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研究——《春秋》性质讨论之三

一、名词解释1、《春秋》三传：《春秋三传》即《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

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

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

《春秋三传》都是编年体史书。

2、属辞比事：《春秋》在史学意识上的突出反映之一是“属辞比事”。

“比事”，就是在编写史书的时候要编年纪事，按年、时、月、日的顺序排比史事，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属辞”，则是指在表述史事时讲求遣词造句，注重文辞的锤炼。

3、《尚书》：儒家经典之一，为孔子删定。

它上起唐尧（《尧典》），下讫春秋前期秦穆公伐郑（《秦誓》），长达1300多年。

共含《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58篇，主要记叙商周两代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如重要战争、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和政策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4、《左传》：即《春秋左氏传》，又名《左氏春秋》。

它按鲁国十二公的时间次第编年，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3年）。

传统的说法是左丘明，成书年代当在战国初，最后写定当在战国中叶。

为我们保存了大量春秋时期的史料。

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编年体史书。

开创文史结合的先例，为历史文学提供了一个范例。

5、《竹书纪年》：晋国时出土于战国魏墓中，是战国中叶魏国人撰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通史著作。

所记内容，起自夏商周，迄于战国中叶。

三家分晋后独记魏国。

此书对于订正《史记》为代表的其他文献的某些错误，弥补其他书记载的缺漏，具有重要价值。

6、《国语》：记录春秋历史的国别体史书。

全书21篇，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

沈长云教授：禹是天神还是人王——对顾颉刚一个疑古主张的质疑作为古史辨派旗手，顾颉刚曾经发表过一系列对旧的古史系统进行批判或质疑的主张。

这些主张从总体上说，确实是抓住了旧的古史系统的要害，对促进新史学的诞生及建立新的古史体系，教给人们科学的研究古史的方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唯过去，即使到了今天，也是我们把握古史的关键。

为此，我曾在十多年前写过一篇《古史辨派的史学遗产与中国上古史体系的建设》的小文，对上述观点做过较为详细的阐述。

但是，这篇文章也同时指出，我们对于古史辨学者的疑古精神及某些主张的肯定，并非意味着对他们的所有主张及他们对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也都一概承认。

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有“疑古过勇”的毛病，这些，在我们建设新古史体系的过程中，都应当一个个地加以清理，予以纠正。

无庸讳言，这“疑古过勇”的毛病，很大程度便是指古史辨派的几位先生对于夏王朝在我国历史上存在的否定。

其中最具勇气的是杨宽与陈梦家二人，杨宽称“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陈梦家说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即由商先公的历史改编而成。

顾颉刚虽不怀疑夏的存在，但却否认夏的建立者禹作为现实的人王的存在，更否认禹治洪水等与夏朝建立有关的一切史事的历史真实性。

在顾先生的笔下，禹仅仅是一位天神，他的治水也是神话，并且这个神话也只是后人杜撰出来的。

众所周知，文献记载夏的兴起和夏的史迹，主要就是禹治洪水这件事情。

顾先生这样做，无异抽掉了夏史最主要的内容和夏之所以存立于世的主要支撑，这当然是我们不赞成的。

目前，有关夏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的问题成了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对顾先生的这些说法做出一些清理，一些辨析，以利于我们的文明探源工作。

一、顾颉刚“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与其否定禹为人王的主张1923年，顾先生在其《答刘胡两先生书》中提出了他“在推翻非信史方面”的四项标准:1)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2)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3)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4)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古”在何方：钱穆与顾颉刚的一场古史讨论谭佳一一九三0年初夏，北平学界不同凡响，两篇即将把“古史辨”推向第二个高潮的名作相继发表：五月，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刊载于《清华学报》（以下简称“《五德终始说》”）。

在梁启超、吕思勉、栾调甫、刘节等辩论“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基础上，顾文认为，邹衍凭借“往旧的五行思想（即古代人把宇宙事物分类的思想），自己造出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五行说，用之于历史上”。

文章尤擅分析三统说发生、《世经》形成和刘歆遍伪群经问题。

顾颉刚对此文极为看重，撰写头日就感到“甚有心得，足以打碎伪古史之中坚”，付梓时更自信所论乃“一个古史的中心的题目”。

紧接着，六月，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刊在《燕京学报》（PAT简称“《年谱》”）。

钱文“仿王静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之法，证明刘歆并非窜改群经，《周官》《左氏传》二书皆先秦旧籍，而今古学之分在东汉以前尤未彰著”（青松《评（刘向歆父子年谱）》）。

《年谱》在学界引发轰动，被陈寅恪誉为“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钱穆忆述：“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

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

”钱穆虽“不啻特与颉刚争议”，两人关乎五行问题却“议论正好相反”（钱穆语）。

但是，完成得意之作后，顾颉刚屡次向钱穆索评论稿。

为答顾氏雅意，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三日，钱穆撰写的《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下文简称“《评顾》”）发表在《大公报-文学副刊》。

随后，钱、顾又加写各执己见的按语交《大公报》副刊发表，你来我往，引发学界热议。

最先参与讨论的刘节致信顾颉刚说道，今古学之“根本症结在阴阳五行灾异谶纬说之不同”，《五德终始说》独能“揭此迷蒙”，“实为中国学术界一大快事”（刘节《论今古学书》）。

随后，钱玄同撰文《左氏春秋考證书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声援顾说。

范文澜、陈槃、童书业、徐文珊、谭戒甫、谢扶雅也加入讨论。

这些文章收入《古史辨》第五册下编，掀起继大禹问题后古史辨的另一高潮。

论中国古史“‘历史记忆’的层累式整合”———兼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是非与启示◎李禹阶内容提要　２０世纪初的“古史辨”思潮提出了百年之问，当代古典学、历史学中的疑古、辨古、信古思想均是对其的回应。

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层累说”是该学术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同时亦存在方法论、认识论的局限。

实际上，早期中国具有丰富而“多元”的上古历史，由于传统史学“史以载道”所含蕴的“助流政教”的“资治”功能，古代史家所塑造的文本书写的历史主要是以中原国家“礼义”文化为中心的历史，而少见上古时遍及我国各区域聚落先民的社会活动的史迹记载。

“历史记忆”是人类早期史迹的遗留，但是“历史记忆”成为历史文本则有一个被后代史家再加工的创造活动，这种创造活动往往是史家的史学理念对“历史记忆”进行“层累式整合”的结果。

我国传统经典所载上古史正是“历史记忆”在“层累式整合”中完成的，它既使史前丰富多彩的各区域文化被融入早期中原国家礼乐文明的历史中，同时也在这种历史书写中保留着中国上古真实史迹的痕迹。

关键词　“古史层累说”　“历史记忆”　“层累式整合”　历史文本书写〔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３）０７－００３６－１１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提出“古史层累说”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直到１００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其强烈的时代批判精神。

“古史层累说”之所以至今仍有这么持续的影响，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古典学、历史学等问题仍然有巨大的学术启示意义，或者说我们今天仍然有诸多“古史辨”中曾探讨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学界的共识。

因此，在当今大量考古材料基础上反思顾氏的“疑古”及古典学思想，对于理解与评价顾颉刚先生“疑古”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点，构建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中国学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顾颉刚“疑古”说的是非与启迪顾颉刚（１８９２—１９８０），作为现代史学家，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史的重要开创者之一。

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王学典(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关键词] 新史学;新汉学;学术史;社会经济史;古史辨;梁启超;胡适[摘要] 中国现代史学是同时循着两条几乎完全不同的路线一步步产生出来的。

从乾嘉汉学逐步演化而来的化经为史的过程,是其中的路线之一;生发于“西洋史学”、对中国学术传统而言意味着炉灶重起的过程,则是其中的另一条路线。

前者是所谓的“新汉学”,后者是所谓的“新史学”。

“新史学”是指向历史本体的,“新汉学”则从一开始就是着眼于历史记录的。

这两条路径起初各有轨辙,齐头并进,但由于“新汉学”凭借深厚,一段时间内压倒了“新史学”;而“新史学”因为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国际学术潮流,又后来居上,再立潮头。

“新史学”中经“唯物史观派史学”,如今已经开花结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新汉学”最富有象征性的学术遗产,事实上已经归并到当今的“古籍整理”和“史料学”学科中来了。

“新汉学”所主要致力的“文本考据”工作,已变为现代学术构成中的一个部分,治学过程中的一个初始环节;在“文本考据”之外和之后,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学问世界。

[中图分类号]K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5-0005-21The New History and the New Philology: The T wo Patter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Their FluctuationsWANG Xue-dian(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250100, Shandong, China)Keywords:the New History; the New Philology; academic history;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Debates on Ancient History；Liang Qichao; Hu ShiAbstrac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merged gradually in two almost quite different paths simultaneously. One is the course evolved from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 step by step which transformed the classics into history; the other is the course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ern history which signified a fresh start to the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The former is the so-called “New Philology”, and the latter is the so-called “New History”. The“New History” directs towards the noumenon of history, and the “New Philology” focuses itself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beginning. At first, each of these two paths had its own track and advanced side by side. Yet owing to the profound groundwork of the “New Philology”, it overwhelmed the“New History”for a time. Afterwards, because the “New History”matched the social historical tre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trend, it surpassed the“New Phi lology ”and became the main tide once again. Passing through the “Materialist History”, the“New History”has now born the fruit of the studies of Chines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Meanwhile, the most symbolic academic heritage of the “New Philology” has now merged into the “collation of the ancient classics”and“stud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of nowadays. The “textual criticism”which the “New Philology”commits itself to has changed into a part of the modern academic constitution, or an initial link of the research course; besides and after the “textual criticism”, there actually ex ists a larger academic world.自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这一概念之后,学术史名家们大都用这一概念来指称此后的所有史学现象、史学运动、史学形态。

从《春秋》三传的注解特色的不同看中国古代经典解释的传统2001级中文本科晁天刚【摘要】《春秋》三传产生于我国古代文献注释道初步发展阶段，它们各自所开创的经典解释道体例，对后代经典、文献的注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首先，从成书背景与流传形式的角度来看，《左传》定成书型最早，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经典注解,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解释性的著作之一。

其次，从注解的内容及特色方面来看，三传的不同表现为：1)解经体例不同。

2)三传对同一史实的记叙及理解不同。

三传处于我国经典解释传统的源头，开创立我国经典解释道不同模式.在唐代由解经的文字而升入经典的行列，成为《十三经》中的经书.［关键词]《春秋》三传；经典解释；叙述式解释模式；哲学诠释《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简称《谷梁传》）三传产生于中国古代文献注释的初步发展阶段,是对我国现存最早的断代编年史《春秋》的经典解释。

相传《春秋》一书由孔子整理而成，由于该书文辞简短，记事简略,仅为纲目，不易理解，于是出现了各种说解，即“传”。

今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就是最著名的注释。

“传"是解经的,唐人刘知己说：“盖传也,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史通·六家》）。

“传”原来主于传承师说，表示传述的意思,与西方的解释学有些相似。

西方的解释学名为Hermeneutics，其词根是Hermes，即赫耳墨斯,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向人间传达神旨的人，因传达时需要解释，久之便成了“解释"的代名词。

但西方的解释学是一门理论,而中国古代的“传"则产生于中国古代注释学的早期阶段，仅是一种注释的体式而已.传体的内容与形式具有多样性,以《春秋》三传为例，《左传》主于传述本事，证发经意，《公羊传》、《谷梁传》,则主于传述师说，正面解释经意。

本文试图从三传的成书背景和流传形式及注解特色三个方面,来探讨三传对同一文本解释的独特性，以及其对后世经典的解释产生了哪些影响。

程颐《春秋》佚说考述
《春秋》是一部古代中国的历史著作，记录了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的历史事件。

这部书是由程颐所著。

程颐是古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和政治家。

他是程颐思想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儒家学者之一。

《春秋》的名称来源于其所记录的时间段，即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这部书记录了这段时期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事件，包括战争、政治活动和文化发展。

它还记录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例如孔子、墨子、老子等。

《春秋》被视为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经典著作，对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春秋》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包含了许多关于道德、品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思想。

《春秋》由程颐在战国时期所著。

在这部书中，程颐以其独特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对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记录和诠释。

他提出了“天道”的概念，认为天道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因，与人类的品德和道德息息相关。

《春秋》还记录了许多有关中国古代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历史事
件，包括战国五霸的崛起和衰亡、国家的统一和分裂、王朝的兴衰等。

这部书中的记录不仅具有史料价值，还提供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深刻见解和思考。

在儒家思想中，《春秋》被视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对于儒家学派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道德、礼仪、伦理和品德的重要性，并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学习、研究和实践来达到自我完善和成功。

《春秋》的著作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儒家学派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作〈春秋〉即“春秋传”说初证》孔子作《春秋》，孟子和司马迁言之甚详。

但孔子作的《春秋》，并非“春秋经”，而是“春秋传”——即今以左氏命名的“左传”蓝本。

其实，对“春秋经”非孔子作这一点，从唐代刘知几开始，就以“惑经”为名作了初步的证明。

这以后，历代学者如郑樵，朱熹，刘克庄，朱彝尊，石韫玉到“五四”以来的顾颉刚，杨伯峻等，都作了多方面的考辩，论定“《春秋》者，鲁史也。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孟子和司马迁说的孔子作《春秋》为虚妄。

一、孟子说的“孔子作《春秋》”即指“春秋传”孔子作《春秋》之说，最早始于孟子。

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亦其惟《春秋》乎？”(《滕文公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孔子是“作”《春秋》，而非如后代经学家所鼓吹的只对“鲁春秋”进行“笔削”，作“一字之褒贬”。

其二,孔子出于时代的历史性剧变的需耍，怀着“罪我”之惧，首创私修《春秋》之举。

“《春秋》，天子事也”，在孔子之前，修《春秋》是史官才有的权利，而孔子不仅“侵权”私“作”，而且还要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太史公自序》）。

故不得不担心“罪我”。

从性质上看，孔子的《春秋》不同于今之“春秋经”，而同于“春秋传”。

其三，从讨伐“乱臣贼子”而言，只有今之“春秋传”才“当得起”。

“经”不仅记事简陋，而且褒贬不明。

孔子身居的鲁国，有弑君五，逐臣二的史实，在“经”中无一得到反映。

特别是对典型的弑君杀臣的“乱臣贼子‟庆父，“经”中未讨一笔。

相反，对被孔子叹为“良大夫”的赵盾，却强加上了“弑君”之罪。

如此黑白颠倒，实在不足称道。

唯有“春秋传”，才对这些被“经”所隐所讳的事实真相，一一予以披露，予以深诛严伐。

言鲁史官之不能言，记史官之所不敢记，为后代保留了唯一的信史与珍史。

在内容上，只有“春秋传”才悬明确针对“邪说暴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现实而作的。

书名：十批判书作者：郭沫若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12-03-01ISBN：978-7-01-009530-1顾　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连儒　王善迈　止庵　田士章　叶秀山 庄浦明　庄福龄　张立文　张世英　张作耀 张惠卿　张静如　吴道弘　陶文钊　顾锦屏 蔡美彪　薛德震主　任　黄书元副主任　陈有和　张小平　任超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国根　李春生　乔还田　刘丽华 张文勇　张振明　张耀铭　陈亚明 陈鹏鸣　郇中建　喻阳人民出版社是党的第一家出版机构，始创于1921年9月，重建于1950年12月，伴随着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的巨变一路走来，成为新中国出版业的见证和缩影！“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这十四个大字就赫然写在人民出版社创设通告上，成为办社宗旨。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版宗旨的表述也许有所不同，但宗旨的精髓却始终未变！无论是在传播马列、宣传真理方面，还是在繁荣学术、探索未来方面，人民版图书都秉承这一宗旨。

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批为世人所公认的精品力作。

有的图书眼光犀利，独具卓识；有的图书取材宏富，考索赅博；有的图书大题小做，简明精悍。

它们引领着当时的思想、理论、学术潮流，一版再版，不仅在当时享誉图书界，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为挖掘人民出版社蕴藏的丰富出版资源，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和老一辈出版家意见的基础上，我社决定从历年出版的2万多种作品中（包括我社副牌东方出版社和曾作为我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精选出一批在当时产生过历史作用，在当下仍具思想性、原创性、学术性以及珍贵史料价值的优秀作品，汇聚成《人民文库》，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需求，积累传承优秀文化。

《人民文库》第一批以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出版的图书为主，分为以下类别：（1）马克思主义理论，（2）中共党史及党史资料，（3）人文科学（包括撰著、译著），（4）人物，（5）文化。

《经典常谈》之《导读》读书笔记春暖花开万物可爱春天里，慢慢读书。

如等待黄昏的落日，如静对夜空的星月，如坐在阳光里晾晒自己的心情。

亲爱的你，要一起吗？语句摘抄1.所谓“厚积薄发”的功夫，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

作者就像一个善于说故事的人，把原本很复杂的事情剖析得清清楚楚，然后用通俗简易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让读者在一种很轻松的气氛中学习到知识。

2.阅读《经典常谈》这样入门的普及著作，也并不是一件特别轻易就可以完成的工作，需要思考和咀嚼。

在被它带入门之后，还要去阅读古籍原文，才能真正地亲近经典，更好地领会《经典常谈》画出的理论框架。

3.好的国学普及著作也应该如此，知识的准确性应该是第一位的。

在文字表达上，既不能太艰深，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能太媚俗，过分追求阅读快感。

入门须正，立意须高。

有志于学习传统经典的读者，要选择那些能够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剔除糟粕、弘扬精华、帮助读者获得真知、打开通向知识殿堂的道路的作品。

在这方面，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无疑可算一个标杆。

思维导图导读部分内容整理思维导图（点击可放大）：原文链接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是以读经为核心的。

世世代代的读书人，从童蒙时代开始，就接触“四书五经”，这是他们必须熟悉的功课。

直到20世纪初，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垮台，教育改革才轰轰烈烈地进行起来。

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之后，儒家经典原本至高无上的地位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新式的多学科教育取代了传统的经学教育。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抛弃对学生进行经典阅读的训练。

我国几千年积累的丰厚的文化遗产该怎样来继承，在中小学教育里应该怎样把握经典训练的“度”，就成为了一个人们争论纷纷的问题。

在民国时代，曾经有人发起过几次读经的运动，但是都没有成功。

也有一些人尝试用浅显的白话来介绍或翻译古代经典，启发人们对经典的学习兴趣，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这一类型的书中，朱自清的《经典常谈》是非常出色的一种，直到今天仍然深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