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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1912～2006）生平简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人，1912年7月31日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区一个犹太移民的家庭。
1932年获得罗特格斯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48年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从1962年起为该校保罗·斯诺登·罗素讲座功勋教授，1977年退休后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弗里德曼几乎一直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他还在其他很多著名大学讲过学，在美国财政部等政府机构任过职，1969～1971年当过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弗里德曼1967年任美国经济学学会会长，1970～1972年任蒙特·配勒林学会会长。
他还是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员，获得很多著名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
1980年曾来中国访问，受到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
2006年11月16日，弗里德曼在旧金山病逝，享年94岁。
弗里德曼的著述很多，他的最主要著作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资本主义与自由》、《通货膨胀：原因与后果》、《货币最优数量和其他论文》、《货币分析的理论结构》、《自由选择》（与他的夫人罗丝·弗里德曼合著）。
由于弗里德曼在“消费的分析和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1976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领导的货币主义学派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被称为“20世纪经济学的智慧巨匠之一”。
主要学术思想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相当完整，涉及的范围很广，各个部分相互渗透，联成一体。
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述既表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又成了他的经济理论得以存在的保证。
他对货币理论的研究不仅是他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具体运用，也是借助他在其他领域里的研究成果如消费函数理论的实例。
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姓名：米尔顿·弗里德曼性别：男出生年月：1912年7月31日生籍贯：美国学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多年的研究中，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从而获得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主要经历：1932年获罗格斯大学学士学位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 1940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师1940年- 1941年任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客座教授1945年-1946年任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与企管副教授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46年-1948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副教授1948年-1963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1963年-1982年任芝加哥大学杰出服务经济学教授1953年-1954年任剑侨大学傅尔布莱特客座学者1964年-1965年哥伦比亚米契尔客座研究教授1967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客座教授1972年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目前郑担任胡佛研究所（斯坦福）高组研究员重要著作：《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消费函数理范》（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资本王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价格理论：初稿》（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美国货币史· 1867年一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合著。
弗里德曼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以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及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而闻名。
1976年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
有趣的是，弗里德曼是另一位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法律经济学奠基人亚伦·戴雷科特的妹夫。
弗里德曼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的作者，在1962年出版，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
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
他的理论成了自由意志主义的主要经济根据之一，并且对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里根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有极大影响。
更换模版基本信息栏（当前模板：人物通用）中文名米尔顿·弗里德曼外文名Milton Friedman别名除原名外的其它名字，包括别称、昵称、笔名等国籍美国民族犹太移民出生地纽约市出生日期1912年7月31日逝世日期2006年11月16日请参照项目说明填写。
若某项不适合当前词条，可留空。
职业经济学家毕业院校罗格斯大学信仰限30字主要成就约翰·贝兹·克拉克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家科学奖章总统自由勋章代表作品可填写多项，以逗号间隔，总字数不超过45生平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耶诺·绍尔·弗里德曼（Jeno Saul Friedman），母亲是萨拉·埃特尔·兰道（Sarah Ethel Landau，1892年-？），两人从奥匈帝国（今乌克兰一带）移居美国，在当地邂逅，曾在血汗工厂工作。
弗里德曼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
他的三个妹妹包括：蒂莉·F·弗里德曼（Tillie F. Friedman，1919年-？）、海伦·弗里德曼（Helen Friedman，1920年-？）和露丝·弗里德曼（Ruth Friedman，1921年-？）[1]。
弗里德曼和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摘要：弗里德曼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长期坚持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主张，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认为大多数政府干预有害无益。
弗里德曼对政府和市场的看法是片面的，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各有利弊，应该把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有机地结合起来。
关键词：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不久前去世了，这引起我国学界和媒体的一阵热评。
作为一位在统计学、消费理论、货币理论、价格理论乃至经济学方法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卓越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理应受到人们的缅怀和赞扬。
但奇怪的是，人们谈论更多的，不是作为货币主义学派创始人的弗里德曼，不是作为货币理论和货币史领域大师级人物的弗里德曼，不是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等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理论的弗里德曼，而是作为20世纪后半叶自由市场经济最有力的鼓吹者的弗里德曼，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作为对他在经济学领域杰出贡献的表彰，弗里德曼获得了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获奖的原因是“他在消费分析、货币历史和理论方面的成就，并且由于他证明了稳定政策的复杂性。
”[1]但真正让他扬名世界的，却主要不是由于上述成就，而是他长期宣扬自由市场经济优越性，坚持新自由主义主张，并且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在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辩护上，弗里德曼超越了他的前辈。
在他之前，论证市场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不外是从两个方面：或者是从先验的伦理角度出发，强调市场制度符合追求自由的人的天性，维护了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因而是最符合人性的，最合理的制度；或者是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论证市场经济可以利用价格机制反映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利用竞争机制给经济主体施加足够的激励和约束，从而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保证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是最有效的制度。
与资源配置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市场得到有效解决，政府干预市场活动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必要的，这只能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
1973年以来的美国会计学术作者：周华来源：《财会月刊·下半月》2019年第07期【摘要】实证研究成为1973年以来美国会计学术的主流范式。
这是会计教师任职资格变化、金融界利益诱导、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引导、政界倡导放松管制、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标准恶化、计算机和数据库普及、公司金融理论迎合华尔街需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统计分析只能基于数据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佐证，而不能证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实证范式的流行，必然将会计学术引入歧途。
【关键词】实证会计;统计推断;假设检验;会计学术【中图分类号】F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994（2019）14-0075-7公共会计师行业在拱手把规则制定权交给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之后便不再有兴趣讨论会计规则，这时候主导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其实已经是证券行业。
相应地，学术界这个时候逐步向“实证会计”研究范式转变。
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基础的研究范式成为主流会计学术刊物的标准范式。
实证会计研究特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或称计量分析方法、数量分析方法等）和公司金融理论所进行的量化分析，又称“经验研究”。
主导实证会计研究范式的其实是缺乏科学成分的公司金融理论而不是会计理论。
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在引领实证会计潮流？为什么一定要把实证会计研究范式推崇为主流范式？几十年来有什么实证研究成果能够接近《公司会计准则导论》的学术水准？一、实证会计的形成与传播（一）实证范式异军突起：学术范式的转变1.弗里德曼带领芝加哥学派推广实证经济学。
1953年，拥有突出的统计学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统计实践经验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提出，实证经济学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场和价值判断，它关注“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实证范式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对尚未被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1]。
此观点一出，一些经济学泰斗纷纷质疑，争论至今未平[2]。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生于纽约市，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
他1932年获罗格斯大学学士，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63－1981年，他又陆续获哈佛大学等国内外近二十所大学的法学、理学、人文科学和商学博士及名誉博士学位。
他在世期间还担任多个政府机构的顾问，其学术思想对美国几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弗里德曼一贯遵循芝加哥学派的传统，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
他认为，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但弗里德曼并不主张无政府主义，他所提倡的是从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转变方向，政府只应扮演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仲裁人的角色，只应在反对技术垄断和克服市场的不完全性等方面发挥作用。
在经济学方法论上，弗里德曼赞同并宣扬实证经济学。
他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它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的最终目的是创立一种能对现象提出正确的、有意义的预测的理论或假说。
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下，弗里德曼明确地提出“恒久性收入假说”，指出，消费者不是根据他们的现期收入，而是根据长期的或已成为惯例的恒久性收入来安排自己的支出。
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弗里德曼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和货币政策依据。
在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名义收入货币理论"，用于考察货币数量变动与名义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此外，弗里德曼还提出"自然失业率"假说，试图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问题。
由于在"消费的分析与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他论证了稳定经济政策的复杂性"，1976年，弗里德曼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迈克尔·帕金,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工商大学名誉教授。
曾在英国莱斯特大学学习经济学，获莱斯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30岁时成为英国60年代最令人瞩目的埃赛克斯大学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
试析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作者：方琳来源：《商业时代》2010年第21期◆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内容摘要: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以后形成完备的经济学方法论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文回顾了二者关于经济学的科学特征与理论假设的现实检验问题的争论,并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科学特征预测现实检验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在历史上共经历了三次重大争论,其中以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的争论最为持久,引起的影响也最为广泛。
引起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1953 年发表的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在此文中,弗里德曼提出了经济原理的科学标准是能否预测未来、经济学假设不需现实检验等观点;萨缪尔森并没有发表专门论述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他的观点散落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他认为科学只提供描述,最多是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解释,而不能提供任何预精确的预测等反对观点。
争论的主要内容(一)经济学的科学特征是预测未来还是解释现象弗里德曼强调经济学的预测功能。
他认为经济学是实证科学。
具体说来:实证经济分析方法的任务和终极目标是,提供和发展一种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
他认为只要理论与未来的预测相符就不必在意其假定前提是否现实,方法论上是典型的工具主义观点。
在工具主义者看来,理论最好被视为只是一种工具,工具主义者仅仅关注得自理论结论的有效性。
依据这一看法,理论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工具非真非假),而只是产生证明为真的(或成功的)预测或结论方便而有用的工具。
工具只涉及它对特定任务是否适合的问题,理论的正确与有效性应由其预测力来加以评判。
实证分析方法的检验方法是将某一假说的预测与实际情况作对比。
惟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是被作为合理因素暂时被“接受”,还是遭到“拒绝”。
“如果该假说的预测与实践相抵触,那么该假说则遭到了否定;如果该假说的预测没有与事件相抵触,那么它则为人们所认可;如果该假说业已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则具有极大的可信赖程度”。
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假设虚拟性”的逻辑分析 闫坤如１， 桂起权２ （１．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２．武汉大学哲学系，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概述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和方法论观点，然后，通过细致的逻辑分析，证明弗里德曼关于“结论的正确性不依赖于前提或假设的真实性”的论点的合理性，最后对弗里德曼的批判者提出的诘难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工具主义 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假设虚拟性 “ Ｆ—曲解 ” 中图分类号：Ｂ８１ 文献标识码：Ａ 一弗里德曼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货币主义创始人，他的基本思想为：极端强调经济生活中的人的自由，及消费者的自由选择和生产者的自由竞争，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政策决策人的个人专政。
他坚信资本主义具有在可以忍受的失业条件下稳定发展的巨大功能。
在经济学理论上，他十分强调经济科学的实证性质，认为一个经济理论是否正确和有用，并不在于据以推导出理论结论的前提或假设是否完全符合现实，而在于最后结论与观察到的事实的协调一致。
即倘若结论是真实的则假设是否真实并不重要。
从而假设的任何可能虚拟性也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
他的这一观点，可以名之为“经济学假设的虚拟性”论题。
反对派萨谬尔森有意贬之为“F—曲解”。
弗里德曼方法论立场是建立在工具主义的基础之上的。
一个理论的预言成功，永远是一个对理论有利的充分证据，对理论的作用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工具主义”。
他认为，理论乃是（合乎逻辑地）产生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或成功的）预言或结论的方便和有用的方法。
工具主义也称实验主义，这个名称最早是由美国的实用主义者杜威用于其实用主义哲学学说的简称。
“他们认为主体和客体、思想和实际、心理和生理的区别只是经验内部的区别的概念，科学规律和理论都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仅仅是帮助人认识真理经验、适应环境的工具或手段，是‘分析情势的钥匙’，‘行动的纲领’。
他们主张用这种抽象的脱离客观实在的手段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
因果关系整体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视角与争鸣陈荣虎盛昭瀚内容提要本文简单介绍了因果关系整体论。
因果关系整体论在经济学中具有反实在论的立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实证主义，它将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在完全肯定和否定当代经济学的两种方法论之间作了折衷。
因果关系整体论在一些方面背离了建构经验论，为实在论者留下了批判的余地。
但是，这种反实在论的立场也避免了讨论理论为真等问题，并且它不急于完全否定当代经济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关键词因果关系整体论方法论建构经验论反实在论实证主义陈荣虎，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盛昭瀚，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受经济转型和发展创新基地()**+,-./+*01*.12+345+*+6/572-*8/./+*-*9:1,1;+<61*.=资助，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基金号：>&?>%&"@）。
自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A2/196-*B %’?"=一文发表以来，经济学方法论问题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
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了以“证伪”为主导的经济学方法论热潮，此后，“证伪”的方法论逐渐被“批判实在论”（02/./5-;C1-;/86）和“措辞学”(CD1.+2/5=E %F所代替。
“批判实在论”对当代经济学展开了严厉的批判，而“措辞学”则为经济学辩护。
博伊兰（G+H;-*）和奥戈尔曼（I J K+26-*）的“因果关系整体论”(0-L8-;M+;/86=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因果关系整体论试图在批判实在论和措辞学之间寻求折衷，并和它们一道，成为当代经济学方法论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理论。
反实在论的立场实在论是许多科学工作者所默认的哲学思想，并为许多经济学家所接受，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批判实在论是经济学实在论中的典型代表，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尤其是对主流经济学不满的学者的认同。
1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 Neville Keynes）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区分了实证科学、规范科学以及方法、技巧问题。他认为：“实证科学„„是讨论‘是什么’这类问题的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而规范科学或也是规制科学„„则是讨论‘应该是什么’这类问题之取舍标准的知识体系„„而（经济学）方法、技巧„„则是未达到既定目标的一系列原则。”凯恩斯评论道：“有关以上三者的混淆相当普遍，并且成为众多有意无意错误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确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实证科学的认识”意义重大。 本文将主要讨论在创建凯恩斯意义上的“独特的实证科学”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方法论问题。具体来说，就是研究如何判定一个假说或者理论，是否应该被暂时地纳入“‘是什么’这类问题的系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凯恩斯所不愿意看到的这类混淆却又如此之普遍，它极大的妨碍了人们确立经济学能够成为——并且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一门实证科学的认识。所以，在文章的主要部分展开之前，大体讨论一下实证科学与规范科学的关系似乎比较合适。
1.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某种程度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混淆不可避免。就几乎每个经济学研究者而言，其所关注的问题与他们自身都极为攸关，并且也是自己经验之内和能力所及的。而这一点却成为无休止的争论和广泛分歧的根源，也成了频繁立法的契机。那些自诩为“专家”的意见分歧相当大，很难保证他们都是不偏不倚、毫无偏见。无论如何，在那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即使所有“专家”意见相近而且也无明显利害关系，我们也很难完全不加考虑的接受他们的观点。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似乎是，而且确实与重要的规范问题密切相关，也涉及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实现既定目标等问题。专家与外行一样，都不可避免的有如下倾向：即调整相应的实证结论以支持自己先入为主的成见，同时又拒绝那些有悖于其自身的规范性判断或立场的结论。 大体而言。实证经济学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场和规范判断。正如凯恩斯所说，它关心的问题是“是什么”，而不是“应该是什么”。其任务在于提供一套能够正确预测环境的细微变化如何影响结果的一般化体系。通过与实际状况的比较，从预测的精确程度、范围是否相当、结论是否一致三个方面，将可以评判此体系的预测能力。简而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可以是一门“客观的”科学。就“客观性”而言，其同任何一门自然并无二致。当然，经济学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调查研究者本身就是被调查研究事物的一部分。于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调查更加具有私我性，相应客观性可能就大打折扣。然而，这却也正使得社会科学家可以得到一系列自然科学家无法得到的数据。但以我之见，以上两点都还不是这两类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所在。 另一方面，规范经济学及经济学的方法、技巧亦不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政策结论都不可避免地要基于采取某种、而非其他行动所产生差别影响的预测，而预测则必定会或多或少地植根于实证经济学。当然，政策结论与实证经济结论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否则就不必有单独分立的规范经济学。两个个体对某项立法可能的结果或许并无异议。但其中一个可能认为立法结果有利于平衡，进而维护这项立法；而另外一个却认为这结果是不合意的，进而反对这项立法。 因此，我斗胆提出如下判断，即：目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毫无偏见的公民之间存2
在的有关经济政策的分歧，只要源于人们对行为的经济后果的预测有差异；理论上，通过实证经济学的进步，以上分歧是可以予以消除的；相反，分歧不是有人们基本价值观立场的差异引起的，价值观差异最终也只能通过斗争予以解决。一个显而易见却又相当重要的例子就是最低工资法的问题。尽管存在各种各样支持或反对该立法的论点，而且讨论中广泛使用的“生存工资”概念又如此模糊不清，但所有政论方背后却都对应一个“生存工资”并无异议。分歧主要源于：各方在预测立法最终能够实现普遍认同的生存工资之一目标的效果上，存在着或隐或现的差异。法定最低工资的支持者们认为（即预测），该法案最终能够减少在最低工资线以下和一些收入略高于最低工资线的贫困人口，同时却又未相应的增加完全失业人口数量，并且也没有损害低收入阶层在找工作上的竞争力。而该立法的反对者却认为（即预测），由于法定最低工资给就业人口带来的收入提高，无法弥补失业人口增加及就业条件恶化，进而最终该法案加剧了贫困。及时就该法案立法的经济影响上的人是不存在分歧，还是无法企求就法案的合宜性问题上各方看法一致，因为仍然还必须考虑该立法政治或社会影响等问题。因而，即使目标一致，实现最终的一致同意需要走的路仍旧相当长。 工会的适当作用及其地位问题上的各种不同意见，对直接的价格、工资管制的合宜性及关税等问题上的认识存在广泛分歧，都与相应实证分析中分歧密切相关。就政府对产业规制的合宜性和必要性人们意见纷争，甚至这也引发是否应当以社会主义取代私人企业的争论等问题，这些很大程度上却都是由于对所谓的“规模经济”重要性的预测上有差异。而且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当然，我的主张，即西方社会中人们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大体上都是如上类型，其本身就是一种“实证”阐述，它是否能够被接受还有待于经验证据的检验。 如果以上主张站得住脚，那么有关“正确的”经济政策的一致意见将不是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发展，而更多的有赖于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其所得出的结论也应当被广泛接受。这也意味着之所以必须建立明显有别于规范经济学的实证经济学，正是在于其将有利于促进政策问题上的一致意见。
2.实证经济学 实证科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提出一种“理论”或“假说”，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有意义的（而非老生常谈式的）预测。总体说来，这种理论应该是有两类基本要素构成的复杂混合体，其中部分是一套有助于发展“系统的、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的语言，而剩下部分则是一系列具体假说，后者旨在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关键特征。 作为一种语言，理论不具有任何实质性内容，而仅是一系列套套逻辑（同义反复的词语的综合体）。其功能在于为组织和理解经验材料提供分类整理依据，而用以检验这一角色的优劣也应该是依据相应的分类体系标准。诸如，类别的定义是否清楚、准确？依以上分类的划分是否穷尽了所有可能性？是否能够将每一单个项目都归于具体一类吗？或者，这其中是否存在这相当程度的模棱两可现象呢？这套体系大标题及次标题的设计是否有助于迅速找到所需要的条目，而不至于到处搜寻需要的内容呢？我们所要研究的条目是否都已编排到一起了呢？编排分类系统是否已经排除了错综复杂的交叉引用问题呢？ 以上问题的回答部分地出于逻辑上的考虑，却又和事实脱不了干系。单一的正式逻辑规则就是可以揭示特定语言本身是否完备和前后一致，也就是说，可以判断该语言中的命题“正确”与否。事实证据本身则可以说明“分类编排系统”的各个分类是否具有有意义的经验对应物，亦即在分析某类具体问题时是否有所助益。“供给”与“需求”这一简单的例子能够说明以上提到的事实性和一系列逻辑问题。作为经济理论语言的构成要素，供给与需求归纳了影响产品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诸因素。这种二分法的有效性取决于如下经验性归纳事实：即“分析任何一问题时，分别可以列举一系列的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共性因素”。这种概3
括对于类似的最终消费品市场都是合理有效的。在这类市场中，经济个体可以被清楚地分为产品供给方和需求方两类。通常很少出现某因素一方面影响供给，另一方面却有影响需求的现象。并且也无需考虑两类别之间的交叉互指效应。这样，将相关影响因素分别归入既简单又明了的“供给”、“需求”两个类别下，将极大的简化所处理的问题，同时又避免可能出现的差错。但是，此类概括并非总是合理的。例如，就投机性市场中的每日价格波动而言，以上概括就不是合理的。例如，有关提高超额利润税的谣传，应该被归入主要作用于当天公司股票供给方，还是应当被看作主要是针对股票需求方的影响呢？类似情况下，几乎对每一因素而言，却似乎都有将其纳入“供给”类抑或“需求”类的适当理由。这两个概念仍旧可以使用并且亦非一文不名，也还算“正确”，然则与第一个例子相比其实用性却明显小得多，这是因为它们缺乏有意义的经验对应物。 作为一个独立的假说体系，理论应该通过对其意在加以“解释”的哪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唯有实际证据才能证明理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或者更为确切的说，是否应当暂时的“接受”或者“拒绝”该理论。以下我将用大段篇章论证对一假说合理性的检验，将直接有赖于其预测与实际经验的对比。如果假说的预测（相比于其他假说更加“频繁地”或更经常地）与实践相抵触，那么就可以拒绝接受该假说。若假说的预测与时间一致，那么则可以接受之。又若假说业已多次成功的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矛盾、不一致现象，那么其就应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事实证据永远不可能“证实”一个假说，而仅仅只能无法证伪假说，或者某种意义上也并非十分准确，当我们说到某种假说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确认”时，我们通常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了避免误会，可能有必要明确一下，用以检验假说合理性的“预测”，并不非得是针对尚未发生的现象，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要是针对将来事件的预见；也可以是对于业已发生了的，但却又未被观察到的或者是预测者并未知晓的现象所作的预测。例如，给定其他一些已知的情况，某假说预测在1906年将出现某某情况。如果查询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1906年该情况确实发生了，那么该预测就得到了实践的确认。反之，如若情况并没有发生，那么该预测就与实际情况不相符了。 在这个意义上，假说的有效性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对被择假说取舍的标准。观察到的事实数量上总是十分有限的，但可能的假说却是无限的。如果说某一假说恰好与已有数据相一致，那么一定还有无数个假说满足此条件。举例来说，假设对某一特定的商品征收定额税后，导致价格上涨并且涨幅相当于税收的大小。完全竞争情况下稳定的需求曲线、稳定的水平供给曲线与如上观察相符。但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斜率为正或者负的供给曲线配合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作必要的补偿移动也可以实现该结果；垄断情况下，固定不变的边际成本以及特定形状稳定的需求曲线也足以产生相同结果；类似情况还有很多，不胜枚举。进一步增加事实证据确实能够剔除一些假说，但凭借有限的证据绝无可能得到唯一符合条件的假说。虽然，也有普遍认同的相关标准，试图使结果尽量“简单易处理”同时又“富有成效”，但面对众多与已有证据均相一致的假说，选择一定程度上就相当的武断，而这却是又否定了“自我标榜”的彻底客观原则。理论越是“简单明了”，就既定领域现象的预测所需要的初始知识也就越少；理论越是“富有成效”，对现象的预测也就越是精确，而且理论预测所依据的范围也就越大，同时，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所要加以说明的东西也就越多。逻辑上的完备性与一致性虽然也与评判标准相关，但却仅仅起到一个辅助作用；二者的作用在于确保该假说能够正确的阐明其意欲言说的逻辑，使得其对每一个研究者而言均是同一含义；这里，其扮演的角色又类似于统计计算中检验说子精确与否。 不幸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少能够设计如下实验，即将确知的有重要扰动的因素排除在外，进而检验具体预测有效与否。通常，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偶然发生的“实验”数据收集。基于以下两个考虑，依我看来，无法进行所谓的“控制实验”并非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