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本汉学

只要认识这808个汉字就能畅行中日韩三国“如今只要认识这808个共同常用汉字，中日韩三国的人们就能够通过文字无障碍交流。

”11月30日，“东北亚名人会”第十次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会议上发布的《中日韩共用常见808汉字表》，成为名人会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通过汉字促进文化的交流，也是“东北亚名人会”中日韩三方的期待。

2006年，新华通讯社、日本经济新闻社和韩国中央日报社联合发起了三国知名人士论坛“东北亚名人会”，汇聚了中国、日本和韩国各界知名人士，论坛每年轮流在三国举办，探讨如何顺应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大环境，加强中、日、韩三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信任，促进本地区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韩国前文化部长官李御宁在新书发布仪式上表示，“东北亚名人会”之所以能在艰难的环境中不间断地举办十年，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三国之间共享的文化。

今年，《中日韩共用常见808汉字表》的发布，无疑成为2015年论坛最重要的话题。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章新胜认为，应该推动中日韩联合大学的建立，把808个汉字融入到学生课程中去，推广使用。

汉字建立的友谊在韩国首尔举行的“东北亚名人会”主会场中，由808个汉字组成的书法吊灯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養”“飲”“散”“敢”……风格各异的毛笔字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上。

据李御宁介绍，汉字吊灯的制作邀请了808名韩国书法家，每一名书法家负责其中的一幅作品，共同完成了这盏书法吊灯。

他还特别强调，为了凸显汉字的重要性，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会议去除了与会者名牌的英文拼音，只用中日韩三国语言标注。

2010年，在日本奈良举办的“东北亚名人会”第五次会议上，中方代表提议选出一定数量的中、日、韩三国公用常见汉字进行推广和普及教育。

中方代表纪宝成认为，“中日韩三国共同使用汉字的历史已近2000年，汉字在三国文化的持续交流中保持了基本的一致性，是增进文化沟通、相互理解的重要工具”。

编制中日韩共用常见汉字的想法，来自于他在日本访问时的一次参观。

日本有个“唐玄奘”作者：环环来源：《百家讲坛》2018年第06期电影《妖猫传》中，日本僧人空海吸粉无数。

那么，日本历史上真有空海这个人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不仅和白居易生活在同一个时期，还真的去过长安。

空海出身很好，父亲是个地方长官，母亲是个豪门千金。

受家庭熏陶，空海自幼熟读《诗经》《论语》，15岁就到奈良学习汉学，18岁时就已通读汉籍进入日本国立大学。

如果他顺利毕业，将来在地方政府谋个一官半职一定不成问题，可有一天，他偶然遇到了一位宣讲佛法的大师，便毅然决然要出家，跑到深山里当起了和尚。

仅仅一年之后，空海就顺利通过了僧纲所的考试，成为一名正式的僧人。

这一年，他23岁。

为了更好地研读佛法，空海把目光投向了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长安。

于是，公元804年，一艘由日本开来的遣唐使船在福州赤岸镇着陆，空海正是这艘船上留学僧中的一员。

次年二月，空海进入长安西明寺，正式开始了求学之旅。

不过，与之前的遣唐僧不同的是，空海人唐是为修习密教。

此时长安城里最著名的密教修行者是惠果大师，所以，空海一到长安，就去青龙寺拜见了惠果大师。

惠果大师与空海一见如故，并十分肯定空海的才学。

也因此，空海一个月受胎藏法灌顶，一个月受金刚法界灌顶，一个月受传法灌顶，入门仅三个月，他就成了惠果大师的传法弟子。

四个月后，惠果大师圆寂，空海也提前结束了在长安的学习，回到日本传法。

归国后，空海进入京都西北的高雄山修行，逐渐崭露头角，并受到嵯峨天皇的支持，开创高野山为真言宗的总本山，还以东寺为中心，开展弘法活动，因此，后人称他所传的密教为东密。

他还仿照唐朝，在县乡办学，聘请僧俗教师讲授佛儒道，不论僧俗贵贱都能入学，这也是日本最早的平民教育学院。

空海带回日本的还不止这些。

在空海来大唐求学之前，日本本土只有楷书、行书、草書，空海不仅把大唐的“飞白书”“杂体书”引进了日本，还引入了篆书、隶书。

他还是日本书道“大师流”的开创人，日本的“三笔”之一。

空海编纂的30卷《篆隶万象名义》，是日本第一部汉文词典，至今也是日本极为珍贵的书法词典，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引言中日两国文字的交流源远流长，中国的汉字词早在1000多年前就传到了日本。

但在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于输出者的地位，词汇的交流主要是从中国传入日本。

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日本在经济、军事上的日益崛起和西方文明的大量涌入，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流变得更为复杂。

一方面，以杉田玄白为代表的兰学家在翻译西方书籍的同时，创制了大量汉语新词，其中很多已经完全融入了现代汉语，成为汉语外来词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来华的西方传教士翻译编纂的汉译西书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汉语新词，这些新词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日本，对其近代词汇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按照“汉语新词”的产生方式，可以将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日本“兰学”的盛行时期，第二阶段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汉译西书的传播时期。

二、日本“兰学”的盛行与汉语新词的产生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建立幕府，号令全国以后，采取了严格的锁国政策，对外贸易仅限于中国与荷兰。

直到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缓解了图书进口的禁令，海外新知识的传入才有了一定的进展。

1774年出版的解剖书籍《解体新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它也是日本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译著，它的公开刊行是日本学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于使日本了解了构成西方医学主要基础的解剖学知识，更在于日本人第一次有意识地实践了“翻译”这种知识的交流方法。

此后，日本学界冲破了“中国”和“汉字文化”的枷锁，得以从汉字圈以外的地区，汉字以外的媒体直接汲取新的知识。

《解体新书》确立了兰学在日本的地位，随后，医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等领域有多部著作问世。

例如：《兰学阶梯》（1788），《西说内科撰要》（1792）、《历象新书》（1798）、《重订解体新书》（1798）、《气海观澜》（1825）、《植学起源》（1835）、《七新药》（1862）等。

兰学翻译从1774年到1864年明治维新为止，先后进行了80余年。

汉字的传播汉字产生后，很早就传播到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国家，在很长时间里文字和文言都是这些民族的正式文字，在长期使用汉字过程中，各民族逐渐掌握了汉字和结构规律，创造出更适合自己民族使用的文字。

一代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上出现了两种文字，碑石上部刻的是一篇金人游记《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左边刻的是汉字翻译，经专家辩认是契丹文，明代以来一直无人认识。

1922年6月，比利时传教士凯尔温掘开了辽兴宗皇帝的陵墓永兴陵，出土了辽代哀册，使得失传数百年的文字得以重见天日。

哀册是皇帝、皇后、皇储专用称谓，官员及大臣称墓志铭。

女真字、京族喃字、谚文、汉字水文、汉字苗文、日文、西夏文、辽文、契丹文、越南文皆是将汉字改进后的本国通用文，偏旁部首皆是汉字偏旁。

公元1036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制造出西夏自己的文字，三年后西夏文成，笔画繁多，结构繁杂，共五千余字，但汉字并未被废，与西夏文共同使用，直到王朝灭亡。

公元五世纪的唐朝当时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长安当时政治清明、思想开放、文化繁荣，在国际上有无以论比的美好形象，对当时周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

日本朝野上下出现了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为了学习中国先进的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日本派遣了称为“遣唐使”的官方外交与留学使团，每次遣唐使的人数2000—500不等，除此之外，另有10—20名留学生，30—70名留学僧。

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的六学馆钻研各自的专业，学问僧由汇聚于长安和洛阳的各大寺院钻研佛法。

在日本以至5、6世纪都是用的汉字。

6世纪时汉学达到高潮，当时日本国内全部使用汉字。

据传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和空海和尚（日本国内称弘法大师）结合汉字创造了日本片假名和平假名，“假名”是日本指自己造的字，“真名”则是指汉字。

空海是日本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为书法“三笔”之一，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记载唐顺宗要空海表演书法，空海当即在墙上用5种不同字体写了5行字。

《书道全集（殷周秦卷）》及所录甲骨简介---兼论甲骨文书法普及读物的编纂门艺摘要：《书道全集》是日本所出的历代书法作品大全式的出版物，在中国古代文字文物资料方面非常丰富，且发表非常及时，可是国内很少有相关介绍。

《甲骨文合集》在编纂过程中曾参考平凡社所出两版《书道全集》第一卷，但对有些内容还是有所忽略，《甲骨文合集来源表》对其著录也不十分清楚，本文在简介《书道全集》第一卷内容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一一廓清。

两版《书道全集》的编纂展示了日本学术界与书法学界的交流与互动，值得我国在编纂书法普及读物时进行借鉴。

关键词：《书道全集（殷周秦卷）》；甲骨著录；甲骨文书法汉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字，用线条和笔画组成的形体既可以来记录语言,又给人以视觉上的美感，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这种艺术形式得到了汉字文化圈各个民族的普遍喜爱和欣赏。

中国本土之外，韩国和日本也把书法作为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而有所传承。

传承书法的重要资料是历代书法作品。

近代以来，印制发行的历代书法作品是人们欣赏和学习书法的基础，也使得书法艺术具有更广泛的受众和爱好者。

日本的《书道全集》就是历代书法作品大全式的出版物。

最早是由平凡社于昭和六年（1931年）出版，为一套汇集中国、日本、朝鲜历代书法名篇的丛书，共27册，分册主要以时代为序，中日朝混编,前23卷及第25.26卷为历代作品,第27卷为印谱，第24卷为中、日、朝书法史和全套书的目录索引。

书籍装帧精美，硬质封皮,以橘色绣花绢布包蒙，封面上贴白纸书写的书名《书道全集第X卷》，书脊上也压印有《书道全集》，书顶金色,每册均有函套,函套上印有更多本册的信息。

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平凡社又出一版《书道全集》,这一套共28册,分中国卷和日本卷，中国卷包含印谱16册，日本卷包含印谱12册，整体仍依时代为序（两版分卷情况详见附表）。

平凡社为下中弥三郎于1914年创办，以出版事典词典和百科全书著名，在出版介绍中国文化历史和文物考古书籍方面也颇负盛名。

松崎鹤雄（1867—1949），号柔甫，⽇本汉学家。

1908年来到中国，1910年往长沙拜叶德辉、王闿运为师，学习中国⽂化。

1920年起任职于满铁⼤连图书馆，为司书。

1930年，参加中国营造学社，任参校。

九⼀⼋事变后，离开学社。

因负有为⽇本收集中国珍贵古籍之使命，频繁参与书籍买卖活动。

尤其为满铁图书馆图书补充，“贡献”卓越。

1929年，奉命急赴北京，搜购珍籍10⼤⽊箱。

在买卖南浔嘉业堂藏书上，极尽⼼机，迷惑刘承幹，购得《永乐⼤典》44册。

他还为⽣活陷⼊困境的邓之诚牵线卖书。

松崎鹤雄对《论语》、《诗经》、《尚书》、《楚辞》、《⼭海经》等中国⽂献有精深的研究，出版《诗经国风篇研究》、《诗经に就ぃて》、《历代诗经研究概说》、《楚辞の九歌に就ぃて》、《⼭海经に就ぃて》等专门著作，著有《⼗六七世纪中国思想の研究》、《⾷货志汇编》、《湖南事情》、《柔⽗随笔》、《近读书籍⼀⼆》等书。

因其对汉学研究的成绩，1933年，他的学⽣们组织成⽴了柔⽗会，定期举办清谈会，松崎鹤雄主讲。

先后主讲了《明末の科学者徐光启》、《硕学王国维》、《湖南の博学叶德辉》、《（湖南の纯儒）王先谦》等，并由柔⽗会编辑，单册出版。

编辑了多种⽂献⽬录，在满铁⼤连图书馆馆刊《书⾹》上发表。

与营造学社社员阚铎、瞿竞之及国内⽂化界知名⼈⼠⽐如邓之诚、罗振⽟、刘承幹、王季烈等频有交往。

1933年应罗振⽟之邀，到旅顺库籍整理处与罗⽒姊夫何益三同主整理内阁⼤库史料。

1946年4⽉回国，邓之诚写《送松崎柔甫?熀仔壑?⼦?牴槿毡尽肪?句三⾸，为其送⾏。

“ 年中⼟思依依，青鬓来游⽩⾸归。

从此花开肠应断，落花风⾥送征银。

定知猿鹤喜君还，万树樱花照⽟颜。

唯有交情抛不得，移情终古是三⼭。

万⾥波涛⼀苇航，诗囊安稳压归装。

他年尚有重来约，⽇⽉休伤似酒浆。

”（《南京⼤学学报》2005年1⽉10⽇第1期：邓瑞《邓之诚与松崎等⼈的友谊》）罗继祖有《寄怀松崎柔甫》：“朝餐湖渌⼣⼭岚，灯⽕⼈知⽼学盦。

“国学”、“汉学”与“支那学”“国学”一词最早是由清末民初的大学问家章太炎所提出的。

在他的《国故论衡》及《国学略说》当中，都用到“国学”来称呼研究中华文化及弘扬中国学术精粹的学问。

后来的人普遍使用这个词，约定成俗，“国学”也就成为概括中国一切学问的总称。

由于“国学”博大精深，一直以来吸引着不少西方学者投身其中，这些学者也称呼“国学”作“汉学”（Sinology）的。

事实上“汉学”一词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相对于“西学”（西方学问的总称，由清末张之洞所提出）的意涵，即“国学”。

但另一个含义，相对于“宋学”（两宋时期，探讨儒家心性及修养方法的学术潮流十分蓬勃，后世称“宋学”），即钻研典籍字句及名物意义的学问，因为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在汉代很热门，所以后世称它作“汉学”，有部分原因大概是西方学者为了奠定深入研究的语言基础，所以一开始多半先从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着手的关系。

除了“汉学”，日本称呼研究中国文化的学问叫“支那学”。

“支那”本来是印度梵文对“中国”的音译。

隋唐之后，这称呼随着佛教传入日本，日本民间也就流行起以“支那”指代“中国”的称呼，之后也才有人以“支那学”作为研究中国诸种学问的总称。

民国初建，中国各地割据势力并不统一，日本一时之间无法承认中华民国，当时便明文规定不论中国政权如何递嬗，一律称作“支那”。

因此“支那”一词便隐约有指涉“分裂、不稳定的中国政权”的意思，再加上日本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却以外来译音“支那”来称呼中国，这称呼明显带有贬义，所以现今“支那”一词已被舍弃不用，自然也就鲜少有人用“支那学”来指代“中国一切学问的总称”了。

西方学者称“国学”为“汉学”，很容易和兴起于汉朝的字句名物之学相混淆，自然有主张改“汉学”为“华学”、“远东学”、“东方学”或“中国学”的声音传出。

不过现在学术界已经习惯称本国的学问为“国学”、西方学者称中国的学问作“汉学”，名称上不好再随意更改。

国学的内容是什么？国学浩如烟海，简单几句话是道不尽的。

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绅士是明清时期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

它以功名、职衔为标识，凭借其所占据的各种资源优势，在官场与民间、城市与乡村之间转进转出，不但主宰着广大村民的社会生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地方政局，并构成“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7页。

），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注：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

20世纪4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绅士进行了考察，绅士问题一度成为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大热点。

1974年，《东洋史研究》特别刊行了“明清时代的乡绅”专号（注：《东洋史研究》33—3，1974年。

）；1975年，在日本历史科学协会第九次大会上，又以“明清史研究中的乡绅论”为主题进行了研讨。

对于日本的明清绅士研究状况，日本学者已有过系统评述（注：参见重田德：《乡绅の历史的性格をめぐって——乡绅观の系谱》，《人文研究》22—4，1971年；森正夫：《いゎゅゐ“乡绅的土地所有”论をめぐって》，《历史评论》304，1975年；森正夫：《日本の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乡绅论にっぃて》（1）、（2）、（3），《历史评论》308、312、314，1975-1976年；檀上宽：《明清乡绅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吴金成：《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明清时代绅士层研究にっぃて》，《明代史研究》7，1978年；齐藤史范：《明清时代の乡绅お关する学说史的检讨》，《史丛》40，1987年。

），但国内迄今尚未有人作过专门评介。

本人不揣简陋，拟作尝试，或许对我们今后开展此项研究有所裨益。

一何谓绅士？史学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

一方面，人们对“绅士”一词本身的指属认识不同；另一方面，人们对绅士与绅衿、乡绅等相关概念的关系也持有不同意见（注：参见拙文《明清绅士的构成》，《历史教学》1996年5期。

）。

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久隔帖》日本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最澄《久隔帖》最澄《久隔帖》《久隔帖》为日本天台宗的开山祖师最澄（传教大师，767－822）的书信，收信人是最澄的得意门生，正在京都高雄山寺（现在的神护寺）空海处修行的泰范。

本件是现存最澄唯一的亲笔信。

根据信的开头语“久隔清音”（很久没有通信），这封信又称为〈久隔帖〉，而尺牍则是指以中国古文写成的书信。

弘仁四年（西元813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最澄曾写给空海一封信，向他求借《文殊赞法身礼（本件中作“一百廿礼佛”）·方圆图·注义》和《释礼趣经》。

对此，空海回信对最澄只想透过文章来学习密教的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拒绝借给他《释礼趣经》。

最澄读了空海的回信后，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写给泰范这封〈久隔帖〉，希望能透过泰范向空海请教《文殊赞法身礼（一百廿礼佛）·方圆图·注义》的大意。

在此之前，最澄曾收到过空海的赠诗，他想回赠给空海一首诗，但是在空海赠诗的序文中有自己不懂的书名，那就是《文殊赞法身礼（一百廿礼佛）·方圆图·注义》。

凡事都诚实以对的最澄为了写一首适当的回赠诗，想先读过这本书。

他认为即使已经放弃跟空海借《释礼趣经》，但至少也要透过泰范向空海询问自己所不知道的书的内容。

当时最澄四十七岁，而空海四十岁。

在信中所有指空海，即“大阿闍梨”的地方均另起一行，表现出最澄对比自己年轻的空海的敬意，由此可窥见最澄真挚的人品，从其书信的字里行间我们也能感受到最澄高尚的品格。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幼名广野，日本近江国滋贺郡人。

神护景云元年（767）诞生于近江国（滋贺县大津市）。

父亲三津首百枝，幼名广野。

三津首家族系登万贵王系统，乃中国后汉最后皇帝孝献帝（180－234，在位189－220）的子孙，应神天皇时代来日，定居于近江国滋贺郡，赐姓三津首。

近江一带称献帝子孙的人很多。

经薗田香融氏精查，滋贺郡确为华裔来朝氏族，皆为后汉献帝苗裔，因氏族传承关系结成同族。

○二艺52二期五、近现代（1840—1949年）（一）题跋有五题跋，其中：罗振玉和郭彝民之语另写他纸，浮帖于后。

1.颜世清题跋颜世清题跋71字，从“东坡寒食帖山谷跋尾”开始至“嗣为吾乡冯展云所得”结束。

文字大意：《寒食帖》在清代乾隆时期藏于内府，后于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被劫走，流入民间；帖上有烧伤的痕迹；后为颜世清的同乡冯展云所得，等等。

颜世清（1873或1868—1929），字韵伯，足跛，人称颜跛子，广东连平人，寄居北京，为颜钟骥（江西抚州知府擢浙江布政使）之子。

他自幼聪颖过人，后在政界多年，历任湖南长沙关监督等职；工书画，善鉴赏，收藏之富为当时北京之最。

[27]在其收藏品中常有其题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今藏元代鲜于枢《老子道德经卷》。

[28]颜世清钤有三印，分别是“寒木堂”“龙髯”“颜世清印”。

冯展云，名誉骥，字仲良，号展云，广东高要（今广东肇庆）人，书画鉴藏家，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进士，历充道光编修，咸丰侍读侍讲，同治光绪内阁学士、侍郎、巡抚，诗、书、画载誉国内。

2.（日本）内藤虎次郎题跋二前跋从“苏东坡黄州寒食诗”至“大正甲子四月内藤虎书”止，后跋从“予于丁巳（1917年）冬尝观此卷于燕京书画展览会”至“虎又书”止。

[29]前跋文字大意：1924年4月应菊池晋二（号惺堂）之请，内藤虎次郎记述《寒食帖》书法传世经过以及从中国辗转递藏至日本之大概情形。

大正壬戌（1922年），颜世清（韵伯）来日本江户时携《寒食帖》，以6万元卖给菊池晋二（号惺堂）。

1923年9月，东京大地震引发大火灾，全城十毁六七。

菊池惺堂家历代收藏，荡然一空。

危急之际，菊池晋二亲冒万死，抢出此卷，在日本一时传为佳话。

后跋文字大意：日本关东大地震之后，菊池晋二将《寒食帖》寄藏于内藤虎次郎家中。

内藤虎次郎四印，分别是“内藤虎印”“湖南”“虎”“炳卿”。

内藤虎次郎（1866—1934），号湖南，一般称为内藤湖南，日本羽后（今秋田县）人，毕业于秋田师范学校；曾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讲座教授二十年，与同事狩野直喜、桑原骘藏组成“京都学派”。

近50年《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王枝忠(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福建福州　350002) 摘　要:二战以后的50年里,《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获得新的巨大发展。表现在翻译方面,不但数量大大超过此前,尤其有以各种版本的《聊斋志异》为底本的译作先后问世。其次是改编的成绩前所未有,不但各种文艺形式都有,而且对日本文学产生了积极影响。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对蒲松龄及其著作(主要是《聊斋志异》)的研究得到了长足发展,并且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涌现出一批出色的硕儒新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键词:日本;《聊斋志异》;传播和研究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6)06-0109-05

　收稿日期:2006-04-10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项目“近五十年日本聊斋学研究”(JB02106)。　作者简介:王枝忠(1944—　),男,福建长乐人,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传入日本的确切年代至今无法考定,但于江户时期传入,则是没有疑义的,更具体些,就是此书在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首次付梓不久即传入日本,至今已经过去了两个多世纪。这期间虽然一直受到欢迎,但在不同时期,接受的主体、接受的方式以及接受的程度,则有很大的不同。考察、回顾这二百来年《聊斋志异》在日本的接受史,对于了解该书在海外的传播,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乃至于对《聊斋志异》本身进行文本的分析研究,都是有益的。而二战以后《聊斋志异》的传播和研究,更是得到了新的发展和质的飞跃,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值得大书一笔。首先表现在翻译方面,在这里不能不首先谈到的是柴田天马。早在二战以前,他就已经开始了《聊斋志异》的翻译。那部共收有34篇译文、出版于大正八年(1919年)的《日译聊斋志异》,只是其翻译出版《聊斋志异》活动的开始,他的翻译工作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主要的翻译成果集中于二战以后的40年间。计有10册本《全译聊斋志异》(1951—1952年)、6册本《定本聊斋志异》(1955年)、2册本《易读聊斋志异抄》、6册本《完译聊斋志异》和7册本《完译聊斋志异》(均先后出版于1955-1956年)、4册本《定本聊斋志异》(1967年)、4册本《完译聊斋志异》(1969-1970年)、普及版1卷本《聊斋志异》(1987年)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将《聊斋志异》介绍给日本广大读者方面,柴田天马功勋卓著,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译本都以青柯亭本为底本。毫无疑问,青柯亭本在《聊斋志异》的版本系统中是个十分重要的本子,但在已经发现了多种手抄本并有了张友鹤的三会本之后,就应该以更接近原作面貌的作者手稿本和其他手抄本为底本。所以,这个时期更值得关注的还是以青柯亭本以外各种版本的《聊斋志异》为底本的译作的先后问世:1958年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21、22册)中所收本子以蒲氏手稿本为底本,手稿本没有的采用青柯亭本为底本,由增田涉、松枝茂夫、藤田贤和大村梅雄合译。这些译文后来又以四大奇书本全译本的名义出版,并广泛流传。而以上述《中国古典文学全集》为基础的新版本《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则是以张友鹤的三会本为底本的全译本,1970年出版。到了1988年,中野美代子也从铸雪斋本翻译出14篇,取名《聊斋志异》,列为“巴贝尔图书馆”的第10种,由图书刊行会出版。在这期间还有一种译本值得一提———专收

内藤湖南，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从中国史学史、目录学、敦煌学到美术史，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

从1899年到1933年，内藤湖南一生共十次访问中国。

他在中国游的过程中结识了众多当时中国的社会名流、著名学者，与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还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这十次的中国体验，对内藤湖南的汉学研究及中国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之行与文献的挖掘在中国之行中，内藤湖南收集了很多的一手文献资料，为其“满蒙”民族历史及宗教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早在1900年，任职大阪朝日新闻社的内藤湖南就开始关注“满蒙”问题，并撰写了《明东被疆域辨识附库页岛》《蒙文元朝秘史》等几篇文章。

1902年，作为大阪朝日新闻社的通讯记者，内藤湖南赴东北地区进行考察，这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

在这次中国之行中，除在僧人的引导下于奉天（今沈阳）皇寺中观看蒙文藏经和满文藏经外，内藤湖南还发现了《满文大藏经》及其他“满蒙”史料。

在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10月26日的信中，内藤湖南曾提及此事，“在奉天，意外发现东洋学上极有价值之物（然未能入手），另获得满洲研究之诸多线索”。

通过这次的考察，内藤湖南意识到研究清朝史，特别是清朝初期史，满文、蒙文史料必不可少。

于是，他开始收集相关的一手材料，并自学满语和蒙古语。

可以说，这次的中国之行，促使内藤湖南正式研究“满蒙史”。

1905年，内藤湖南受日本外务省委托，赴奉天等地考察行政与学术状况，除在奉天故宫的崇谟阁、翔凤阁、敬典阁等地发现的《满文老档》《太祖实录战图》《蒙古源流》《清文开国方略》等重要文献外，他还获得了《满文大藏经》。

1906年和1908年，内藤湖南又拍摄了《蒙古源流》《满文长白山图》等书。

1912年，内藤湖南专程赴奉天故宫拍摄古文书。

此次中国之行，他与京都大学的富冈潜藏、羽田亨一起对《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等书进行了全文拍摄，并带回日本出版发行。

关于《满文老档》的价值，内藤湖南认为，关于满洲的史料，恐怕再没有比这个更详尽的了，可以说，它在清史研究中占有基本史料的地位，在历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

京都学派日本学界大都习惯地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两大最早的帝国大学为地域性阵营，将日本中国学区分为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

以1906年京大文科大学成立为标志创立的京都学派。

实际上“京都学派”这一概念，有京都学派、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京都支那学派和新京都学派等几种不同意义上的指代范围和相关概念。

在现代日本学术界，有相当多的汉学家认为最先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学者群的人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

但存在一定的争议。

在中国学术界，一般把“京都学派”看成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简称。

这一理解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

而且，这一理解也已经影响到了日本学术界。

相应地，中日两国学术界正在逐渐地走向共识。

但是严格地讲，所谓“京都学派”，他有哲学意义和东洋史学意义两大理解。

从概念产生的先后顺序来说，一般认为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

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指的是以京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为代表，包括以其思想为基础和与他们有着师承关系的研究日本传统思想及其在现代的转化和发展的一个日本哲学学派。

所谓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指的是以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为代表，包括以他们三人的学术观点为基础和与他们有师承关系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和文学的一个日本汉学派。

这一学派的最初名称应该是“京都支那学派”。

在《东洋学の系谱》中有这样的文字说明：“在文科大学（今之文学部）是在第一任文学院长狩野亨吉等人的构想下，以中国味中心的东洋学收到重视。

其后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为起始的支那学派，与始自桑原骘藏的东洋史学派，形成两大潮流尽力于教育与研究，而形成来自国内外所称之为“京都学派”的精密之风，直至今日。

”当今亦为“京都学派”的学者邱添生先生，对“京都学派”一词的解释为：“乃一非正式的学术名词，系指以日本京都大学为中心之学者的研究，他们奉内藤虎次郎为泰斗，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地位上获有相当高度的评价，甚至说京都学派是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主流，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