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顶丽人》多元视角解读研究综述
一、《屋顶丽人》创作与解读的背景
《屋顶丽人》写于20世纪60年代。正值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虽然西方妇女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她们获得了一定的权利和自由，但妇女在很多方面仍未完全取得独立与平等，性别差异的观念仍然普遍存在，男性仍强有力地支配着社会，生活于以父权制社会文化为中心的女性—尤其是具有独立意识、渴望自由与平等的女性—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种种生存困境。[1]《屋顶丽人》正是在莱辛对社会与现实的关注下应运而生。
文学评论界一直以来倍加推崇莱辛在长篇小说方面取得的成就, 然而她的短篇小说在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方面也丝毫不逊色于她的长篇小说。《屋顶丽人》便是这样一篇评论界较少关注的佳作。[2]目前对该短篇小说的解读，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以女性主义理论为研究基础。第二，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对文本进行分析。第三，立足于二元对立，对作品进行解读。结合此三种解读理论，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屋顶丽人》进行深入探讨，由此，该作品的内涵逐渐丰富，深层意义也随之展现。对该文本的众多解读能带给现代人关于分析人自身，两性关系，阶级关系，尤其是两性沟通，阶级融合等更多的启示。
二、对《屋顶丽人》解读的多元视角
（一）从女性主义理论出发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后称为女性主义批评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欧美。它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高涨并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的成果，因而有着较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它努力发掘不同于男性的女性文学传统，重评文学史；它探讨文学中的女性意识，研究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3](P342)
孙桂荣副教授论证“在她的短篇小说《屋顶丽人》中，她以独特的形式—沉默，来体现出女主人公的反抗精神。通过对女主人公行为的解读，为读者展现出一位不被男性所主宰，有着独立意识的新女性。”[4]孙副教授总体的观点是，通过剖析丽人的回应方式—沉默，丽人与汤姆的谈话，表达了对丽人能够突破陈规，敢于反抗男权的新女性思想的支持和赞赏。
张林副教授论证“莱辛将‘女性书写’叙述策略成功地运用到小说创作中，着力描述了女主人公被欣赏的‘他者’身份，塑造了一位高傲、冷漠而又沉着的‘另类’女性形象，揭
露了父权制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统治与压抑，体现了作者对女性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深切关注和敏锐思考。”[1] “女性书写”理论向传统提出了挑战，强调妇女与身体的关系，拒绝将身体和思想分离开来或使身体屈从于思想。女性身体与女性作家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尽管男性作家也可以从事这样的创作，但是女性的生理节构不同于男性，这使得她们具有特别的语言和节奏。男性的语言是“理性的、逻辑性的、等级的和直线型的”，而女性的语言是“不重理性的、反逻辑的、反等级的和回旋式的。”[5](P90)莱辛从三个方面刻画女主人公的“另类”形象：裸露的身体，冷酷的态度和神秘的形象。莱辛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体描写顺应了女性主义者“身体书写”的潮流。埃莱娜·西苏认为，妇女的身体需要被重新阅读与重新书写。女性的身体不应该受到压制和蔑视，而应该提倡享受多种愉悦和可能性：“几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还有待于妇女来写……为什么只有如此少的文本？因为只有很少的妇女赢回她们的身体。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出一种坚不可破的话语，这种话语将摧毁所有的隔阂、阶级与语言。”[6](P345-361) 根据埃莱娜·西苏的观点，女性在“用自己的身体支持她言说中的‘逻辑’。她的身体在讲真话，她在表白自己的内心。……她用自己的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7](P251) 莱辛在该小说文本的创作中采取颠覆性策略，以其独特的女性写作手法塑造出了一位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的“另类”女性形象，旨在解构父权制下的男女两性二元对立体系，颠覆、消解女性在该对立关系中所处的“客体”、“他者”的地位，揭露了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与女性的反抗，借此启发社会对女性的社会文化地位的深刻反思。
（二）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
所谓精神分析，又称心理分析，它既是一种精神病症的治疗方法，又是在医疗实践中逐渐形成起来的一套心理学理论。由于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是弗洛伊德，所以，弗洛伊德的理论代表着这个学派的正统，精神分析理论也就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或弗洛伊德学派。精神分析学派产生以后，对心理学、医学、人类学、史学、文艺和哲学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有学者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来解读《屋顶丽人》，论证“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本能论和人格论来分析多丽丝·莱辛的短篇小说《屋顶丽人》中三位主人公(汤姆、斯坦利以及哈里)的行动与心理，进一步从微观视角来论证其与弗洛伊德理论的契舍。”[8]弗洛伊德在其后期的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部人格结构”说，即人格由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三部分构成。本我由遗传的本能和欲望构成，受唯乐原则支配，充满着发自本能和欲望的强烈冲动。自我受唯实原则的支配，寻求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本能冲动得到满足，是人格的执行者。超我是人格的高层领导，遵守着“至善原则”，以
内心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我、控制本我。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冲突，相互协调，最终走向平衡发展。[9]这篇小说中恰巧有三位男主人公和人格结构的三个层次相对应：“即十七岁的汤姆、刚刚结婚三个月的斯坦利和孩子已长大成人的男人哈里，这三个主人公从年幼懵懂的少年，到中年男人，再到有生活阅历的成熟男人，处于男人的三个不同年龄阶段，富于典型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男性的代表。”[8]“弗洛伊德认为，人类行为受一种强大的内部力量驱使，这种力量被称为驱力或本能。”[10](P27)关于本能的种类，在弗洛伊德前期和后期的理论中有不同的见解。后期，弗洛伊德将本能分为“生本能”和“死本能”。“生本能包括饮食本能、求安避险本能等，它是为种族繁殖的‘生本能’服务的。他认为，虽然生本能和性本能有不同的目的，但最后都指向生命生长和增进，所以可合称为一个‘生本能’。”
[11](P78)“生的终极目标就是死，弗洛伊德引用叔本华的话说，一切生命的目标都是死，因此他又提出了死的本能。”[12](P300)弗洛伊德认为，“死本能不是死的欲望，而是表现为求杀的欲望。当它向外表现的时候，它成为破坏、损害、征服的动力”[10](P78)，而“死本能最重要的衍生物是攻击。”[12](P300）
黄鹤及林云鹏教授进一步将丽人看成外部环境。人格结构中的三个层次是通过不断与外在环境发生作用, 才得以在能量发泄与压抑的反复过程中实现三者的平衡, 从而推动人格不断发展。随着人的成长, 人与外界环境的接触逐渐增多, 外界环境逐渐暴露在人的面前, 其结果是不断刺激人的本能冲动, 最终使人格处于内在冲突状态。[13](P148)外在环境对于人的本能冲动是压抑的, 它必须不断地遏制和冷却人们的冲动和狂热, 以保持现实社会的有序和安定。因此, 小说中丽人对于装修工的口哨、叫喊始终是冷漠的,“无动于衷”、“不理睬他们”,甚至到另一个屋顶去“想躲开他们”, 以冷漠的态度回应他们躁动的行为。[14]（P66-71）最明显的是在小说末尾她与代表本我、充满本能冲动的汤姆的“对峙”, 她以她的冷漠与拒绝, 打消了汤姆与她搭讪的念头,使得最狂躁的本我也清醒地接受了现实。[15] 小说中三位男主人公和人格结构的三个层次相契合，丽人也恰与外界环境相对应。这二对关系，四个对象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文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从二元对立出发
结构主义认为文学作品在表面上是描写某种外在现象, 暗中却遵循一套共同的叙事语法。列维·斯特劳斯解释说, 结构主义所要研究的中心课题, 就是从混乱的现象背后找出秩序。[16](P155)结构主义的基本运作方式是二元对立, 即将文化现象进行分解,按二元对立结构框架重新组合, 得出其本质意义和价值, 即文化现象的深层结构。[11](P27)当研究对象被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