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盗窃行为的定性处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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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换二维码非法取财行为的刑法定性摘要:近年来,由于我国科学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手段在人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电子支付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偷换商家二维码来非法取财的行为变得更加盛行。
关于偷换二维码非法取财行为的刑法定性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盗窃说”和“诈骗说”两大类。
本文将从偷换二维码的行为和犯罪事实出发,结合案例具体分析,得出偷换二维码行为定盗窃罪更为合适的结论。
关键词:偷换二维码;非法取财;盗窃罪;诈骗罪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电子支付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导致了不少新型犯罪行为的出现,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一些人通过偷换二维码来谋取不正当利益。
因此,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利益,我们应当从刑法的法律规定出发,具体分析这种行为,以确保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1.案件分析及问题争议点1.1案件分析2017年2月至3月间,被告人邹某分别前往石狮市沃尔玛商场门口台湾脆皮玉米店、世茂摩天城商场可可柠檬奶茶店、石狮市湖东菜市场等处,将被害人郑某、王某等人店里的微信二维码调换为自己的微信二维码,骗取到店消费顾客本应转账至被害人微信账号的钱款共计人民币6983.03元。
福建省石狮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邹某采用秘密手段,掉换(覆盖)商家的微信收款二维码,从而获取顾客支付给商家的款项,符合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秘密掉换二维码是其获取财物的关键。
最终,石狮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邹某犯盗窃罪一罪。
1.2问题争议点在当今社会对于这类问题,虽然司法实践的判决认定此种行为属于盗窃,但学术界仍然有着较大的争议,到底是定盗窃还是诈骗。
我国刑法届著名学者张明楷教授和周铭川博士对上述案列的分析有着不同的见解。
张明楷教授指出,若非行为人盗取了二维码,否则顾客不可能实施扫码行为,因此,其行为构成诈骗罪。
染而周铭川博士却提出,此类行为构成盗窃罪,因为无论是顾客还是商家,都没有将顾客应付钱款支付给行为人的认识和行为,行为人是采用秘密手段进行的。
周详:盗窃行为的违法性解释立场的反思---和张明楷、陈兴良等刑法学者的商榷周详刚刚在中国法学网上看了一篇社科院法学所刘仁文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一篇《从“国权刑法”走向“民权刑法”——纪念马克昌对中国刑法学的一个创见》,有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与回忆:“ 马先生去世后,我从他的一个弟子口中得到一个重要消息。
2008年在一个法学沙龙中,他公开主张当时广受社会关注的许霆“利用ATM机技术故障取款”一案无罪,认为法院的判决是“国权刑法观”在作怪,许多司法人员已经习惯了动辄定罪的思维。
他还对刑法学界多数人论证许霆案构成犯罪表示失望。
后来,他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来对这个案件进行批判,但又考虑到不合时宜,担心影响司法的权威,只好作罢。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自己主张许霆案无罪的观点,那时,法学界的多数同仁也都主张许霆构成犯罪,颇有点孤掌难鸣的无奈。
直至今日,始有“吾道不孤”之感,也更加觉得我与马先生在“民权刑法观”上的契合。
”当年的许霆案,可谓是闹得沸沸扬扬,刑法学界名家们纷纷站出来说话,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赞同许霆有罪,而我是主张其无罪的极个别人。
2009年我校刑事司法学院曾经主办过一次中青年刑法研讨会,主题是刑法解释的立场。
在会议上我与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教授的就许霆案的激烈辩论,成为当时会议的高潮。
虽然与会的绝大部分学者,包括我的导师齐文远教授也认为许霆肯定是有罪的,可是我还是坚持许霆无罪,有点孤掌难鸣的感觉,唯一的例外就是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兴培教授支持我,他大概是唯一的一个主张无罪且在学术刊物或其它媒体上发了自己观点的刑法学者。
会议后,他问我是否对许霆案写过文章,我说是写了一篇文章《盗窃行为的违法性解释立场的反思――和张明楷、陈兴良等刑法学者的商榷》,他愿意帮我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推荐,我就把文章给了他,但几个月后,文章也没有发出来,我也就放弃了,没有再向其它学术刊物上投稿,让她静静的躺在的抽屉里,也许这才是她最好的归宿。
第1篇一、引言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服装行业也日益繁荣。
然而,与此同时,盗窃服装案件也时有发生。
本文将以一起典型的偷衣服案例为切入点,对盗窃罪的法律规定、盗窃行为的构成要件以及盗窃罪的刑事责任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法律讲堂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教学。
二、案例简介某市某服装店老板王某,在店内发现店员李某偷走了一件价值3000元的品牌羽绒服。
王某立即报警,警方经调查取证,认定李某构成盗窃罪。
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3000元。
三、盗窃罪的法律规定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盗窃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凡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主体。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
四、盗窃行为的构成要件1. 客观要件:盗窃行为必须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并且实施了盗窃行为。
2. 客观要件:盗窃行为必须针对公私财物,且公私财物价值较大。
3. 客观要件:盗窃行为必须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
4. 主观要件:犯罪主体必须具有盗窃的故意,即明知是公私财物而故意实施盗窃行为。
五、盗窃罪的刑事责任1. 刑事责任包括主刑和附加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罪的刑事责任有拘役、管制、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等主刑,以及罚金等附加刑。
2. 在本案中,李某因盗窃价值3000元的品牌羽绒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3000元。
六、案例分析本案中,李某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其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行为,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且盗窃的财物价值较大。
PUFA普法|以案释法
本栏编辑:张玉侠(122256282@qq.com)
捡到存折后指使他人取款的行为如何定性?文/黄宁
【基本案情】2020年5月11日上午,正在银行排队办理业务的甘某在地上捡到方某遗失的一张粮食补贴存折,上面 显示有6425元。甘某将该存折藏起来,事后交给朋友笪某让其帮忙取款,并告知笪某粮食补贴存折的原始 密码均为6个1。不知情的笪某将里面的钱取出后交给甘某。
【分歧意见】笪某虽有帮助甘某取款的行为,但并不知情,因而不构成犯罪。对于甘某的行为如何定性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甘某的行为具有侵占性质,但因尚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且没有“拒不交 出”的情节,因此不构成犯罪。第二种意见认为,甘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第三种意见认为,甘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评析意见】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甘某的行为不具有侵占性质。侵占罪的本质特征是将他人交给自己保管的财物、遗忘物和埋藏物 非法占为己有,其犯罪对象应当属于已被行为人合法持有的他人所有的财产,非法占有的对象与合法 持有的对象应是同一或者至少是可以置换的。而该案中甘某在银行柜台前的地上捡拾的存折是遗失 物,并不是无主物,甘某对存折并非合法持有,理应上交银行处理而不是据为己有。而且粮食补贴存 折上设定的密码虽是原始密码,但并不等同于没有设置密码的活期存折。也就是说,此时存折上所载 款项并不是完全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之下,因而行为人的取款行为并不具有侵占的性质。甘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但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按照诈骗罪处理。盗窃罪一般是指秘密 窃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如盗窃他人存折并取款的行为应认定为盗窃罪。而诈骗罪是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非法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盗窃罪和诈骗罪均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同时具有 趁财物所有人、保管人“不知情”而非法占有的特征,但两者含义不同。盗窃罪是指趁财物的所有人 无意识的情况下由行为人的单方行为完成的,而诈骗罪的骗取是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在错误认识支配 下完成,是有意识地交付行为。本案中,设有原始密码的存折内款项在甘某取款之前,仍在银行的保管之下。甘某指使不知情的 笪某取款的行为,是冒用被害人的名义骗取银行的信任并通过银行的交付得以实现的,而银行的交付 正是基于对这种冒用行为的错误判断,因此甘某的行为是典型的冒用诈骗行为。综上所述,甘某的行为属于诈骗行为,对其行为应当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企业偷盗事件分析报告范文1. 引言企业偷盗事件是指在企业内部发生的盗窃行为,涉及企业财物财产的失窃。
这些事件可能给企业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和发展。
本报告旨在对某企业发生的偷盗事件进行分析,找出问题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2. 事件背景某企业是一家中型制造企业,主要生产高科技电子产品。
最近几个月,该企业频繁发生财物失窃的事件,涉及的物品包括原材料、成品以及办公设备。
这些财物价值巨大,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对企业内部的安全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3. 事件原因分析3.1 人员管理不到位企业内部人员管理是偷盗事件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某企业中,没有建立完善的人事档案管理机制,员工入职、离职手续不规范,导致员工进出企业的信息不透明。
这为内部员工盗窃提供了机会,同时增加了排查和查找犯罪嫌疑人的难度。
3.2 监控系统缺失某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监控系统,导致无法对企业内部进行实时监控和录像。
这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更多的行动空间和逃逸的机会。
监控系统的缺失使得企业难以追踪并抓获盗窃犯罪分子,进一步加大了偷盗行为的发生频率。
3.3 内部安全意识淡薄企业内部员工安全意识培养不足,缺乏对偷窃行为的警惕性和报警意识。
许多员工对企业财物的安全性缺乏认识和重视,未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这使得盗窃行为更容易发生并得逞。
4. 对策建议4.1 建立完善的人事档案管理机制企业应建立严格的人事档案管理机制,包括员工入职、离职手续的规范化,确保员工进出企业的信息透明化。
同时建立健全的内部人员管理制度,加强对员工行为的监督和审查,及时发现并处理不法行为。
4.2 安装有效的监控系统企业应投资安装有效的监控系统,以实现对企业内部的实时监控和录像。
监控系统应覆盖企业的重要区域和关键部门,以便及时发现并录下可疑行为。
此外,应加强对监控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其正常运行。
4.3 加强员工安全教育与培训企业应加强员工安全意识的培养,组织开展相关安全教育与培训活动。
在侵犯财产犯罪的案件中,是否使用了暴力、是否当场获取了财物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区分盗窃、抢劫、抢夺、敲诈勒索的等罪名的重要依据。
而实践中的情况更为复杂和多样,在一些案件中,采用了比较轻微的暴力手段,并当场获取了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值得我们思索和探讨。
在理论上存在着三种对上述问题认定的划分标准:第一是主观说,即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所抱主管故意是区分这几种犯罪的要件。
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由于犯罪嫌疑人所采用的暴力行为比较轻微,从客观要件上与抢劫、寻衅滋事、抢夺等罪名的构成都不冲突,因此主观故意就成为区分罪名的划分依据。
第二是客观说,即只要是当场使用暴力取得财物,不论暴力程度大小,均构成抢劫罪,反之则不构成抢劫罪。
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我国刑法并未对抢劫罪的暴力行为的程度作任何限制,只要行为属于暴力的范畴,又是当场针对被害人人身实施,并取得了财物,就应当认定为抢劫。
第三是主客观一致说,即对具体的犯罪以结合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状态及客观暴力行为综合判断,认定罪名。
笔者同意此种观点,理由如下:(一)从打击犯罪的角度出发,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主观、客观来判断具体行为。
这很容易理解,从犯罪心理学角度作为犯罪嫌疑人,他们对自己问题的陈述总是尽可能的往无罪、罪轻方面靠拢,尤其是对自己的主观心态。
如果单纯以犯罪嫌疑人对自己主观认识的陈述作为对其实际的主观认识的判断,很可能出现放纵犯罪的情况。
因此主观说是不可取的。
(二)从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上看,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主观、客观来判断具体行为。
“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只有客观行为而无主观恶性的,不认定为犯罪。
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故意或过失,才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客观说简单的处理方式,正是完全不考虑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是一种客观归罪的表现,是不可取的。
(三)从“罪刑相一致”原则考虑,应当结合犯罪嫌疑人主观、客观来判断具体行为。
“罚当其罪”、“罪刑相一致”的本质就是要让犯罪嫌疑人犯多大的罪,就受多严厉的惩罚。
许霆案的定性盗窃还是信用卡诈骗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许霆案的定性争议,即该案应被定性为盗窃罪还是信用卡诈骗罪。
许霆案是一起涉及ATM机故障、取款行为及后续法律定性的复杂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案件的核心在于许霆利用ATM机故障多次取款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这关系到对犯罪行为的准确认定和法律的公正适用。
本文将分析盗窃罪和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结合许霆案的具体事实,探讨案件定性的合理性,以期对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案件回顾许霆案,一个在中国法律界和金融界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其波澜起伏的经过和争议焦点,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案件的主人公许霆,原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银行ATM机的一个漏洞,即当取款金额超过账户余额时,机器并不会自动停止出钞。
这个惊人的发现让许霆陷入了一个道德的困境:是利用这个漏洞占为己有,还是告知银行修复漏洞?在经过一番犹豫后,许霆选择了前者。
他多次利用这个漏洞,从ATM机中取出了远超自己账户余额的现金。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许霆的行为最终被银行发现,并引发了轩然大波。
银行方面认为许霆的行为构成了盗窃,而许霆及其辩护律师则认为应定性为信用卡诈骗。
此案一经曝光,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人们纷纷对许霆的行为发表看法,有人认为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也有人认为他是在测试银行的安保系统。
法律界对此案的定性也争议不断,有观点认为应定性为盗窃,因为许霆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而另一观点则认为应定性为信用卡诈骗,因为许霆是利用了ATM机的漏洞进行的诈骗行为。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法院对许霆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审理。
最终,法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案情实际,对许霆进行了定罪和量刑。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许霆案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面对道德和法律的考验时,我们应该坚守底线,不做违法之事。
三、法律定性分析在许霆案中,关于其行为性质的定性,即盗窃还是信用卡诈骗,一直是公众和法律界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