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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居民收入分配理论研究的综述与评价[摘要]收入分配理论研究是经济学长期关注的命题。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理论文献综述的居民收入分配理论研究，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和评价。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国外理论1 收入分配国外理论述评1.1 西方古典经济学从价值理论的角度研究收入分配斯密是最早的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古典分配理论和古典价值理论的创立者。
在《国富论》中，一方面，斯密将重点放在了研究国民财富的创造上，他重视分工、对外贸易、资本积累和“看不见的手”在增进财富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提出了分配理论和具有明显二元性特征的价值理论。
李嘉图是古典分配理论和价值理论的完成者。
他不但在斯密的基础上，完成了更加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同时由于他把分配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课题，而且研究分配始终没有离开劳动价值论，李嘉图和斯密被马克思称赞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
萨伊把斯密的价值与分配理论中的非科学成分——斯密教条分离出来并加以发挥，放弃和否定了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效用论”、“生产费用论”和“供求论”混杂在一起的价值理论，也提出了被马克思深刻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分配论”。
1.2 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分歧新古典主义与结构主义关于收入分配理论的分歧在于两者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机制有不同的认识。
新古典主义具有信奉市场力量的传统，其收入分配理论依据“涓滴效应”，即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效果可以通过市场力量自动地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扩散，因此，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长期趋势是逐步缩小的。
结构主义指出要素市场上存在着结构性非均衡的可能，认为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完全将使得用于不同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其各自收入会有很大差别。
结构主义通常强调，现有制度会使得与增长相伴随的不平等得以强化和持久化，其原因在于富人与穷人接近资本的途径有很大的不同。
此外，初始禀赋和关系的不平等将导致来自人力资本投资和迁徙的收益不平等以及就业准入障碍的差异，进而带来进一步的两极分化。
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王宁;胡乐明【期刊名称】《经济与管理评论》【年(卷),期】2022(38)5【摘要】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
基于数字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特征研究发现:一方面,数字经济会带来可以改善收入分配的“数字红利”,即降低搜索成本、复制成本、运输成本、追踪成本以及验证成本,从而起到促进全球化、加快城乡融合、增加新兴行业就业与收入、提高个人能力等作用;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会带来恶化收入分配的“数字鸿沟”,即知识贫困、信息过载、数字生产集中而消费分散、隐私泄露,从而导致基础工作被替代、技能偏向与“赢者通吃”、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个体之间都广泛存在且存在差异,具体作用机制在于数字技术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就业机会差异及个体知识技能差异等原本对收入分配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均产生影响,最终带来收入不平等的收敛或扩张。
数字红利和数字鸿沟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结构。
针对数字经济可能对收入分配带来的负面作用,提出在进一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投资与升级的同时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以扫除数据生产要素接入层面以及信息使用层面不平等的相关政策建议。
【总页数】16页(P20-35)【作者】王宁;胡乐明【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062.4【相关文献】1.国内收入分配差距理论研究述评与展望2.税收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文献述评3.居民收入分配与税收政策研究国内外文献述评4.影响收入再分配偏好的文献述评5.政府经济行为对要素收入分配与规模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研究的文献述评作者：袁鹏艳来源：《科学与财富》2020年第23期摘要：我国学者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多集中在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与制度环境方面，且由于研究方法以及数据统计口径的不同，研究结论差异较大，本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以便于对此问题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技术进步;制度环境;产业结构一、引言劳动报酬主要是指劳动者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是劳动收入份额。
Kaldor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中提出：“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分配比例在长期会出现趋于稳定的状态”，即劳动收入份额在长期处于稳定的状态。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却呈现出连年下降的趋势，1998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约为50.8%，之后由于三次产业间结构发生重大变动，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三产业比重逐年攀升，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降，2001年降至48.2%，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又继续下降，2017年为31%，低于广大发展中国家。
二、文献评述我国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劳动收入份额测算研究、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影响因素研究并针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测算方法研究：两种计算原理：劳动报酬与增加值之比、用劳动力弹性表示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报酬和增加值之比这一指标作为劳动收入份额目前被多数学者使用（白重恩、钱震杰，2009;罗长远、张军，2009），在研究中，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2004年前将个体劳动者收入全部视为劳动者报酬，此后将个体经济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视为营业利润，该方法的使用存在一定困难;徐冰（2010）借助时变生产函数来分析，用劳动力产出弹性来表示劳动收入份额，减少数据口径与数据质量的影响，提高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但是学者度量总体劳动收入份额时较少使用此原理，原因在于使用该原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取决于数据的质量和模型设置的准确性。
我国高校教师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作者：白玉王耀东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4年第15期摘要：近年来，我国高校内部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亟须构建较为完善的高校教师管理机制，进一步探索实施高校薪酬制度改革，从而有效维护高校教师队伍相对稳定。
本文分析发现我国高校普遍存在教师收入水平偏低、教师间内部薪酬差距较大、教师薪酬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应该增强高校教师绩效工资的激励功能、提升高校教师薪酬的内部公平性、不断优化高校教师薪酬结构等解决对策，以期为优化高校教师收入分配体系及其他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高校教师；收入分配；存在问题；解决对策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24.15.0690引言目前，随着“双一流”高校建设的快速推进，高校间的内部竞争日益激烈，诸多学者重点对高校教师收入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同时，政府部门也在陆续出台相关制度规定，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较为完善的高校教师管理机制，进一步深化高校薪酬制度改革，稳步提升高校教师待遇水平。
并且，高等院校教师收入水平与其工作满意度、科研产出、教学投入等存在密切联系，不同职称、学历、人才项目的高校教师在个人收入方面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薪酬问题也成为导致高层次人才频繁跳槽的直接诱因。
因此，如何构建恰当的薪酬分配體系，从而调动高校教师全身心投入教学及科研工作的积极性，最终促进学科建设及学校高质量发展，成为地方高等院校普遍面临的难题。
在此背景下，文章将深入探讨分析我国高校在教师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从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为高等院校优化教师收入分配体系及其他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高校教师收入的文献述评1.1宏观层面宏观层面的学术研究重点关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高校教师收入的影响。
例如，郑婕慧和吴晓伟等（2022）研究发现美国地区的高等院校将高等教育视为准公共产品，大多实施“非升即走”的市场化薪酬制度，并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高校教师收入水平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李锋亮和庞雅然（2022）分析指出中美地区高校教师收入水平及薪酬制度存在较大差异，美国地区高校教师的福利待遇较为优厚，教师年终考核制度严格但考核方式多样，这些高校教师的工作满意度远高于国内；陈志亮（2021）研究发现法国高校教师执行公务员的薪酬待遇与福利分配制度，主要分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与集体工资，且与职称、学历、工龄、科研成果等直接挂钩，从而能够促使高校教师按照绩效体系进行针对性的提高，最终有效提升高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关于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问题的研究作者：王策来源：《现代交际》2012年第02期［摘要］收入分配是指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生产成果，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社会群体或成员之间进行分割的经济活动。
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两难问题，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协调成为全球范围内理论研究的焦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两难选择更突出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人们会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
本文对效率与公平争论的背景、效率与公平的含义以及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几种不同认识做了简要综述。
［关键词］效率公平收入分配［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114－02收入分配是指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生产成果，按照一定的规则，在社会群体或成员之间进行分割的经济活动。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领导人提出要实现和谐社会，就务必要处理好收入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关系。
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体之间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已经达到了国际警戒线，引起社会的关注。
收入分配领域效率与公平的不和谐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进一步研究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二者关系的认识，有利于我们解决现阶段收入分配中效率与公平的失衡问题，这不仅关系到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向，关系到我国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收入分配包括国民收入分配和个人收入分配两方面内容。
国民收入分配，它是对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创造的净产值进行的分配。
国民收入分配分为两个层次：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在生产部门进行的分配；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在全社会范围继续进行的分配。
再分配是对初次分配中不合理因素进行的修正，它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再分配也是为社会执行公共职能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关系国内理论述评摘要：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经济学长期关注的命题。
本文总结了国内理论文献综述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对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系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
关键词：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国内理论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01一、国内理论文献综述当前我国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收入差距在中国的发展趋势如何？中国是否存在“库兹涅茨曲线”所描述的倒u形关系？导致收入差距变动的因素是什么？有哪些因素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哪些因素导致收入差距缩小？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些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能否通过政策手段加以改变？经济转型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1.市场化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从理论框架中看来，生产要素是收入分配格局形成的根本原因，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多。
其中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分析了中国由于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形成的专业技术人员与一般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边燕杰和张展新（2002）认为伴随着市场化，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在增值，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
张世伟、赵亮、樊立庄（2007）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
2.体制变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从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变革这一角度来研究国内的收入差距问题成为热点，大多数文章认为我国当前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与制度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不规范制度和行为有很大关系。
李实、赵人伟和张平（1999）在研究中发现企业内部分配体制的改变引起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上升。
李建立（2001）认为，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包括税收制度不合理、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和行政性垄断。
卢嘉瑞（2002）认为要消除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反腐力度。
莽景石（2006）借鉴日本的经验，认为日本在完成了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转变的同时，最终也完成了收入分配由不平等向平等转变，其中宪政转轨起了的决定性作用。
FDI与居民收入差距：研究述评与展望收入差距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研究重点。
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
理论研究方面，最早提出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是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在《保护主义与实际工资》(1941)中提到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会产生影响。
之后形成了较具代表性的三个观点。
第一，现代化假说。
以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为核心代表，假说认为，投资增加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效应即使在短期内可能会暂时聚焦于某些领先行业或关键部门，但最终一定会传播到整个社会，实现收入分配的更均衡。
第二，依附假说。
影响收入分配的关键因素是国际关系格局，FDI不一定会缩小收入差距，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第三，供求假说。
FDI的流入和增加，会使劳动力收入增加，从而减少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影响更加明显。
实证研究方面，大多都是对上述理论的验证，但由于选取的研究角度、研究对象、研究模型和研究数据的不同，便产生了不同结论。
2 FDI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探索2.1 不存在明显关系Mah(2003)利用韩国时间序列数据回归分析发现，支持库兹涅茨假说的证据不足。
开放比率的变化和FDI流入的变化对基尼系数的影响都不显著，全球化并未影响韩国收入分配。
沈桂龙和宋方钊(2011)基于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量和人均值进行多模型检验，对比分析发现FDI不是城乡收入总差距变化的原因(但对于人均城乡收入差距和人均FDI间的关系较为明显)。
也有学者针对FDI对收入差距的总量和人均值两方面影响进行探究，基本都认为FDI与收入差距的总量不存在明显关系，而对FDI与收入差距的人均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存在不同结论。
沈桂龙和宋方钊(2011)基于对1978—2010年的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总量和人均值进行多模型检验，包括单位根检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简单回归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VAR模型估计分析，多模型对比分析后发现，FDI不是城乡收入总差距变化的原因，两者之间也没有明显的联系，FDI对城乡收入差距总量间接的传导影响较小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008年第1期双月刊总第166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JOURNA L OF ZHONG 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1.2008Bim onthlySerial№.166收入分配研究述评杨灿明 胡洪曙 俞 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湖北武汉430073)摘要: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最为敏感问题之一,这一问题也影响着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冲突、分层加剧、资源配置失衡等危害也已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
本文着重从行业垄断、税收调控、社会保障等方面评述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因素。
为改善我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需要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加以规范。
因此,限制公共权力,加强对垄断的监管,规范劳动力市场是关键,与此同时,税收、转移支付与社会保障等宏观调控手段应被广泛采用。
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不公;社会分层;再分配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5230(2008)0120010206收入分配问题一直被列入政策层面和学术界的“攻关项目”。
中共中央政治局2006年5月26日会议专题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这说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中国政治议题的重要选项。
收入分配制度是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子系统,其状况不仅影响生产的效率、公众的切身利益,还波及社会的协调与稳定。
所以,对于这个有很高社会敏感度的问题,其改革取向必须涵盖尽可能广泛的利益诉求。
经济学界有关收入分配问题的探讨一直没有间断过,其文献评述也浩如烟海,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理论,收入分配问题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其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关于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危害近年来,我国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引起了各方面的不满,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由垄断和腐败造成的分配不公常常使人们感到心理失衡。
由于收入差距拉大,致使我国城乡积聚了大量贫困人口,贫困群体的大量存在降低了社会的和谐程度,贫困人口的无序流动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十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并引起犯罪,危及社会安定。
在大量的文献和实证研究中,众多学者也论证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破坏性作用[1]。
(一)社会冲突不少有关收入分配的文献都强调了收入分配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冲突问题。
Alesina和Perotti提收稿日期:2007211220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作者简介:杨灿明(1963—),男,湖南桃江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导;胡洪曙(1973—),男,湖南桃江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博士;俞 杰(1978—),男,安徽巢湖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博士。
01出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不稳定机制,他们认为收入分配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产权保护薄弱,从而妨碍经济增长。
他们还指出不平等导致政治不稳定,并反过来导致投资难以达到最佳水平。
不平等将导致政治体系中永无休止地讨价还价,增加政治体系对外部冲击做出反应的成本,降低对外部冲击反应的有效性[2]。
此外,非规范的收入分配还因暴力而造成较高的社会成本。
一般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暴力水平显著相关,暴力程度在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地区要远高于相对公平的地区。
不规范的收入分配刺激穷人参与犯罪、暴动以及其他破坏性的活动,防止这些活动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受暴力的威胁,以致法律法规和制度均没有较长的寿命,并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间接增加了社会成本。
(二)社会分层加剧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往往会带来分配领域的恶性循环。
对处于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经理、行业垄断部门人士和以知识为背景的社会精英来说,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资本的占有将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资本积累和再投资成为他们主要的活动方式,“滚雪球”和代际财富生息效应开始显现;二是在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的同时,这一阶层的精英们已不仅仅满足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事实上为了追求和经济优势相应的社会地位,他们会积极参与政治,获得政策上的支持[3]。
在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情况下,低技术含量的就业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拉大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由于这部分人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在以知识和技术为前提的社会发展中,他们会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使得他们没有能力提高自身素质,甚至没有能力参与竞争,其中一部分人还可能进入社会最低层。
(三)资源配置失衡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了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从而使得社会资源配置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简而言之,个人的发展机会随着财富分配的不同而不同,穷人在其生命周期中难以得到与富人相同的机会,例如他们可能无法得到像富人一样好的教育,或者无法像富人一样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以进行高风险、高回报的风险投资,因而往往难以完全实现其潜力。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观点已经被G alor和Z eira等经济学家模型化[4]。
由于信贷受限,个人能否充分实现投资机会取决于其财产或其收入的潜力。
而且,穷人的家庭可能倾向于放弃相对较高收益的人力资本投资。
此外,在发生外部冲击的情况下,穷人将很难有手段(如借款等办法)平衡自己的支出。
因此,收入分配不平等将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平衡自身支出方面缺乏手段。
信贷受限的人在受到外部冲击时,支出水平不得不被动适应,穷人占比越大的经济,其平衡支出的能力越差,外部冲击造成的经济波动将更大[5]。
众多学者证明了在信贷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对投资机会获得的不平等可能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产生内生的、持久的波动。
二、关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成因分析陈宗胜在1991年对“公有制经济收入差异倒U曲线”假说进行了验证,从而开始了国内关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广泛研究。
早期的研究侧重于对国外理论的引入,主要结合体制改革,宏观方面的分析较多,但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未能深入分析。
现在的研究一般认为,影响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的因素主要有行业垄断以及政府变量(公共品提供和税收政策)等。
(一)行业垄断、政治特权垄断行业借助于政府赋予的垄断权力,长期获取较其他行业更高的收入和利润,导致了垄断与非垄断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及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剧。
中国当前转型时期平均主义与收入差距过大两个矛盾并存于垄断行业收入分配之中。
垄断行业工资管理制度与工资增长机制的不健全、权力市场化、企业领导以权谋私、企业自我约束与外部约束不力以及企业工资外收入管理失控等,是导致垄断行业内部收入分配两重性的根源,也是垄断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导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有许多,但由权力垄断、权力腐败与权力资本化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为严重。
政府权力过大并且不受制约,市场化不足而不是市场化过度是当前收11入差距过大的根源。
(二)税收调控乏力税收调控也是政府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初次分配中,间接税直接参与对原始收入的分配,并成为政府收入的主体,具有为政府组织收入的特征;在再次分配中,直接税参与企业和家庭初次收入分配后的分配,并构成政府转移支付的一部分,具有调节收入的功能。
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初次分配格局与再次分配格局的背离程度不大,这反映出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我国政府部门运用直接税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尚不够强。
通过对城市住户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当前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收入分配状况[6]。
如果把流转税类视为支出上的比例税,那么只要收入水平存在差距,并且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转税类就会自然表现出收入分配上的累退性。
(三)社会保障缺失市场经济天然地追求效率,而社会保障制度天然追求社会公平[7]。
虽然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但绝大多数城乡居民依然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现阶段社会保障的供给与城乡居民的需求严重不相适应,与国家财力的持续高速增长也明显地不相适应。
一是社会保障责任划分不清,责任分担机制并不明晰,这构成了社会保障制度健康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
一种制度的合理设计一定是责任清晰的。
但社会保障主体各方的责任边界却并不清楚。
历史责任、现实责任、政府责任如何划分?民间、社会和市场的责任是什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责任如何划分?责任划分不清,既影响了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与发展,也影响了政府及其他各方承担责任,更影响了各级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责任的合理分担。
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就是为了化解不安,提升生活稳定感和安全感的,但现行制度的有效性不高,有的还存在重大的缺陷。
例如,失业保险促进就业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人很容易陷入贫困陷阱,医疗保险制度令人不满意,甚至正在加速推进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同样存在着农民受惠少的问题。
社会保障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权益。
但是,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常常具有逆向调节的作用,其结果是扩大了收入的差距。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
社会统筹是由政府出面,按照社会统一的标准和原则,依法将分散在各部门、各企业的资金,通过统一的方式和途径集中起来,统一调度,统一分配使用,其基本功能是收入再分配。
个人账户是权益明确划归个人的基金制账户,它发挥强制性储蓄和保险功能。
个人账户缴费率越高,收入之间的分配差距就越大。
三、规范我国收入分配秩序的路径选择就规范收入分配而言,仅依靠初次分配或再分配都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所以很多的文献在强调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都注重要完善再分配体制来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
初次分配作为市场分配,其着重点是效率,在分配的公平性上难免有缺陷。
再分配作为政府分配,其着重点是公平。
从而理想的收入分配框架应该是一个立体性的构架,运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达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一)对初次分配的规范1.限制公共权力并规范公务员的薪酬体系。
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牛月翰认为,要防止公共权力市场化,政府应向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发展,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减少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减少审批项目,减少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引发贫富差距的情况[8]。
贾康也指出,要制止权力腐败,需从法律、制度、管理等方面加强防范,更多地依靠制度建设从源头上21抑制非正常收入的暗流,要反腐反贪,加强司法公正性,减少公权扭曲和公权机关不作为[9]。
另外,许多学者也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现行公务员工资制度和工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