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方言演变史

南通方言演变史来源：季佳文Doctor的日志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南通这座美丽的城市，水光山色、风土人情、日新月异的城市变化，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最让您难以忘怀的，恐怕莫过于难懂的南通话了。

有人说，南通话是“难懂话”，还有人说，南通话像日本话，以至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将南通话调侃为中国最难懂的方言之一。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了解南通文化就必须了解南通地区方言。

一南通方言是南通市的主要方言之一。

通行于南通市崇川区、港闸区及通州市西部石港——刘桥——平潮一线以南，石港——兴仁——观河一线以西地区，如东县新店以南小部分地区也通行南通方言。

南通方言的语音、词语和语法都是具有鲜明的特点。

官话的声调一般为4-5个，而南通方言有7个声调，与吴语大多数方言几乎一样。

因此，若是按照公认的官话标准来看，它不像官话，倒是具有许多的吴语特征。

但是从吴语的主要特征来看，它也不能算是吴语。

于是有人说，南通是个方言岛。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江苏省和上海市联合进行了方言普查，发现西起泰州，东至南通、如东，有一片具有许多共同语言特征的方言区（包括今泰州市、姜堰市、泰兴市、兴化市、东台市、大丰县、海安县、如皋市、如东县大部分地区、通州西部和南通市城区、郊区）。

1 960年，根据此次普查结果编写出版了《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一书，将这一方言区称为第3区，同年出版的袁家烨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概要〉〉正式将南通方言列入官话范畴，并对官话的定义作了一些调整。

1986年在重庆开会讨论《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的编写方针时，与会的专家对南通方言是否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即官话），经过认真的讨论，认为南通方言虽比较特殊，但仍然是一种官话。

1988年由中国方言学会会长李荣先生主编的《中国语言地图集》将前述上海市和江苏省的第3方言区正式确定为官话方言区江淮次方言（江淮官话）的一个方言片，称之为泰如方言片。

南通方言和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都属于这个方言片。

泰如方言片取泰州、如皋两地地名首字命名。

显而易见，它不能确切地反映方言的分布特点。

1988年，南京大学鲁国尧教授在他的《泰州方言与通泰方言研究》一书中将这一片方言称之为通泰方言。

这个名称要比泰如方言片的名称确切得多，即将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修订本将正式采用通泰方言片的名称。

南通方言的词语也极有特色。

许多词语在其他通泰方言中也存在，它们是通泰方言共同词语。

南通方言有许多的词儿带有“儿”尾，如：伢儿、老头儿、猴儿、猫儿、虾儿、螺儿等等。

这也是通泰方言的共同特点之一。

但是，南通方言词语更多是其他地区通泰方言所没有的。

这些词语绝大多数在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中。

南通方言、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具有共同的源头和共同的语言特点，是近缘方言。

因此，这些共同词语很可能就是它们共同的原始母方言词语。

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作为南通地区的优势方言的南通方言的很大影响，也可能有一部分南通方言的词语传入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

但是，方言间的影响和渗透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因此，也不能排除有一些周边的方言（包括金沙方言和通东方言）的词语为南通方言所吸收。

南通方言还有一些吴语，例如：蛮（很，相当）、结棍（结实）、小开（老板的儿子）、大好佬（大人物）、不搭界（不相干）等等。

但其吴语词语并不多，很多都可能从近代上海方言中传入。

南通话的语法不像语音和词语那样复杂，但也有一定的特色。

普通话说“是不是？”、“好不好？”、“来不来？”，南通话通常说“果是？”、“果好？”、“果来？”。

在其他通泰方言中，一般说“格是？”、“格好？”、“果来？”，二者非常相似。

南通话有助词“的”，这也是官话语法的重要特点。

从南通方言的语音、词语、语法主要特征来看，南通方言属于江淮官话，但是它明显地具有许多吴语的特征。

用著名音韵学家、方言学家鲍明炜教授的话来说，南通方言是一种“变了形的江淮方言”，亦即变了形的官话。

二南通方言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必须从南通土地的成陆、开发、移民历史和建制沿革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大约从公元5世纪中、后期起，长江口黄海上开始出现一片较大的沙洲，人称胡逗洲（壶豆洲）。

南朝梁简文帝承圣元年（552年），侯景兵败逃此洲，为部下所杀。

隋时，胡逗洲属海陵（今泰州市）。

唐初，胡逗洲属扬州广陵郡。

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设置盐官，隶淮南道。

不久，由于军事需要，狼山成为浙江西道常州节度使管辖下的一个军事据点。

据文献记载，唐时的胡逗洲已是一块东西80里、南北35里的大沙洲了。

南朝梁承圣元年（552年）时洲上即有流人以煮盐为业。

所谓流人，大抵指流放人犯。

初期的流人可能多来自扬州属地，后属常州管辖，流人则大概多来自江南常州，即常州、宜兴、无锡、江阴一带。

因此，唐时的胡逗洲方言当时是古代常州一带的方言与早期流人的方言融合形成的一种古吴语。

我们说胡逗洲方言是吴语，还可以从与胡逗洲相邻、同为古代犯人流放地的另一个沙洲——东布洲上的方言的演变历史得到启示。

东布洲方言虽历经千年，演变发展成为今天的启东和海门两市北部和通州市东部通行的通东方言，依然保持着吴语的本色，其为吴语当无庸置疑，那么，胡逗洲方言当是吴语应该也是无疑的了。

只是后来由于胡逗洲（静海洲）与大陆较早地涨接，方言受海陵话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古江淮方言，而东布洲（海门岛），直至北宋庆历间（1041-1048）始与通州东南境相接，方言始终保持着吴语的特征。

南通方言具有许多吴语特征，这是因为其源于古吴语的缘故。

当胡逗洲方言（准确地说，其时应称静海方言）向江淮方言过渡时原有一些吴语特征仍然被保留下来。

根据《资治通鉴·后梁记》和明、清通州志书记载：从唐末至五代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姚存、姚廷圭、姚彦洪三代曾先后为东布洲镇遏使、东洲静海军使、东洲静海都镇遏使，统治静海与东洲长达半个多世纪，其军士亦多吴兴子弟，军士与家属人数有万人之多。

因此，古吴兴方言必定对两地的方言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但是，由于吴兴、常州两地毗连，其方言大体相近，因此，静海与东洲两地方言可能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后周显德五年（958），静海都镇升为静海军，属扬州，旋改置为通州，析其地为静海、海门二县，隶海陵郡。

由于静海与大陆涨接，隶海陵郡管辖，静海人与江南人的交往日减，而与江北海陵尤其是与其毗连的如皋等地的居民交往日渐频繁，同时也有大量的海陵人来往于两地之间，有的甚至定居在这里。

海陵，作为这一带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方言自然也成了这一带的优势方言，因而对静海方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最终导致了静海方言由吴语向江淮话的转化。

到了元初，续有北方犯人流放到此。

近代，又有许多客商从不同的地方来到通州经商、定居，再加上通州人（南通人）与江南上海等地来往亦日趋频繁，这对通州方言及今天的南通方言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从南通方言演变的历史来看，与其说南通方言是一种“变了形的江淮方言”，倒不如说是一种“蜕变了的吴语”，是一种具有吴语底层的江淮方言。

三南通地区方言十分复杂，粗略地分大致可分为7中主要方言。

除了南通方言外，另外6种方言是：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金沙方言、通东方言和海启方言。

此外，与东台市、姜堰市、泰兴市接壤处，还有人说东台方言、姜堰方言、泰兴方言或这些方言与海安方言或如皋方言的过渡方言（土语）。

南通地区7种主要方言之间也存在着一些过渡方言，但通行范围比较小，可以看作是某种方言的变体。

（一）北部三官话北部三官话指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如东方言，通行于南通市北部海安县、如皋市和如东县和南部通州市局部地区。

由于三种官话相对来说差别不大，因此，有人将它们合并为一种方言，称之为如海方言（《南通地区方言研究》）。

但这不免失之粗疏，也与习惯概念不相符。

事实上，三种方言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当然，3种方言的差异远不止这些，它们原本不是同一种方言。

海安方言、如皋方言和如东方言分别以海安、如皋和如东3市（县）治地，即海安镇、如城镇和掘港镇为分布中心和代表点。

3种方言的分界与行政区的界线并不完全一致。

两种相邻方言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和过渡地带。

在同一个方言内部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例如，如东县西部、通州市北部以及如皋市与泰兴市边界线如皋一侧部分地区，都有两套尖音，即z、c、s和zh、ch、s h两套声母。

它们能否构成独立的方言尚有待调查。

海安、如皋和如东属古海陵。

三地的方言都是在古海陵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

那么，古海陵方言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根据地理学家、地质工作者对本地区的实际查勘和考古研究证明：今还海安县西部和如皋市西北部约在6500多年以前即已成陆。

根据文献记载，西周、春秋时这一带属A国地。

春秋时，吴王夫差灭邗，北霸中原，“封其民江淮间”（《国语·吴语》）。

公元前506年，吴、楚交战，破某城（今湖北江陵县东），郧国遗民在吴国发动下参加了复国斗争。

不久，楚败吴，民随吴军东撤，后安置于今海安县立发乡一带，《左传·哀公十二年》：“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

”说的就是公元前483年秋天鲁国国君鲁哀公和卫国国君卫出公、宋国大夫皇瑗在吴国的郧地商谈三国结盟的事。

公元前473年，越灭吴，都城北迁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境），大举向北移民；汉初，东瓯王举国徙江淮间。

几次移民都有一部分人散落到海陵（时称海阳）一带，它们将吴越方言带到这里，并逐渐形成最初的海陵方言。

至三国时期，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广陵十余万，皆东渡江……”（《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属于广陵郡的海陵居民亦随之内移，海陵几成隙地，海陵方言消亡殆尽。

公元241年，东吴大司马、如皋人吕岱（160-256）招抚乡民回归，重建海陵县，人口才重新有了增长。

晋时陆续有一些居民从今山东等地迁来海陵，并在这一带建立侨乡或侨县。

西晋末，永嘉丧乱，北方地区人口为避乱大举南迁，至东晋、南朝三百年间陆续迁至今长江下游皖南、苏北及赣北、赣中一带的江南地区。

《晋书·王导传》说：“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可见移民之多。

按文献记载，其时海陵一带的人口猛增几十倍。

从北方流落到海陵一带的北方移民，其方言与当地的方言融合，产生了新的海陵方言，以后又陆续又陆续分化形成了今天的通泰片诸方言；迁移至今赣北、赣中的北方人与当地居民长期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以南昌方言为代表的赣语诸方言。

以后，赣人又南迁赣东南、闽西、两广、四川等地，形成了今天的客家方言。

前边提到，南通方言（包括整个通泰方言）、赣语、客家话声母具有一定的共同特点，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它们都是在西晋末南迁的北方人的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缘故，它们具有共同的源头。

古海陵方言作为古代海陵地区的优势方言，曾对其周边地区，尤其是下瞎地区的方言产生过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