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人产生与徽商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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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所置的歙州。自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除元末曾改称兴安府（1357—1367）外，直到辛亥革命后废府留县的790年间，徽州之名前后沿用长达780年之久，所辖六县也一直没有变动，这对徽州孕育出相对统一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便利。 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时至今日徽商的成功仍然是社会各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徽商的成就是因为徽州，还是徽州的成名是因为徽商，也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
“一府六县”的古徽州，历来因其境内黄山、白岳、横江、练水等秀美山川而闻名于世。不过，“万山丛中”的徽州山水虽好，但“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 园”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社会，无疑是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考证这首徽州歌谣的作者和创作的年代了，但代代徽州人都对此了熟于心。在漫长的岁月里，出生在徽州，决非仅仅意味着品赏“清风明月”的怡然自乐，其中更蕴涵着多少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此间的几多艰辛又堪与何人说？代代的徽州儿郎在村口告别了慈亲发小，挎上行囊，越过崇山峻岭，向着他乡、向着人生的下一个驿站进发。哪蝗数十年后，他们白发苍苍、垂垂老矣，激荡在内心深处的仍然是这曲人生的悲歌、奋斗的悲歌：“前世不修来世修，转世还要生生徽州；多少辛酸多少泪，悲欢荣辱也轮流”。
徽州人前仆后继，硬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的“徽骆驼”和“绩溪牛”的精神，打造出称雄中国几个世纪的“徽商”。以致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判断一个地方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是看这个市镇有多少从事商业的徽州人——所谓“无徽不成镇”也。
以当时的商业重镇扬州这例，它的富庶繁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客居的徽州商人。甚至晚清民国时代南社的重要成员陈去病先生在《五石脂》中带有几分无奈地感慨道，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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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四大精神】
一、徽骆驼：徽商的吃苦精神
徽商精神精神的形成，与徽州独特的地理和生存环境有着密切联系。
徽州是一个山区，山峦叠嶂，川谷崎岖。多山的地理环境，必然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不便，乃至生存的困难。另外一方面，人口又在不断增加，环境和生存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哪里呢？就是走出徽州，去经商。徽州有一首流传很久的民谣：“前生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经商意味着漂泊，或者在山岭间跋涉，或者闷坐舟中。遇到旅店就寄宿，三餐茶饭伴愁眠。更有甚者，是他们在经商途中充满了风险。亏折、赔本，当然是从商难免的“功课”，而身家性命也往往有不测的危险。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明清小说的描写就可以了解。《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写一个徽商来到燕子矶弘济寺，看到寺院楼阁颓坏，愿意出三十两银子为之修缮，岂知寺僧起了坏心，将他杀害，将他携带的500余两银子据为己有。小说当然不是历史，但是，它们是生活的折射和反映。在信息不畅通、行政管理有着大量空白地带的社会，图财害命的案件经常发生，徽商携带金银，难免会招来杀身之祸。
徽商的吃苦有许多动人的故事。
明代婺源李魁，在未发迹之前，因为家计贫寒曾经仰天呼叫：大丈夫难道真的要为有个上千两的钱财而犯难吗？经商是贱行，大丈夫不屑为之，但也不能永远贫贱呀！于是，他和祖母商量，想筹措点经商本钱，却一点都筹措不出来。他想了一想，家里只剩下了卧室一间，就将它出卖给族人，只得到十两银子。他就带着这点银子前往南京营商，一点点地积攒，“不惮烦劳”，终于有了积余，也终于能够买田宅了.
成化年间的歙县人江才也是如此。父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家境不好，他跟随着哥哥做点小本生意。他经常感叹：我想耕田，家乡田少，若是碰上灾荒更不可为，务农是不行了。我想经商，家里底子薄，没有资本，经商也不成！他的妻子郑氏从容地劝他：乡人十个有九个都去经商了，你怎么能因为家里底子薄就不去经商呢？于是，她用自己的衣饰资助江才经商。几年后，江才就致富“饶益”。
徽州商人虽然富有，但在社会上普遍抑商、贱商的环境下，他们一方面为商人社会地位低贱而忿忿不平，甚至借徽剧人物之口道出对统治者的不满心声[，另一方面却又积极攀援封建政治势力，殚思竭虑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形象。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徽州商人入儒崇仕意识极强。他们或是鼓励子弟读书登第，弋取功名，进而成为达官显贵，荫及九族或是靠捐纳报效“获取虚职空衔，从而得到官宦的保护乃至某些商业垄断特权（如使徽商受益匪浅的晚明纲盐制度的确立和清前、中期纲盐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都与徽商“捐纳报效”有关[25]）;或是不择手段地结交权贵乃至天子，靠别人的威望或影响间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使不能读书仕进、捐输买官，结交权贵，徽商也要“贾而好儒”、“业贾从儒”、“贾服儒行”，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刻意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想方设法以“儒贾”的面貌出现，改变自身商人形象。有些徽州商人还通过置族产、修祠堂、设义仓、建书院、兴水利、筑道路、助饷济赈、抚孤恤贫等“散财”措施，提高自己在族人乡邻中的地位和影响。
无论是徽商子弟登仕第，最终成为徽商的保护伞，还是徽商本人交官宦，以期得到官府的特别宠爱，并非塾庠蒙生都可以做到，都需要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或较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徽商十分重视教育，在家业隆起之后，大力资助文教事业，“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26]。在徽州方志、谱牒和其他历史文献中，微商捐资办学的义举俯拾皆是[27]。徽商重视教育，根本目的在于获得可靠的政治保护，社会舆论的认可，以及在官位庇护下更加丰厚的利润，最终达到“儒、仕、商”或“徽商重教—读书登弟—官僚护商—徽商赚钱”这样一种良性循环。
不可否认，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明清的时期文教事业空前鼎盛的基础，但从全国看，经商致富的商帮并不少，而像徽商那样，重视教育，大力资助教育，有“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28]思想的商帮并不多。这其中，徽商入儒崇仕意识的影响不言而喻。徽州商人既是晋唐以来迁居徽州的中原名门望族继承先辈尚书遗风，变革徽州“勇悍尚武”为“崇文尚书”的受益者，又是明清时期徽州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促进者，间接培养了众多的学者，其中不少学者还在徽州文化某些方面开先河或集大成，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徽商
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成“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喜靖以降至清乾隆、嘉庆时期，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时期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配课题，向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地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重农抑;，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世纪之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也极为重要。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