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的市场信息渠道

1 明清徽商的商业信息渠道 关键词：明清；徽商；商业信息渠道 摘要：明清徽商充分利用宗族群体资源、文化教育资源、朋友人脉资源、传统通讯手段以及经营特色等构建了商业信息渠道网络。这些商业信息渠道使徽商在市场竞争中具备了重要的优势。

中图分类号：K248;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7）04—

On Information Channels Employed by Hui Mercha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en Gangfeng, Qin Zongcai (College of Sociology, ANU,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Hui Merchan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et up business information channel system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kinship network, educational resources, social association, traditional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characteristic management,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their superiority in market competition. Keyword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i Merchants; business

information channel

信息渠道也称“信息传播体系”，是对信息进行获取、传输、播送的一种系统。明清徽商称雄商界三百余年，其商业信息沟通网络凸显，他们充分利用宗族群体资源、文化教育资源、朋友人脉资源等等，构建了纷繁芜杂的商业信息渠道，其商业信息渠道的构建于今不无借鉴意义，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迄今学界还没有专文对其进行研究，本文试作探讨。

一、利用宗族群体，构建商业信息网络 自明中叶始，徽州形成了集体外出经商的风气，他们“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1]舆地志·风俗，“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2]货殖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徽商，除少数大盐商外，大都小本起家，携亲带友，奔波于全国各地市场，以至清中期，沿江一带形成“无徽不成镇”的态势。徽商集体外出经商风气的形成，浓厚的宗族性是成因之一。至清代，统治者有意识地利用地方乡老宗族统治制度，宗族意识和地方宗族统治得到空前强化。在此影响下，徽商的宗族性更为牢固。在徽商商业信息传播中，宗族网络功能突 2

出，尤其表现在宗族集会和乡族会馆。 宗族集会或同乡会是徽商进行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径。歙、休两县民业贾遍天下，“夫两邑人以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3]卷4与歙令君书。这里的“共事”不惟经营共处，且包括商业经营中的信息资源共享。达到信息资源共享之目的，就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宗族集会以相互交流和商讨。宗族集会一般需由族长来组织和主持。另外，颇有声望的大商人如“贾人祭酒”也常组织同乡会，促进乡族联络更加密切，商业信息于是在同族之间得到了广泛传播。明清时期歙县商人大族如黄氏、汪氏、吴氏等先后就有多人被举为祭酒，他们一般视帮携乡族为己任。 明中叶后，一些工商业城镇设立了商人会馆。徽商是最早设立会馆的商帮之一，在清朝以前，徽商设立的会馆还较罕见，在清康熙至道光时期，是徽商设立会馆的鼎盛阶段。许承尧说：“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4]卷11北京歙县义庄徽商会馆主要集中于长江以南的苏、浙、闽、粤和长江以北的楚汉、荆襄、直隶、山东等地徽商较活跃的工商都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会馆的信息渠道的作用凸显。如盛泽镇的徽宁会馆碑记：“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于是徽宁之旅居于镇者，无不敦睦桑梓，声应气求，肫肫然忠厚恻怛之意，诚善之善者也„„记有之曰：‘合志同方，营道同术’。”[5]这段碑记表明了徽州商业会馆的睦乡谊、“声应气求”、共图发展之目的。清末民国年间，上海、南京、苏州、北平等地都有“歙县同乡会”和会馆，徽商的书信、银两、包裹等物品由会馆或私营的“过塘行”（后改为运输行）指派“信客”传送，顾主付给“信客”一定报酬。 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使“同一血缘、地缘的徽商之间有着很强的亲情认同意识，他们乐于彼此提供商业信息。”[6]陈智超在《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中说：“我在研究这批信件的过程中，始终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须知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不如今天的发达。除了他自身的条件和努力，如外出游学、经商等以外，他的宗族关系也给了他许多接触外界的机会。”[7]乡族观念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舆论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唱道：“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就拿歙、休两县来说，“夫两邑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3]卷4与歙君令可见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近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优势，在闻编篡绩溪县志时，他说：“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绩溪人团体。这种以地缘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信息网络，虽然在其他地域商帮中也存在， 3

但从宗族观念的浓厚程度以至于影响宗族纽带维系的紧密程度来看，明清徽商群体之间达到了“与荣俱荣，与损俱损”的程度，这种信息沟通优势远胜于其他地域商帮。

二、重视商业教育，构建经营传承渠道 家庭教育是徽商子弟获取商业经验的重要途径。徽商极其重视对子孙后辈的培养，这既秉承传统，又形成风尚。徽商子弟自小就受到宗族长辈的训诫。尤其振家兴业的教训，使徽商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非儒即贾”的家训，使徽商子弟从小就有了两手思想准备。“学贾”成为与“学儒”同样重要的学业选择，也从而使经商思想和观念在子弟（无论其日后入仕还是从贾）头脑中逐渐树立。如明弘治、嘉靖年间的休宁商人汪弘教训其子说：“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于缝章而后为士也。”[8]卷

116弘号南山行状又如江次公教训子弟说：“余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什一，贾之廉者亦什一，贾何负于耕！古人病不廉，非病贾也。若弟为廉贾。”[9]卷45明处士江次公墓志铭。这些教育言论无疑为后人的成长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样的环境无疑成为培养徽商后辈的“温床”。一些子弟长大后经商，更是时时处处受到父兄或师傅的教诲和引导。他们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很快便在商场中成熟起来。 徽州俗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句话是说有的徽商子弟很小就外出学做生意。拜师学艺是初涉商场的徽商获取商业经验的重要渠道。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而此情况在徽商内部则很少存在。“由于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6]初涉商界的徽商，一般年纪轻经验少不谙喑于经营，所以他们通过中介人介绍进店后，先要跟师傅学徒三年。学徒期间，商业教育信息一般包括待人处事、商业知识、社会经验、行规戒律等等。近人胡适曾对此描述说：“我们徽州人通常在十一二三岁时便到城市里去学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在历时三年的学徒期间，他们是没有薪金的；其后则稍有报酬。直至学徒（和实习）期满，至二十一二岁时，他们可以享有带薪婚假三个月，还乡结婚。”[10] 徽商子弟不断秉承前辈经商经验和经营理念，并且结合自身实践不断给予发扬光大。有如此商业传承优势，一代代的年轻徽商宛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徽商能够称雄商界三百年，其个中奥秘可以说昭然若揭了。

三、广泛交结朋友，构建商业信源平台 徽商好交友，并把交友作为“尚义”的重要表现。因此，徽商每至一处，必广交当地的朋友，官绅士商农艺伎游棍等等无所不交。“徽商不仅在家乡的公益事业中留下了美好的‘名声’，营造了一个‘和协’的家乡环境，而且随着经商足迹所至，还把‘膏泽’洒遍经商社 4

区，营造一个‘和协’的商业环境。他们每到一处，总是力求‘人和’”。[6]明弘治嘉靖年间歙县盐商黄錡，“客淮阴日，淮阴当南北日冲之地，士大夫毂击之区。君延纳馆餐，投辖餽遗。而尤注意计偕，寒素者赖君踊跃穷途飞翼天衢，儒绅翕然称节斋”。[11]卷5节斋黄君行状又如歙商鲍士臣（清代大盐商鲍志道之曾祖父）初始助人经商，深为主人赏识，“（主人）日为先生游扬，先生之名遂大著。其后纳交者日众，或贷金于先生而薄其子钱，先生始得时货之有无，兴贩四方。”[12]卷21鲍先生传鲍士臣能够“得时货之有无”，从而“兴贩四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纳交者日众”，为其提供了广泛的信息源。同样如此，明代歙商汪伯龄在四川经营，“广交游，坐客日集百余曹，四座皆满，椎牛接客以为常。”[9]卷53处士汪隐翁配袁氏合葬墓志铭他的生意做得也是非常红火。正是交友的广泛，为徽商提供了宽泛的信息源流。明代歙商胡叔吉，朋友告诉他南京为南都会，交通便利，便利贸易，得到这样的信息后，他乃入南京，“居绮缯，转之燕赵间，获羡甚丰”。[13] 卷5,胡叔吉小传 与同时代的其他商帮相较而言，徽商在交友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徽商好儒，能够以儒家礼法规范自己言行，从而使其俨然有君子风度，给人一种亲和感。其次，交际公关场合中，徽商能够主动营造一种“和协”的友道氛围。徽商主张“诚信为本”、“以礼待人”、“以德服人”、“救人于厄”等等，这些言行一方面创造了友道氛围，另一方面也同时塑造了徽商自身形象，随着朋友的口耳相传，徽商自然赢得良好的声誉，无形中为商业信息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氛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徽商的信息优势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