,来评价周瘦鹃的小说思想,也可以说是批判周瘦鹃的写作态度。
与此同时,周瘦鹃小说“娇婉”的艺术风格和“唯美”的艺术观念也遭到新文学的强烈批判。
“娇婉”、“唯美”的文风使他的作品增色不少,显得比较独特,但也显出了明显的局限性。
傣族近现代作家文学发展现状综述作者:板永明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年第06期[摘要]傣族作家文学在傣族文学史上是处在边缘化上的,近代以来直到解放前,傣族出现由文献记载的作家及作品却是寥寥无几,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涌现了一批作家和文学刊物及文学团体,这些作家知识面宽、思想活跃,且视野也比较宽广,易于接受新事物。
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思想性及清新鲜明的民族风格,为傣族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本文对傣族近现代作家文学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呈现傣族作家文学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傣族;近现代作家;发展;现状[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7)06-0191-02傣族作家文学在傣族文学史上是处在边缘化上的,傣族作家文学的真正兴起及代表一个民族作家文学发展程度的长篇小说的出现,还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作家文学的产生,除了深厚的民间文学底蕴以外,还需文字的形成和使用及书面文学的出现。
傣族文字产生的时间相对比较早,傣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为数不多的具有自己古文字且文字系统较为成熟的民族之一,而且书面文学据考证出现的也比较早,傣族丰富的叙事长诗能够很好地传承下来,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此。
但直到解放前,傣族出现由文献记载的作家及作品却是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和文艺创作方针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全国各少数民族包括解放前没有自己作家的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和作家队伍,各民族的作家文学开始蓬勃发展,有些民族甚至出现了在全国和国外有影响的作家,有些民族出现了自己的作家群和文学评论家。
在这一背景之下,成长了一批傣族作家,他们用汉语和本民族语文创作了一批在傣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类作品。
下面对傣族近现代作家文学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傣族近代作家文学的形成及代表作家和作品近代的傣族作家文学创作是以刀安仁的文学创作活动为代表的。
近二十余年清代知识女性问题研究综述摘要:近二十余年来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成果丰硕,大陆学者从专题研究、人物研究、地域性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不懈探索,港台地区和国外学者的研究用力颇深,但目前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
人物个案研究极其匮乏,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之外的知识女性群体研究尚需深入。
地域性研究不均衡,多聚焦江南,对东北、西北、西南、中部地区知识女性关注不够。
研究视角较窄,多从文学赏析角度研究,史学视角下的研究不足,缺少对“人”的关注。
关键词:清代;知识女性;研究综述严格的清代知识女性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展于90年代,繁荣于21世纪近十余年。
目前学界对清代知识女性的研究主要在作品解析、人物考述、思想意识、文化生活、家庭教育、婚姻与交际等方面,成果喜人。
尤其是近十余年,论著日丰,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本文以大陆学者为主,兼顾海外学术成就,试对近二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一综述,以供学界讨论批评。
一、大陆学述成果研究追述清代知识女性研究是女性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为使清代知识女性受到应有的关注,大陆学者们做出了不懈的探索。
1.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女性。
论及这一时期知识女性的文章非常多,大多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以女学生和女教师为主体的知识女性,已向近代转型,他们对辛亥革命起推动作用,但其社会地位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他们的自我解放思想和政治意识开始觉醒,交际与活动空间不断扩大。
沈智在著述里,曾对知识女性的办刊活动进行了详细剖析[1]。
李兰萍对女知识分子的精英——晚清留日女生的特点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探究。
魏中林、花宏艳《晚清女诗人交际网络的近代拓展》(《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指出晚清女诗人的文学与交际网络包括家族网络、媒介传播网络、以学校为核心的私谊网络和以社团为载体的会社网络。
在晚清女性自我意识和政治的觉醒、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角色的建构几方面论文也不少。
王庆宏从清末妇女解放的背景、内容和特点及其影响都做了详细的分析,指出妇女解放思想片面追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主体局限于小资产阶、资产阶级范畴[2]。
岭南学者黄节研究综述作者:殷悦来源:《电影评介》2010年第17期[摘要]黄节是近代著名的岭南学者,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与教育家。
他致力于汉魏诗歌的研究,注释作品尤为丰富,他的许多注本是当代学者学习、研究汉魏六朝诗歌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
但是,目前学术界对黄节本人及其著作、学术思想的研究是有所欠缺的,这与黄节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搜集与整理研究黄节的专著与论文,是为了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引起学术界对黄节更多的关注,进一步对黄节的学术著作与学术思想进行研究。
[关键词]黄节岭南研究综述一、黄节生平简介黄节(1873—1935),初名纯熙、字佩文,后更名节、字晦闻,别署晦翁、黄史氏,广东顺德人。
近代著名的岭南学者、诗人、教育家。
他的一生大致以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复辟(191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人生以求学、办报、参与革命,积极投身社会变动之洪流为主,后段人生则以潜心教学、弘扬诗教和中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为己任。
1873年,黄节出生在广东顺德甘竹乡,父亲早逝,由母亲一手抚养大。
他幼时求学于简岸乡之读书草堂,师从简朝亮,是岭南大儒朱次琦的再传弟子。
少年时期,黄节曾在海幢寺和云林寺闭门潜修多年,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国学基础。
他的求学苦读生涯以1 902年应试不举,决裂清廷告终。
1903年,黄节赴上海,将他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办报事业中,与同学邓实合办了《政艺通报》(1902—1908年)、《国学粹报》(1905—1911年),之后还创办过《美禁华工拒约报》(1905年8—11月)等报纸,宣扬民族思想,积极支持革命。
1913年,黄节开始了他短暂的从政生涯。
他曾在铁路局供职,后来又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广东省教育厅长等职务。
直至1916年袁世凯复辟后,黄节对时局彻底失望,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出任北大教授,此后一直以授诗为主业,潜心教学,几乎再没有离开过讲台。
黄节最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是《诗学》。
它的雏形,是黄节执教两广优级师范时完成的《诗学源流》,而后在北大讲授时,他将其整理为《诗学》。
《红楼梦》研究概况述评建国前的《红楼梦》研究胡适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的开山作。
他认为旧红学是“附会的红学”, “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
”他对索隐派的结论,进行了驳斥和批判。
胡适专就《红楼梦》“著者”和“本子”两大问题,作了考证。
他认为,①《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②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
……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③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
④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⑤《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
⑥《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
他还认为,①《红楼梦》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
②高补比不上曹著,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
(参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219—220页。
上海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
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
又见《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以下凡引此书,不再注。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对新红学有过重大贡献的第二人。
他于1923年出版的专著《红楼梦辨》,比起胡适的专论来,其研究范围深入到小说内容本身,这是一个显著的不同。
他批驳了旧红学中的猜谜派和消闲派,认为,①《红楼梦》是作者感叹自己身世的作品。
②《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
③《红楼梦》是为金陵十二钗作传。
④《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
⑤高鹗续书,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他还就《红楼梦》的时、地及八十回以后的有关故事情节作了探佚。
(参见《红楼梦辨》)。
鲁迅对《红楼梦》的见解有一定新意。
如小说思想内涵、社会价值、人物塑造、情节结构以及文笔的含蓄、语言的个性化、生活与创作、作者的世界观与作品的总体倾向,等等。
均散见在他的“小说史”和所写杂文中。
他认为,①《红楼梦》是人情小说。
②自有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红楼梦》出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
③高鹗续补和曹著风貌相类。
文献综述资料及范文资料一一、什么是文献综述是对某一方面的专题搜集大量的情报资料后经综合分析而写成的一种学术论文,它是科学文献的一种。
文献综述往往反映的是当前某一领域中某分支学科或重要专题的最新进展、学术见解和建议,反映有关问题的新动态、新趋势、新水平、新原理等等。
文献综述是作者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并予以评论的科学性论文。
二、写文献综述的好处:1、通过体验搜集文献资料的过程,可进一步熟悉科学文献的查找方法和资料的积累方法;在查找的过程中同时也扩大了知识面;2、查找文献资料、写文献综述是科研选题及进行科研的第一步,因此,学习文献综述的撰写也是为今后科研活动打基础的过程;3、通过文献综述的写作过程,能提高归纳、分析、综合的能力,有利于独立工作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高;4、文献综述选题范围广,题目可大可小,可难可易。
对于毕业设计的课题综述,则要结合课题的性质进行书写。
三、写文献综述常见的问题1、根据已有的综述直译转抄在写作综述论文时,可以借鉴他人已发表的综述启发思路,但切不可照抄照搬。
也就是说,必须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写出有别于他文的特色,有自己的侧重点。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进行文献更新,补足与自己侧重点有关的和该课题最新发表的文献,然后按照自己的侧重点重新命题,将全文重新整理,综合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
2、洋洋大篇,只是资料的堆积内容既无重点又不深入,层次不清,概念模糊,甚至有误,只是资料的堆积。
3、文献开列过多,引文不当一般要求综述论文著录的文献应是作者亲自阅读过的原文,但也并不是所有读过的文献都统统列出,应选择最主要和最新近的文献:1)综述论文论点和论据来自的文献;2)为分析讨论提供有力依据的文献;3)为理论和机制提供实验依据的文献;4)注意引用知名度高的期刊;5)以新近的文献代替旧的文献。
4、把综述写成讲座讲座和综述的共同点是文章的综合性、新颖性和进展性。
骆驼祥子文献综述鲁迅的小说《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它以一个普通的北京骆驼车夫祥子为主角,通过他的命运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贫困、苦难和残酷现实。
这篇文献综述将探讨《骆驼祥子》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艺术以及其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意义。
首先,小说的主题是社会现实主义,突出了中国社会的贫困、苦难和残酷现实。
小说通过描写祥子的生活经历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作者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和呼吁社会改革的思想。
祥子的命运充满了无奈和悲剧,他的命运被社会所束缚,他的努力和奋斗往往都是徒劳无功,这表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命运的无奈感受。
其次,小说人物形象丰满、鲜明,尤其是主角祥子形象的刻画深入人心。
祥子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年轻人,他从小就生活在贫苦的环境中,但依然保持着追逐梦想的心态。
在小说中,祥子的形象被抽象成为一只骆驼,他承载了沉重的负担和压力,但依然努力前行,这种形象的运用更加深化了读者对祥子的印象。
再次,小说的语言艺术精湛,充满了感染力和力量。
鲁迅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寓言、象征和寄托,使小说的形象更加深刻和生动。
同时,小说的描写也非常细腻,可以让读者深入感受到祥子的内心变化和情感变化,这样的描写也使小说的情节更加紧凑和引人入胜。
最后,小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意义。
《骆驼祥子》是写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时期的,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尤其是贫富差距的问题。
小说的主题和精神深深影响了当时的读者,激起了他们对社会不公和命运的思考和反思,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作品之一。
综上所述,《骆驼祥子》是一部经典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它通过描述一个普通人物的命运,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贫困和苦难,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呼吁。
小说的主题、人物形象、语言艺术和社会背景都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和意义,是值得读者深入思考和阅读的经典之作。
国内福克纳研究综述廖白玲摘要:威廉〃福克纳是20世纪美国最具创造性、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我国的福克纳研究起步较晚,但从70年代末以来逐渐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近期更掀起一阵‚福学‛热潮。
本文试图探讨福克纳作品及相关资料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分析中国各个时期福克纳研究的特点,并就现阶段的不足之处提出商榷。
关键词:国内;福克纳研究;综述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以其悲壮恢宏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小说向人们展现了处在新旧更替时期美国南方社会沉重的历史画卷。
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新颖的艺术风格,国外研究者们对他的兴趣长盛不衰。
我国的福克纳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迅速升温,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发表。
在这种背景下,对我国历年来福克纳研究的成果予以梳理,无疑能够促使福克纳研究走向深入。
一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我国对福克纳的介绍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1936年翻译界的老前辈赵家璧先生在一本中国早期研究美国现代小说的专著里,以单独的一章评介了福克纳;另有30年代《现代杂志》刊发的短篇《伊莱》,及50年代《译文杂志》登载的《胜利》和《拖死狗》;此外袁可嘉在其1964年所撰写的《美英意识流小说述评》一文中也论及了福克纳和他的作品。
然总体而言,此间中国对福克纳的译介可谓凤毛麟角。
直到70年代末福克纳的译介和研究工作才真正在我国展开。
1979年《文艺报》发表了李文俊撰写的论文‚从海洋到闪烁的海洋——战后的美国文学‛。
该文对福克纳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使这位‚留恋已逝的历史…在艺术上刻意求工,尝试各种表现方式‛[1]的美国现代主义经典作家再次走进国人尘封的记忆中。
稍后袁可嘉在‚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一文中以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为例,说明现代派文学在章法结构上具有变化突兀或多层次的特点。
福克纳最著名的短篇《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也于70年代末由《外国文艺》介绍到中国。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由李文俊编选的《福克纳评论集》,该文集收入了国外著名学者对福克纳的研究性论文,以及福克纳自己谈生活、艺术与创作的第一手资料。
上篇综述风云变幻的八十年第一节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世界一、教学目的与要求:1.通过本讲教学,使学生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理解中国近代走向衰落的原因。
2. 通过本讲教学,使学生了解鸦片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充分认识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本质与特征,明确资本带来文明只是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3. 通过本讲教学,使学生明确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历史背景、原因和特征,充分认识资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
4. 通过本讲教学,使学生掌握近代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和两大历史任务,理清1840-1919年中国的基本历史线索和历史主题。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重点:1、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给中国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折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2、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基本内涵和特征。
3、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关系,并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难点:1、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深刻认识并正确判断社会性质对于理解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意义。
2、近代中国的两大主要矛盾、两个历史任务及其关系。
教学形式和方法:课堂教学、讲授讨论结合。
计划教学时间: 2课时教学内容及其过程:课程导入——框架介绍和问题式《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上编综述“风云变幻的八十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历史时期: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强行打开,掀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悲惨耻辱史的序幕,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勇抗争,经历一代又一代无数志士仁人的探索和流血牺牲,推动中国缓慢进步。
教材综述是从指导思想、理论原则方面提供认识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
第一、第二、第三章展现了中国近代历史各阶级、各阶层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砥砺奋进不屈不挠的斗争史,条分缕析地讲述了隐藏在丰富、具体和感性的历史背后的理论逻辑。
综述高度概括,理论抽象性比较强,但是若深入研讨,系统掌握,则对学习内容的具体展开有高屋建瓴的引领功效,也有利于批判近些年来一些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
20世纪成长小说研究综述众所周知,“成长小说”这一小说类型乃是近代随着欧风美雨进入中国的文化舶来品。
不过与一度叱咤风云的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等等相比,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它都默默无闻,连公认的定义和评判标准都没有。
孟繁华、曹文轩们甚至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只有类成长小说。
然而瓦片也有翻身日,成长小说近几年行情见涨:不仅有许多成名作家宣布自己写的是成长小说,而且有为数不少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出现,大有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之势,相信与人们的“个体观念”、“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有关。
“成长小说”一词译自德语“Bildungsroman”或“Entwicklungsroman”,又译做“教育小说”、“修养小说”、“塑造小说”……在欧美是个源远流长、影响极为深远的小说传统,中国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成果大致分“定义介绍”、“主题探讨”、“理论研究”和“外部视野”四类。
一定义介绍:翻译家与理论家1.翻译家:早在1909年,包天笑就有半译半作的《馨儿就学记》等“教育小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连载,影响很大,还曾获得当时教育部的嘉奖。
①30年代前期,《申报·自由谈》上有过关于“教育小说”的专门讨论。
但真正有分量的介绍文章出自后来冯至、杨武能和刘半九等著名翻译家之手。
同为“译序”,冯至1943年在为自己翻译歌德的经典教育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中文版序言》一文时使用“修养小说”或“发展小说”的名目,着眼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强调的是个人调整自己以融入社会的需要。
②而杨武能1999年重译之后的“代译序”中不仅说明以《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为代表的德国教育小说带有浓重的启蒙运动的时代特色,而且进而把整部名著归纳为“逃避庸俗”,明确指出“教育小说”并非只是在学校念书,而是指广义的“人生教育”,看重的是主人公对自己人生的自由选择。
③冯至、杨武能师徒介绍的重点还是歌德小说的意义阐释,刘半九在为田德望译的《绿衣亨利》作序时则用了更多篇幅高屋建瓴地讨论“教育小说”这种小说类型的自身特点:往往是以一个所谓“白纸状态”(tabula rasa)的青少年为主人公,通过他的毫不离奇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一生与其他人相处和交往的社会经历,通过他的思想感情在社会熔炉中的磨炼、变化和发展,描写他的能力、道德和精神的成熟过程、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形成过程。
作为新闻人的梁启超——国内梁启超研究综述吕思聪提起梁启超,相信大多数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
广东新会人。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之一,国内外研究他的著述、论文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迄今为止能够见到的绝大多数材料都集中在研究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上,也即“政治家梁启超”和“学者梁启超”的行状事略,涉及其办报活动的少之又少;即使提及梁氏办报活动,许多资料要么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要么只是把办报活动作为背景材料,着力论述的仍是报章之作中透露出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
因而在这些资料中,从“新闻人”角度研究梁启超的就显得尤其宝贵。
笔者对于国内1研究“新闻人梁启超”的资料作了一番综述,希望能为新闻传播史研究和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史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
通过研读大量材料,笔者发现,历史时期不同、政治环境不同,对于梁启超新闻活动的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因此,笔者的综述将按不同的历史阶段展开,并且将对梁启超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研究既有早期新闻史学者的初步探索,也有梁启超弟子、故交撰写的传记或回忆文章。
总体上讲,当时的研究已具备了基本史实的陈述,提供了后人进一步研究的框架,但都不够详尽。
由于多为梁氏身边之人所作,感性叙事较多,客观分析较少。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研究。
其中又可分出两大研究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和新闻思想研究范式。
三是1949年以后台湾的研究。
台湾学人继承了中国旧史学重视史料的特点,故其著述具有史料翔实、考辨精细的特点。
但他们受国民党意识形态影响甚深,意识形态因素在著述中时隐时现。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研究众所周知,梁启超的办报活动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也正是他政治与学术生涯的高峰期。
梁氏尚未辞世的1927年,我国新闻史学界的泰斗戈公振先生出版了他的代表作1由于条件所限,能够找到的海外研究资料不多,且没有专门研究“新闻人梁启超”的文献,故略去。
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沈从文研究文献综述作者:雅嘉拉达(yajialada)自从新时期以来,沈从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
虽然,它肇始于所谓的“沈从文热”,并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其它各种“热”先后发生,但同其它一些“热”相比,沈从文研究却具有明显的持久不衰的特征,并由此带来现代文学研究中其它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这一情势的出现,决非仅仅由于研究者个人偏好与热情所致,也不仅仅由于沈从文研究当时在政治层面上所具有的拨乱反正的价值。
单凭个人的偏好与热情不可能使之持久,政治层面上的需求也只能是一时的“流行色”,沈从文研究的兴盛只能取决于沈从文及其创作本身所具有的文学研究的品位与内蕴。
“沈从文现象”,是20世纪中国具有独特色彩与内涵的思想—文化现象。
当然,沈从文研究并非起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沈从文先生其人其文的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发生。
在此,笔者将分“早期沈从文研究”(1949年以前的研究)和“当代沈从文研究”(49年以后的空白期和新时期以来到现在的研究)两大部分,努力对沈从文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况和发展形势做一较为全面的论述,为笔者即将展开的沈从文研究方向的论文储备资料、理清思路,并期望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早期沈从文研究有不少地方或者失之偏颇且比较单一,但它毕竟是沈从文先生尚在文坛时的论说评论,不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沈从文研究的基石与铺垫,我们万不可忽视而应好好吃透好好利用。
早在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就开始为文坛所注意。
到30年代,沈从文已经拥有广泛影响。
但直到1949年前,对沈从文的研究却没有溢出文学评论的范围。
当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在它尚未走完自己行程的时候,一切研究都很难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可是,在1949以前,对中国现代文学带有文学史色彩的研究文字却非绝无仅有。
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称引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诸导言,其分文体对第一个十年文学过程的总结与描述,就分明具有文学史研究的特征。
近代文学研究综述(一)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综观2001年的研究状况,成果相当丰富,约有10种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着、专书和一百余篇论文问世。研究者普遍关注研究对象在文学转型时期的“新”和“变”的特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视野,打破单一的审美规范和价值标准,将探索引向深入;发掘出不少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出现了新的研究热点,弥补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空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对小说传播问题的探讨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小说研究往往等同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但小说的生成,实际上是由无数个创作-传播-创作环节构成的。传播沟通了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后者又是推动小说发展的重要力量。传播方式的变革,对于近代小说的影响尤为巨大,是近代小说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宋莉华的《近代石印术的普及与通俗小说的传播》⑴一文是其中重要论着之一。本文考察了近代印刷技术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认为小说界革命和清末留日高潮直接促成了石印术的普及与石印小说的流传,并由此推动晚清小说创作的繁荣:“自1832年底,广州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开办的石印铺后,经营石印者渐多,终成席卷全国之势。光绪年间,仅上海一地,石印所即有56家,较铅印业多一倍有余。……石印术的普及为近代通俗小说的传播提供了切实的技术保障。”“一种小说往往在数家报刊连载,或先经报刊连载,复以单行本行世,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面之大,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石印技术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是石印书局开始与报馆密切合作,取代了传统书坊,成为近代小说流通的主要渠道。报刊与书局多方合作,共同刊行小说,弥补了各自的不足,使各自的经营管理更具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首先体现在由报馆正式确立的稿酬制度,它使明末清初出现的小说的商品化倾向得到强化;其次,近代报馆和书局都表现出来更强的广告意识:“报刊已将刊登广告作为其赢利的主要手段之一,不仅有报馆、期刊社和书局所印书籍的广告,还包括各种内容驳杂的‘告白’。……而晚清书局的广告中,小说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位置,详细罗列其册数、定价、插图情况、内容介绍、销售及征订地点和具体办法,还每每以特价相号召,总之,一切从有利于书籍销售的角度出发。”因此,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孕育了现代传媒意识的产生,并使传统书坊逐渐向现代转化。出于研究的需要,中国出版史的内容也纳入了作者考察的视野,本文思路开阔,对小说传播问题的探索较为深入和透彻。潘建明的《小说征文与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⑵一文,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近代报刊对小说家创作观念的影响。该文认为,晚清时期,伴随着小说社会地位及文学地位的提高,小说征文活动开始出现,从1877年的《申报》的“有图求说”,到1895年傅兰雅的“求着时新小说启”,两则征文在取得的社会反响、署名习惯、动机和目标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隐含着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脉络。而傅兰雅举办的小说征文活动以及他在启事中提倡的新小说观念,对晚清小说产生了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从第一次小说征文(1877)到第二次小说征文(1895),中国小说吹响了由传统旧小说向近代新小说演进的号角,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幸运地扮演了号手的角色。这一耐人寻味的事件,再一次显示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文化近代化进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1903年之后,小说征文进入了活跃期,作者通过对多则征文启事的考察,简要梳理了晚清小说热点题材及其变迁过程,指出:“自1902年至1908年,晚清小说有从严肃的救国、强国、教育题材,向消闲的家庭、写情、滑稽题材逐渐转移的趋势,……”这一情况与这段时期小说征文旨趣的变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另外,文章还描绘了近代小说创作中译、着的比重以及小说篇幅长短变化等方面的演进规律。这篇论着选取近代报刊的小说征文作为研究近代小说演进问题的切入点,角度比较新颖。 此外,袁进的《试论近代作家的崛起》(3)和《试论晚清小说读者的变化》(4)两文,分别就小说传播运行过程的两端——作家和读者的角度分析了他们在近代的转型和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近代小说的深刻影响。王学钧的《文学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5)与朱晖的《近代报刊与小说的勃兴》(6)也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 二、新热点:陆士谔及其作品的研究 陆士谔是清末民初小说创作中最多产的作家,一生创作了包括《新中国》、《新上海》、《新水浒》等在内的百余部小说,可谓著作等身,同时期很难找出匹敌者。然而过去对他的作品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非常不足。这一情况在2000年下半年已有所改观,2000年10月8日至11日,“上海近代小说暨陆士谔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以此为契机,2001年的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掀起了陆士谔及其作品的研究热潮。 王学钧的《实录与评论:晚清陆士谔社会小说论》⑺称得上这方面的代表论着。该文以翔实的材料,论述了陆士谔的人生和文学选择。作者认为:“科举废止促进了职业小说家群体的迅速扩大和‘新小说’的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的职业化和商业化,同时在创作上也出现一个明显的整体特征,那就是模式化。”陆士谔就是这类“晚清小说史的第三代职业作家”之一,属于晚清科举废止后“立宪”和“革命”并存时期的一位职业小说家。他的小说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晚清和民国年间,本文着力探讨了陆士谔晚清时期创作的社会小说。作者指出,陆士谔的这部分小说承袭了梁启超式的“理想派”政治小说和李伯元式的“写实派”社会小说两大基本范型。在内容方面,将自己的小说自觉地作为“史”来写作,在实录“客观”事实中贯注作者“主观”的议论和批评,属于“揭发暴露”式的纪实性新闻小说。与此相应,陆士谔的社会小说在结构上也沿袭了李伯元《官场现行记》和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形式,或“以作者的‘全知视角’直接对小说人物事件加以评论”,或以作品中的线索人物作为“直接的观察者和评论者,从而加强好奇性和新闻性”。陆士谔的这部分小说被本文作者命之为新闻札记体小说:“新闻包含梁启超所谓在‘客观’实录中贯之以‘主观’的阐发和评论之意,札记就是许多独立新闻故事的联缀,也即全景式地实录和批评社会现象,所以称为社会小说。”本文还以较多篇幅论述了陆士谔社会小说中的独特思想意义,认为他的小说中具有强烈的“生计”意识,贯穿着他对“生计问题”的关注,而且敢于大胆地“实录”发表评论,“如果不是从狭义的文学,而是从广义的文化解读,特别是市民文化的角度看,则有着他的独到价值。”通过小说中生动的描述和深入的批评,“陆士谔毕竟发现了商业化社会及人本身的商业价值化的基本秘密。”从而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陆士谔社会小说的思想价值。汤哲声的《故事新编:中国现代小说的一种文体存在——兼论陆士谔〈新水浒〉、〈新三国〉〈新野叟曝言〉》⑻一文,以陆士谔创作的几部名著续书为主要研究对象,论证了这类著作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作者认为,现代小说中“故事新编”式小说的始创者并非鲁迅,在他之前作出重大贡献者,以陆士谔为最。陆士谔的小说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新水浒》、《新三国》和《新野叟曝言》这三部:“因为这三部小说不仅表现出了陆士谔的政治思想和社会价值观,表现出了他的小说的创作风格,更主要的是,经过他的创作,‘故事新编’的小说文体最后得到了确立。”通过分析指出,这样的小说文体具有一些鲜明特征,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作家本人的价值判断融会其中,使之有极强的讽刺意味。同时,在写法上,它常常借一点历史的因由而随意铺染,读者可以从作品人物的变异中得到新奇的感受,增加了阅读的兴趣。这些特征,使它成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一种文体。”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论析了以陆士谔这部分小说为代表的晚清“故事新编”小说的特征和价值。晚清“故事新编”小说具有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想象空间的开廓性以及叙事结构的创新性三大特征,这些特征都被现代小说继承,在现代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篇论着将陆士谔的“故事新编”小说纳入中国小说文体形成的过程之中,从中凸现陆士谔小说在近代小说史中的地位,其角度和见解均有一定新意。 香港学者洪涛的《陆士谔〈新水浒〉与近代〈水浒〉新读:论时代错置问题》⑼一文,将陆士谔的《新水浒》这部续书与原作对比,探讨了前者所体现出的新的时代意义和作家的新思想以及独特的创作个性。纪德君的《陆士谔社会小说的叙事艺术》⑽则着眼于陆士谔小说的艺术特色方面,分析了这部分小说中的新的因素。此外,(韩国)崔溶澈的《陆士谔的著述概况及版本考察》⑾、陈年希的《陆士谔生平及著述年表正误、辨析及补遗》⑿以及(韩国)吴淳邦的《陆士谔的〈新上海〉和〈新中国〉》⒀等几种论着,也各有创见。 三、注重文学创作的地域特色:对同一地区作家群的考察 影响文学创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同地域的文学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本地域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有关。就近代文学来说,有几个地区的近代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形成了几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作家群,在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将这些作家群放在相同自然、人文环境的大背景中,考察他们创作的共性与个性,论证这些作家群对文学近代化的积极意义,从而显示出他们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这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郭延礼的《福建人文与中西文化交流》⒁是一篇立论新颖、材料丰富的力作。该文选取了近代文学史中人才济济、成就突出的福建作家群作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几个在中西文学交流方面作出极大贡献的作家的重要成就,并且论析了近代福建独特的人文条件对该地区文人的积极影响。作者认为福建自古文化发达,人才辈出,有丰富的人文资源,特别是在近代,“福建既是抗抵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前线,也是近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近代闽籍诗人、词人、小说家,可谓群星灿烂,在近代文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作者列举了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魏秀仁、陈衍等数十位福建作家,展示了福建一地人才众多的盛况,并且指出福建作家对中国近代文学史、文化史乃至思想史上贡献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这一领域。作者重点分析论证了严复和林纾这两位近代文化文学巨匠的成就,指出:“严复是系统译介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第一人,林纾则是翻译西洋文学最有影响的第一人。他们在翻译史上的光辉业绩已是有口皆碑。”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严译名著为中国近代知识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以自己的一套译着在中国建构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理论基础,“倘论中国近代译介的‘西学’,严译八大名著在当时可谓最系统、最完整、最具科学意义的西学了。”对于林纾翻译成就的评价,作者引入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以译文为中心”的翻译批评标准,代替过去的“原着中心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林纾的翻译是对原着的再创造,他对原着的删节、增改,也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是有意而为之,这样,就给了林译小说一种新的评价。本文还分析了近代两个在“东学西传”方面有重要贡献的福建文人——辜鸿铭和陈季同的成就,并且指出目前对辜鸿铭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辜氏向西方介绍中国经典和传统文化的成绩,以及他在翻译上的贡献,都很少有人研究。”此外,作者通过分析还总结了福建文人思想和创作方面的鲜明特色,首先,福建地处沿海,对外交通方便,信息灵通,思想活跃,使得这里的文人普遍具有一种可贵的开创精神。作者以林则徐、严复、黄嘉略、辜鸿铭、薛绍徽、林传甲等人为例,指出福建人“往往得风气之先,富有一种进取精神,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无数第一。”其次,学习西方的自觉意识,在福建知识界萌生最早,而且比较突出;再次,爱国主义精神在福建人士身上表现得非常鲜明。这篇文章视角新颖,见解不凡,称得上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张应斌的《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⒂将以黄遵宪为代表的嘉应诗人为考察范围,展示了嘉应诗人对诗界革命作出的特殊贡献。作者指出:“无论是诗界革命发生的理论准备还是后来的领袖人物,嘉应诗人就占了半壁河山。”嘉应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环境使这部分诗人走在了诗国变法的前列。通过对嘉应诗人与诗界革命关系的探讨,揭示出嘉应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意义。关于黄遵宪与诗界革命发生的关系,作者认为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对诗界革命的描述不正确,黄遵宪早于梁启超二三十年就提出了后来视为诗界革命思想的核心理论,并同时开始创作新派诗,可视为诗界革命的源头(这点过去已有多人指出)。黄遵宪诗歌革新理论内容丰富,自成体系,是其思想文化革新理论的组成部分,它表达了诗歌革新和全面进行思想文化革命的时代要求。同时,作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