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余华后期小说语言风格
作者：刘娉婷王中俊胡美娜
来源：《博览群书·教育》2014年第09期
摘要：上世纪90年代，余华的创作风格慢慢走向革新，体现在了他小说的主题、语言等方面。他的语言风格包括表现手法、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转变。从先锋回归现实，余华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文本世界，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余华;后期小说;语言风格;革新
余华作品的叙事风格与语言特色一直是其作品中的一大亮点，余华的小说话语也成为文学界广泛讨论的话题。而在其小说作品转型之后，余华对前期小说作品中的语言构造也进行了保留性的继承。而这些带有作家个体性的语言特色，在其后期小说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其语言风格对其作品内涵的诠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一、比喻：想象也是一种活着
“余华小说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为新奇、怪异的一批比喻，开辟了比喻新的空间和新的视野。”
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比喻构造和喻体，余华前期小说中的比喻运用与其怪异、荒诞的小说风格相一致，而转型之后，余华并没有摒弃这一重要的表达手法，而是将比喻进行了与其表达效果、主题呈现相一致的革新。这一时期，比喻不再呈现其早期作品中模糊虚幻的效果，而是就近取譬，这并非作家想象力贫乏，而是为了小说的语境和整体的话语效果的需要。如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街上的路灯因为电力不足，发出来的灯光像是蜡烛一样微弱。”路灯光与蜡烛光两者之间的范畴跨度很小，更多地是为了表达一种主观感受和体验，不追求本体与喻体之间形似而更注重其在氛围和情调上的相似。蜡烛光更贴近许三观的生活世界，而且微弱的烛光更形象地反映出生存的压力与希望的渺远。
二、平实：语言的返璞归真
余华在90年代的创作向简约平实的风格转型，反映在词汇上，余华放弃了前期对词语陌生化处理的策略，开始从民间语境出发，采用保持词语本色的策略。同时人物在词语上也取得了本真的经验，符合人物身份。
“我的女人抹着眼泪走到他爹米行门口，站了很长时间，她看到她爹的脑袋被煤油灯的亮光印在墙上，她知道他是在清点账目。”在《活着》中的这一段文字，“印”字表示倒映在墙上的影子，这个寻常词语的意义在上下文语境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进而联系家珍是受了委
屈跑回家中，却又不能进门向爹诉苦，这个“印”字的含义就更具有了鲜活的特征。而余华也曾说，他在创作《活着》时只选用福贵能懂的词语，这也与“寻常词语”的标准不谋而合。余华小说中寻常词语的艺术化是通过语境获得的，余华打破了词语与语境间习惯化的平衡状态，使寻常的词语，在语境中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从而获得了艺术化的张力。
三、荒诞：批判性的继承
荒诞作为余华前期小说标志性的语言特色之一，为其所要表达的怪异、迷惘、甚至绝望的主题呈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后期作品中，余华的荒诞特色并没有被摒弃。
在《活着》中，福贵父亲荒诞的死亡方式;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对许玉兰荒诞的求婚方式;在《兄弟》中，林红由一个纯洁充满感性的人，最终堕落成一个麻木的美容院老板，人性的变恶同样表现得荒诞怪异。而“荒诞的使用，使得人物命运的悲剧性与人物行为方式的喜剧性构成一种张力，呈现出悲喜的交替。有时小说被一种悲剧的氛围所笼罩，却演变成喜剧色彩极强的荒诞，在荒诞的背后，隐藏着更深邃的东西。”余华后期小说中的荒诞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能摆脱前期小说中荒诞的表达效果，在这种人生的外部行为与命运赋予的相反的力的冲突中，余华后期小说中的人物仍然呈现出“反英雄化”的倾向，人生的悲剧色彩依然彰显，但是通过温情的注入，这种荒诞所带来的悲剧色彩大大削弱，主题的表现更为丰富。
四、反复：语言与主题的双重加厚
“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要温一温。”这是《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每次卖血之后，在饭馆里都要出现这句话。而类似于此类反复手法的运用，在余华的小说作品中比比皆是。在关于一乐不是许三观亲生儿子的留言的描述，也是直接重复，一字不差;许三观在饥荒年代为三个儿子做了一次精彩的口头烹饪表演，给一乐做的是红烧肉，给二乐做的是红烧肉，给三乐做的还是红烧肉，这种简单到看似拙劣的重复达到了一种令人震惊的艺术效果。从一般语法学角度看，这些句式几乎是幼稚的;而从美学角度看，它的简单重复则是必要的，它给作品带来了一种音乐的流动感和简朴的力量感。“可以说，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以一种极其简单的手法，打破叙事的惯常节奏和逻辑，打破小说的叙事常规，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音乐般的叙事方式的表现力，为叙事艺术的更新提供了可能。”不仅如此，语句的反复使用，也是苦难延续的一种表现，语句的反复与苦难的反复更让人感受到生存的不易。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余华对反复这种难以驾驭的表现手法拿捏得十分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事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现，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额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在《活着》和《许三多卖血记》等后期作品中，余华前期创作中那种自我和现实、自我和历史、自我和他人间的紧张关系消失了，冷面杀手般得叙述
为饱含温情的叙述所取代，绝望的人生姿态为达观的人生态度所取代，抽象、封闭的时空为具体开放的时空所取代，日常的真实和精神的真实获得了同等的表现价值，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是传达作者先锋观念的传声筒，而是回到现实的底层，回到生命的存在，回到悲悯的情怀，是余华后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转变，他用自己的人道主义和悲悯之力，为那些善良而普通的生命寻找着苦难的救赎方式，余华将西方存在主义嫁接在了中国社会中人的生存处境上，提供了以文学方式审视中国人生存状况的一种存在主义视角，是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余华，活着[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8.
[2]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 余华，兄弟：上[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4] 江南、王萍，余华前后期小说中比喻的变异及意义[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5] 鲁毅，人性的温情与荒诞的人生[J]，滨州职业学院学报，2010（2）.
[6] 徐立新、罗显克，用音乐的和弦叙事[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
作者简介：刘娉婷（1988-8），女，江西鹰潭，南昌工学院，讲师， 2013级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王中俊（1987-12），男，河南郸城，南昌工学院，讲师，陕西师范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胡美娜（1988-12），女，江西南昌，南昌工学院，讲师，2013年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