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平衡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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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案例辩论(3篇)
第1篇一、背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职务侵占罪案件数量逐年上升。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在本案中，被告人张某被指控犯有职务侵占罪，具体案情如下：案情简介：张某，某公司财务部经理，负责公司财务管理和资金运作。
在任职期间，张某利用职务之便，多次非法侵占公司资金，共计人民币50万元。
案发后，张某主动退赔了部分款项，但被公司解雇，并被公安机关逮捕。
二、辩论议题本案例的辩论议题为：职务侵占罪的认定与辩护。
具体分为以下两个辩题：1. 辩题一：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2. 辩题二：在张某的辩护中，有哪些可以减轻或免除其罪责的情节？三、辩论过程正方观点：张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1. 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张某作为财务部经理，对公司财务有管理和操作权限，其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资金，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2. 非法占有的性质：张某侵占公司资金，并非出于正当的职务需要，而是为了个人私利。
其行为具有非法性，侵犯了公司的财产权益。
3. 数额较大：张某侵占的金额为50万元，达到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标准。
4. 故意性：张某明知自己的行为是非法的，却故意为之，具有故意性。
反方观点：张某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1. 职务侵占罪的主观要件：职务侵占罪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在本案中，张某侵占公司资金并非出于非法占有目的，而是为了解决个人经济困难。
2. 侵占的金额：张某侵占的金额为50万元，虽然达到职务侵占罪的数额较大标准，但考虑到其家庭经济状况，50万元并非其侵占的极限。
3. 退赔情节：张某在案发后主动退赔了部分款项，表明其有悔罪表现。
4. 辩护意见：张某在辩护中提出，其侵占公司资金是为了帮助同事解决经济困难，并非为了个人私利。
法律辩论经典案例(3篇)
第1篇一、案情简介原告：王明，男，25岁，某公司职员。
被告：李刚，男，30岁，某公司职员。
案由：名誉侵权诉讼请求：1. 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名誉的行为；2. 判令被告在市级以上报纸公开赔礼道歉；3.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
事实与理由：2019年4月，被告李刚在网络上发布了一篇题为《某公司职员王明涉嫌贪污腐败》的文章，指责原告王明涉嫌贪污腐败。
该文章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对原告王明的名誉造成了严重损害。
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故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1. 被告的文章是基于对原告工作表现的了解，主观上并无恶意；2. 被告的文章并未造成原告实际损失，故不构成名誉侵权。
二、法律问题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1. 名誉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2. 名誉侵权责任的承担；3.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数额。
三、辩论过程（一）原告方辩论观点1. 被告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侵权行为是指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被告在未查实原告涉嫌贪污腐败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指责原告的文章，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2. 被告的行为给原告的名誉造成了严重损害。
被告的文章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导致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给原告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严重影响。
3. 被告应承担名誉侵权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权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责任。
（二）被告方辩论观点1. 被告的文章是基于对原告工作表现的了解，主观上并无恶意。
被告认为，其文章所述内容是基于对原告工作表现的观察和了解，主观上并无恶意。
2. 被告的文章并未造成原告实际损失。
被告认为，其文章并未给原告带来实际损失，故不构成名誉侵权。
四、判决结果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李刚在未查实原告王明涉嫌贪污腐败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指责原告的文章，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被告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责任。
浅析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问题
浅析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问题1. 引言1.1 网络言论自由的重要性网络言论自由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权是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共同财富，其中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基本权利。
网络言论自由作为言论自由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和体现，是人权的一种新形式和新表达。
网络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础。
在民主社会中，人民享有在合法框架内自由表达意见、监督政府、参与决策的权利。
网络言论自由能够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加强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性，推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网络言论自由是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动力。
网络言论自由能够促进知识传播和学术研究，推动社会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为科学技术创新提供更广泛的平台和机会。
通过网络言论自由，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分享信息、交流观点，激发更多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网络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只有在保障每个人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论自由和表达权利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民主、法治的网络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2. 正文2.1 网络言论自由的现状网络言论自由是指公民在网络空间内对信息进行传播、表达意见、批评、评论等言论活动的权利。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网络言论自由面临着一些新情况和挑战。
网络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广阔，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各种渠道发布言论，传播信息。
这为言论自由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也使得信息传播更加便捷快速。
网络言论也更易受到大众关注和传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
与此网络言论环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网络谣言、虚假信息、恶意言论等滥用言论自由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一些网络平台为了商业利益，可能限制甚至审查用户的言论，侵犯了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利。
网络言论自由在当前呈现多样化、广泛化的趋势，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在理论上，人们对网络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但在实践中，也需要对其进行规范和保护，以实现言论自由与社会稳定的平衡。
2.2 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是保障公民在网络空间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一环。
名誉权纠纷答辩状范本
名誉权纠纷答辩状范本尊敬的XXX法官：我系被告XXX，接到法院发出的关于原告XXX对本人进行名誉侵权的起诉状，我对此提出如下答辩，敬请法庭审慎考虑，依法判决。
一、关于名誉权的确立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个人享有名誉权。
而名誉权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不受他人侮辱、诽谤以及其他任何损害的权利。
作为公民，我的名誉权应得到充分保护与维护。
二、对原告指控的不实之处1. 原告所指称我存在名誉侵权的事实及证据不足。
在原告提交的起诉状中，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我存在对其名誉的侵害行为。
在该诉讼文件中，未提供任何文字、图片或其他相关材料来证明我对原告进行了名誉侵权的行为。
本人对原告的指控予以否认。
2. 原告指控的不当言论应属于合理表达范畴。
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合理且客观的评论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我在该事件中所做的行为仅是针对原告公开发表的一份独家报道进行了一些合理的评论和分析，这是我行使言论自由的合理范围，不存在对原告名誉权的损害。
三、言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1. 在该案件中，我所表达的言论在公共利益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我所发表的言论是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和担忧，希望引起更多的关注和反思。
我的言论属于新闻报道和舆论评论的范畴，具有社会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
2. 法律制度并不禁止对公众人物进行公开批评。
在公共舆论领域，公众人物由于其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其言行也可能会对公共利益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对公众人物的批评与评论是社会监督的一部分，我所发表的观点和评论应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
四、原告的不合理追求与维权过度1. 原告本身就是公众人物，其言行应受到公众舆论的关注和评论。
作为社会知名人士，原告的言行不仅仅对其本人产生影响，还对公众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公众权益的考虑，公众对其言行进行合理的质疑和评论是合理和必要的。
2. 原告通过起诉寻求名誉权保护的行为已超越合理范围。
根据法律规定，名誉权保护应符合真伪、实质和合理性的原则。
法律典型热点争议案件(3篇)
第1篇一、案件背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直播行业迅速崛起，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
然而，网络直播过程中产生的打赏行为，引发了法律、道德、伦理等多方面的争议。
本文将以一起典型的“网络直播打赏”法律案件为例，探讨财产权益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冲突。
二、案件概述2019年，某网络平台主播小王在直播过程中，因才艺出众、幽默风趣而吸引了大量粉丝。
某日，小王在直播过程中，向粉丝展示了一段舞蹈表演，观众们纷纷为小王的精彩表现点赞，并给予打赏。
然而，就在此时，小王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得知自己的母亲病重，急需巨额医疗费用。
为了筹集医疗费用，小王在直播过程中，向观众们公开求助，希望粉丝们能够给予更多的打赏。
这一行为引发了观众们的争议，有人认为小王的行为是道德绑架，有人则表示理解并给予了打赏。
三、案件争议焦点1. 网络直播打赏的性质网络直播打赏是指观众在网络直播过程中，对主播的表演、互动等行为给予物质奖励的行为。
对于网络直播打赏的性质，存在以下争议：（1）财产赠与说：认为网络直播打赏是观众自愿给予主播的财产赠与，主播有权接受。
（2）消费行为说：认为网络直播打赏是观众在消费过程中的自愿支付，不属于赠与。
2. 网络直播打赏的道德伦理问题（1）道德绑架说：认为主播利用观众的情感需求，进行道德绑架，迫使观众给予打赏。
（2）娱乐消费说：认为网络直播打赏是观众自愿消费，主播有权接受。
四、案件判决及分析本案中，法院最终判决小王有权接受观众给予的打赏。
理由如下：1. 网络直播打赏属于财产赠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行为。
在本案中，观众在观看直播过程中，自愿给予小王打赏，属于财产赠与。
2. 网络直播打赏不构成道德绑架。
虽然小王在直播过程中向观众求助，但观众给予打赏是出于自愿，并非被迫。
因此，小王的行为不构成道德绑架。
3. 网络直播打赏是娱乐消费行为。
观众在观看直播过程中，有权选择是否给予打赏，主播有权接受。
名誉权的概念内涵
名誉权的概念内涵名誉权是公民享有的一种个人权利，是指公民对自己的名誉受到保护的权利。
名誉权是人格权的一部分，是体现在人的名誉、声誉和社会评价上的一个法律概念。
名誉权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个人尊严和人格尊重：名誉权保护了个人的尊严和人格尊重。
个人的名誉是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是个人受到社会评价的结果。
每个人都有权利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不受到恶意的中伤、诬告以及侮辱。
2. 个人隐私和私生活保护：名誉权也保护了个人的隐私和私生活。
个人有权选择保护自己私生活的权利，不受到无关人士的干扰和侵犯。
公众对于名人的关注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其私生活进行随意的揭露和侵犯。
3. 荣誉和社会评价保护：名誉权还保护了个人的荣誉和社会评价。
个人的声誉和荣誉对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自尊心有着重要的影响。
名誉权确保了个人的社会评价受到公正和合理的保护。
4. 自由表达和信息传播的平衡：名誉权与自由表达和信息传播权之间存在平衡。
社会对于名誉权的保护不能过度干涉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
在信息传播和言论表达的过程中，应当兼顾个人的名誉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以及言论自由。
5. 保障和制裁：名誉权的保护既包括对侵权人的制裁，也包括对受侵权人的赔偿和修复。
对侵权人的制裁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进行，例如对恶意中伤者的起诉和刑事处罚等。
对受侵权人的赔偿和修复可以通过提供经济赔偿、公开道歉、恢复名誉等方式实现。
名誉权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权利，需要依据具体的社会和法律背景来进行权衡和界定。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名誉权保护制度和标准。
有些国家将名誉权视为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而有些国家则将其作为一种民法权益进行保护。
总的来说，名誉权作为个人权利的一部分，是对个人尊严和尊重的保护。
它既保护了个人的隐私和私生活，又保护了个人的荣誉和社会评价。
在信息社会中，平衡名誉权与自由表达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人权法中的言论自由权解析
人权法中的言论自由权解析言论自由是人权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篇文章将从定义、国际人权法中的规定以及实践中的挑战三个方面对言论自由权进行解析。
一、定义言论自由权是指个人或团体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表达或传递意见、观点的权利。
它是一种基本的政治权利，被广泛认可，几乎所有的国际人权文书都肯定了这一权利。
二、国际人权法中的规定1. 国际人权公约国际人权公约是维护和促进人权的重要法律文书之一。
其中，言论自由权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第19条中得到了明确规定。
根据该条款，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表达观点，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
2. 《欧洲人权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关于言论自由权的规定在第10条中，保护个人的自由表达权，包括信息的自由获取和犯罪被检举的自由。
3. 《美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在第13条中规定了言论自由权。
根据该条款，每个人都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以及自由接受和传播信息。
三、实践中的挑战虽然言论自由权在国际人权法中受到保护，但在现实生活中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限制。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问题：1. 群体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平衡：当言论可能对公共安全、个人尊严等产生负面影响时，国家可能会对言论自由权进行限制。
但权衡个人权利与群体利益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2. 虚假信息与言论自由：在互联网时代，虚假信息的传播成为一大挑战。
国家和其他平台提供商如何应对虚假信息，保护公众利益，又不损害言论自由，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3. 诽谤与言论自由：诽谤是指对他人名誉的恶意攻击。
如何在保护名誉权的同时保障言论自由，是一个需要平衡的问题。
总结言论自由权是人权法中的重要内容，它保障了个人自由表达观点的权利。
国际人权法中的规定为该权利提供了明确保护，但在实践中仍面临各种挑战和限制。
为了平衡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相关问题，并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
以上是对人权法中的言论自由权的解析，希望能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相关内容。
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和责任
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和责任自互联网的兴起以来，网络言论自由一直备受关注。
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实现自由表达的平台，允许人们在虚拟空间中尽情发表观点。
然而，在网络言论自由的背后，也存在着法律的限制和责任。
本文将就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限制和责任进行探讨。
一、法律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背景网络言论自由是从传统的言论自由逐渐演化而来的，它满足了人们对自由表达的需求。
然而，在网络言论自由的蓬勃发展中，一些不法分子滥用自由表达的权利，发布违法有害信息，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必须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一定的法律限制。
二、法律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方式1. 网络言论的违法性规定法律规定了一系列网络言论的违法行为，如泄露国家机密、诋毁他人名誉、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等。
这些规定有助于保障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滥用。
2. 网络言论的审查一些国家或地区通过设立专门的机构，对网络言论进行审查，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这种审查制度虽然对网络言论自由有一定的限制，但也有助于净化网络环境和防止虚假信息的传播。
3. 制定网络安全法律法规随着网络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许多国家纷纷制定了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规范了网络行为和信息的发布。
这些法律法规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以保护国家网络安全和公共利益。
三、网络言论自由的责任网络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言论无责任。
在网络空间中，言论自由必须伴随责任。
网络用户在发表言论时，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准则，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法律责任当网络用户发表带有违法性的言论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包括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的侵犯，以及泄露国家机密、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等违法行为。
违法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处罚，以保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2. 民事责任在网络言论自由中，民事责任也是重要的一环。
当网络用户的言论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时，受害人可以主张民事赔偿权。
网络用户应当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英国侮辱性法律案例分析(3篇)
第1篇一、引言英国作为法治国家的典范，其法律体系严谨、公正，旨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民权益。
然而，在法律实践中，侮辱性言论的法律地位及其界定一直是法律界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以“超级怪人”案为例，对英国侮辱性法律进行分析，探讨侮辱性言论的界定、法律后果以及法律在维护言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平衡。
二、案例背景“超级怪人”案发生在2014年，英国一位名叫本·库克（Ben Cook）的男子因在社交媒体上侮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被警方逮捕并面临侮辱君主罪指控。
此案在英国引起广泛关注，引发了关于侮辱性言论法律地位和言论自由的讨论。
三、侮辱性言论的界定在英国法律体系中，侮辱性言论的界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根据英国法律，侮辱性言论主要涉及以下几种情况：1. 侮辱君主罪：根据《1848年侮辱君主法》（Offences against the PersonAct 1848），任何人侮辱英国君主、威尔士亲王或其配偶，都可能构成侮辱君主罪。
2. 诽谤罪：根据《1961年诽谤法》（Defamation Act 1961），任何人散布关于他人的虚假信息，并对其名誉造成损害，可能构成诽谤罪。
3. 犯罪威胁：根据《1861年刑法》（Criminal Law Act 1861），任何人散布犯罪威胁，可能构成犯罪威胁罪。
四、案例分析在本案中，本·库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侮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言论，被警方以侮辱君主罪逮捕。
以下是本案的分析：1. 侮辱君主罪：根据《1848年侮辱君主法》，侮辱君主罪适用于侮辱英国君主、威尔士亲王或其配偶。
在本案中，本·库克侮辱了英国女王，符合侮辱君主罪的构成要件。
2. 言论自由：然而，本案也引发了关于言论自由的讨论。
根据《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在本案中，本·库克是否享有言论自由权利，以及该权利是否受到限制，是本案的关键。
论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保护
论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保护作者：王千来源：《现代交际》2012年第04期［摘要］目的：总结新闻报道侵犯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的特点，如何应对和防范等等。
方法：通过探讨新闻报道侵犯报道对象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新闻案件。
结果：在对前人的研究作出论述和总结的同时，我的研究把重点放在“保护”二字上。
结论：分析为什么要限制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是非常重要的；探讨如何保护新闻舆论监督过程中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和隐私权。
［关键词］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4－0019－01一、公众人物名誉权、隐私权和新闻自由的冲突（一）公众知情权与公众人物两种权利的冲突新闻自由和名誉权、隐私权是截然不同的权利。
新闻自由旨在保护和满足受众的知情权，督促政府改善其机制，监督公众人物谨言慎行，在社会中形成良好风气，具有主动性、探查性、公开性的特征。
隐私权指任何他人包括新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经隐私权人许可，不得擅自公开刺探、报道他人的隐私，这是一种法定义务，这种法定义务表现为不作为，即不得以主动的行为去侵害他人隐私。
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保持并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这些被维护的名誉是指具有人格尊严的名声，是人格的重要内容，受法律的保护。
当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之时，可以要求侵害人停止对自己的这种权力的侵害，并且对所造成的影响负责。
媒体满足公众知情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
行使新闻自由权应该不侵害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名誉权，所谓“新闻报道止于隐私开始之处”。
但是，在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时，应该对公众人物的隐私设置必要的限制，这样才能够有效地接受舆论监督，同时又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这是权利平衡的体现。
（二）公众人物两种权利与其自身冲突公众人物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社会上享有普通公民所没有的某些特权，例如，他们拥有高度的知名度，受到公众的关注，公众赋予其很大的影响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号召力，在政治和文化上也会享受到“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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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平衡保护摘要：当前法学研究者们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公众人物”标准的构建以及基本权利冲突解决的几种理论之上，而极少有人从案例分析的角度入手，提出具体的标准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对最高院12个公报案件的分析结果表明，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未区分案件的性质及言论的目的，致使言论自由的价值受忽视。
从裁判标准、法律适用以及判决方式三方面进行完善，有利于实现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实质平衡。
关键词：言论自由；名誉权；裁判标准；实质平衡①关于言论自由的概念，笔者采用广义表达自由说，即宪法第35条关于狭义言论自由的规定、第41条关于舆论监督权、第47条关于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等自由都可视为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条款。
参见甄树青.论表达自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9。
我国宪法第35条、41条、47条、51条均可视为言论自由条款。
①由于我国宪法不具可诉性，言论自由权作为一种规范权利并不能有效地对抗名誉权。
司法环境不良以及法官自身较低的宪政素养也加剧了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两难。
在我国现阶段没有违宪审查制度且立法存有缺位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如何协调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冲突,保持二者的平衡并充分发挥言论的作用是我们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失衡的原因纠纷裁判是法院最根本的职能，其实现方式有两种：一是私权配置，二是司法审查。
名誉权诉讼的原告一般以侮辱、诽谤为由，直指被告宪法上的狭义言论自由、学术讨论自由以及文艺创作自由等言论自由权，所以在言论自由涉嫌侵犯名誉权的纠纷中，不仅有私权配置的民事诉讼，更有大量涉及基本权利与公权力冲突的宪法诉讼。
笔者通过对最高院12个公报案件的解读，发现法官们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并不具备宪法思维，其对一般民事诉讼或者涉及公共利益的民事诉讼抑或是宪法诉讼区分不清，忽略了权利的内在价值。
对于此，笔者认为可以援引梁漱溟先生的“宪政之道”来解释[1],即争议双方没有形成相互抗衡之势；法院也没有坚守自由平等正义之理。
为了说明争议双方缺少相互抗衡之势对于判决结果的影响，笔者将首先分析新闻媒体的生存现状。
首先我国宪法没有规定新闻自由权，其次我国新闻媒体的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财政上归属于国有资产，由党政机关直接主导并给予经济支持；业务上，对特定政治人物、社会公众人物的批评报道，必须事先征得主管机构的指示。
所以新闻媒体在与公众人物的较量中相对弱势；而其在报道普通公民时无外力约束，相较于后者无畅通的新闻渠道而言，显然是强势一方；因此在三者的关系中，普通公民是最为弱势的，其在名誉权诉讼中也承担着最高的败诉风险。
既然争议双方势力不均等，当案件诉讼到法院，法院作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加入到争议解决中来时，我们却发现法官也很难为弱者加势。
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司法体制固有的弊病是“上意”（指流行的政治口号、方针、指示等）过于强势，其对于独立审判的干扰，几乎难以抗拒，故也不必过于苛责法官[2]。
尤其是争议案件中言论自由权和名誉权都客观存在，并且根据权利相互性的影响[3]，保护任何一种权利都将侵犯另一种权利。
因此得势方通常更容易获得法院的支持。
上述新闻媒体被诉案件尚且如此，公众人物、普通人或者法人间的纠纷等莫不如法炮制，判决结果实际上或多或少都受制于政治力量或者社会力量强弱的影响。
一般而言，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机关，作为权利的守护者，其设立之初即是公平、理性、正义的化身。
如果我们将立法看作是对权利的第一次分配，那么司法毫无疑问就是对权利进行着二次分配。
因为在民主法治社会，我们不仅需要法律文本对权利地承认，更为重要的是各种权利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合理地救济，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正是此意。
但从我国权力运作实践来看，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将司法机关置于人大的虚位领导之下，自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包括人民法院在内的人民司法机关（说政法机关）在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中的定位一直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或者说刀把子[4]。
而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条的规定也表明，我国法院在政治法律制度中的职能定位具有明显服务于政治立场的工具性，其无法形成自由平等正义之“理”就不难理解。
从“大调解”的风靡到“舆论判决”的出现，法院所有的审判活动都指向其所服务的特定政治目的或利益，法律的公信、司法的正义、自由民主的宪政理念无法达成，也正因为此产生了贾英华案与余一中案两种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
二、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失衡的表现言论自由的客观价值功能滥觞于德国。
意指言论自由首先是一项对抗国家的“主观防御权”，同时也是一项约束公权力的客观价值秩序。
这要求法院在解决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纠纷时，必须在客观价值体系的整体框架下，仔细考察特定案件中言论的性质、目的以及名誉权主张的内容等相关要素，根据特定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相对重要性，对二者的保护做出平衡。
通过对12个公报案件的检读与分析，笔者发现，言论自由的价值一直被法官们所忽视，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平衡保护还任重道远。
从12个公报案件的判决词中可知，法官们几乎只字未提“言论自由”，也很少提及宪法。
对于不同案件，虽然他们也承认不同的权利，比如文学艺术创作自由、学术讨论自由等。
然而这些权利只是《宪法》第35条中言论自由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由言论自由深化而来的一项具体权利。
事实上，离开宪法，离开言论自由，这些具体的权利根本无从谈起。
因此，当法官们在诸如此类的判决中对上述各项自由进行承认时，势必也要承认他们受制于宪法调整，受制于言论自由的约束[5]。
以这里的名誉权诉讼为例，法官首先应当阐明各项文艺创作、学术讨论等具体自由的根据和含义，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考虑的是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二者间的平衡。
如果没有认清这些具体自由的基础，忽略言论自由的价值，那么名誉纠纷的裁判很容易因缺乏判决标准而失去平衡。
公报案件结果表明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并没有意识到涉私与涉公之间的言论有何区别。
对于公共利益的定义，笔者比较赞同张千帆老师以个体主义为出发点的“社会功利主义说”，即公共利益就是全部私人利益之和，而法律的基本目标就是个人利益总和的最大化[6]。
所以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论，实际上是关乎所有社会个体利益的言论。
当言论与名誉发生冲突时，法院不应在权利主张者的利益和言论者的个人利益之间进行衡量，而应将之与社会公众的总体利益来进行比较。
以“李林诉《新生界》杂志社等侵害名誉权纠纷案”、“李海峰等诉安徽电视台等侵犯名誉权纠纷案”为例，李林案被告所著《科学大师的名利场》，客观上使公众更加全面的了解新中国成立初的历史，满足了公众知情权；而李海峰案的被告安徽电视台对公众关心的“强奸案”进行及时报道，也是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
既然言论的行使都是为了满足公共需求，如果被告主观上没有侮辱、诽谤的恶意，这就要求法院在裁判时，应当严格遵守言论自由权作为个人自由之特性，从而做出有利于言论者的解释与判决；而当言论是用来维护私人利益，尤其是为了完成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私人目标时，法院则应该对此种言论的保护程度进行下调。
通过对最高院12个公报案例的归纳分析，笔者发现公报案件缺少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纠纷类型，即公民或者媒体的言论自由与政府机关或者政府官员名誉权的冲突。
此类纠纷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如言论自由遭遇国家机关名誉权的案件有“深圳福田区法院诉《民主与法制》杂志社案”等；而公民言论自由遭遇官员名誉权的典型案例则有“彭水诗案”、“张西德案”“王帅案”等。
此类案件的性质与前述12个案例有所不同，此类纠纷体现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冲突的宪法关系而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
基于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笔者认为官员作为公民也享有名誉权；而对于国家机关，笔者比较赞同其没有名誉权。
国家作为从事国家管理、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而是凌驾于二者之上的管理主体，而它的管理权力是国民让渡的，国民享有应然的监督权。
其或许在国际交往中享有一定的名誉权，但是与其国民的交往中根本不存在名誉受损的情形。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了公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包括言论监督权。
并且对公民行使监督权界限做出了明确限定，即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这条规定类似于美国纽约时报案的判决规则。
因为捏造或者歪曲事实只能以主观故意为之，这就意味着，当公民谈及国家权力行使的言论失实，但是并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捏造或者歪曲事实，就不能认定言论超出了界限，当然也不构成对名誉权的侵犯。
宪法的此项规定与民法的归责原则明显不同。
民法中言论出了差错，不管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认定为失实都要承担侵权责任；而在我国宪法中，侵权行为的主观要件只能是故意，并且以诬告陷害目的。
从这点来看，以《宪法》第41条规定的归责原则来认定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可以实现对言论自由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名誉权的平衡保护。
三、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平衡保护的建议笔者本着从实践中发现问题终还是回到实践中去解决问题的信念，此部分建议的内容也旨在针对法院在具体案例中如何做到平衡的疑问做出回答。
虽然体制转变、立法完善、法官专业素质的提高等因素对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平衡保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就本文的主旨来说，笔者希望在司法层面形成制度化的规则来解决二者的冲突，进而达到权利保护的实质平衡。
判决标准的不确定导致法官们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极易受法律之外因素的影响，损害法律的公平原则。
在言论自由与名誉权的纠纷中，由于裁判标准的不确定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阻碍民主进程。
因此，要使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得到实质保护，首要做的就是确定裁判此类纠纷的认定标准。
1.区分民事案件与宪法案件确定名誉权案件的裁判标准首先就是要区分宪法案件与民事案件两者不同的案件类型。
虽然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是，由于不存在宪法诉讼，涉及基本权利与公权力冲突的宪法案件目前还是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但是这并不会改变案件的宪法性质。
法院认定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应当是宪法的标准，而不是民法的标准。
具体而言，以原告身份为界点，行使公权力的政府官员以及实际上行使权力的政府委托人或者授权者，当他们与公民的言论自由发生冲突时，法院必须首先对案件的宪法性质做出确定。
然后根据宪法第41条之规定，法院对言论失实或者侮辱、诽谤的认定适用最为宽松的审查标准，从而做出有利于言论者的判决。
这里还需注意新闻媒体的言论问题，新闻媒体相对于公权力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其对公权力提出的批评和监督言论可视为一般言论，享有法院的倾向性保护。
2.区分涉及私人利益的言论与涉及公共利益的言论在民事案件中，依照言论的目的不同，对言论做出公私之分，裁判标准也相应地有所区别。
对涉及纯属私人利益的言论，言论自由的价值相对不高，并不能享受到对言论自由的特殊保护，法官对于言论失实及侮辱、诽谤的认定应该采用严格标准，根据民事法律法规侧重于保护原告的名誉权；而当言论涉及公共利益时，言论自由的价值较高，法官们在此类纠纷中对于言论失实以及侮辱、诽谤的认定应该比照纯涉私人利益的言论而有所放宽，而具体宽度也要比拟言论的重要性而逐步增加，以寻求两者的实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