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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标榜出身草根不可信与大多数人直接感受相反，草根出生的富豪极少。
史塔威尔曾就此类话题请教过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王教授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
真正深入研究富豪群体的专著不多，大多都泛泛而谈，《亚洲教父》是不多得的权威著作之一。
作者乔•史塔威尔是《中国经济季刊》创办人、总编辑，长期钻研东南亚华裔富豪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亚洲从事新闻工作，之后替《经济学人》的商情部门写过大约十本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小册子。
《亚洲教父》出版后，乔〃史塔威尔被视为亚洲商界神话的首席破坏者。
在书中，乔〃史塔威尔至少总结了东南亚超级富豪的3大特点。
特点1：标榜草根出生与大多数人直接感受相反，草根出生的富豪极少。
史塔威尔曾就此类话题请教过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王赓武，王教授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
王赓武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亚洲教父》一书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对“教父”们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的回应。
史塔威尔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夸张。
李嘉诚喜欢说自己是教师的儿子，其父1940年身无分文来到香港。
事实上，李嘉诚读过几年书，后来在一个富有的舅舅那里工作，李嘉诚的事业得以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他娶了老板的女儿，也就是那位有钱的舅舅的女儿。
邵逸夫兄弟是上海纺织业巨头的儿子，霍英东尽管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工薪阶层家庭，但他获得了英国政府奖学金，进入了一个精英学校；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因为婚姻关系进入了著名的周大福珠宝业。
史塔威尔对大多数教父生活节俭这类话题也进行了全面的资料补充，实际上随意放纵也是这些人的共同特点。
《亚洲教父》引述香港一资深投资银行家的话说：“性贪婪与文化有关，他们的妻子对这种行为熟视无睹，这使他们与西方的亿万富翁大不相同。
12112/2011 DIRECTORS&BOARDS本书是一本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香港地区亿万富翁的书。
这六大实体是该地区经济上的佼佼者，是1993年世界银行所誉称的“东亚奇迹”的东南亚贡献者（而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文莱的经济产出加在一起，只有新加坡的一半多一点）。
它们有着相似的历史遗产以及政治权贵之间的特别关系。
亚洲金融危机使该地区的经济几乎崩溃。
而此前一年，即1996年，《福布斯》杂志的年度世界富豪排名榜上，前25人中，有8名是东南亚商人；前50人中，是13名东南亚商人。
一个小地区，又没有非国有公司进入世界500强，但在世界最富有的24人中却占了1/3。
这些人都是亚洲教父的先锋，每人名下都有40多亿美元的资产，如李嘉诚、郭鹤年、谢国民、林绍良、郭令明；他们之后，是财产较少的富豪，每人有1亿至3亿美元的资产净值。
在月薪500美元就算高的地区里，少数人拥有如此多的财富确实反差太大，令人尴尬不安。
这些神秘的富豪大亨怎么会统治东南亚的经济？他们对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有什么贡献？或者最重要的是，当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深时，他们为什么仍然这么坚不可摧？金融危机只是使少数最弱的富豪大亨受到了企业债务负担的影响。
本书的中心任务就是回答上述三个问题。
首先，东南亚的经济是政治权贵和经济权贵之间关系的产物，这种关系由殖民时代发展而来，并在后殖民时代继续存在，只是特点有所不同。
在这种关系中，政治精英通常在国内的服务业里赋予经济精英垄断性的特许经营权，使得后者能攫取巨额财富，但又没有要求他们强化开发技术能力、创造品牌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这些都是驱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其次，大亨阶层符合政治目的，并创造了巨大的个人财富，但对促进整体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什么贡献。
相反，经济增长来自于向高效率的出口跨国公司输出劳务的策略和输出小型公司，这些小型企业大多从事制造业，或与制造业有关。
九年级上册部编版历史复习材料分析题专题练习及解析(2)解析一、九年级上册历史材料分析综合题1．（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部法律将从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民主与法制建设对于推动历史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的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
——摘编自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礼上的演说》材料二材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如果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那么民法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编纂民法典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需要，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据《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整理（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为了保证“体人民”掌权，当时雅典设立的最高政治权力机构是什么？雅典为保证所有公民能积极参加国家政治事务而采取了什么措施？雅典的民主政治对后世有何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法国民法典》所体现的法律原则。
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该法典对今天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扼要说明“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君权）在英国《权利法案》中的突出体现。
并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的重要意义。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民主与法制的认识。
2．材料一：欧洲不是靠自身的经济力量而兴起的，当然也不能归因于欧洲的理性、制度、创新精神、技术、地理——简言之：种族的特殊性。
我们将会看到，欧洲兴起的工业革命......是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简言之：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
2025届菏泽市高三语文上学期期中考试卷（试卷满分150分，考试时间150分钟）2024.11一、现代文阅读(35分)(一)现代文阅读Ⅰ(本题共5小题，19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在学术界有一个影响较为广泛的看法，认为以儒家伦理精神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甚至可能阻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
对于这样的学术性研判，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予以思辨：其一，从促发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维度看：其二，从基于市场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
从学术逻辑来看，现有的关于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主张不适应甚至会限制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探讨，绝大多数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生发展的立场而论的。
现代市场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科技创新，这一因素使欧美更先进而中国相对落后，西方学者针对这一发展事实，将经济与科技总体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而认为，中国要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以及科学技术，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工具理性，从根本上还需要引入价值理性。
欧洲文化土壤长出的作物没有在中国文化田地里出现，据此就认为这类能产生巨大经济价值的作物也根本没法在中国生长，这显然不是合理有效的逻辑判断。
如果在理论上承认现代市场经济有多元发生诱因，也具有多种形态，那么，上述判断就显得武断而缺乏理论严谨性。
从历史逻辑来看，中华文明稳定有序及其包容壮大的进程与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历史具有总体上的正相关性。
回顾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文明从源头上就具有有序统一的社会文化发展特征。
中国历史上，凡是文化统一有序、社会和平稳定的大王朝时期，往往会形成内部统一大市场，人尽其力物畅其流，经济自然发达。
儒家文化长期作为传统社会主流价值，在国家治理层面上推崇“庶富教”(孔子)、“仓廪实”(孟子)，在个体意义上鼓励合理的财富创造(“义利相生”)。
在社会动荡时，尤其是传统文化生态受到冲击甚至破坏时，比如近代百年大变局，经济发展也往往明显受到抑制。
超级富豪发迹史破东南亚大亨的神话这些东南亚超级大亨们，在成功学的包装下，被大众视为“超人”、“股神”，但在作者笔下，他们本质上都是官商结合的“寻租者”。
尽管几乎所有的富豪都要建立一个由穷至富、白手起家的神话形象，但除了个别随苏哈托起家的富豪外，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出身穷人的，要么本来家庭出身就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阅读《亚洲教父》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但是公开推荐本书却颇为艰难。
因为这是一本“左”、“右”都不讨好的财经纪实书。
所以，本书的英文版推出多年之后，才有姗姗来迟的中文版，其原因就容易理解了。
这本《亚洲教父》的副题是《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非常准确。
鬼佬作者详尽地披露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超级富豪们的致富之道（书中作者提到了这些发迹过程之中大亨们不太光彩的细节）。
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的发迹史和生意经均有详细的介绍。
作者通过数据分析，揭示整个香港和东南亚的经济实际上只由四十到五十个家族所主导。
这些家族的经营事业涉足银行业、地产业、船运业、糖业、博弈业到伐木业。
巅峰时期，全世界最富有的二十五个家族中，来自东南亚的家族就占了八个。
本书带大家一览亚洲商业大亨们的世界。
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诚；赌场大亨、也是十七名子女的父亲何鸿燊；马来西亚云顶高原游乐区创始人林梧桐；印尼的几位银行家，以及由工厂蓝领变成菲律宾烟草业大亨的陈永栽。
这些超级大亨们，尽管在成功学的包装下，被大众视为“超人”、“股神”，但在作者笔下，他们本质上都是官商结合的“寻租者”。
他们的利润都是来自于与垄断相关的行业，而没有一个人建立过一家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尽管几乎所有的富豪都要建立一个由穷至富、白手起家的东南亚神话的形象，但正如作者耗费几万字掘地三尺搜集资料后指出，除了个别随苏哈托起家的富豪外，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出身穷人的。
要么本来家庭出身就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
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与教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波及东南亚多个经济体，对亚洲地区甚至全球经济都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这场金融危机不仅给亚洲地区带来了沉重的经济损失，而且也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本文将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和教训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源在于亚洲国家长期实行的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多数国家的汇率受政府干预影响，亚洲各国政府通过强制锁定汇率，以维护出口的稳定性和吸引外资，一时间，亚洲经济呈现出了大量的出口导向性和资本流入。
由于外资泛滥，各种投机性资金大量涌入，亚洲地区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也盛极一时。
但同时，这种繁荣局面是建立在庞大的借贷基础之上的，在外部流动性环境突变的情况下，资本外流的压力开始逐步加大，一时间，亚洲各国经济开始崩溃，货币贬值，金融体系陷入崩溃的边缘。
1997年7月，泰国宣布汇率自由化，但同时却突然宣布无法再面对国际资本结汇的压力，规模达到数百亿美元，泰铢大幅贬值，导致泰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暴跌，泰国经济陷入深度危机。
危机迅速向东南亚其它国家扩散，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都遭遇到了类似的货币泡沫破裂、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等问题。
二、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1.金融自由化过快导致金融体系脆弱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金融自由化虽然能够提升市场效率，但是同时也会造成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加，而一旦风险爆发，金融危机的影响将不能预估。
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应该逐步放开金融管制，并完善宏观调控机制，这样才能使市场在健康发展的同时，防范风险。
2.货币政策需要适应国内经济多元化发展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很多国家为了吸引外资，通过人为干预货币汇率来保持本国货币的强势，进而维持其出口优势。
但是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这种行为在短期内能够导致生产上的效率提高，但是长期却会造成金融体系扭曲，为货币泡沫的产生埋下隐患。
货币政策应该适应国内经济多元化发展，合理制定利率和汇率，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运行。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反思东方市场调查的人文维度和科学维度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总会习惯性的认为主导东南亚商界的精明华人大亨创造了该地区的经济奇迹。
对吗？错！事实上，上述经济增长和复苏都是由平凡的出口行业推动的，而非这些大亨。
史塔威尔得出结论：“教父们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而不是推动者。
”这本书披露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超级富豪们并不那么光彩的致富之道，详细阐释了包括印尼苏哈托家族、菲律宾马科斯家族在内的东南亚豪门巨族是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建立起了强大的商业帝国的。
作者反驳风行的“文化论”，指出东南亚富豪普遍是华人后裔或有华人血统，与传统儒家文化无关。
正像作者所指出的，《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不是为了“揭丑”，而是为了激发读者思考，从而探索一条使亚洲保持持久的平衡发展的道路。
作者通过数据分析，揭示整个香港和东南亚的经济实际上只由四十到五十个家族所主导。
这些家族的经营事业涉足银行业、地产业、船运业、糖业、博弈业到伐木业。
巅峰时期，全世界最富有的二十五个家族中，来自东南亚的家族就占了八个。
本书带大家一览亚洲商业大亨们的世界。
包括香港首富李嘉诚；赌场大亨、也是十七名子女的父亲何鸿燊；马来西亚云顶高原游乐区创始人林梧桐；印尼的几位银行家，以及由工厂蓝领变成菲律宾烟草业大亨的陈永栽这些李嘉诚等超级大亨们，尽管在成功学的包装下，被大众视为“超人”，“股神”，但在作者笔下，他们本质上都是官商结合的“寻租者”。
他们的利润都是来自于与垄断相关的行业，而没有一个人建立过一家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尽管几乎所有的富豪都要建立一个由穷至富的白手起家的东南亚神话的形象，但正如作者耗费几万字掘地三尺地搜集资料后指出，除了个别随苏哈托起家的富豪外，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出身穷人的。
要么本来家庭出身就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
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与公权力结合寻租。
《金融风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1)早有预见与两年前对亚洲经济一片赞扬声相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西方舆论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形势放出各种惋惜和悲观的评论，有的认为“亚洲经济奇迹逐渐褪色”、“经济形势令人失望”；有的则说当年的“小虎”已成了“病猫”，“亚洲虎失去了锋利的牙齿”。
日本《选择》月刊认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过去指出的亚洲经济偏重于投入型的做法犹如当年苏联的模式，其结果必然造成资源破坏、经济停滞，这个判断现在已经应验了，亚洲虎真的出了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曾向泰国提出警告，它那蓬勃的经济就快遇到麻烦。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在今年初就指出，要密切注意国际汇市中游资的动向，提防东南亚货币成为这股投机势力冲击的目标和猎物。
波兰货币兹罗提也受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紧接着金融危机又袭击了台湾省、南韩和希腊。
当这场风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积极干预和援助下稍稍喘定，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一些舆论亦认为风暴最危险、最困难的时期已过，8月下旬，狂风骤雨又突然再度袭来。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再次急挫：马来西亚货币零吉的比价在8月25日到8月29日一周内下降了5%，下跌到历史最低点：零吉兑1美元；泰国铢、印尼盾和菲律宾比索以及通常坚挺的新加坡元都在零吉之后相继下跌；泰国铢再创新低，报铢兑1美元；印尼盾最低时降至3070盾兑1美元；菲律宾比索下降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为比索兑1美元；新加坡元降为新加坡元兑1美元。
受货币汇率下跌风暴的影响，东南亚股市更是狂泻不止：菲律宾股市跌幅惊人，8月28日一日创下10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差点2000点不保；印尼股市飞流直下，一举跌破500点大关，8月29日报收493 .96点，当日创下历史最大单日跌幅：%；泰国股市和马来西亚股市也均创下新低，8月29日分别报收点和点；香港股市8月28日、29日连续两日暴跌，累计跌幅达1397 点。
顿时，一种无休无止、无边无际风暴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股市二十年FUND·PERSONAL FINANCE:赵迪由《股市动态分析》副主编赵迪所著《资本的崛起：中国股市二十年风云录》一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全书以时间为主线，以通俗、写实的笔法勾勒出中国股市由初创到基本成熟的全景图，对于我们全面了解中国股市历史和现实、研究资本市场发展规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资本的崛起（8）1997年：亚洲风暴内地市场：演绎绩优神话在周道炯领衔的证监会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打压之下，沪深股市一度低下高昂的头。
上证指数短短四天下跌300多点，跌幅近30%。
然而，当时的市场上的主流观点是《人民日报》作为新闻媒体，应当保持新闻性和中立性，不应当充当政治工具。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则更为大胆，干脆在当天不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
证监会当然勃然大怒，暂停了两家报纸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刊资格一个月，两名副总编辑被停职检查。
从此之后，三大报再无和证监会唱反调的“壮举”。
时间进入1997年1月后，市场逐步企稳。
深市的龙头依旧是深发展。
而上海市场的龙头则由陆家嘴变成了四川长虹。
1月7日，深发展上涨6%，成功构筑双底，展开新一轮上涨行情。
反弹延续到了2月，应当说1997年1、2月份的反弹还是比较温和的。
如果没有意外发生，或许市场还将这样温和地运行下去，恐怕这也是证监会乐于看到的局面。
1997年2月19日，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一代伟人邓小平先生逝世。
噩耗传来，全国人民无比悲痛，这种悲痛和不安反映到了股票市场之中。
2月20日，上证指数大幅低开近100点，绝大多数股票开盘于跌停盘，市场陷入恐慌。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危急时刻，一股神奇的力量出现了。
很多股票被巨大而又神奇的买单拉起，稳步攀升，甚至直至涨停板。
随之，市场的跟风盘被激发起来，股指收盘竟然翻红，全天微涨0.25%。
在公开资料中，鲜有关于这一天市场走势的解释。
坊间的说法是，高层不愿看到股市在全国老百姓的悲痛和不安陷入恐慌甚至崩盘，以强大的政府之手“挽狂澜于既倒”。
亚洲权贵资本和寡头垄断的前世今生。
读《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亚洲教父》副标题：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作者: [美] 乔·史塔威尔译者: 史钰军出版社: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1-7亚洲教父都是通过垄断和权钱交易获得巨大的财富，而非技术创新。
他们控制了上游行业，比如能源、原材料、地产、商业超市、码头、运输。
同时在国际上竞争的是中小企业，而教父们拥有属于自己的银行，在银行中获得几乎利率为零的资金，可以从经济运行中提取旱涝保收的较大价值。
正因如此，才导致亚洲股市的低迷。
序言1997年创办《中国经济季刊》（CEQ）的史塔威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亚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从事新闻工作。
90年代，他替《经济学人》的商情部门（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简称EIU）写过大约十本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小册子，算是“中国通”。
2002年他的《中国热》（ChinaDream的台湾译名）一年“三刷”，在研究中国市场信息书刊多如牛毛的书市，足见该书言之有物，大受市场欢迎。
史塔威尔2007年出版的《亚洲教父》，亦颇有可观，书的原名令人以为集中“揭发”香港“教父”的种种，其实不然，因为对新马泰印（尼）菲的着墨不少甚至更多。
未及正题之前，必须指出作者强调读者不可视“教父”为“有组织犯罪组织领袖”，他不过借用这个带有“罗曼蒂克迷思”的名词，以形容“家长式统治、大男人主义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坛天地线之巨贾，对于“教父”的称谓，史塔威尔要读者不可当真。
本书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只能归类为有权无钱的政客与有钱无权的商人互补不足、合谋牟利组成无形“财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们攻守同盟、垄断市场、操纵价格、避免竞争、围标政府合约，并千方百计取得专利权。
事实上这种种商界诟病，亦可视为善于钻营、长袖善舞、全心全意为股东牟取最大利益的正常商业行为，与做非法勾当的教父大异其趣，因此必须加上引号，以示指的是对权势炙手可热的商业大亨，与黑社会教父完全不同。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Tommy，原名HutomoMandalaPutra，1962-），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他于2000年（乃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 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
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大体而言，史塔威尔细说中国香港地区及东南亚诸国大亨发迹史，此中不少——尤其是港澳地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本来并无什么可写处，然而，史塔威尔的功力在从中梳理出他们发迹的脉络及发迹后的“生活规律”，丝丝入扣、合情合理，这便非等闲之辈所能办，因而必须特为介绍。
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
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
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
这种发展模式，和战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济改革、保持商业竞争，进而形成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同时鼓励了科研及人文发展，大为不同。
非常明显，从经济成长及社会发展观点看，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走的才是正途。
因为这种缘故，亚洲地区的经济离全面自由甚远。
香港多年来被“选”为世界最自由地区，特别是经济学自由学派大旗手、已故的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强调，令香港与自由画上等号，对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惘和迷惑，因为在实际商业运作上，许多重要行业都受管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独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难加入，市场基本上不自由，而这正是推动市场自由化的“亚洲共同市场”在亚盟多年努力后仍未“成孕”的底因！史塔威尔书中对亚洲“教父”的剖析，新发现的事实不多，却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读者注意。
其中比较突出亦令笔者有点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他就此访问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王氏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
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
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职）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至于那些有赚钱禀赋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产，只要娶个有钱有势的妻子，便等于获得向上爬的社会梯阶、奠下良好的“商业基础”；这类富翁数之不尽，史塔威尔顺手举出的便有李嘉诚、郑裕彤、董浩云、吴光正和苏海文……泰国的逃亡总理他信在位时常说他生于穷乡僻壤，少年过得甚苦，其实是“大话西游”，他出身清迈大户，乃父为政府委任的地方税款“包收入”（taxfarmer），累积相当财富后从事泰丝、财务、建筑及地产发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够进名校接受最佳教育，后入军校，与将军的女儿结婚，自此平步青云、事业遂顺，商而优则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新加坡大亨李光前亦因娶大富之女而飞黄腾达……有个有钱父亲，当然财星入库、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组结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几乎毫无例外，“教父”们在家庭及公司都有绝对权威地位，这种“社会地位”当然是因他们的能干与精明及有“叱咤风云”个性而获致，唯不可忽略的是，这与他们在生时紧紧拥抱财权不放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去年取消遗产税，香港豪富再无后顾之忧，因此会做得更彻底。
摊开上市公司年报，巨贾的第二、第三代名下的股权真是“无足轻重”；史塔威尔以新加坡最大地主（约占该国四分之一的物业市场）黄廷方为例，今年77岁的黄氏至今仍持有过半数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长子黄志祥（罗拔仔）五十开外、白发苍苍，是官地拍卖场的常客，为信和置业及尖沙咀置业的名义“话事人”，然而只分别持有这两家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权；虽然在“父传子”的传统根深蒂固的华人社会，儿子——特别是大儿子是财产合法甚至唯一继承人，然而，老人家谢世后冒出若干庶出子女争产的事，时有所闻，那意味着遗产会被分散分薄——这种风险，是华人巨贾身后无可避免的风险。
《亚洲教父》指出，坐镇新加坡的黄老先生每天打电话查询公司业务，这也许是黄志祥不敢怠惰，每天早上八时前便到公司办公的“原动力”；罗拔的弟弟菲立主持新加坡业务，据说黄老亦不因近在眼前而稍有松懈。
史塔威尔又指出，不少巨富特别是新马泰的，其中年子孙，买汽车或其他“奢侈品”，都要征询老人家的意见，老人面有不悦之色，提议便自动取消；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不过，这样做的后辈的确大有人在，但那也许是摸准了老人家悭俭性格故意讨其欢心之举——后辈必需讨老人的欢心，以彰显老人手握财权的“效应”。
掌握财产控制权的另一“效应”是有老人家在场，不管是开会或饮宴闲聊，后辈大都噤若寒蝉，不敢随便发表意见；老人家对后辈“相敬如宾”的大有人在，而在家庭聚会、职员面前甚至董事会进行中大发雷霆申斥后辈的事例，更不鲜见，已故金融业大亨冯景禧是代表者，《南华早报》在2003年2月的董事会中便出现了一次令众董事十分尴尬的场面……我国外交老前辈顾维钧的太太黄蕙兰的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提及乃父印度尼西亚巨富黄仲涵（OeiTiongHam，1866-1924，当年的世界“华人首富”）“终生迷恋女人和性，有十八名正式过门的妾侍，她们为他生了四十二名子女……”。
东南亚“教父”手握财权，有无上权威和随之而来的特权，包括随心所欲与女性“上床”的特权。
东南亚“教父”的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动，“消息来源”大概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和“怨偶”，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投资银行家，亦提供不少可信性高的“内幕消息”。
据史塔威尔的描述，“教父”们之所以多有此种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们的太太纵容而“性对象”供应源源不绝，得之全不费工夫；其次是这些“教父”大都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伙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寻求年轻女性的性慰藉，几乎是唯一的“解闷”方法。
东南亚“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难以理解的还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戏真做；他们对名誉学位及皇室、土皇帝或政府的赏赐，不惜多方钻营、千方百计争取，一旦到手便到处炫耀、沾沾自喜。
为了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设勋衔，各大专院校每年颁授名誉学位必以“工商巨子”为主要对象，荣誉纷至沓来，附于大亨名字之前之后的头衔多多、蔚为奇观，Dr.Sir有之，TanSriDatoDr.有之，总之非常显赫、十分热闹；而一些略识之无的巨贾训示下属必尊称之为“博士”，当其秘书在电话中说“这是某某（如刘天就，20世纪80年代鞋业大亨）博士办公室”时，不识时务不懂港情的洋记者笑破肚皮，外国记者俱乐部以此传为笑谈。
对各位的执著，皆因“身份危机”而生，近年另类“身份认同”的潮流是信耶稣，他们不惜高价将办公大厦辟室改装成教堂，出钱出力，办“主日崇拜”及种种“属灵”活动，此中以印度尼西亚“过江龙”香港力宝集团李氏家族和马来西亚大财阀邱继炳（KhooKayPeng，有不成文规定，下属友人见之必尊称为Dr.Khoo）以至新鸿基地产郭氏昆仲及恒隆地产陈启宗（在美国读神学并曾当传道人）最热心。
基督教与华人社会价值取向——特别是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华人乐此不疲，马来西亚YTL集团杨氏家族一位大佬指华人是“变形虫”，当他们精神缺乏寄托并感前路多变而政府又不能信赖时，“信教”便是不错的安定情绪尤其是平衡他们“极富”带来内心不安的精神食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