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山学人——陈圣争博士

有一句名言说：忘记昨天就意味着背叛。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忘记昨天，才能心安理得地活在今天。

1一座寺庙，其实就是一段时光、一些人事和永远承载的历史物证。

准备去晋城泽州府城玉皇庙时，再次翻阅一本名为《唐风宋雨》的书，这是一本知识和感官动人相融的书。

那些华彩影像铺就的道路给了我进入玉皇庙另一个理由和入口。

书的作者赵学梅对我来说是充满了才华、热情和能量的集合体，也是我此刻近在咫尺可靠的存在。

生活对我们彼此都做了极大的修改，只是我们始终还留在历史的纠缠点上。

说到她对晋城地方文化的贡献，在我时不时翻阅她的微信朋友圈时总会看到令我安慰的踪迹。

人与人之间也许并不需要时时往来，需要的只是彼此之间长久的默契和支撑。

此刻，站立在深秋的风中，我的心是郁悒的，历史从纵深处一闪而过，容颜漫漶而又清晰。

现代化的高楼以物质的形式早已遍布城市的角角落落，四纵八横的道路，人走过，鸟雀很少飞起。

旧是千万百姓的智慧、希望、辛苦和泪水，旧的消失，不知道还会让多少今人面对日新月异时蒙上一层愧疚的颜色？梁思成曾经讲过：所有的建筑都是人文葛水平时间煮雨，岁月缝花造出来的，可它们一旦屹立在大地上，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夫人林徽因则说：世界上所有能载入史册的建筑都是权力和意志的体现，最能体现意志的除了皇权就是神权，所以，这样的建筑不是宫殿就是庙宇。

站在城市的边缘，已是黄昏，华灯初上。

这是一座庞杂而陌生的城市，雨开始下大了，能感觉到整座城市血流趋缓。

赵学梅算不算守寺人？端量这个雨夜，审视与揣测我接下来要做的采访任务。

雨夜打搅？不由自主地望而却步、犹豫不定。

陌生有时又具有更致命的诱惑力和先入为主感。

不想过多考虑，打过去电话，自报家门后，她欣然接受。

我对城市充满了抵触和否定，雨是对一个朋友妄断和偏见的最好消解。

一路上，尽量快速提升对晋城泽州府城玉皇庙二十八星宿浅俗的认知。

大概是2009年的夏天，空气要干燥清爽透明些，周边的庄稼地有几分丰收的迹象，天空渗蓝浸紫，地上的牛粪有一坨没一坨地散乱在泥路上，那时的府城玉皇庙四周全是庄稼地。

危素南下搜访遗书之行交游考王若明【摘要】危素的诗文中记录了他于至正四年奉命南行搜书,工作之余与新朋旧友唱和交游的情况,这些朋友又多为文坛重要人物,如杨维祯、廼贤、朱右、刘诜等.因此,对他此行交游进行考查,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文坛状况,了解大都文坛与江南文坛的交流和互动.危素此行给远在江南的文士们带来了朝中新的文化发展讯息,鼓励他们入朝为官,元末浙东士人北游大都人数激增与危素此次南行密切相关.【期刊名称】《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9(035)003【总页数】7页(P14-20)【关键词】元代;危素;南下搜书;交游【作者】王若明【作者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内蒙古通辽028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6.7危素乃元末朝中重臣，又是元代后期文坛领袖级的人物，于文学、理学、史学等领域均有不俗的造诣，他师从多位硕儒巨子，又交游广阔，是元明之际很重要的一位人物，颇具研究价值。

至正四年(1344年)，为编修《宋史》，危素前往河南、江浙、江西等地，宣传朝廷纂修三史旨意，搜访散佚于江南草野间遗书古事，很多江南文人得以见到景仰已久的危素，新朋旧友云集，交游活动盛极一时。

搜访遗书史料虽艰苦，但危素一路见故知，结新友，访山水，却也不亦乐乎。

考危素此行路线，应是取道河南，一路从钱塘、会稽，再到四明、庐陵，下面试勾勒危素此行沿途的交游活动。

1 危素与杨维祯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危素南下之行过钱塘，而杨维祯于元统二年(1334年)任钱清场司令，至元五年(1339年)七月，归乡丁艰，至正元年(1341年)丧期满，携妻子徙钱塘，一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这十六年大部分时间一直居住在钱塘。

危素、杨维祯两人正于此机缘相见，并请其为金溪孝女作歌。

前文叙危素与李存交谊时，已经讲述过金溪孝女投炉之事。

据吴师道《金溪孝女庙记》载：危素惜其事之未白于世，于元统二年(1334年)请虞集赞之，又请李存记之，名卿显人诗歌之，由是孝女之事闻于天下。

为《广东客家史》与增城客家文化研究会而撰近十多年来，增城客家研究得到增城市（县）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引起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1996年8月21至23日，由增城县人民政府支持赞助，增城电大与华南师大中文系联合主办，在荔城举办了第二届国际客方言研讨会。

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饶长溶、谢留文、民族研究所罗美珍、暨南大学詹伯慧、李如龙、陈延河，华南师范大学周日健，中山大学傅雨贤、张维耿，深圳大学张卫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谢栋元，香港中文大学张双庆、万波，香港理工大学刘镇发，台湾彰化师大罗肇锦，旅美学者饶秉才，以及日本、泰国等地共50多位著名专家教授参加了会议。

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1995年，新编《增城县志》把增城客家话（含程乡话与长宁话）载入了史册，并出版了客方言专著《增城方言志》第二分册。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深圳大学客家学会把增城客家列为研究课题之一。

该学会会长、深圳大学张卫东教授与副会长刘丽川教授曾多次到增城调查考察，并已写出或正在写长篇论著。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广东省文化学会客家文化研究专委会主任、《广东客家史》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所所长谭元亨教授、韩国大田大学文智成教授，著名歌唱家饶荣发先生以及深圳宝兴木器制品厂杨橙双董事总经理等都曾多次到增城考察客家文化或观听客家山歌演唱。

香港崇正总会沈筱蓉秘书、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胡谭光教授、《崇正导报》老冠祥、朱保慈主编，深圳客家文化研究会刘波会长、萧子昌秘书长，《客家人》杂志李慧娟主编、陈萍副社长等专家曾亲临指导派潭客家文化风情节，并给予很高评价和深情的鼓励。

我有幸参与新编《增城县志》和续编《增城市志》的编纂工作，并多次参加客方言研讨会、陪同专家学者到客家村落作调查研究，得益良多。

现把自己的点滴收获汇报如下，盼方家与乡亲们指正并补充。

一、历届《增城县志》对客家居民点的记载在增城现存的史籍中，最早记载客家居民点的是编于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的《增城县志》，其卷一《舆地》记载了一些村落为英德人或英宁人（英德、长宁人）所居，这些村落便是客家人居住的村落。

歙县历史名人毕升(生卒年不详)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家。

据我省文物工作者考证，他是歙县人。

他的后代(现住在歙县的毕家村)保存下来的活字胶泥字现珍藏在我省博物馆里。

他是北宋中期的一个普通平民知识分子，当时人称他布衣。

他总结了过去雕版印刷的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制成了胶泥活字。

活字印刷术的的发明，不仅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而且对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号南溟、太函，歙县人，是我国明代中后期文坛上一位较有影响的诗人、散文和杂剧作家。

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后相继任义乌县令、襄阳知府、福建副使、兵部左侍郎等职。

在义乌当县令时，主张加强防备，教民习武，以防止倭寇入侵，为后来积极进行抗击倭寇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他在福建任职时，与当时的爱国将领戚继光一起召募“义乌兵”，大败入侵的倭寇。

晚年出任兵部左侍郎时，曾采取积极措施，改革弊政，提出了不少有关加强国防实力的建议。

嘉靖、万历年间，汪道昆在文坛上名声甚高，被列入“后五子”之内。

所著《太函集》收集了他创作的各种体裁的诗歌约一千五百余首。

作有杂剧《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以及《唐明皇七夕长生殿》等五种。

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散曲。

许国(1527—1596)字维桢，歙县人，明大臣。

曾乡试第一，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中进士。

许国一生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为官，很受帝王宠幸。

隆庆间，明穆宗赐他一品服出使朝鲜。

历任太子出阁、入侍太子的右赞善、礼部左侍郎、礼部右侍郎等职。

万历十一年(1583年)，被任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不久，又加封太子太保，改授文渊阁大学士。

万历十二年，因云南平叛“决策有功”，晋升太子太傅。

明神宗曾在歙县营建许国石坊(即八角牌楼)，作为对他的“加恩眷酬”。

许国在阁九年，廉慎自守，但他遇事好发脾气，“数与言者为难，无大臣气度”，因而常常遭到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