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外文化交流

元朝对外文化交流1、元朝皇帝名义上同时又是作为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的蒙古大汗，其汗国在名义上对四大汗国拥有最高的宗主权，其领土有时在广义上指整个蒙古帝国的领土，而蒙古帝国曾一度囊括了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域。

不过，蒙古帝国实际上早在忽必烈时期已经分裂，各个汗国都已形成独立的国家，各自为政，甚至有时互相交战，因此蒙古大汗所在的汗国的疆域并不包括各汗国领土。

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

而陆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空前繁荣，无疑是元朝经济发展的最直接动力。

元朝继承与发扬两宋开放沿海与沿江的政策，并且较之有大幅度的提升，例如进一步扩大口岸开放，在口岸城市设立专门管理商业船运及贸易的行政机构。

元朝口岸极其繁华，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均远远超过两宋时期。

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刺桐港（今福建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

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

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

在元朝开放的经济政策鼓舞之下，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的香料、药材等物质大批舶至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而中国著名的丝绸、瓷器亦大批漂洋渡海，甚至远赴欧洲。

这是中国历史上向世界、向海洋开放的黄金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世界与世界对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

而自此后的明代伊始，由于统治者盲目推崇惟我中华独尊的孤立主义思想，进而一概采取严格的“禁海”政策，中华民族因此逐渐淡出世界强者之林，并且最终难逃近、现代长达近两个世纪的屈辱。

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

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

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商队和使者络绎不绝。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

彼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

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

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

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

但是这种状况却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1）、天文学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

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

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

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

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

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

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

”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

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天文学家（及水利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

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尚有《回回历》被使用。

《回回历》其实是阿拉伯太阴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兰教历。

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资料的基础上，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

《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

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另外还有许衡负责研究“天道”。

《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但比公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

《授时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2）、数学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

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

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

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

上述遗迹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济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

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

1303年，《四元玉鉴》问世。

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

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

（3）、医药学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

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

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

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

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

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

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1266年，马可·波罗觐见元世祖忽必烈。

忽必烈即遣使臣随其西返，带去给罗马教皇的信，使臣因病阻隔于中途，信则被马可·波罗的父、叔二人辗转送达。

数年之后，马可·波罗随二人东来，于1275年到达上都，向元世祖复命。

此后马可·波罗遂留居中国达17年之久，还曾被委派为扬州官吏，并出使过一些国家。

直到1291年，马可·波罗才离开他心爱的中国返回家乡威尼斯。

后来，马可·波罗因参加威尼斯的对外战争而被俘入狱，乃于狱中口授其旅行经历，由他人记录成为《东方闻见录》，即《马可波罗游记》。

该书对元朝的政治、经济情况都有极详细的描写，盛赞中国的繁荣、富庶与发达。

该书的问世使西方人大开眼界，引起他们对中国文明的向往。

马可·波罗以后，便是罗马天主教士接踵而来。

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诺于1294年抵大都，建教堂三所，并用蒙古文翻译了基督教经典《新约全书》，后来还担任大都城区主教。

孟德高维诺在中国前后居住将近30年。

元朝末年，元顺帝曾经派遣一个使团前往罗马，受到教皇的盛情接待。

随后教皇即组织一个多人的使团东来，该使团约在大都居住三年，然后取道海路返回欧洲。

欧洲人陆续来到中国和中国使者远赴西欧，这是元朝以前不曾有过的。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于1346年（至正六年）来中国游历，考察中国风土民情。

白图泰先后访问过泉州、广州、杭州以及元大都。

返回摩洛哥后，白图泰将他的游历笔录成书——《伊本·白图泰游记》。

这部旅行家笔录，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成为中世纪地理、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方面一部价值极高的著作，被许多学者引用，至今仍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资料。

中国旅行家汪大渊，于1328~1332年和1334~1339年先后两次从刺桐港出发远航，穿越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及红海，是第一个可以稽考的去过摩洛哥和坦桑尼亚的中国人。

有关其航行与旅途的综合性记叙——《岛夷志略》，对14世纪阿拉伯等地的政治、宗教，以及经济、航海和社会生活加以详细的记述，是了解该地区中世纪历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

在札马剌丁领导下编撰的《大元一统志》是一部集地理与历史等大成的名著，为后人研究当时的自然及社会状况提供了既详实又珍贵的文献参考。

以上摘自网络历史风云之铁血社区----《元朝----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2、海上“丝绸之路”的极盛时期—元、明、清各代（1271-1840鸦片战争）中国丝绸的外传及其影响这个时期，中朝两国进行互通有无的互利贸易。

朝鲜以产好马著称，而中国缺马，就于公无1393年以一万九千七百匹的精美丝绸换取九千八百匹好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