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_士_到现代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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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在文言文中的意思士人指的是文化人。
从字面来看,所谓“士”是古代对有知识有学问的人的通称,包括学士、博士等,如同今天我们对高级知识分子的通称“教授”一样,比如孔子就被称为“士”。
古代的“士”一般泛指有知识、有学问的读书人。
现代汉语中的“士人”,则特指有文化、有学识的人,一般用于讽刺“书呆子”。
不过,“士”的这个意思也并非完全稳定不变,在某些时候,“士”还是具有特殊含义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里的“士”,即是指文化人。
到了现在,有的地方把士和民混为一谈,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混为一谈,将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没有文化的人也称为“士”。
也有的地方说“士”是指军队中有文化的人。
所以,士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涵。
“士”是社会上下层之分。
士人因接受了一定的文化教育而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便拥有了做官的资格。
所以,古代的“士”又被引申出“做官”的含义。
但是,这里的“做官”却并不是现在我们常理解的“当官”,而是古代官场中的一种潜规则。
也就是说,先要找门路,把自己送进官场,然后才能当官。
这就与封建社会那种“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价值观紧密相关。
这种说法如果放在明清时期,那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那时读书是科举入仕的必由之路。
但是,如果放在现代,由于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科举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
如果硬要把它作为衡量一个人能否成为“士”的标准,那么这种“士”也太好做了。
更何况,当下许多高考状元、奥赛金牌获得者根本不屑于从事学术研究,不肯静下心来认真钻研,他们显然是难以成为士人的。
士人也可以作为官员的一种称呼。
《战国策·齐策三》中载:“天下之士闻孟尝君贤,亦多归之。
孟尝君为一饭而去千乘之国者,未尝有也。
”这里的“士”即是指官吏。
再者,“士”本来就有做官的含义。
曹植曾说:“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这里的“掇”即是“登上”的意思。
演变从原始人到现代人的进化之路人类是地球上最高级的智慧生物之一,而我们现代人的进化之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从原始人到现代人的进化演变,是人类在环境适应、生物进化、文化演化等多个方面的结果。
本文将以生物进化、智力发展、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来探讨演变过程。
1. 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原始人生活在野生环境中,面对猛兽野兽的威胁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们逐渐适应了生存的压力。
原始人以打猎、采集为生,使用简单的石器工具辅助生活。
他们居住在洞穴或简陋的棚屋中,生活水平极为原始。
2. 生物进化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人的生理结构逐渐发生变化。
他们的智力逐渐发展,开始制作更复杂的石器工具并掌握使用技巧,如最早的石刀和石斧。
这种生物进化的结果是原始人的大脑容量逐渐增大,脑部结构也发生了重要改变。
3. 原始人的智力进化原始人的智力进化是人类进化的核心。
随着进化的推进,原始人开始运用自己的智力进行思考和解决问题。
他们掌握了火的使用,学会了制作和使用简单的工具和武器。
这些智力进化使得原始人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提高生存能力并对自然界进行更有效的掌控。
4. 社会文化的进步原始人开始形成简单的社会结构,结成部落或家庭群体。
他们懂得合作与分享,共同狩猎、采集、建造住所等。
同时,语言的出现也为原始人的社会文化进步提供了基础,他们可以通过语言交流,传递信息和知识。
5. 知识和技术的积累进化的过程中,原始人通过经验和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技能。
他们逐渐学会了种植农作物、养殖牲畜,并制造更为复杂的工具和器械,如陶器、制衣工具等。
这些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奠定了基础。
6. 文明的崛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原始人开始定居,建立起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
人类的社会结构不断复杂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日益完善。
人类的智力进步能够更好地应对环境的变化,并创造出更多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
7. 现代人的特征随着演变的进程,现代人具备了更高的智慧和创造力。
生物进化知识:人类进化史——从猿猴到现代人人类进化史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前的智人祖先。
在这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人类经历了从猿猴到现代人的漫长历程,经历了无数次进化和灭绝事件。
本文将以此为题,探讨人类进化史的相关知识。
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地球上最早的哺乳动物。
大约在65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类似灵长类动物的草食性哺乳动物。
这些灵长类动物演化出了不断变化的生物形态,经历了数百万年的进化。
在百万年的演化进程中,灵长类逐渐变成了猿猴。
不同的猿猴种类曾经在地球上繁荣一时,但在各种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它们逐渐衰落,最终只有几种猿猴幸存下来。
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猿人类。
大约在2500万年前,古猿人类出现在非洲。
他们具有灵活的脊椎,能够行走和攀爬树木。
在之后的数百万年间,古猿人带来了一些重大的进化成果。
他们的大脑逐渐变得复杂,身体逐渐立起来,具备了长距离奔跑的能力。
随着进化的进一步发展,古猿人经历了数次灭绝,但人类演化的大势却逐渐成形。
人类的智人种族在大约2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
他们具备了更发达的大脑以及使用工具和火的能力。
智人的智慧和创造性让他们在进化过程中具备更高的生存能力。
随着时间推移,智人逐渐向全球扩散,并在全球的不同地区形成了不同的种族和文化。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中,人类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器官和生理特征的改变。
人类的大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复杂,身体也愈加适应了站立和长距离奔跑的生活方式。
智人的眼睛也变得更大,视力更敏锐,以适应更广阔的视野。
人类进化的历程中,发生了各种性格和行为习惯上的变化。
例如,智人学会了使用语言沟通和社交,较之前的灵长类动物种类,进化了更为聪明的思维和更复杂的心理能力。
总之,在生物进化史上,人类的进化历程算是极为漫长而丰富的。
人类通过几百万年的演化和不断的压力和适应,逐渐地从猿猴进化为了更智慧、更有种族禀赋的人类。
在亚非欧美大陆上遗留下了数不清的符文和人类足迹。
人类进化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探究人类的起源和进化历程,借助对过去的认知,更好地理解现在的人类及其未来的发展路线。
浅析《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浅析《金粉世家》中冷清秋人物形象李华(0820110088)摘要:冷清秋是张恨水言情小说中最具认识价值和美学意义的一个典型形象。
冷清秋既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道德品格,又有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以及卓越的知识才华。
三者的完美结合,构成了冷清秋在现代意识中存着矜持,在传统印象里略显突兀的独特认识价值和美学意义。
关键词:《金粉世家》;冷清秋;现代意识;认识价值;美学意义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一、《金粉世家》内容及写作背景《金粉世家》是张恨水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
这部《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14日~1932年5月12日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连载,历时五年多(我的父亲张恨水,张伍),小说描写了内阁总理金铨豪门家族兴衰史,以金铨之子金燕西与小家碧玉冷清秋的恋爱、婚姻、反目、离异为主线结构全书,写出了巨宦家门一朝崩溃,整个家族树倒猢狲散的结局。
小说运用了《红楼梦》的网状结构,写了总理金铨及其四子四女的配偶外遇,下及男仆使女凡三四十人的显赫华贵的庞大家族,外及他们的姻亲女友、政客军阀、坤角妓女,形成一个枝叶婆娑、盘根错节的社会伦理关系网络,它通过这个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金粉世家展示出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豪门宦官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奥秘,在“金”和“粉”的侵蚀下,在温情脉脉,天伦之乐的后面,则是狰狞丑恶的尔虞我诈,慈祥恺悌的面纱底下,隐藏着杀气腾腾的金钱厉害冲突。
[1](1)冷清秋是张恨水笔下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其“齐大非偶”的悲惨命运揭示了“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这个“鬼”字就是“自做孽,不可活”的“孽”,同时它也由此“家”到彼“家”,反映了整个北洋政府上层社会的众生相。
二、冷清秋形象及其意义1、冷清秋性格特征从历时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以后,随着西学东渐,从士大夫阶层分化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到了五四时期,已形成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
这些知识分子是从新式学校毕业或是留过学,掌握了西方现代的一些专业知识,正式从这个意义上与那些只接受过儒学教育的士大夫相比,他们被称为新知识分子。
从传统知识分子到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定信仰、忠诚事业,以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为己任,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传播。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追求真理、追求发展、追求实践的态度和行为,是一种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实践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精神的精神追求。
那么,从传统知识分子到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一个过程呢?我们来看传统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传统知识分子是指受过良好教育、掌握相当的专门知识、有一定社会地位、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一类人。
他们倾向于追求知识和真理,崇尚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注重个人的才华和学识,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和自我实现。
传统知识分子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传统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往往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承上,对社会现实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常常停留在表面现象,对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缺乏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
在当代社会中,传统知识分子往往难以满足当代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的发展需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传统知识分子往往会在实践中觉醒,思想上产生转变,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这种转变的过程,首先表现为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和对社会问题的敏锐感知。
传统知识分子通常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在社会实践中常常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对社会矛盾和问题有较为敏锐的感觉。
他们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和思考,逐渐认识到社会的根本矛盾和问题所在,开始意识到社会现实的种种问题与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
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对社会现实深刻认识和对社会变革的理论体系,往往能够解释这些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引导人们找到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规律。
传统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思考,逐渐觉醒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及影响正确的掌握好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提高对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
以下是店铺精心整理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相关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总格局下,各个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在经济全球化、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交流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不断拓新,既守护和继承传统又背离传统、走向现代的双向逆反运动,正构成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演变的一大奇观。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实际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深刻规律。
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劳动创造的产物,也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的产物。
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它涵盖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道德伦理、政法制度、文物典章、宗教信仰、哲学美学和风俗习惯等。
在古代,由于交通的隔绝和交往的罕少,人群依氏族、部落分居各地,其后逐渐融合为较大的民族。
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文字,相应也创造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形成了自己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和共同的风俗习惯,以及种种共同的规章制度,从他们的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还升华出他们的宗教、哲学、美学和科学技术。
精神文化又可分为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如政法制度、道德伦理、宗教哲学和大部分文学艺术等,它们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而或迟或早地产生相应的变动;另一类是不带社会意识形态性的文化,如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和相当部分的风俗习惯与部分文学艺术(像音乐、舞蹈、美术、雕塑、建筑、杂技、书法及文学中的山水诗、爱情诗中的很大部分),它们虽也因时代的前进而有所变化,却不随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
文学艺术由于能够为后人继续提供审美的魅力,往往具有更恒久的生命力。
在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时,注意到上述两类文化的区分是很重要的。
因为后者的传统比前者更为稳固。
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更多表现为文化积累中的并存状态。
总第236期‘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韩晓莉[收稿日期]㊀2022-04-29[作者简介]㊀韩晓莉(1977 ),女,山西繁峙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㊂[基金项目]㊀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LSB004) 20世纪以来北京娱乐文化生活与社会变迁研究㊂[摘㊀要]㊀文化收藏是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爱好,民国北京知识分子虽然经历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人的转型,但他们对文化收藏仍怀有极大热情㊂知识分子通过对琉璃厂书市的书写和寻访,在北京这座文化古城强化着对知识人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㊂他们在搜寻旧书与古物的过程中,既感受着与传统文人相通的生活意趣,又创造着属于现代学人的人生价值;既体会到身为读书人的优越感,又不得不面对政治经济地位下降带来的挫败感㊂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活动及在活动中的复杂感受,反映了身处 过渡时代 的知识分子从旧文化中寻找和创造现实生活的意义,强化身份认同的努力㊂[关键词]㊀民国北京;知识分子;收藏生活;身份认同[中图分类号]㊀K258;K26㊀㊀[文章编号]㊀1002-3054(2022)12-0060-11[文献标识码]㊀A[DOI ]㊀10.13262/j.bjsshkxy.bjshkx.221207㊀㊀一㊁引言㊀㊀在20世纪初的时代变革中,知识分子成为受冲击最猛烈的群体,他们经历了从传统文人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㊂学界对知识分子的转型以及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已有不少讨论,提出了诸如 权势转移 知识分子社会 等颇具启发性的概念㊂近年来,随着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出现了从思想文化领域向日常生活领域扩展的趋势㊂①不过,相较于对知识分子生活样貌的呈现,对他们生活中心态感受的研究还略显不足,而这方面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深化对近代知识分子的理解,丰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㊂基于此,本文尝试以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为切入点,体会他们在收藏过程中的复杂感受,分析收藏活动背后他们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并从社会生活层面,展现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与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互动㊂㊀㊀二㊁知识分子对琉璃厂书市的书写与寻访㊀㊀自明朝迁都以来,北京逐渐确立起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㊂在 学而优则仕 的人生追06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求下,大量的读书人或因科举或因求学来到京城,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塑造着城市的文化象征地㊂琉璃厂书市就是因文人汇聚而兴起,逐渐成为京城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文化空间㊂琉璃厂位于北京城东,原名海王村,元㊁明时期是烧制琉璃瓦器的官窑所在地,被人称为琉璃厂窑㊂琉璃厂从窑厂变为城市文化中心缘于知识分子在该地的活动㊂清朝建立后,实行满汉分城居住政策,汉族官员多居住在宣武门外,距宣武门不远的琉璃厂附近逐渐成为汉官和进京读书人的聚居地,服务知识分子的书肆因此出现㊂乾隆年间,很多生活在琉璃厂附近的汉官文人都参与了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在他们大集天下藏书的过程中,琉璃厂书肆的数量不断增加㊂与书肆相伴而生的还有服务于文人的古玩店㊁南纸店㊁碑拓铺㊁裱画铺㊁刻字铺㊁墨盒铺等㊂到清后期,琉璃厂书市渐具规模,成为京城知识分子的主要文化消费地㊂和其他日常消费不同,收藏旧书㊁古物一向被知识分子视作体现社会地位和个人品位的雅好㊂因此,他们在琉璃厂消磨时间㊁花费金钱的同时,留下了许多对这一文化街市或赞美或怀念的文字㊂随着这些文字的流传,琉璃厂在社会上,尤其是在读书人中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也激发起外地文人对京城的向往和想象㊂清末民初,琉璃厂书市并没有因政局动荡受到太大冲击,反而随着新学的兴起,高等学府的创建,权贵家中藏品的流出,以及海外机构和人士对中国古籍文物的收购,保持了繁荣态势㊂当然,和其他商业街市一样,这时的琉璃厂书市也不时有老店消亡㊁新店继起㊂作为古旧物品的集中地,琉璃厂的繁荣和新旧交替很容易引起刚刚经历政权更迭的旧派文人的联想与共情㊂清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㊁书院院长㊁京师图书馆馆长等职的缪荃孙一直是琉璃厂的常客㊂民国建立后,他寓居上海,专注目录学研究,身份的转换难免让他生出无所适从的失落感㊂缪荃孙仿照乾隆年间进士李文藻的‘琉璃厂书肆记“,写了‘琉璃厂书肆后记“㊂文中,他回顾了自己40年的仕途经历,细数了在琉璃厂与书商㊁书友的交往过程㊂面对琉璃厂 旧肆存者,寥寥星辰 而继起者亦甚众 的情形,他不禁感慨自己这篇后记也许要和李文藻的文章一样 同作宣南掌故矣 [1]㊂民国初年,像缪荃孙这样面对世易时移,担心成为 宣南掌故 的旧式文人还有不少㊂做过清朝御史的叶德辉也时常想起与同僚 每于退值或休务日,群集于厂肆,至日斜,各挟数破帙,驱车而归 的情景,遗憾自己未能和黄丕烈㊁李文藻等文人生在同一时代㊂[2]除了借回忆抒发不甘又无奈的心情外,寓居京城的旧派文人也将这种怀旧情绪融入到对琉璃厂的观察中㊂周肇祥曾是清末举人,先后在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内任职,和新政权相比,他对前朝似乎怀有更深厚的感情㊂在他眼中,民国初年的琉璃厂 冰清鬼冷 ,一派 斯文凋丧,国学就湮 [3]的景象,已不能和 同光全盛时 [4]相比㊂当他看到厂肆中散落着宫中盗出的图籍㊁玉册时,发出了 国破则家亡,千古最伤心事也 [5]的感叹㊂和缪荃孙一样,周肇祥也时时怀念 先辈以主持风雅为事,后进承流仰风,成为习尚 [6]的前朝厂肆风气㊂有学者指出, 过去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词汇表和参照系,它为今天的城市居民对他们不愿见到的事物进行批评提供了一个途径 ,怀旧感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关键性特征㊂[7]这在20世纪初经历了身份㊁地位变化的旧派文人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而琉璃厂这个由传统文人士大夫建构的城市文化空间恰好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抒发怀旧情绪的平台和孔道㊂当然,这种怀旧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㊁新社会身份的适应而减弱,对比周肇祥1913年和1928年关于琉璃厂的记述,可以明显感知这一点㊂除旧派文人之外,民国初年汇聚到京城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主动转换身份,将教书治学视为人生目标的现代学人,他们对琉璃厂同样表现出了极大兴趣㊂这些新知识分子进京后迫不及待地16‘北京社会科学“㊀2022年第12期奔赴琉璃厂,不是要回味旧朝时光,而是去探访向往已久的文化象征地,在这座文化古城寻找和强化对于知识人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㊂1912年5月,任职教育部的鲁迅到京后的第一个休息日就直奔琉璃厂, 历观古书肆 [8]㊂此后,琉璃厂几乎成为鲁迅每周末的必去之地,仅1912年的半年多时间,他就前往琉璃厂27次㊂[9]1913年2月,朱希祖进京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国语注音字母方案的起草工作,他也希望借此机会在北京高校谋得一个教职㊂到京后的第二天,朱希祖就赶往厂甸庙会寻访旧书㊂[10]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几乎日日前往琉璃厂㊂[11]1917年3月,周作人从浙江来到北京,他最先游览的地方同样是琉璃厂㊂[12]周作人主要从事外国文学方面的研究,他的很多书籍邮购自日本书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琉璃厂书市的兴趣,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在这条文化街市消磨了大量时光㊂此外,在顾颉刚㊁吴宓㊁钱玄同㊁吴虞㊁容庚等人的日记中,也都有他们进京不久就游逛琉璃厂的记载㊂作为文化象征地,琉璃厂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每年的厂甸庙会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㊂自清初,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琉璃厂附近都会组织厂甸庙会,会场以书籍㊁字画㊁古玩为大宗,这是京城知识分子每年必赴的盛会㊂1929年旧历新年这天,朱希祖 率全家眷属至琉璃厂周览旧书摊 [13]㊂虽因日记缺失,无法知道朱希祖全家逛厂甸的活动是否持续多年,但在新年这个特殊日子,全家 周览旧书摊 当是知识分子家庭才有的节日活动㊂1934年,周作人曾专门写过一篇关于厂甸的文章,他称自己因路远,这年庙会只去了4次, 与玄同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 [14]㊂由此可见,周作人㊁钱玄同㊁刘半农等人对厂甸庙会的热衷㊂周作人逛厂甸必会买书㊂在1937年的厂甸庙会上,他没有挑到心仪的书, 但是也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便胡乱花了三四毛钱,买了三册破书回来了 [15]㊂近代中国也被一些学者称作 过渡时代 [16]㊂知识分子对这种 过渡 的感受尤深,他们中的很多人或主动或被动地疏离于政治之外,从传统文人士大夫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㊂面对边缘化或去政治化的转变,旧派文人难免生出怀旧感㊁无奈感,而接受专业学人身份的新式知识分子也迫切需要在新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㊂于是,琉璃厂这个由前代文人群体建构并一直为知识分子所享有的城市文化空间,对民国知识分子具有了不同以往的特殊意义,无论是旧派文人,还是新式知识分子,似乎都能从琉璃厂获得精神慰藉㊂当然,知识分子对琉璃厂的热情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着它作为城市文化象征地的形象,使其在满足知识分子文化收藏需要的同时,成为他们确认身份㊁表达情绪㊁感受生活的重要场域㊂㊀㊀三、彰显文人意趣与学人价值的旧书收藏㊀㊀清代学人治学重训诂考据,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修又是以收集全国古旧书为开端,这都助长了京城古旧书业的发展㊂到民国时期,北京书市还是以古旧书为主㊂蒋廷黻回忆在清华大学的生活时说: 任何一个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㊂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㊂ [17]董玥曾用 传统的回收 概念来分析民国北京市民到天桥购买旧物的行为, 通过这种方式,民国北京的居民积极地应对着在既抵制又接受新的变化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问题,并且为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当下创造出积极而明确的意义 [18]㊂这似乎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民国北京知识分子搜集旧书的癖好㊂对厌恶政争㊁不满社会现状的知识分子来说,埋首故纸堆无疑可以帮助他们应对或隐藏当下生活中的种种问题㊂不过,作为文化和思想的载体,旧书显然有别于普通日用旧物,知识分子的这种 回收 行为,一方面在于满足个人爱好,另一方面也借此进行着文化的传承和知识的再生产,彰显着学人价值㊂在堆叠的旧书中翻找虽破旧但有价值的东西,体会着寻宝的乐趣,是知识分子热衷游逛26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琉璃厂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当这种旧物的价值只有具备一定学识的人才能发现时,更激发了他们对这一活动的热情㊂可以说,访书是知识分子强化身份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㊂鲁迅是琉璃厂的常客,在京生活期间,赴琉璃厂达480多次,购书3800多册㊂[19]他曾在1912年的日记中写道: 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㊂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亦可笑叹人也㊂ [20]鲁迅虽以 收拾破书 自嘲,但这一过程显然为生活增添了很多意趣,让他不惜月掷二十余金 且乐此不疲㊂民国知识分子中对旧书收藏最为热衷的当属伦明,他以续修‘四库全书“为己任,几乎将全部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旧书收藏中㊂伦明不喜欢书肆伙计 挟书候于门 ,更愿意在 闲游厂肆 中收获惊喜, 见有散置外室若不甚爱惜者,视之多有佳本,及遍翻架上下,尘灰寸积,中残册零帙,往往惊所未见 [21]㊂周肇祥认为: 旧书铺翻检破书,古董铺搜其远年压架之物,最为乐事㊂ [22]1922年,胡适无意中买到一本‘四松堂集“,这让他激动不已,称 此为近来最得意的事 [23]㊂巴金更是用怦然心动和 诗意 来形容自己在琉璃厂发现好书的兴奋㊂ 往往遇到一部好书,翻阅再四,不忍释手 , 及至抱了那一函线装由书肆踱出了时,衷心实在是怦怦地跳动着的 , 真是但觉宇宙之大,也不过包综于这几万卷线装里面而已,便不会不使你忘了一切身边的琐事,而感觉到一种莫可言传的趣味,这里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词来说明这种趣味,姑且叫他做 诗意 罢 [24]㊂有学者考察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书市后指出,随着现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城市市民开始成为图书市场的消费主体,知识分子对旧书的偏爱主要是为建构阶层认同感,达到自身群体与其他群体相区隔的目的㊂[25]和上海相比,北京的情况有所不同,一方面民国北京出版业远逊于上海,书市仍以旧书为主,书籍在普通市民中的流传还较为有限;另一方面,北京知识分子中以教书治学为本业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为多,收藏旧书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为建构阶层认同感,更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学人文化传承和知识生产的职责所在㊂藏书家伦明是北大文学系教授,他在藏书之余也进行考据和辨伪工作,著有‘孔子作 孝经⓪证“‘渔洋山人著书考“‘建文逊国考疑“等文㊂[26]伦明藏书不为独占,志在流传,他在‘续书楼藏书记“中写道: 今所存者,大率原刻初印本也,新抄本亦择精纸,命端楷写之,他日流布,当就原书影印,勿烦缮写㊂ [27]伦明经常借书或赠书给朋友用于研究,晚年还委托好友,要将全部藏书捐给北平图书馆㊂[28]和伦明一样,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的朱希祖不仅自己藏书治学,也从保存文学和史学资料的角度,帮助学校和图书馆等机构收集旧书㊂1917年10月,朱希祖代北大购得明臧晋叔原刻元人杂剧百种,共80册㊂[29]1924年12月,他在宣武门外大街小书铺购得‘升平署档案“和钞本戏曲一千数百册,并依据这批资料撰写了‘续曲録“‘清升平署志略记“‘整理升平署档案记“等文;1932年,他将这批资料低价转让给了北平图书馆㊂[30]1927年,朱希祖在书肆发现了‘八旗通志“共300余册,因书商索价过高,无力购入,为避免被德国人购去,他多方联系,最终促成北京图书馆收藏了这批珍贵资料㊂[31]鲁迅㊁胡适㊁周作人㊁傅斯年㊁顾颉刚可谓知识分子中的 新派 ,虽然新文化运动期间,他们在新旧文化的论战中主张推倒旧传统,反对旧文化,但在收藏和治学活动中,却并没有表现出非此即彼的对立,旧书和旧文化在他们的生活中仍占据着重要位置㊂鲁迅在京生活期间广泛收集各类旧书和碑刻拓片, 著译之外,勤于纂辑古书,钞录古碑 [32]㊂除旧书和碑刻拓片外,鲁迅还在琉璃厂购买了很多前人画集和印有木刻画的笺纸㊂1933年,他与郑振铎合作,收集琉璃厂书肆和南纸店的笺纸,编成‘北平笺谱“,并分两次自费印制了200部送给朋友㊂鲁迅称,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即将消失的 杞忧 ,促使他去做这件事㊂[33]36‘北京社会科学“㊀2022年第12期胡适回国后不久即成为琉璃厂书市的常客,他热衷收集各种版本的明清小说,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 水浒传⓪考证“和‘ 红楼梦⓪考证“等文㊂[34]他在日记中多次表示,要继续寻访清人著述,对曹雪芹和‘西游记“进行研究㊂[35]虽然无法确定是旧书激发了胡适小说考证的兴趣,还是考证的需要推动他寻访更多的旧书,但胡适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这从他保存国粹 整理国故 的主张中可见一斑㊂钱玄同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他的藏书中也有不少儒学典籍㊂1923年初,钱玄同在厂甸庙会买到一本介绍八股文体的‘制义丛话“,准备对八股文进行研究㊂他解释说: 我以为八股文这样东西,影响中国八百年来的政治㊁文学㊁道德㊁思想者至钜,它的自身虽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但研究历史的人,岂能将它抹撒(煞)不谈? [36]傅斯年曾感慨, 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胡适认为 此论甚中肯 ㊂[37]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并非知识之争,而是态度之争㊂[38]这些新派知识分子在以坚决的态度宣传新思想的同时,又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保持着传统文人的某些特质,彰显着自己的学人价值㊂除 传统的中国人 因素外,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热衷藏书和治学也与他们对政府㊁对政局的看法有关㊂胡适在1920年之前,多次表态要 二十年不谈政治 ,这反映了当时学界对政治的普遍态度㊂正因为知识分子对政治持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当1928年北京失去国都地位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感到庆幸欣喜㊂1929年12月,刘半农在谈及首都南迁时说: 大人先生们要打仗,也可以另挑一个地方各显身手㊂于是乎我们这班酸先生,就可以息心静气地读书,安安闲闲地度日,说不定过上数十年之后,能把这地方改造的和日本的京都,英国的牛津㊁剑桥一样㊂ [39]于是,在权贵政要纷纷南下时,很多知识分子反而选择迁居北京㊂1930年,钱穆从苏州来到燕京大学任教,他以 时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 [40]来形容在北京的生活㊂钱穆在京生活的5年多时间里,购书逾5万册,20万卷,他曾对友人戏称, 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㊂ [41]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出身学识㊁观点认识虽有新旧差异,但他们在心态和身份认同上却有着很多共通之处㊂在北京这样一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且能为知识分子提供稳定收入的城市,他们中的很多人选择以藏书和治学作为生活的主要部分,当然,这也反映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和看法㊂可以说,民国北京知识分子埋首故纸堆㊁远离政治的边缘化形象,既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是他们主动塑造的结果㊂㊀㊀四、个人爱好与现代文物观念结合下的古物收藏㊀㊀古物是北京文化市场除旧书外的另一大宗商品,琉璃厂的古玩店在数量上几乎和书肆不相上下,知识分子同样是古玩店的常客㊂不过,民国北京知识分子对古玩的兴趣不只为满足个人爱好,还有着乱世中保存文物的家国情怀,表现出有别于传统文人士大夫和社会其他收藏者的学人特点㊂在民国文人中,周肇祥对收藏古物最为热衷,他 生平笃嗜古物,广搜精选,研讨有年 [42]㊂周肇祥认为,古物收藏是 最高尚之娱乐 [43],能够体现知识分子 超拔 的见识和 坚贞 的品性,所谓 虽玩戏亦足知人 [44]㊂该论说虽有自夸之嫌,但从他多年的收藏经历可以看出,他收藏古物有着不同一般社会收藏者的考量㊂周肇祥在古物收藏方面投入巨大,以1927年为例,厂甸庙会持续了20多天,周肇祥几乎日日赴会,仅记录在册的古物花费就达220多元,还有很多藏品并未记下价格㊂[45]事实上,这一年周肇祥经常感到 危乱困乏 时艰资绌 ,但他对古物还46民国北京知识分子的收藏生活与身份认同(1912-1937)是忍不住 急图之 [46], 勉力收之 [47],甚至 不惜举债收之 [48]㊂爱好之外,他收藏古物的迫切心情,更多是来自对中国古物大量外流的忧虑㊂1913年,周肇祥将所购的石佛像暂存于古玩店内,后该石像被一德国人看中, 率来商让 ,这让他非常生气,称自己 保爱古物如手足之护头目 [49]㊂周肇祥对专门向外国人售卖古物的古玩商深恶痛绝,斥责其是 古物之断头台 [50]㊂当他看到外国机构和个人大量收购中国旧瓷而国人无动于衷时,不禁喟叹: 将来欲考求旧瓷,必有借镜于人之一日 , 美术之观念,我国为至薄矣㊂ [51]忧心古物流失的不止周肇祥,早在1909年,罗振玉就谈及该问题: 近欧美人之研究东方学者日增,故中国古物,航载出疆者,亦岁有增益 ,他感慨, 我国国学乃日有零落㊂ [52]民国年间,北京很多具有现代学术观念和专业知识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古物流失的严峻状况,他们出于保存国粹㊁开展研究的目的加入古物收藏行列,容庚就是其中之一㊂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容庚主要从事古文字和古铜器研究,1927年他还兼任了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㊂在研究和鉴定工作中,容庚对古物的流失深感痛心, 然环顾宇内,干戈扰攘,发掘墟墓,所出日多,政府莫能禁 ,他将 抱残守缺 ,保存古物视为自己的责任, 嗣是厂肆时有游踨,力所能够,间取一二 [53]㊂1928年,容庚第一次在琉璃厂古玩店购买彝器就花费了58元㊂这一年,容庚每月只能收到100元薪金,58元可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他认为物有所值㊂[54-55]从此,容庚在古物收藏方面一发不可收拾㊂1929年初,他一次就花去120多元购买铜镜㊁青羊镜㊁鼎等物㊂[56]1930年,容庚听闻山西一收藏家的后人拟将家藏数百件古铜器整批出售,索价万元㊂为防止古物外流,容庚急忙筹措了5000元,定下这批古物并运送到京,之后,他将一半铜器卖给同道用于支付余款,容庚也因此跻身于古铜器收藏家之列㊂[57]像容庚这样,出于研究和保存目的在琉璃厂搜寻古物的金石研究者还有不少,如商承祚㊁孙伯恒㊁马叔平㊁唐立庵㊁周季木等㊂[58]面对古物流失,仅靠个人力量毕竟有限,北京的知识分子也尝试联合起来在古物保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㊂1926年11月,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的瑞典科学考察团抵达北京,希望赴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㊂斯文赫定的考察计划得到了民国政府的同意,却遭到了北京学界的反对,原因就是 难保不要掠取我国古物之事 [59]㊂为此,北京学界专门成立了北京学术团体联席会议(后改称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方交涉㊂1927年4月,由周肇祥代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斯文赫定签订了包括考察中所发现古物均属于中国等内容的合作协议㊂[60]知识分子在古物保存方面的努力也引起了政府对古物的重视,1929年2月至5月,针对当时各种中外采掘团㊁考察团在地方的活动,外交部㊁内政部和教部会同北平古物保管委员会和中央研究院开会讨论,最终拟定了‘关于发掘古物办法之意见“,以解决古物盗掘和保存问题㊂[61]为尽可能地保存古物,知识分子还利用自身影响力争取高校和图书馆等机构的支持和参与㊂1929年1月,容庚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会议上提议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并请求研究所拨款购买古物㊂[62]在他锲而不舍的呼吁下,国学研究所终于决定拨款2000元建设博物馆㊂[63]利用这笔经费,容庚先后为学校购买了铜镜㊁弩机㊁商爵㊁铜炉等珍贵铜器㊂[64]他不仅为燕京大学收藏古物,还以原价将自己的一些藏品转让给图书馆,帮助北京之外的高校代购古物㊂如1929年8月,容庚将买到的汉石经残字200多种,包括前人未发现的‘急就章“转让给北海图书馆; 1931年2月,他在琉璃厂为岭南大学购买古铜镜10余面;1932年1月,他将一铜鼎按原价转让给北平图书馆㊂[65-67]除了从事金石研究的专业学人外,京城其他知识分子在逛琉璃厂或市场时也很难不被古物所56。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教育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是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的基石。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教育领域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通过学习近代教育史,我深刻体会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变革的必要性,以下是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一、教育观念的变革近代以来,教育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从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到近代的“教育平等”,从传统的“经世致用”到现代的“终身教育”,这些变革无不体现了教育理念的进步。
1. 教育平等观念的兴起在封建社会,教育主要服务于统治阶级,普通民众受教育的机会非常有限。
近代以来,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教育平等观念逐渐兴起。
例如,民国时期,蔡元培先生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强调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并主张教育应该面向全体民众,实现教育平等。
2. 终身教育观念的提出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教育只是青少年时期的事情,成年后就可以脱离教育。
而近代以来,随着知识更新的加速,终身教育观念应运而生。
终身教育强调个人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不断学习、更新知识,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教育制度的变革近代以来,教育制度的变革也是教育史上的重要内容。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到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这一系列变革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 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沿用的选拔官员的制度。
然而,科举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如选拔范围狭窄、考试内容僵化等。
近代以来,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科举制度逐渐被废除。
1911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废除。
2. 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废除科举制度后,我国开始建立现代教育体系。
这一体系以学校教育为核心,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
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教育方法的变革近代以来,教育方法的变革也是教育史上的重要内容。
⼈的现代化 2012年10⽉12⽇14:50 来源:新疆经济报⼈的现代化是⼴义⽂化现代化的核⼼。
⼈的现代化的实质和核⼼是指从传统农牧社会⼈们共享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考⽅式、⾏为⽅式到⼯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们共享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考⽅式和⾏为⽅式的转换。
⼈的现代化分“内部精神现代化”和“外部现代化”两个⽅⾯。
内部精神现代化包括三项基本内容:⼀是知识现代化。
如现在⼩学、初中、⾼中、⼤学学的⾃然科学知识都是现代科学知识,区别只是现代化的程度不⼀样,当然还包括现代⼈⽂知识,掌握现代知识的程度是⼈的精神现代化的基础。
⼆是价值观念的现代化。
包括命运观、劳动观、财富观、⼈际观的现代化,当然还包括如⾃然观、知识观、学习观、时间观、消费观等等。
其⼀是命运观的现代化,这是⼀个⽆形的东西,包括神秘主义的命运观、理性主义的命运观等发展阶段。
什么是神秘主义的命运观呢?如,把⾃⼰的命运⽤祖先、风⽔、命相、⽣⾠⼋字来解释,这是古代和现在仍有⼀些汉族⼈⽐较突出的特点,汉族⼈很多⼈不信上帝,信也是半信,他信祖宗、信⽣⾠⼋字、信命相、信风⽔,这就是神秘主义的命运观,就是⽤外部的神秘的不可认知的东西来解释⾃⼰的命运。
整个古代社会,神秘主义的命运观起⽀配作⽤。
世界上多数民族在古代把神秘主义的命运观宗教化、神化了。
尽管⼯业⾰命以来已经⼆百多年了,尽管我们已经⽣活在⼆⼗⼀世纪,但神秘主义命运观在现实⽣活中的影响仍然程度不同带有普遍性,这当然与社会⽣活的偶然性、难以把握性也有关。
有些⼈看起来学了科学,神秘主义的命运观有所减淡,但潜意识深处仍在起作⽤。
就连⼀些⼤学教授、领导⼲部等,在潜意识⾥、⽆意识⾥,或多或少往往有⼀点神秘主义命运观的影⼦,只是程度不⼀样。
你彻底放弃神秘主义的命运观,探求规律的动⼒就会最⼤化,只要有神秘主义的痕迹存在,你探求规律的动⼒就会⼩,这有普遍性。
宗教必然是带有神秘主义的东西,其命运观不可能不是神秘主义的。
第四章人口、人种和民族第一节人口与发展1.人类进化历史:古猿——猿人——直立人——智人——现代人2.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革命,人类开始由游牧、采集转向定居生活,世界人口增长逐渐加快。
3.农业革命之前的人口:①极低的人口密度②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③人口的分布相对集中和迁移4.农业社会与采集狩猎社会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它能支持更高的人口密度。
5.农业社会的人口特征:①出生率及死亡率呈不断波动状态②高的人口密集度③定居的村落生活④劳动分工、手工制作业的发展及社会阶层的分化⑤平均寿命低6.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是生产系统化、机械化和能量化,从而提高了单位资本的产出水平,并完成财富的积累。
7.工业革命对人口增长的影响:①工业革命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农业改革、工业化、改善运输、社会改革、室内和工作去温度级湿度的控制、公共卫生、改善个人卫生、无菌操作法和抗菌发、免疫学等。
)②工业革命与人口出生率(为限制家庭规模的意愿而非由限制生育的避孕方法引起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导致了出生率的下降;经济因素也与出生率的下降关系密切;城市化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
)③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增长8.世界人口增长趋势9.人口转变是指由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向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过渡。
10.人口转变模式旨在揭示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人口转变过程与经济再生产类型之间的相关规律。
11.人口转变理论:①法国人口学家兰迪(ndy)在《人口革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人口再生产类型随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
他总结法国人的口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序列”。
②美国人口学家诺特斯坦(F.W.Notestein)第一次提出了“人口转变”的概念,将兰迪的三个序列分为三个阶段。
③寇尔(A.Coale)进一步深化了人口转变理论,对五个阶段进行了重新命名并提出了哥哥阶段的数量界限。
④英国人口学家布莱克(C.P.Blacker)提出人口转变的五阶段模式。
人的演化过程的知识点总结人类的演化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经历了数百万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从原始的灵长类动物逐渐演化成了现代的人类。
下面将对人类的演化过程进行详细的知识点总结。
1. 原始人类的起源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约200万年前的非洲。
根据考古和人类学的研究,人类的起源地可以确定为非洲东部的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最早的人类祖先被称为古猿人,他们生活在森林中,主要以采集、狩猎和食物为生。
2. 早期人类的演化早期人类的演化经历了多次重要的发展阶段。
在距今约2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他们的体形已经接近现代人类,有了直立行走的能力。
约70万年前,尼安德特人和克罗玛农人成为了欧洲和亚洲地区的主要人类种群。
而在非洲,较早的现代人类则被称为露西人,他们是早期现代人类的祖先。
3. 现代人类的进化现代人类的进化过程经历了距今约20万年前至今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不断适应环境,进化出了智力、语言、工具使用等独特的能力。
距今约7万年前,现代人类开始进入欧亚大陆,逐渐取代了尼安德特人和克罗玛农人等旧石器时代的种群。
距今约4万年前,现代人类进入澳大利亚,并于距今约1.5万年前进入美洲。
4. 农业革命和文明的兴起距今约1万年前,人类开始进行农业生产,这标志着农业革命的开始。
农业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类不再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而是定居下来进行农耕生产。
在此基础上,人类开始形成了氏族、部落和国家,文明开始兴起。
在不同地区,出现了许多古代文明,如尼罗河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河文明、华夏文明等。
5. 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文明的兴起,人类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在古代,人类已经发明了农耕工具、陶器、铜器等,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基础。
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电力、化学、医学、物理学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6. 现代社会的变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社会出现了许多重大变革。
现代科技对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一、社交方式的改变随着社交媒体和通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社交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逐渐转变为线上沟通,人们更加依赖网络来进行交流和信息获取。
这种趋势的好处是方便快捷,能够轻松地和全世界的人进行互动,但也造成了面对面交流的减少,人际交往的质量也有所下降。
二、生活方式的革新现代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手机等便捷设备的普及,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处理工作事务、获取娱乐信息、社交互动等等。
此外,各种家居电器也不断升级,智能化、自动化的生活方式正在逐渐成为现实。
科技的革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但也在另一方面让人们过于依赖科技,失去了一些本应有的生活乐趣。
三、工作方式的转变在工作上,现代科技的发展也让人们的工作方式发生了转变。
通过电子邮件、视频会议等工具,人们可以轻松地跨越地域限制,进行远程工作。
这种趋势正在不断加速,也推动着办公场所的变革。
但是,这种工作方式对职业家庭平衡、工作时间管理等方面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人们认真思考如何处理好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四、文化娱乐的多样化现代科技的发展,也让文化娱乐领域变得更加多元化。
网络音乐、游戏、电影等文化内容在不断地涌现,碎片化的娱乐生活正在逐渐成为主流。
这些文化娱乐方式的出现,既捧红了一批新的明星和创作者,也成了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
五、知识获取的方式变革科技的发展,让知识获取的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从传统的纸质书籍到电子书、网课等线上教育方式,人们的知识获取逐渐变得便捷和高效。
但这也使得知识的真假难辨,需要人们更加审慎地对待这种信息获取方式。
总之,现代科技给人们带来了便捷和创新,但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
我们需要积极把握科技发展带给我们的利好,并在思考和实践中克服它带来的挑战和风险。
从关注教师的“教”转向关注学生的“学”【摘要】在过去,教育中教师的角色主要集中在教学上,而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
随着教育理念的变革,我们正在看到关注教师的“教”逐渐转向关注学生的“学”。
教师的教学方法更新,如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和引入实践性教学,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改变课堂氛围也成为教育的新趋势。
这些变化不仅提升了教学效果,更引领了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创新。
最终,将学生置于学习的核心位置,才能真正实现学生成长的关键,培养出具有终身学习能力和自主思考能力的学子。
【关键词】教师角色变迁、学生学习需求、教学方法更新、学生参与度、自主学习能力、课堂氛围、教学效果、教育理念转变、教学模式创新、学生成长。
1. 引言1.1 教师的角色变迁教师的角色变迁在教育领域中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教育理念的不断更新,教师的角色也在不断演变。
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和权威人士,到现代的引导者和学习伙伴,教师的身份和职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教师被视为班级中的掌握者和知识的唯一来源,学生们需要完全依赖教师的指导和灌输。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教育观念的进步,教师逐渐意识到自己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
他们不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代教师更注重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的学习潜能。
他们关注每个学生的需求,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倡导个性化教学,帮助学生发挥潜能,实现自我成长和发展。
教师的角色从简单的传道授业解惑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生涯中的引路人和启蒙者,引导学生探索知识的广阔世界,成为他们学习路上的良师益友。
1.2 学生的学习需求学生的学习需求是教育教学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作为教师,首先需要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和辅导学生的学习。
学生的学习需求包括知识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式和心理特点等方面。
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学习需求呈现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
人类的起源与发展知识点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是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重点。
本文将从人类的起源、早期文化、进化过程以及现代人类的特征等方面,详细介绍人类的起源与发展知识点。
一、人类的起源1. 人类的起源地:根据现有的考古和遗传学证据,人类起源于非洲大陆。
非洲东部的大裂谷地带被认为是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
2. 人类的祖先:人类的祖先是直立人类,包括早期的类人猿和早期的人类。
最早的人类化石发现于非洲,如卢西亚、哈贝尔人等。
3. 人类的进化:人类的进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历了从直立人类到现代人类的演化过程。
人类进化的关键事件包括直立人类的出现、早期人类的迁徙、智人的出现等。
二、早期文化1. 原始社会:早期人类生活在原始社会中,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
他们居住在洞穴或简单的临时住所中,使用石器和木器等简单工具。
2. 火的掌握:人类在早期学会了掌握火的使用,火的使用使人类能够烹饪食物、驱赶野兽、保暖等,对人类的生存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 语言的出现: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标志,早期人类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和传承知识。
语言的出现使得人类能够更好地协作,并传递文化和历史。
三、人类的进化过程1. 人类智力的发展:人类智力的发展是人类进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随着进化的推进,人类的大脑逐渐发展,智力水平也不断提高。
2. 工具的进化:人类使用工具是人类进化的重要标志。
早期人类使用简单的石器工具,随着进化的推进,工具的种类和复杂程度也逐渐增加。
3. 社会组织的形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开始形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如部落、氏族等。
社会组织的形成促进了人类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
四、现代人类的特征1. 直立行走:现代人类具有直立行走的特征,这使得人类能够更好地适应环境,并进行更复杂的活动。
2. 大脑发达:现代人类的大脑相对于其他物种来说更为发达,这使得人类具有更高的智力和创造力。
3. 社会性:现代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浅谈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影响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李大钊是在中国播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他和陈独秀同为五四时期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他们在灿烂的新文化运动中走到一起,共同拉开了现代中国的大幕,俗称“南陈北李”。
李大钊1913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因为起草了《警告全国父老书》,通电反对二十一条而蜚声中外,成为著名的爱国之士,回国之后他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早年的他其实是温和的立宪自由主义者,是梁启超的宪法研究会成员,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的鼓舞也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并且宣称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青年时代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和社会黑暗,他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年他满怀悲愤东渡日本,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约后,李大钊参加了留日爱国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解出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留学三年后,李大钊应汤化龙等人的邀请到北京办报,他期望通过办报传播爱国主义和名族主义思想,把报纸变成宣称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与青年的广泛接触当中,他开始了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1919年7月,他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文章发表之后产生极大轰动,一批时代青年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这篇文章转而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除了在杂志上宣称马克思主义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将马克思主义,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有人在北洋政府办的国立大学里去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当时这门科目名称叫唯物史观研究。
从日本回国的李大钊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他呼唤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
学林文汇报/2002年/11月/16日/第008版/从传统 士 到现代知识人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初版刊行于1987年。
十五年来我在同一园地中继续做了一些垦荒的尝试,现在趁着再版的机会,选进了论旨最相近的论文四篇,以扩大新版的面貌呈现于读者的眼前。
以下让我先对新版的内容稍作说明,然后再提出一两点通贯性的历史观察,以为读者理解之一助。
新版!士与中国文化∀有些什么不同第一至第八篇基本上没有更动,只有第八篇增添一个附录 !士魂商才∀,稍有补充。
但初版时我未能亲校一过,误字、遗漏、错简等等触目多有,使我一直对读者怀着愧仄。
这次细读校样,作了一次相当彻底的改正。
费时最多的是所引史料原文的校订;凡是可疑之点,我都重检原书,一一还其本来面目。
初版 自序 是从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的观点凸显 士 的中国特色。
十五年后重读一次,我的基本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当时我曾指出, 士 的 明道救世 精神在西方只能求之于中古基督教的传统。
后来我读了意大利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Antoinio Gramsci,1891-1937)的!狱中笔记∀,他将以 改变世界 为己任的现代知识人比之于中古的教士(priest),恰好印证了我的观察(见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 ers,1989年,331页)。
所以我仍将这篇 自序 保留在新版中。
第九至第十二篇都是1987年以后所写。
第九篇是最新研究所得的一个初步报告。
自1999年以来,我以朱熹为出发点,详细研究了两宋士大夫的政治文化。
全书刚刚脱稿,与本书篇幅相等,不久即将印行。
读者阅过本书所收!概论∀之后,如果还想进一步了解 士 与宋代文化的关系,可以参考!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
第十篇!士商互动∀可以说是第八篇的一个续篇,更深入地探索了明、清商人的精神世界和 士 在其中的活动与作用。
第十一篇论曾国藩的 士大夫之学 是个案研究,具体地显示出一个在朝的 士大夫 对于文化修养的关怀。
但这篇个案如果和 士大夫 的传统联系起来,也折射出 士 在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值得注目的侧影。
汉代的循吏便早已重视 教化 ,往往在朝廷所规定的 吏职 之外,主动地承担起儒家的 师 的责任。
所以他们所至 讲经 并建立学校。
宋、明儒学复兴,此风更为普遍,书院的历史便是明证。
即以曾国藩的时代而论,在他之前有毕沅和阮元,在他之后还有晚清的张之洞。
我藉曾国藩为例,抉出 士 的这一中国特征,并将 士 的历史研究推展至中西文化开始正面接触的时代。
最后一篇!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属于通论性质,无论是风格或文体都与其他各篇颇有不同。
这需要略作解释。
这篇文字是应日本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佐藤慎一教授之约,为!中国 社会上文化∀学报特别撰写的。
此文最先刊布在该学报第五号中(1990年6月)。
为了便于日译者的理解,我在选择重点和行文方面都特别力求清楚和浅显。
知识人 这个名词也是借用 intellectual 的日译。
现在收入本书,一切仍依汉文原稿,不作更改。
但是十二年后的今天,我反而觉得 知识人 比 知识分子 更为适切。
大约是一两年前,我曾读到一篇谈 分子 的文章,可惜已忘了作者和出处,据作者的精到分析,把 人 变成 分子 会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我近来极力避免 知识分子 ,而一律改用 知识人 。
我想尽量恢复 intellectual 的 人 的尊严,对于中国古代的 士 更应如此。
把孔、孟、老、庄一概称之为 知识分子 似乎总不免感觉着有点别扭。
但语言是 约定俗成 的,我只能求一己的心安,却不敢奢望别人也同情我的感觉取向。
本书所集结的论文大体上都属于专题研究的性质,不过论旨有广狭之异,涵盖的时间也有长短之别而已。
在每一专题的研究过程中,我都试图通过多方面的分析,以凸显 士 在某一历史阶段所表现的特殊风貌。
我当然承认,整体地看, 士 在中国史上确然形成了一个其有高度连续性的传统。
但是专业史学更要求我去抉发 士 因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动的轨迹。
这样我便不能不在整体连续之中,特别注意个别时代之间 士 的传统所呈现的变异或断裂的一面。
本书上起春秋,下迄清代,长达两千多年。
士 在每一时期的变异也就是中国史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折射。
无论是从思想基调或活动方式看, 士 在这两千多年中都是迁流不居的。
下面让我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说明我的论点。
宋、明两代 士 的差异清代沈垚(1798-1840)曾指出: 宋、元、明以来变迁之较 是 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这确是一个有眼光的历史考察,所以受到现代史学家的重视。
他是从科举制度的社会背景方面为 士 的古今之变划分阶段的。
另一方面,从思想史的角度说,现代学者也将 宋明理学 划入同一阶段。
这样一来,似乎社会史和思想史互相支援,宋代和明代的 士 应该是一脉相承,属于同一类型了。
但是深一层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两个不同朝代下的 士风 竟截然相异。
同是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都一心一意向往着王安石的 得君行道 ,在皇帝面前也侃侃而谈,傲然以政治主体自居,充分体现了 以天下为己任 的气概。
朱熹在他许多长篇大论的!封事∀和!奏札∀中,反复要求皇帝除旧布新,重建一个合理的秩序。
对照之下,王守仁除了正德元年(1506)!乞宥言官去权奸∀一疏,因而放逐龙场之外,其余奏疏多关具体事务,极少涉及朝政。
正德十五年他写了一篇!谏迎佛疏∀,期待皇帝效法 尧、舜之圣 ,恢复 三代之圣 。
这显然是承继了宋代 士 的精神,与王安石、朱熹等人的思路是一致的。
但是这篇疏文却是 稿具未上 (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九,293-296页)。
更可注意的是同年他第一次和王艮会面,后者迫不及待地要谈怎样致君于尧、舜的问题,他立刻以 思不出其位 为理由,阻止了政治讨论。
(见!王心斋先生全集∀卷一!年谱∀正德十五年条。
)王艮后来写!明哲保身论∀,讲学也转重 百姓日用之道 ,断然与这次会谈有很大的关系。
通过这一对照,我们才清楚认识到,宋代从王安石、二程到朱熹、陆九渊等人所念兹在兹的 得君行道 ,在明代王守仁及其门人那里,竟消失不见了。
这个 变异 或 断裂 还不够使人惊异吗?然而问题还远不止此。
十六世纪以后,部分地由于阳明学(或王学)的影响,仍然有不少的 士 关怀着合理秩序的重建,但是他们的实践方向已从朝廷转移到社会。
东林讲友之一陈龙正所标举的 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 (!明德学案∀卷六十)可以代表他们集体活动的主要趋向。
所以创建书院、民间传教、宗教组织的强化、乡约的发展,以至戏曲小说的兴起等等都是这一大趋向的具体成果。
其中有些活动虽在宋代已经开始,但一直要到十六世纪以后才获得充分的展开,用现代的话说,明代的 士 在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这一方面显露出他们的特有精神。
这当然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是政治的环境。
宋代承五代武人跋扈之后,重文轻武,以争取 士 阶层的支持,因此采取了对 士 特别优容的政策。
陈寅恪所谓 六朝及天水(赵宋)一代思想最为自由 ,便指此而言(见!论再生缘∀,收在!寒柳堂集∀,北京,三联,2001年,27页)。
明代则继蒙古统治而起, 士 已落到 九儒、十丐 的地位。
而朱元璋又遇 士 至酷,以至有士人 断指不仕 的情况(见!明史∀卷九四!刑法二∀,中华本,2318页)。
宋代 士 的政治主体意识自然不可能继续发挥, 得君行道 更是无从谈起。
第二是社会的变迁。
十六世纪以后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和商人地位的上升是 士 的转向的另一重要背景。
明代的 士 恰好在同一时期展开了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
商人的财富为这些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除本书第八、第十两篇已有详细讨论之外,我又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见!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续加论证。
这里便不必多说了。
宋、明两代的 士 不容混为一谈,这是十分明显的历史事实。
不但他们的活动取向不同,思想也有极大的分歧。
所谓 宋明理学 ,如果从政治、社会以至经济的角度作深入的解读,其中断裂之点也不是表面的连续所能掩盖的。
士 的传统在断裂中更新及其消亡在本书初版!自序∀中,我比较着重地指出: 士 在中国史上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这当然是强调连续性的一面。
原序虽然也同时指出, 士 的传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风貌,而不是静止不变的,但毕竟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
为了避免引起可能的误解,我在上面特别举例说明这一传统的断裂状态。
我为什么以宋、明两代的对比为例呢?这是因为把十六世纪划为新阶段的开始是我从最近研究中所得到的一个初步看法,而这个看法则又在!朱熹的历史世界∀的撰写过程中,获致进一步的加强,我不敢自以为是。
我的看法最后很可能为未来的文学研究所否证,但目前则不妨提出来,作为一个待证的假设。
这里引出一个很重要问题: 传统 一词本身便涵蕴着连续不断的意思。
然则所谓 断裂 ,相对于 士 的传统而言,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呢?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里所谓 断裂 都是指 传统 内部的 断裂 ,因此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
事实上,每经过一次 断裂 , 士 的传统也随之推陈出新一次,进入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而连续性则贯穿在它的不断的内部 断裂 之中。
西方学者曾将基督教的 传统 形容作 永远地古老,永远地新颖 ( ever ancient, ever new ,见Jaroslav Pelikan:The Vindication of Trad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年,第8页),这句话的意思和古语 与古为新 很相近,也可以一字不易,移用于 士 的传统。
士 的传统既是一活物,在一个接一个的内部 断裂 中更新自身,那么它最后为什么走向解体,从历史上隐没了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处自不能轻率作答;但因与本书的论旨有关,我也不能不略陈所见,以结束这篇序文。
让我先借一个著名的古典譬喻为讨论的始点。
杜牧!注孙子序∀论 盘之走丸 说: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
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
(!樊川文集∀卷十)士 的传统可比之于 盘 ,而 士 在各阶段的活动,特别是那些 断裂 性的发展,则可比之于 丸 。
过去两千多年中国之所以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 士 的传统,正是因为 士 的种种思想与活动,尽管 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 ,并没有越出 传统 的大范围,便像丸未出盘一样。
而这一传统之所以终于走进历史则是因丸已出盘,原有的传统架构已不足以统摄 士 的新 断裂 活动了。
最迟从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已逐渐取得一个共识: 士 (或 士大夫 )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现代的知识人(即 intellectual ,通译为 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