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般给付诉讼之考察与启示

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考察与启示【摘要】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理论与法律背景，是诸多因素综合的产物。

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具有行政从属性特点，将违反行政法义务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运用刑法与行政法共同应对环境犯罪。

环境法益被赋予有限独立性，与人类法益共同成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

预防性理念备受青睐，抽象危险犯在德国环境刑法中得到普遍运用，刑法介入提前。

德国环境刑事政策对我国的启示是，应摒弃绝对化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兼顾人类法益与环境法益，建立“并行”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同时，应改变以结果犯为主的立法模式，适当设置危险犯，以有效防止环境犯罪的发生。

【关键词】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法益；德国德国是刑事政策理论的发源地，也是较早研究环境犯罪的国家之一，其成熟的刑事政策理论与环境犯罪治理经验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但环境犯罪刑事政策依然较为粗糙、模糊，立法与司法面临障碍，影响环境犯罪的惩治效果。

德国环境刑事政策理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其环境刑事政策呈现出何种特点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具有哪些借鉴意义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背景1.德国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社会经济背景从18世纪末开始，德意志经济就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是德意志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19世纪70年代，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基本宣告完成，进而促成了德意志的统一。

进入20世纪，德国工业生产大约增加了一倍，整体国民财富从1895年的2000亿马克增加到1913年的3000亿马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经济迅速复苏，截至1958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9%，煤钢产量与外汇储备均高居西方国家第二位。

与经济奇迹相伴随的是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种环境保护运动在联邦德国兴起，政党也不失时机地提出恢复生态平衡的主张，环保意识不断强化，怎样让国家变得更富有、更美好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议题。

第1篇一、案件背景本案涉及德国某市一起因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纠纷。

原告为事故受害者，被告为事故责任方。

原告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30万元。

被告认为事故责任在原告，且原告索赔金额过高，不同意赔偿。

二、案件争议焦点1.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2. 赔偿标准及金额三、案件分析（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1）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2）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根据事故现场监控录像、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认定被告在事故中存在超速、违反交通信号灯等违法行为，而原告在事故中无过错。

因此，被告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二）赔偿标准及金额1. 医疗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医疗费按照下列标准计算：（1）医疗费按照医疗机构的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

（2）医疗费包括治疗费、住院费、护理费、营养费等。

本案中，原告的医疗费为人民币10万元。

2. 误工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的规定，误工费按照下列标准计算：（1）误工费按照受害人实际误工天数和每日误工标准计算。

（2）每日误工标准按照受害人所在地区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

本案中，原告的误工费为人民币5万元。

3. 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护理费按照下列标准计算：（1）护理费按照受害人实际护理天数和每日护理标准计算。

德国磨坊主案案例分析德国法院最近公布了一起案件的审理结果，案件被告在与另一家磨坊发生买卖合同纠纷时因双方都存在一定过错而导致判决结果不同，法官分别以被告在交易中存在过失而判决被告胜诉、被告应在收到原告给付时立即支付给原告货款等理由判决驳回原告对被告(A)和另一磨坊被告(B)所提起诉讼。

判决结果显示被告胜诉。

该案也是德国法院首次就磨坊买卖合同纠纷采取胜诉判决。

为了进一步了解德国磨坊主案案例在诉讼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选取了相关案例进行分析。

本文将重点讨论案例中适用法律规定以及判决结果之间的差异等相关问题，同时也将就这类案件如何通过案例分析找到解决方案进行探讨。

一、案例简介根据德国法律规定，磨坊买卖合同纠纷在德国法院审理过程中应由双方当事人对适用法律和赔偿金额做出具体商定。

如双方当事人均同意，则可以适用不同程度最高额赔偿标准进行审理。

本案纠纷涉及到两家磨坊买卖合同中的约定付款方式和付款期限以及相应支付的法律责任等问题。

本案判决结果不同于德国民事法律诉讼程序中对适用不同诉讼程序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因此本案所涉法律问题将在法律上予以重点阐述和研究。

二、案件分析案件中原告 A于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期间向被告 B出售了大量的原材料。

被告 B 于2015年4月向原告 A发出了一份询价通知单和一份送货通知单。

此后原告 A在收到被告 B 所发出的询价通知单后进行了询价确认并向被告 B提出了订购合同及货物运输的请求。

但被告B并未按照询价通知单所载明的交货时间发货或运输。

原告 A随即以被告 B对其未尽到告知义务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而被告 B则以原告 A在收到货物后未支付货款为由主张对原告 A所发起仲裁请求。

本案因两被告均存在一定过错导致判决结果不同，对此分析如下：一方面德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磨坊买卖合同或运输合同中应当包含违约责任制度。

三、结论本案是在德国磨坊买卖合同纠纷中，涉及如何判断双方违约行为时使用的法律规范的典型案例。

德国社会组织发展及考察及启示考察报告根据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与德国基督教发展服务社（e e d）有关项目的安排，中国社会组织考察团一行10人，应邀于2007年11月26日至12月5日赴德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专项考察。

考察团团长由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巡视员廖鸿同志担任，副团长由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常务理事潘大洲同志担任，X X市民政局局长佘明哲为顾问，考察团成员有：民促会副秘书长李杰、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调研员井华、吉林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张铁军、X X市社团局处长刘竞先、安徽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处长钱立、江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处处长李和生、宁夏区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马玲。

德国方面合作单位为这次考察活动做了精心安排，活动日程周到细致，特别是民促会国际顾问海曼女士、翻译胡海燕女士的敬业精神和勤奋工作，为这次考察活动增色很多。

考察团先后拜访了德国司法部、柏林市司法局、德国联邦议会公民咨询委员会、德国基金会联盟、德国环保社会组织地球之友、德国社会问题中央研究所、德国联邦工会、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德国工商会、德国社会救济组织—“救济餐桌”、德国经济与合作发展部、德国社会组织发展政策协会、德国基督教发展服务社等13个部门和组织。

考察团通过座谈、走访和参观的形式，就德国社会组织建设、发展以及监管等方面情况进行了广泛、深入和坦诚的交谈，初步了解了德国社会组织（本报告所称社会组织，即指过去所称民间组织、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发展、登记、法律、管理体制情况以及相关政策。

考察活动使每个团员都感触颇深，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也受到了许多有益启示。

一、德国社会组织发展管理情况（一）发展现状、历史和作用德国是一个法制非常健全的现代国家，有着健全完备的结社法制和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也是当今世界上社会组织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

德国发达的社会组织已成为今天德国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据介绍，德国大约有100万个社会组织，其中近60万家为登记注册的，还有约50万家为未注册登记组织。

《德国民法典》之催告制度于我国债务人迟延的启示作者：杨宇涵来源：《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01期【摘要】德国民法典对于债务人迟延问题采用了催告制度，即将债权人的催告环节纳入债务人迟延的构成要件。

本文通过对德国民法典的催告规定进行研究梳理，并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比较，以此发现我国相关制度的不足，并试图通过德国民法典的催告制度找到我国相关法律解决问题的途径。

【关键词】催告德国民法典债务人迟延在市场交易高度频繁的今天，各种因交易而产生的纠纷也日益增多，给付迟延特别是债务人迟延的现象占合同违约类型中一个重要的比例。

因此，如何认定债务人迟延并合理的处理债务人迟延问题，把双方利益维系在法律的天秤上，对消灭市场中的一些不和谐因素起到一定积极意义，而德国民法典中的催告制度于我国相关法律起到借鉴意义。

一.《德国民法典》之催告制度（一）德国民法典关于催告制度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86条规定：（1）债务人不按照债权人在清偿期到来后所为的催告履行给付的，债务人因催告而陷于迟延。

提起给付之诉以及送达督促程序中的支付令，视同催告。

（2）有下列情形时，不需要催告：1.按日历确定给付时间的；2.在给付之前应当发生一定事件、并且为给付规定的适当时间是以自该一定事件发生时起能够按日历计算的方式确定的；3.债务人认真并最终拒绝给付的；4.出于特殊事由，同时权衡双方利益，证明立即发生迟延为适当的。

（3）有偿债权的债务人不至迟在账单或等值的支付清单到期和到达后30日以内履行给付的，该债务人陷于迟延。

（4）只要给付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情况而不被履行，债务人就不陷于迟延。

”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德国民法典关于构成债务人迟延主要有以下几个要件：1.存续有效债务关系，2.债务履行具备可能性但未履行，3.债务届清偿期，4.迟延应规则于债务人，5.债权人进行催告。

即债权人进行催告是认定债务人迟延的前提条件。

德国民法典之所以设定催告制度是因为迟延的认定会给债务人带来严重的法律后果，为保护债务人，德国民法典才并不规定在给付届清偿期之后即在给付到期之后立即发生迟延，而是规定为构成债务人迟延首先必须要进行催告。

关于德国法院对专利等同原则的适用及其启示关键词: 专利等同原则权利要求专利等同范围内容提要: 德国的判例表明，专利的等同保护范围应该及于与权利要求记载的构成虽有差异但又实质相同的技术。

德国法院在专利等同原则的适用上建立有积极的等同适用标准与消极的等同适用标准。

其中，发明技术思想的实质含义要件、置换的联想容易性要件和现有技术抗辩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专利制度的完善有重要启示意义。

专利等同原则是指在专利权利要求的语义之外追求专利技术思想的实质保护，以打击对权利要求进行非实质改动的利用者的法则。

该原则是专利侵权判定的重要理论依据。

一般而言，被控侵权物未构成相同侵权，可进入专利等同原则适用的判断，以判定是否构成侵权。

但是，专利等同原则的适用一般会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确立被控侵权物与发明权利技术实质相同的判断标准问题；二是何为实质相同标准之外的消极标准即抗辩理由问题。

本文拟就德国法院对专利等同原则的适用问题作一研究，以期有益于我国专利侵权救济制度的完善。

一、专利等同原则在德国现行法中的确立与发展现行的德国专利法第14条规定：专利或者专利申请的保护范围应当根据权利要求的内容确定，但说明书和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

[1]根据该条规定，专利保护范围由权利要求的内容和权利要求所表达的具体发明思想所决定。

[2]为此，解释权利要求就成为确定保护范围的必经之路和核心工作。

具而言之，一方面需要解释权利要求中用语的含义，[3]其含义范围由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依据说明书的记载和附图的图示以及一般专业知识来决定；[4]另一方面，需要对权利要求作必需的扩张解释，以评价侵害专利权的等同侵权实施方式，即专利等同原则的适用。

德国最高法院在多个判例中确立了现行法下专利等同原则的适用，认为专利等同的判断是基于权利要求中特定技术特征的效果与被控侵权物中相应替代手段(相应替代的技术特征)的效果之比较，如果两者的效果相同或实质相同，那么具有相同或实质相同效果的替代手段的被控侵权物就包含于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5]同时，还要求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其等同替代手段是容易被联想到的，且被控侵权物中的等同替代手段与其他特征结合的效果与专利发明达成的效果的同一性也是容易被认识的。

一、引言——缘何第一案我国法治实践中，曾经有很多的契机行使宪法审查权，但都与我们擦肩而过。

从几年前孙志刚案和齐玉苓案都可看出，我们对法规的合宪性审查是怎样的不敢面对又不能释怀。

究其原因，一方面我们还可能对宪法审查心存疑虑；另一方面，我们似乎还缺乏理论的积淀，仍不能胜任这项艰巨的易发争议的要务。

近期，学者们一直致力于宪法审查的理论积累，考察各国宪法审查的实践和理论。

其中对美国和德国两个典型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审查原理情有独钟，特别是对美国违宪审查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是津津乐道⑴。

对于宪政实践尚处于学步阶段的我国，“第一案”情结当然不可释怀，那么对于大陆法系典型的德国，其宪法审查之第一案似乎也不应绕开。

本文旨在对德国宪法审查第一案进行介绍与比较[1]，并反观我国现实得出可供参考之经验。

二、棘手的遗案在德国，虽然宪法审查制度真正确立于基本法，但其雏形于帝国时期业已呈现。

帝国时期，帝国法院曾经根据联邦法和宪法优于州法的原则宣布州的立法违宪。

惟此时并未肯定宪法优于联邦议会通过的联邦法⑵，宪法与联邦法同为联邦议会所制定。

至魏玛宪法时期，情况有所转变，宪法已经赋予了法院的宪法审查权。

按照魏玛宪法,宪法院（Staatsgerichtshof）对州内部的宪法争议以及不同州或州和帝国之间的非民事的争议有管辖权，最高法院即帝国法院（Reichgericht）能够最终确定争议的州法律是否和联邦宪法相抵触。

然而宪法审查却没有真正得以实施，究其原因：（1）宪法的权利极度抽象，不具有确定的法律性，或许只能看作纲领性的原则。

（2）宪法规定议会通过法律可对宪法权利进行保留，此条款使得宪法权利的强制力大为削弱。

（3）同时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安全和秩序也可临时中止宪法权利，宪法权利再度受制于行政机关。

（4）未区分宪法修改与普通立法修改的程序。

议会可以通过立法修改宪145法，只要下议院的三分之二出席并且出席会议代表的三分之二同意即可通过宪法修正案。

第1篇一、案情简介本案是一起德国家庭财产纠纷案。

原告张先生与被告李女士于2010年在中国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子。

2015年，张先生与李女士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2016年，张先生向德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在诉讼过程中，李女士因经济困难，向德国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二、法律援助申请及审查1. 李女士向德国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说明了自己的经济困难，并表示无法承担诉讼费用。

2. 德国法律援助机构对李女士的申请进行了审查，确认其符合法律援助条件，遂决定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三、案件审理过程1. 德国法院受理了张先生的离婚诉讼，并通知李女士应诉。

2. 李女士在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积极应诉。

律师为其提供了法律咨询、起草答辩状等服务。

3. 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张先生和李女士均出庭参加庭审。

4. 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存在争议。

张先生主张按照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分割，而李女士则认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割。

5. 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婚姻关系确已破裂，判决准予离婚。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法院综合考虑了双方的收入、财产状况等因素，判决将夫妻共同财产按照各占一半的比例进行分割。

四、案件评析1. 本案中，李女士因经济困难向德国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体现了德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

德国法律援助制度旨在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使其在面临诉讼时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

2. 德国法院在审理本案时，充分考虑了双方的实际情况，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合理分割。

这体现了德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3. 本案中，法律援助律师为李女士提供了全面的法律服务，包括法律咨询、起草答辩状等，使李女士在诉讼过程中得到了有效帮助。

4. 本案也反映出德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优势，即法律援助律师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能够为受援人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五、启示与建议1. 我国应借鉴德国法律援助制度，完善我国法律援助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帮助。

德国团体诉讼的历史考察（上）（法学类）在各国关于“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讨论中，团体诉讼往往作为1种制度样本而被屡屡提起。

不外，对于于欧陆之外的法学家而言，真正理解这1制度却其实不等闲。

单单关注法条显着不够，德国学者关于现行法的法解释学以及法政策学论著，也不能提供直接的帮助。

对于于缺少必要违景知识的“他者”而言，这种著作总给人雾里望花、隔靴搔痒的印象。

为了冲破隔阂，获取关于1种外国制度的“总体的理解”，1个很直接、也很直观的法子是历史考察。

1旦厘清了1种制度的来龙去脉，咱们就有可能理解这类制度的功能及实在现这类功能的方式，入而评价这类制度在比较法上的意义。

在德国法上，一八九六年《反分歧法竞争法》(UWG)最早划定了团体诉讼。

一九七六年，《1般贸易条款法》(AGBG)颁布，由此团体诉讼获患了另1个首要的发铺空间。

二00一年，《1般贸易条款法》废止，其程序性划定由新颁布的《不作为之诉法》(UKLaG)取代。

另外，在《反限制竞争法》(GWB)、《商标法》(MarkenG)、《电信法》(TKG)、《医院收费法》(KHEntgG)中，也有关于团体诉讼的划定。

不外，这些划定多数是对于《反分歧法竞争法》以及《不作为之诉法》的援引，就适用规模以及理论意义而言，这两部法律上的团体诉讼无疑形成为了德国团体诉讼的主体。

鉴于此，本文的考察规模仅限于团体诉讼在这两部法律中的发铺。

1、团体诉讼的出生：一八九六年《反分歧法竞争法》（1）一八九六年《反分歧法竞争法》一八九六年五月二七日，德国天子威廉2世在其游艇“亚利桑德里亚”号上签署了德国史上第1部《反分歧法竞争法》。

[一]该法第一条第一段划定：[二]就在公开传扬或者者广告发布之中，针对于大量人群，就其贸易状态，尤为是就商品或者者经营服务的形成、加工方式、价格计算，商品的供货方式以及供货渠道，商誉的具备，销售的原由以及目的，作出不实际的、足以造成其出价尤为廉价的印象的事实陈说的主体，可以就其不实陈说行使不作为哀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