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1-11-10
〔作者简介〕丁贤勇(1963-),男,浙江桐庐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近代史及江南区域史研究。
【古史新论】
明清灾害与民间信仰的形成
——以江南市镇为例
丁贤勇
(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36)
〔关键词〕灾害;信仰;江南市镇;明清时期
〔摘 要〕明清以来,江南水乡的天灾人祸在人们的信仰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首先,对历史上治水有功的杰出人物进行神化,或把佛道的观音、龙王等神
区域化;其次,在神化华佗、
药王的同时,妄用医巫到了变态的程度;复次,在战后的生活与生产中,重塑了保佑地方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人与神。灾害,长期而直接地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存,这种自然与社会的破坏性与不可抗拒性,以及生命在灾害面前的脆弱无奈与随机偶然,决定性地影响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人们的意识与信仰。
〔中图分类号〕K 248-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2)02-0116-04
翻开明清以来江南市镇的方志,我们从“风俗”部中多会发现江南民间“信(敬)鬼神(巫),好(重)淫祀(祠)”的类似记载。〔1〕所谓“淫祀”,就是过分无节制的祭祀与迷信活动,这是江南市镇宗教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从这一现象的背后也能窥见明清江南社会民间文化生活与人们思想状态的一个侧面。
一、水旱天灾与民间信仰 太湖、长江、钱塘江(杭州湾)蕴育了古老的吴越文化,此后,从宋元明清直到今天,这里都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但历史上这里的大江大湖也给人们带来过巨大灾难,“天灾流行,非潦即旱”〔2〕。有人
专门统计,明清时期(1368—1911)杭嘉湖平原发生较大规模的水灾225次,旱灾
163次,共388次,平均不到一年半就有一次水旱之灾。〔3〕水旱灾害给小农往往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如,明朝有人写诗记“大风拔木,漂溺民人”的《嘉靖二年(1523)七月三日》:“去年七月飓风作,驾海驱山势何恶?沿江滨海万人家,一半漂流喂蛟鳄。今年七月仍飓风,驱山驾海势略同。人家有备幸多免,禾偃木拔岁则凶。”〔4〕又如,晚清宣统元年(1909)四五月间,江南地区暴雨成灾,有民谣云:“宣统年间,水没廊檐,苦如黄连,豆腐过年。”因而,一到灾年,往往是“饿殍枕路,幽僻旷野,男女相食”;“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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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门,尸骸载道。”〔5〕类似的记载不绝于史志。
栖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直都在顽强地与山洪、湖水与海潮作斗争。但自然力的破坏性与不可抗拒性使人们自然产生出一种畏惧心理。“力不足者取于神”〔6〕,在人力无奈的情况下,于是便幻想求助超凡的“神力”来弥补平凡不足的人力。
首先,崇拜历史上治水有功者。如大禹。为缅怀这位传说中拯救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治水英雄,杭嘉湖苏松太各地都建有夏禹王庙,祭祀他;太湖流域还有一位传说“佐禹治水有功”的水平王,当地人也设庙并祀之。〔7〕又如春秋时吴相伍子胥与越国大夫文种,他们被后人视为“潮神”,明清时期,供奉二者神像的庙宇散布于长江三角洲各地。
其次,神化历史名人。尽管这些人与江南的山山水水没有太多关联,但后人假托他们作为保护一方之“神”亦大加祭祀。如霍光。“华亭塘,风涛为害,非人力能防。古海盐县治,一旦陷为湖,无大神护。臣汉之霍光也,……部党有力当镇之,可免。”〔8〕这是说生前主要在北方建功立业的霍光,死后带领部下钱侯,来到陌生的江南,从马上来到水中,成为这里的镇海之神。最早的霍光庙就建在今天平湖乍浦东侧一带古称金山的山上,当地人称霍光为“金山之神”。上海的城隍庙是在明代永乐年间由金山庙改建而成的,当地的百姓在前殿供奉着霍光神像。又如天妃。天妃是江南知名度最高的海神。江南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出域贸易与海上贸易发达,佑护海运与水运的妈祖庙,清代海宁有10处,平湖有8处(澉水镇2处),吴县有8处〔9〕,可谓是星罗棋布。
复次,信奉宗教中的神佛。如佛国观音。观世音在明清江南尤受百姓爱戴,其重要原因也在她与水的密切关系。浙江沿海的观音道场就设在海浪波涛中的普陀山上;平湖普济庵、观音堂设有铜像观音,“水旱祈祷”〔10〕。明隆庆三年(1569),吴兴双林善士在水乡小镇的桥上“盖以瓦椽,以奉大士等像,为捍御灾患之祝”〔11〕;清雍正十三年(1734),在海宁尖山之巅奉敕建立的观音庙,也具有同样目的。又如龙王。传说龙王是天晴天雨、江湖河海的主宰,与太湖水系联系尤为密切。如海宁龙王庙、乌龙大王庙(福济庙),都是“岁旱官民祷雨”的地方。〔12〕在长洲,有金龙、白龙、四龙、五龙等各式各样的神龙庙,其中的五龙堂曾多次被用为“久旱斋祓祈雨”之所。再如水神与潮神。水乡泽国中的人们特别崇拜水神。《吴县志》记载吴县专祀禹王、水平王、胥王、龙王、太湖神、天妃(天后)、晏公等水神的祠庙就有18座。最典型的属钱塘江的潮神,因为钱江潮对当地为害非浅,所以当地人建庙祀之,从康熙五十九年(1719)与雍正七年(1729)在海宁奉敕修建的潮神庙、海神庙,就可窥其一斑。
二、疾病危害与民间信仰
疾病是对人类最切身的危害,在医疗水平非常落后、医药普遍缺乏的古代,已成为人们不可抗拒的灾害之一。明清时期的江南,“由于长期封建统治,战争破坏,民生困苦,……旱水年间河道淤塞,洪水之际水道不通。街头巷尾,私人粪坑、垃圾、污水处处可见。每当夏秋之季,蚊蝇成群,肮脏不堪,霍乱、天花、伤寒、痢疾、疟疾等传染病不时发生,大量流行,严重地危害和丧失人们的劳动能力”〔13〕。一般说来,大灾之后往往爆发大疫,史志中常常可以看到“大水复大疫”〔14〕的记载。因此,明清时期江南各地都建有药王庙,如平湖有华佗庙,澉浦有延真观、吕祖庙,“祖师签授仙丹,祈祷极灵”〔15〕。据说每年四月十四日吕祖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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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远近人们都来“拈香礼忏,扶鸾请仙,问病求方”〔16〕。晚清江苏巡抚裕谦在《训俗条约》中亦说:“苏俗治病,不事医事,妄用师巫。……唯师公师巫之命是听。……专事崇饰庙观”,来舍身赎罪。〔17〕这既是古代疾病治愈率普遍低下的反映,也是当地人对鬼神、医药先后主次的功利性心态的写照。
如果是一城一镇流行病(时疫)爆发,在医学不发达、缺医少药的明清江南地区,人们为了阻止时疫流行,往往便求助于信仰中的神佛。清人张云锦《赛神行》诗序上即说:在湖州,“戊申初夏,湖民染时疫,好事者倡驱疠之说,糜费万金,一月乃止”〔18〕。旧时杭州城五月多闹疫疠,清人梁玉绳诗亦云:“江城五月多炎,溽暑熏蒸疠所扰”;“一国之人走若狂,岁岁迎神事驱逐。”〔19〕糜费耗时,在所不惜。一个地方的时疫是这样,若是某个人得病,尤其是重病、久病更是如此。如嘉靖《昆山县志》即载:“亲友有疾,共祷城隍祠,名保状。”《双林镇志》记载最为详细:人得重病后,“卜卦测字,用牲物祈祷,延道士用鼓乐出假丧,或延道设醮禳星斗。或请僧礼忏焰口度亡;或亲友至东岳庙连名许愿,曰众保;或卑幼亲戚引寿板酌献,曰冲喜,或家人四出呼号,曰叫魂。”时人陈沂震曾写诗讽刺之:“吴俗事鬼神,不异事豪强。”遇病借钱典衣,邻帮戚助,大办宴席,信鬼召巫,娱神禳灾,结果是“饮者或未散,病者身已僵”〔20〕。就是说病者不但未能恢复健康,反而因误致死。明清江南民间“妄用师巫”,可以说已到了变态的程度。据文献记载,清代苏州人迷信五圣五通,漂亮少女“偶有寒热之症,必曰五通将娶为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为哀,反艳称之。每岁常至数十家”〔21〕。可见愚昧、迷信程度之深。
由于古代医术医学水平低下,致使人们的平均寿命很短,尤其是婴幼儿的死亡率很高。成长中天真活泼的小孩一夜之间即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家长们往往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为子女求生路,人们最常用的办法有两种:一是自甘下贱。“畜生”是下贱的动物,也是辱人的专用语,但父母为儿女祈福避邪,多称呼其为“阿狗”、“阿猫(毛)”、“阿兔”、“阿根”之类。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22〕二是求神高攀。小孩子一出生,父母即将其“寄拜”给某个神佛做儿做女,认为这样至少可以保证疾邪不侵,无灾无恙,顺利成长。
三、战乱人祸与民间信仰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遭大规模的战争破坏,除了清兵南下时有计划的屠杀外,尤以明代倭寇入侵及晚清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争为甚。
明代东南倭患长达300余年。据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一书统计,从1369-1466年近百年中,倭寇侵扰浙江34次,平均三年一次。从1523-1588年共66年中,侵扰达66次,年均一次。〔23〕嘉善魏塘镇在1554-1556的三年间,倭寇侵扰该镇即达19次之多。〔24〕不但次数增加,而且倭寇常常乘船从沿海逆河而上深入到长江三角洲的腹地,为所欲为,烧杀掳掠,“荡然尽毁”〔25〕。
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与清朝湘、淮军在江南对垒拉锯多年,使这里的一些繁华市镇备受扫荡。如余杭塘栖“巨室旧家,半成瓦砾”〔26〕;湖州双林“遭毁过半”〔27〕;海盐、崇德“市镇为墟”。素有“金罗店、银南翔”之称的宝山巨镇罗店经过数次洗劫,“屋宇半毁,杀掠无算”,“昔之绮罗食馐者,今则什无一二焉”〔28〕。许多市镇几遭毁灭,如归安重光市、海宁长安镇、桐乡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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