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201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

2011 6 上中国人口经济版图当前真相■胡鞍钢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规模已经达到133972万人，比国家“十一五”规划所规定的2010年总人口控制目标136000万人，少了2028万人；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数相比，10年共增加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0.57%，增速相当于1990-2000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4%）的一半，这反映了妇女总生育率不断下降，估计在1.6左右，大大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为2.1）。

随着生育率惯性下降，今后十年人口增长率还会进一步下降，不仅明显低于刚刚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0.72%，而且总人口规模还明显低于该规划所提出的139000万人的约束性目标，估计可能为136500-137000万人之间，少了2100-2500万人。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提前进入零增长（即小于0.2%）阶段。

全国人口普查是基本国情的调查，既使我们对总人口及其构成、分布和特征的“家底”心中有数，又可以让我们对未来人口增长惯性及挑战未雨绸缪。

但与前面几次人口普查不一样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到底人多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不是中国妇女生育率越低越好？总人口增长速度越慢越好？未来总人口的基数越少越好？怎样用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人口国情及变化趋势？怎样前瞻性地预见、主动地适应、积极地应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挑战？怎样为后人减少人口负债、增加发展红利？这都需要“用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真正“实事求是”，勇于“思想解放”。

中国人力资本大幅度提高过去十年，不仅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为10.46%），而且大学文化程度人数年平均增长率也超过了10%（为10.12%）。

中国不仅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历史记录，也创造了人力资本增长最高的历史记录。

具有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从2000年的4563万人提高至2010年的11964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由2000年的14068万人提高至2010年的1879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94%；两者合计人数从2000年的18631万人提高至2010年30763万人，与世界第三大人口国家美国的总人口（为31323万人）接近。

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已刻不容缓一、《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献疑在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双重作用下，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之后快速下滑。

1995年左右只有1.3左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极其危险的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左右。

2 这些客观数据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人口政策的最佳调整时机，人口政策调整不能再拖。

从网上民意看，人口政策调整已经形成全民共识。

但是有关国家部门和一些人口学者却以如下四个理由反对进行人口政策调整：3 1．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条例对生育政策做了一些微调，对二孩的生育条件有所放宽。

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全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

进入21世纪，这部分人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

2．中国的最佳生育率为1.8，而中国目前生育率仍然有1.8。

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预计每年净增人口在800到1000万人之间，总人口到2033年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

3．由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2005—2020年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小高峰，导致出生人口数量出现一个小高峰。

4．近期放开生育政策会引起‚补偿性生育和‚抢生，生育率会出现大幅反弹，会出现人口大起大落的后果，不利于人口平稳、健康地发展。

我认为这些理由值得商榷。

（一）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不是2.1，而是2.3以上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世代更替），目前发达国家需要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

如果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增加；如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会减少。

因此，世代更替水平对于人口政策制定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末，有人计算出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为2.14。

1980年有人《光明日报》上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

新中国人口政策回顾与展望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转变的加速推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以降低生育率为主旨的人口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目前社会上对我国人口政策还有不同看法和一些猜测，需要澄清；同时，步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以后，人口的变动又走到十字路口，人口政策面临新的抉择。

历史的足迹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社会“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出生率上升到37.0％。

，死亡率下降到14.0％。

，自然增长率创下23.0％。

的新高。

这表明，在短短的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完成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随后迎来第一次生育高潮。

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三次会议（扩大）的讲话中，提出抓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遍实行”的设想，展露出新中国人口政策的雏形。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主张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曾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

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起，将适当控制人口增长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批判，进而形成了“人口越多、劳动力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人口越多越好的理论教条，人口问题成为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

虽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文件曾提及控制人口和实行计划生育，但没有真正贯彻下去。

在10年“文革”期间，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进入20世纪70年代，全国人口突破8亿。

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国家开始加大人口控制力度，生育政策也逐步明朗起来。

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3年提出“晚、稀、少”，强调核心是“少”，遂演变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生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