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达微言,蕴蓄己意——王夫之的《楚辞》阐释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用达微言,蕴蓄己意——王夫之的《楚辞》阐释 作者：林 姗 来源：《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01期

[摘 要] 王夫之把个人的经历、思想和情感融入其《楚辞》的阐释过程,通过文意串讲,将“达屈子之情”与“写本人积郁”不断交织,挖掘语言文字背后深刻的意义,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宣泄社稷沦亡之痛,即“用达微言,蕴蓄己意”。 其基本方式有三:或借描述原意暗渡陈仓,以己意置换屈意;或从原文类比联想,引而申之;或仿作《九昭》,代屈子立言,借以明志。

[关键词] 王夫之 ;楚辞通释;用达微言,蕴蓄己意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738(2010)01-0072-03 [收稿日期] 2009-12-20 [作者简介] 林 姗(1984-),女,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08级博士研究生。

《楚辞要籍解题》认为:“《楚辞通释》一书在整个《楚辞》研究著作中,特点十分鲜明。如果说,屈原在《楚辞》中用香草美人来寄托他君国之思的话,王夫之则以注释《楚辞》来发泄他社稷沦亡之痛……王夫之仰慕屈原的气节和品德,因此,从屈原《离骚》等作品中寻找共鸣,既阐发屈原的爱国思想,又寄托自己的身世之慨,所谓‘更为通释,用达微言’。这正是他注释《楚辞》的主旨,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1]也就是说,船山在诠释过程中并不停留于解释屈赋字面意思、扫清理解障碍、疏通文意层面上,而是以意义的阐发为主,还原作者之意图;其诠释重点和目标在于挖掘语言文字背后的意义,同时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即:用达微言,蕴蓄己意。

《通释》对于屈赋深意的推求不是单纯通过文字比附意义,而是不局限于具体言词的随文附义。其微言大义的阐发有个指导思想,即要控制阐发的基本方向。他首先在《序例》中从总体上把握屈原的精神实质,即“蔽屈子以一言曰忠”,使整个阐发活动有个明确的中心,形成一种预期的态势。这样,“忠”成为整个阐发过程的精神线索。只要是体现屈子身世经历的篇章,都以此为最高标准指导其意义的阐发,且所有的阐释都不能与此相悖。而后就遵循原文的结构规律和表达方式,由本以观之,触类而思之,观其所由,寻其所归,从而破译隐喻,领悟原文委婉处或空白处蕴含的或可能蕴含的深意,从而完成对全书系统的阐释,尽可能不陷入每事各为意、零碎杂乱的圈子。同时,船山极其不满《楚辞章句》字字句句讽谏之解,以其牵强附会、舛杂不通,延误千载。反之,他认为《楚辞》各篇各有主旨,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具体分析,度其旨归;并在具体的解释过程中突出题旨对表达的制约作用,遵循各篇题旨来审视其章节、字句。因此,《通释》虽以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意义的阐发为主,然而,倘若某些篇章并无寄托之意,则不挖空心思去发掘意义。船山认为,《离骚》和《九章》是屈原不同时期的自叙性作品,微言中富含深意;《九歌》为南楚祭歌,尽写巫与主人之敬慕;《天问》主讽谏;《远游》畅言养身自全之术;《卜居》是假设之辞,借以彰其志;《渔父》是述江汉间所遇而赋之。与之相应,《通释•九歌》和《通释•远游》侧重点就不在阐发意义,前者重楚俗考证和诗意的还原,后者重修炼程序的解说。暂且不论他的结论是否可靠,这种实事求是和锐意创新的治学态度本身就十分难得。需要解释的是,船山对《九歌》和《远游》之旨的解说与“蔽屈子以一言曰忠”的论断并不自相矛盾,他认为远游之思是屈子思想丰富内涵的一个部分,它不仅不会有损诗人的伟大形象,反而进一步深化了屈子之“忠”:“若原知生达命,非不习于远害尊生之道,而终不易其怀贞之死……志士仁人,博学多通,而不迁其守,于此验矣。”[2]101而《九歌》也在不自觉中自然流露出屈子个人的情怀,“其情贞者其言恻,其志菀者其音悲,则不期白其怀来。而依慕君父,怨悱合离之意致,自溢出而莫圉”[2]25。显然,“忠”是精神线索和指导思想,迥异于以之比附意义的做法。这样,由文本的精神实质到各篇题旨再到具体的解释,在把握全体、高屋建瓴、自上而下的解释过程中,将对具体词语的训释和语义单位之间关系的分析,都置于整体精神阐释的目标之下。既防止因拘泥于个别词语以及语义单位之间的表层关系而妨害对文本精神的把握,弃其本而适其末;又因为把握了文本的整体精神而使具体词语以及语义单位之间的深层关系得到比较圆通的解释。

尽管《通释》还是采取传统的笺注体例,但其文字训诂部分十分简单,而侧重点则在于文意的串讲上。书中文意的串讲不是严格与原文字句一一对应的翻译,而是一种比较灵活的还原,是理解和感悟的结果。这就为寄寓个人思想和情感提供了比较自由的空间。于是,“达屈子之情”与“写本人积郁”在《通释》中不断交织。并且,船山还以己之“忠”改造屈之“忠”,发展了屈原的人格精神。《通释》直斥昏庸无能之君,其屈子之“忠”在为国而不囿于忠君,体现了极为进步的历史观。这种观点虽阐发自屈赋原文,但很明显是船山的个人思想。他在《读通鉴论》和《宋论》中把皇帝分为得人心的天下之君与不得人心的暗主,把爱国与忠君分开,《通释》同样反映了这种立场。但基于《通释》的注书性质及船山的时代环境,他只能将个人的哀愤之情和政治主张隐藏于《楚辞》释文中,在描述屈赋文意的过程中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宣泄社稷沦亡之痛。其基本方式有三:或借描述原意暗渡陈仓,以己意置换屈意;或从原文类比联想,引而申之;另外还仿作《九昭》,代屈子立言,借以明志。

一、 描述原意,暗渡陈仓

指的是在描述原文意义的过程中,船山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想法加于原文注释中,在解释经典意义的同时融合自己的思想。作为《通释》最重要的篇目,《离骚》的释文远比其他篇目复杂得多,船山对屈子人格精神的认定主要就是通过《离骚》的阐释而实现的,其他篇(除《九歌》外)则扩展或发展了该篇中或隐或显的“忠”、“怨”、“去”、“死”等内涵。对比屈赋其他各篇,在《通释•离骚》的大段释文里,我们更明显地看到了船山个人思想、经历的印迹。如“怨灵修之浩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荡兮,终不察乎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诧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一段,《通释》注曰:

浩荡,如水渺茫,支派不分也……承上言小人险诐害政,所恃者君之明查耳。乃君之不慧,喜佞曲而恶忠直,听群小之妒,诬我以罪。彼小人之所以惑君者,唯颠倒是非,巧徇君志。而与俗委顺,故能得上下之欢心以容身,则余怀贞而匪舍是出,独受其穷困矣。余之宁死而不能为此态者,忠佞殊途,忠之不能容佞,犹佞之不能容忠,如鸷鸟不能与燕雀为群。非特臭味之殊,抑国家安危之所自决,判于毫厘,比不能毁方为圆,委曲因时以求两可。君之不察,且怪我之独与众异而绌之。则我遭时之不幸,非徒邪佞之与居,而实君心之先迷也[2]8。

其中“浩荡”一词,《楚辞章句》认为是无思虑貌,《楚辞集注》沿用之,而船山释为“如水渺茫,支派不分也”。相较而言,后者的解释从本义引入喻义,更为圆通。在字词解释的基础上,逐文串意的过程中,船山将矛头直指怀王,将原文含蓄的诗句及其蕴含的深意用激烈的言词依次直接道出:小人固然险诐害政,但君王不辨忠奸、信小人远忠臣则更令人心痛,而自己所遭遇的不幸并非只是奸邪所致,而实际上是君心先迷的结果。

又如“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通释》注曰:

鹈鴂,读如提决……承上言舜、禹、高宗、汤、文、齐桓急于用贤。虽当国势方兴之际,常怀后世之忧,恐一失事理,而贤者亦无救其后。今楚何时,而王犹不寤,非天下之至愚者乎?[2]19

再如“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一节的解释,《通释》注曰: 谓必秉义乐善者,乃可进嘉谋以使之行。若怀王之昏庸,天命已去,虽进以善,必不受也。”[6] …… 以上这些是对原文意义的解说,却又不止是原文的复述,超越了屈原及其时代所能到达的高度。

二、引而申之,触类而长

指的是就原文所未言而引申之,由此及彼进行类比联想,在描述原文意义的基础上加以生发,进一步丰富原文的意义内涵。《通释》中,船山显然并不满足于借描述原意暗渡陈仓的婉曲的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表达方式,有时,他会直接以自己的口吻发表阅读感受,一吐为快。例如,“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解体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通释》注曰:

荒,远也……言己非不可引身归隐,与世相忘;而恩则同姓,分则君臣,黄昏之期不能忘,迟暮之忧不能释。忽而情由中发,仰泝古人,旁观天下,君臣之遇合,身膺其荣,志极而展者,功名表现,繁饰弥章,各以乐行其道。则余好修以为常,岂独不能自遂?则愤懑之志,有虽死而不能惩者矣。盖使鲁侯以高宗之师傅说者师孔子,则孔子岂徒为傅说;齐王以桓公之任管仲者任孟子,则孟子岂徒为管仲;即怀王以秦之待范睢、燕之待乐毅者待原,原亦不徒为睢、毅而已。然而当世岂无君臣相信之美,而己独受谣诼之伤,君独怙悔遁之过,哀愤之至。虽欲返初服,以怡情芰荷,何能自戢乎?忠贞之士,处无可如何之世,置心澹定,以隐伏自处。而一念忽从中起,思古悲今,孤愤不能自已。固非柴桑独酌,王官三休之所能知,类若此夫。自女媭以下至末,复设为爱己者之劝慰及鬼神之告以广言之。言己悲愤之独心,人不能为谋,神不能为决也[2]10。

这段注文中,从起始到“有虽死而不能惩者矣”是描述原意,自此以下的大段内容几乎都是船山由原文所引发的联想。由屈子之不遇,谈到了东周许多贤士及不能用贤的君主。以殷高宗、齐桓公、秦昭王、燕昭王礼贤下士而致国运兴隆的历史,对比鲁哀公、齐宣王知孔孟之圣而不用导致朝纲陵替,而怀王视诸君更等而下之,故屈子唯有遁身山林而已。在这一系列言辞激烈的排比反问中,我们看到船山不可遏制的言说冲动,一触即发。这些议论皆由原文引发的,却并非原文的字面内容,同时又与之一脉相通。

三、 代为立言,《九昭》明志

前两种方式,船山对意义的阐发以及个人看法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楚辞》既有文字的限制,因而他不能自由地抒写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而在其诗作《九昭》中,他虽然沿用了屈原的话语方式和时代语境,但《楚辞》原文的桎梏得以松懈,自我的表达和意义的填充就相对自由得多。诗前的小序点明了创作缘由及意图,“有明王夫之,生于屈子之乡,而遘闵戢志,有过于屈者,爰作《九昭》而序之曰”[2]174。在为自己作注过程中,船山多次解释说,屈子当时必怀有这样的想法,故代为白之。可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可能性的猜想,无法得到证实。相反的是,我们从《九昭》中更清晰地看到的是船山本人而非屈子。具体而言,是船山有感于当初事明王朝的那段经历和心志与屈原有着类似之处,于是效仿屈赋而作《九昭》。采取代屈子立言的方式,借屈原的口吻抒写自己的情怀,在表面的伪装之下委婉地表达对故国的情感,这应该与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有直接关系。因为与屈子有着“旷世同情”,一样的忠贞与孤独、斗争与失落、坚持与放逐。强烈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契合,让王夫之为屈子而深深折服,跨越了两千年的时空而心有灵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