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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的叙事——浅析陈映真小说特殊的叙事方式内容摘要：本文以陈映真的作品《将军族》为研究对象，分析朦胧叙事手法在其中的运用。
文章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淡化痛苦，二、简化情节、模糊情感。
关键词：陈映真《将军族》朦胧叙事短篇小说《将军族》是陈映真早期的代表作,发表于一九六四年《现代文学》第十九期。
其主任公“三角脸”是大陆去台湾的退伍老兵，年已四十，来到台湾退伍后，孑然一身，只能到“康乐队”里吹吹小喇叭。
“小瘦丫头”是台湾花连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被生活所迫家里把她卖到青楼当妓女，她坚决“卖笑不卖身”,并逃跑出来，到康乐队里跳跳舞或用一个红漆的破乒乓球盖住伊惟一美丽的地方——鼻子。
瘦板板地站在台上……”演演女小丑,这两个人，一个无家可归，一个有家难回,，“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命运使两个人进出了爱的火花“小瘦丫头”的遭遇使“三角脸”这个曾经一向“狂嫖滥赌的独身汉”“油然地生了一种老迈的心情”，他真正地关心起这个身形瘦小、无依无靠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大的“小瘦丫头”，有家难回的“小瘦丫头”对这位“外省人”也产生了好感。
于是, “三角脸”做出了他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在一个夜里把他的全部退伍金——一个三万元的存折留在“小瘦丫头”的枕边,然后悄悄地离开了康乐队。
然而“小瘦丫头”并没有因为他的倾囊相助而脱离苦海,反而被嫖客弄瞎了一只眼睛。
但想见“三角脸”一面的信念使她勇敢地活了下来。
五年后两人邂逅,但一个因为怕自己身子的不干净愧对对方,另一个说“我这副皮囊比你还要恶臭不堪的”,于是两人为了纯洁地结合在一起,决意放弃了生命,两人一同自尽于甘蔗林里。
在这篇小说中朦胧叙事的手法最值得我们注意。
淡化痛苦从整体来看，这个充满血泪的故事，原本可以演绎得悲悲切切，可怜兮兮，令读者涕泗横流。
事实上，有些作家也确以此为愉。
然而, 陈映真却从那沉重如磐的痛苦中超脱出来, 很有分寸和节制地叙述其始末,使小说洋溢着“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和之美。
陈映真与理想主义之困作者：刘奎来源：《艺术评论》 2017年第3期台湾作家陈映真逝世后，坊间出现了不少谈论陈映真的文章，部分媒体也有相关纪念，很多人在评价陈映真的时候，会提到理想主义者这个词汇。
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下，部分人或媒体在用理想主义者来定位陈映真的时候，既是在借此缅怀一个已经逝去的时代，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乡愁，也不乏是因难以充分理解陈映真的当代意义而采用的权宜说法，更有甚者则可能将这个词汇等同于“落伍”之意。
在我们看来，与其将陈映真标签化地定位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倒不如试着去追溯他所理解的理想与他谈论理想主义的方式。
或者说，陈映真的当代意义或许并不是为这个社会提供一剂贴着理想主义标签的强心针，而是他在理想缺失的年代如何理解理想主义，如何将理想主义付诸实践的经验。
在谈及陈映真的作品时，以他学生自称的蒋勋着意强调了“他作品中丰沛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并且说这是他对陈映真作品“不能释手的原因”[1]。
陈映真的作品确实有很多涉及有关理想的议题。
无论是他早期作品如《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医生》《加略人犹大》，还是后来的《贺大哥》《山路》《铃珰花》等，均是如此，如康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乡村的医生》中青年吴锦翔在战后重新苏醒的社会热情，希望通过乡村教育使下一代“建立一种关乎自己、关乎社会的意识”“务要使他们负起改造的责任” [2]，还有《铃珰花》中持有革命理想的高东茂，《山路》中为革命理念默默付出一生的蔡千惠，更不必说《赵南栋》中所写的监狱中那些坚定不移的革命者群像，都是让人动容的理想主义者，至少也都抱有特定的理想和信念。
不过，陈映真笔下虽然怀抱理想主义的人物众多，但前景又往往较为晦暗。
无论是他早期小说中色彩模糊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后期作品中形象逐渐明晰的革命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失败告终，理想主义都遭遇了重挫，如一度自认为再次觉醒的青年教师吴锦翔在绝望中终与康雄一样走向自杀；蔡千惠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淡忘了曾经的使命，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后也以消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狱中诞生的革命之子赵南栋更是彻底走向了堕落，等等。
吕正惠：陈映真与鲁迅吕正惠：陈映真与鲁迅一我开始读陈映真的时候，刚二十出头，正被一种不知来由的苦闷压抑着，很容易辨认出弥漫于他作品中同样的苦闷。
这时候，听说他被捕了。
我继续在旧书摊中搜寻过期的《现代文学》，以便寻找他的小说，持续被小说中的孤独感所迷惑，而从未去思考这样的作品和他的成为政治犯有何关连。
十年后，一向禁锢深严的台湾社会终于开始松动了，我可以比较自由地阅读鲁迅，也比较有机会找到他的作品。
我看到的鲁迅是一个敢于冲破社会禁忌的鲁迅，正如我急切想要看到台湾的政治禁忌被冲垮一般。
这时候陈映真回来了，成为挑战国民党体制的旗手。
也就在这时候，似乎就有人拿陈映真和鲁迅相比，而且好像陈映真也谈到，他很小的时候就读过鲁迅的小说。
对于二十岁读陈映真、三十岁读鲁迅的我来说，陈映真与鲁迅实在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他们的关系。
1993 年，陈映真发表《后街》，谈他自己的创作历程，其中几次提到鲁迅。
例如，他说他的初中生，便是在那白色的、荒茫的岁月中度过。
寒暑假，他从莺镇的养家到邻站的桃镇生家去做客。
一次，在书房中找到了他的生父不忍烧毁的、鲁迅的小说集《吶喊》。
他不告而取，从此，这本有暗红色封皮的小说集，便伴随着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日月。
该初中毕业的那年，他竟留级了。
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开始比较仔细地读《吶喊》。
越一年，他考上了同校高中部，开始并无所谓地、似懂非懂地读起旧俄的小说。
屠格涅夫、契诃夫、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却不期而对《吶喊》中的故事，有较深切的吟味。
1958年，他到当时的淡江英专注册，就在这小镇上，他不知何以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
在文学上，他开始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到台北市牯岭街这条旧书店街，去换取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耽读竟日终夜。
但这被政治禁绝的祖国30年代文学作品的来源，自然有时而穷。
而命运不可思议的手，在他不知不觉中，开始把他求知的目光移向社会科学。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这文学青年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
海峡两岸的灵魂之桥——鲁迅与陈映真文/刘亚楠摘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水深火热的中国大陆，有一位为唤醒愚昧国民而战斗的战士鲁迅，而在海峡的彼岸，也有与鲁迅精神一脉相承的人，他就是为中国人民觉醒而战斗的陈映真。
他们都有高度的爱国热情，秉持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进行残酷的揭露，对腐败的政党进行严厉的批判，为内忧外患的祖国深感忧愁。
本文将从生活背景、文艺思想两方面对鲁迅和陈映真进行对比，找出两个人相同的精神世界和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关键词：陈映真；鲁迅；国民性批判陈映真和鲁迅都是为民族精神解放而战斗的第一人，陈映真更是在鲁迅的影响下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
陈映真对于鲁迅给他的影响，有两句话，一个是在香港浸会大学“鲁迅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还有一句是《陈映真自白》中他说：“鲁迅给我的影响是命运性的”。
陈映真在小学时期意外获得一本鲁迅的《呐喊》，他视若珍宝，并且反复研读来揣摩其中的深层意味。
下面我们就来看他们如何生活在两个环境却有一样的精神境界。
一、不同的生活背景陈映真与鲁迅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
首先，鲁迅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社会制度之下，他亲眼目睹了清朝的衰落和中国的沦陷，他对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人们精神的麻木有着深深的感触，特别是当他家道中落，更体会到了现实的世态炎凉。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鲁迅便积极参与到救亡图存的活动当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开创乡土文学，从孤身战斗到加入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几乎参与了当时社会变迁的所有重大事件，所以他对当时的中国有着最深刻的认识，鲁迅的弃医从文也是因为对当时国民愚昧麻木的看见。
生活在这样社会环境之下的鲁迅，饱有爱国的热情和为之战斗的精神，于是拿起笔作为武器，奋力与时代一搏。
相反，陈映真的成长环境是不开放的，是受到压制的。
1928年“台湾共产党”成立，引来了许多的爱国知识分子，包括赖和、杨受愚、吴新荣等人都积极参加读书会，并成为左翼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这些人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映真。
（全国I卷）2020年高考语文模拟试卷四)第I卷阅读题一、现代文阅读（36分）（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青春心态：“五四”文学审美心理素描这个概括来源于徐志摩，《默境》中他写道：但见玫瑰丛中，青春的舞蹈与欢容，只闻歌颂青春的谐乐与欢踪。
轻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领；欢乐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个崇拜青春、欢乐与光明的灵魂。
这里青春、欢乐、光明是三位一体的，“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
“五四”作家不是将欢乐当成是一种消费和闲暇来对待的，“五四”作家不是简单地将光明当作外在于个人的目标来认识的，他们是将欢乐、光明融合在个体的人的生命形态——“青春”之中，“五四”作家的青春教又是光明教和欢乐教。
正因如此，“五四”文学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其发刊词《敬告青年》中竭力赞美青年。
《新青年》杂志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自己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2卷1号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
由此“五四”文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中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
“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新文学的创作主体这一角度来说，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
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陈独秀、鲁迅两人算是比较大一些，其余李大钊29岁，周作人33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8岁，沈伊默35岁，胡适27岁，都是很年轻的，至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石评梅、冰心、丁玲等冲上“五四”文坛时许多人只20出头。
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三、文本资料王向阳：忧悒·忏悔·死亡——陈映真早期文本的主题话语摘要：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和濡染，陈映真早期文本的主题话语透显出一种低沉忧郁的审美特征，创作文本倾向于选取三种主题话语型态：忧郁心态的神美凸现；拂之不去的忏悔意识；神秘惨绿的“死亡”主题。
关键词：陈映真；忧悒；忏悔；死亡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由于台湾当局奉行的思想文化政策疏离了母体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也由于当局的令人悚惧无言的政治手段，让作家们滋生了一种失落感和政治逃避主义思想，“逐渐内向起来，沉浸于个人感觉的、下意识的和梦幻的世界之中”1（注：前言），更由于台湾现代派诗人纪弦等人对现代派诗园的坚守，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奇迹般地席卷台湾文坛。
其触须延伸到诗歌、小说乃至戏剧、散文创作领域，并成为其文学主潮，为几近荒芜的台湾文坛辟出了一道眩目的风景。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风靡台湾之时，正是陈映真踏入文坛之际，置身于这种特殊的现代主义语境当中，再加上现代主义标举的美学特质在某些方面吻合着作家主体的审美心态，因此，陈映真的创作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规约，则是极为自然的事了。
于是，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笼罩下，陈映真的早期文本充满着“属于美学的病弱的自白”，弥漫着忧悒、感伤、苍白、哀愁而且苦闷的情绪，作家注重表现人的孤独，人的焦虑，人的那种得不到救赎的绝望，笔下人物怀抱美丽而空妄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我以至萎靡颓废。
与这种“惨绿苍白”的审美风格相呼应的是其早期文本的主题话语透显出一种低沉忧郁的审美特征，创作文本倾向于选取忧悒、孤独、苦闷、忏悔、死亡等主题话语型态来建构其小说文本的美学空间。
一、忧郁心态的审美凸现黎湘萍称陈映真是台湾岛上负伤累累的忧郁的心灵。
他的哀伤、忧郁，首先来自台湾历久沿袭沉淀下来的受蹂躏、遭掠夺的独特的历史记忆。
作为一位思想敏感的作家，陈映真也无法走出这段尴尬的历史，为此他不知多少遍焦虑过，忧思过，他企图革新思想，用基督精神和人道主义安妥自己负伤累累的忧郁心灵，但这种救治无法从根本上“疗伤”。
陈映真，“死不悔改的统一派”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7年第1期台湾中国统一联盟原主席、作家陈映真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陈映真是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以理性、批判笔触，为台湾乡土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一生波折，但始终站在反民族分裂的第一线，团结了一大批“统派”作家。
创建中国统一联盟对抗“台独”中国统一联盟副主席、台湾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最后一次见到陈映真是10年前，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座谈会”。
“映真在座谈会上还发了言，但出来日寸，他就中风发作站不起来，被紧急送往医院。
他最后讲的一句话是‘台湾的事情交给你们，我也放心了’，之后我就没有和他见过面了。
”尔后的10年，陈映真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定居北京，再没有回到台湾。
王晓波和陈映真是在为争论性批判杂志《夏潮》供稿日寸相识的。
1979年这本杂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夏潮》没有了，《夏潮》的作者、读者及白色恐怖日寸期的政治受难者们就成立了‘夏潮联合会’。
后来陈映真和《中华杂志》的胡秋原先生希望能在‘台独’倾向高涨的情况下，成立一个统派组织‘中国统一联盟’，夏潮联合会也参加到统联中来。
”王晓波说。
1987年以后，随着戒严令的解除，台湾政局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李登辉当局默许海外“台独联盟”回台发展，“台独”也成立了一个政党，即民进党，面对如此恶势，陈映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筹组中国统一联盟的工作中。
当日寸，两岸已可以来往，去过大陆访问的台湾人都震惊于大陆的进步和发展，陈映真也很有感触：“过去的统一论只有国民党一家独占，要‘反攻大陆’统一，要‘打败共匪’统一，只许这种说法，别的说法都不行。
形势让我们觉得需要组织一个民间而不是官方、主张民族统一的政团。
”1988年4月，陈映真被选为中国统一联盟主席，对此他曾说：“我原是很不喜欢当头头的。
创盟日寸，他们提议让我当主席，我就一口拒绝了。
后来胡秋原先生讲了一句话，我心里为之一震。
乡土文学论文(2)乡土文学论文篇3浅谈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者摘要蹇先艾是鲁迅肯定的乡土文学作家。
本文从书写“乡愁”的角度评述蹇先艾的乡土文学创作，认为蹇先艾是贵州乡土文学的奠基者。
关键词：蹇先艾乡愁贵州乡土文学奠基者“老远的贵州”，“心曲的哀愁”，“隐现着乡愁”，是鲁迅对蹇先艾小说的评价，我们可以将之作为蹇先艾小说创作的关键词来看待。
“老远的贵州”，是蹇先艾心灵的故乡，是他描写的对象。
“老远”，既是蹇先艾侨寓北京与家乡的心灵距离，也是读者乃至鲁迅对“天高皇帝远”的遥远贵州的印象，以及他们对蹇先艾小说文本解读贵州的期待。
“老远的贵州”，既是客观的现实存在，也是主观的心灵印象。
“心曲的哀愁”，是蹇先艾小说的基调和主观视角，是典型化的“一个人的贵州”。
“老远的贵州”，“心曲的哀愁”，都统一在“隐现着乡愁”之下。
因此，“乡愁”成为蹇先艾小说的中心词，它与“老远的贵州”、“心曲的哀愁”结合起来，共同组成蹇先艾小说的艺术世界。
一乡愁之一：“美妙的海市蜃楼”现代文学的许多著名作家都以对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著称。
但是，所谓“封建大家庭”并不能一概而论，它产生罪恶也孕育温馨，滋生土豪劣绅也培养社会贤达，是旧思想的阵地也是新思想的前沿。
许多仁人志士都出自世纪之交的大家庭，这些大家庭所具有的经济实力，使他们具备接受新思想的物质条件;所承继的诗礼传家传统，所因袭的封建礼教思想，使他们在接受新思想熏陶的同时又因袭历史的重负，思想在新与旧之间挣扎。
蹇先艾也出自封建大家庭，他承认封建大家庭的背景，也描写大家庭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
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大家庭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是不可再现的“美妙的海市蜃楼”。
深秋的午后，“我”和姊姊躲着父母，偷偷划着小船，“池上依稀几片绿藻残荷，点点浮萍随流水飘去……”母亲知道了没有责怪我们，反而用银片糕来犒劳我们。
(《秋天》)“黄昏后，灰色的天空飘着鹅毛大雪，轻风在小巷中徘徊。
”“我”倚立窗前，苦苦地等待琴妹的到来。
试论陈映真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内容提要陈映真是台湾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曾经受到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陈映真的早期创作中渗透着鲁迅的生命气息，他把从鲁迅到左翼文艺的新文学道路延伸到台湾文学领域，成为当代台湾左翼文艺的杰出代表。
本文着重探讨陈映真的小说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系。
一新文学传统对台湾文学及陈映真的影响从‘五四’开始形成的中国新文学传统，其发轫之初就对台湾文学发生影响。
1949年前，这种影响有两次是比较集中而且深有意义的：第一次是上世纪20年代初以台湾留日学生创办《台湾青年》(1920年创办、1922年改名《台湾》杂志)、《台湾民报》(1923年创办)等杂志鼓吹白话文为标志的文学革命运动，随后出现了张我军、赖和等第一代台湾新文学作家；到了三四十年代，台湾新文学日益发展，通过日语为中介，与中国大陆新文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翻译与介绍，彼此间的影响都是存在的。
第二次是在台湾光复到1949年之间，大批五四新文学中坚跨海赴台，如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等等，他们是鲁迅的挚友，是“五四”精神火种的传播者，他们到台湾以后积极投入重建台湾文化的工作，虽然后来因为局势骤变与权力压制，他们的工作未能有所收获，但是作为“五四”一代精英，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所发挥的个人魅力，都是不可能不影响到一大批台湾文学的后来者。
在台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对台湾50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相当隐蔽，但决不是不”存在。
譬如说，外省第一代的文学家中，有许多人的知识背景本身就含有新文学基因，如白先勇，聂华苓，余光中，郑愁予、瘂弦、司马中原、朱西宁等作家和诗人，他们的创作里怎么能没有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传统呢?当他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发表创作并发生影响的时候，“五四”的某些精神传统也悄悄地传播开去，滋润着台湾的文学世界。
在认知五四新文学的多元精神传统对台湾文学产生过影响的前提下，我们在进一步讨论五四精神对于像陈映真这样一个土生上长、又是在战后反共的意识形态氛围下独立成长起来的台湾知识分子。
发生了怎样的一种精神影响。
陈映真在谈自己的创作资源时强调，第一，他父亲是个牧师，他从小成长在有基督教文化熏陶的环境下，第二，他在年轻时读过鲁迅等新文学作品，这对他以后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当阅读新文学作品感到不满足的时候，他开始阅读了有关共产主义政治的禁书。
第一点我们暂且不论，本文着重讨论第二点，关于陈映真与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究竟构成了怎样的一种关系，然后再带及第三点。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整掌握陈映论文发表网（）给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真当年究竟读过哪些新文学作品，但无可怀疑的是陈映真在少年时代就对鲁迅的作品有过接触，并且深受影响。
其最早的接触时间，应该是他读中学的50年代初。
那个时候，台湾当局对大陆的新文学作品刚刚采取严禁措施，在这之前，鲁迅和新文学的作品在台湾还是比较流行的，所以，当时民间还有未烧毁的禁书在流传。
假定陈映真所说的都是事实，那么我们可以理解，陈映真在创作上受到鲁迅影响是非常直接的。
除此以外，陈映真虽然多次提到他读过很多新文学作品，具体书目却语焉不详，被反复提到的新文学作家，只有鲁迅、巴金、茅盾，别的作家几乎没有专门提到过(老舍偶尔被提到)。
从他抱怨阅读新文学作品“有时而穷”的现象来看，陈映真真正受到影响的不会超过鲁迅、茅盾和巴金三家。
这三家正好构成五四新文学传统从鲁迅到左翼进而再超越的先锋文学的精神传统。
三陈映真的创作与从鲁迅到左翼的新文学传统陈映真的早期小说凝聚着强烈的、来自鲁迅的生命气息，这些作品在短短一年前后喷薄而出、又是集中发表在同一个文学刊物上，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讶和关注，但是，创作上的成功并没有使这个大学生陶醉，他心中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除了真理，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美丽的。
那么真理又是什么?本来，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中的青年，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但在陈映真而言，阅读鲁迅就意味着他的面前已经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仿佛是一个盗火者，半是窥探半是幻觉地想象着天火在另一个王国里熊熊燃烧的壮丽景象。
由此摸索下去，他进入的领域已经不属于左翼文艺了(陈映真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知识来源，可能转弯抹角地受到胡秋原的影响，这是关于左翼运动史料的另一版本阐释，并不十分有利于他对大陆左翼文艺运动的官方说法的接受)，陈映真很少提到中国左翼文学对他的影响，而是一步跨越了文艺，接受了一批主要是来自前苏联的政治读物，而与鲁迅的时代知识分子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读物有相当大的差异”。
陈映真在《后街》中所回忆的阅读书单，基本上是斯大林时代的产物，随着斯大林在苏联肃反中的错误被清算，以及中国大陆从50年代开始屡现不绝的政治运动的恶果，这批以《联共(布)党史》为核心的读物被蒙上了一层权力者的虚伪外衣，早已失去了公信力。
但是这一切与陈映真毫无关系，他孤独地顺着鲁迅向他预示的五四新文学的现实战斗道路走下去，先驱们决绝地反帝反封建的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已经给他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想象，他把这种想象补充到对他来说还是十分虚幻的彼岸的乌托邦王国，产生了一种朦胧的希望。
青年陈映真一步步走上了弥漫着浪漫蒂克的知识分子的左翼道路。
他窃取了略有一点可疑的天上火种，燃烧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脚下这一片土地上的荆棘和自己的血肉。
在现代文学史上，从鲁迅到左翼并不是一条自然而然发展过来的顺畅道路，而是两个先锋运动在对立中达成的政治策略。
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是一场先锋运动，它以狂飚突起的形式出现在社会思想领域，以激烈地批判社会与批判传统为先导，传播西方先进文化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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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次领导运动的是中共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如瞿秋白等人，他们也是以狂风暴雨的大批判为先导，横扫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开创的新文学成果。
并且把文化批判与政治批判结合起来，传播了新的西方思想——打上了苏俄印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
左翼文艺运动是整个30年代左翼思想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运动的初始阶段，连鲁迅也成为他们的批判对象。
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是由两种力量合作形成的，一种是从党派而来的靠批判“资产阶级”的“五四”为起点的政治左翼力量，另一种是多少继承发扬了“五四”先锋意识的鲁迅左翼力量，这两种左翼力量，在国民党专制体制压迫下的30年代文艺史上很难被清楚地区别开来，即使当事人也未必有这样的自觉。
作为一个后来者，又是身处在另外一个地理空间中的青年陈映真，他从读鲁迅而进入左翼政治思想，完全不可能意识到这里存在着两种左翼传统，在他看来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过渡，由鲁迅自然过渡到左翼，藉此走到了台湾的时代前列。
如果我们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海峡两岸的演变过程视为一个整体，那么，要确认陈映真的文学史地位，标志性的高度就诞生在这个拐角上：在台湾文学的特殊环境下，五四新文学向左翼文学的转轨，由后来者陈映真推向了一个高度：纵向发展上，陈映真是赖和、杨逵以来的台湾文学最优秀的左翼继承者，横向发展上，他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独特个性的艺术创作，把海峡对岸的鲁迅的生命气息透露出来，他与鲁迅的同构关系中，完成了他对鲁迅小说的呼应，也是向主流在大陆的五四新文学理想的呼应。
陈映真在论述自己的创作时，提到了一个概念：“市镇小知识分子”。
陈映真说，他就是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的作家：“在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中，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是出于一种中间的地位。
当景气良好，出路很多的时候，这些小知识分子很容易向上爬升，从社会的上层得到不薄的利益，但是当社会的景气阻滞，出路很少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着社会的下层沦落。
于是当其升进之路顺畅，则意气昂扬，神采飞舞，而当其向下沦落，则又往往显得沮丧、悲愤和彷徨。
”这个正在走下坡路的“市镇小知识分子”的概念，在中国大陆也有相应的类型，指的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流浪型知识分子”。
中国现代作家基本上是由两类知识分子构成，一类就是流浪型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岗位型知识分子。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本来在农村属于比较殷实的人家，由于社会急剧地进入现代化转型，把农村小生产者的经济基础连根拔起，于是有一大批农村破落户子弟失去家园，漂流到现代化的都市里讨生活。
流浪，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群体行为，构成了左翼知识分子反抗的起点——他们没有固定工作。
居无定所，流浪在现代都市里一边感受着西化的现代生活方式，一边过着自身难保的不安定的生活。
身处社会底层，他们能看到社会的不公正和下层人们苦难，处于贫困状态，又使他们特别愿意反抗，愿意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一类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作家里面占了大多数，比如，晚年在上海的鲁迅，还有像郭沫若、巴金、丁玲、萧红、萧军、胡风、聂绀弩、艾青、早期的沈从文，等等，另外还有一类知识分子，属于岗位型知识分子，他们一般有固定的职业，大学里的教授，书局里的编辑，公司里的职员，等等，有一份薪水，日子过得比较安稳，当然不能成为巨富，但也衣食无忧，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安于平淡的生活方式，就拿起笔来写作。
这样的作家也不在少数。
像周作人、冰心、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老舍、曹禺、徐志摩、冯至等等，包括后来的沈从文。
这两类作家，由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同，他们在文学上发挥的作用、对社会的态度都不一样，流浪型知识分子很可能成为左翼作家。
因为他们在社会底层流浪，容易持激进的和批判的态度。
鲁迅早年是一位岗位型知识分子。
他既是教育部的官员，北大的讲师，又是著名作家，三笔收入，生活过得很稳定。
可是到了20年代中期，他抛弃这一切，与许广平流浪到南方，在厦门、广东、上海四处奔波，最后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
在上海，他不断地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短文，用稿费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样，鲁迅从一个稳定的、有岗位的社会贤达变成了流浪的、不安定的知识分子，逐漸成为左翼知识分子。
如果他长期在大学里教书，在教育部里工作。
像蔡元培、周作人，胡适，他也可能是另外一个鲁迅。
从五四新文学过渡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大趋势，与中国社会在一个短时间内急剧产生大量的流浪型知识分子群体直接有关，这是乡村经济变动以后带来的社会现代化的后果，也与陈映真所描写的市镇小知识分子沦落有关，陈映真也是这样，他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追求真理，发表小说，过安稳日子。
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公司职员等等。
如果那个时候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安安分分地生活，后来的道路可能会是另外一种走法。
但是命运给了他另外的安排。
当他刚刚走上社会，思想开始成熟的时候，他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出狱以后他基本上成为一个流浪型知识分子，他没有固定工作，只是通过写文章，办杂志，做出版，搞社会运动来履行知识分子的使命。
陈映真后期创作风格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一种明快、雄辩的风格取代了早期创作中的暧昧的伤感，艺术风格的转变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