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史讲稿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第三章《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散文是文字出现之后才出现的文体。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是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
《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和记事的不同体例。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散文的传统。
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早在文字使用之前，诗歌已在原始人的口头产生、流传。
散文的产生，是文字大量问世之后的事。
关于文字产生，古代有仓颉造字的传说。
《淮南子》有“仓颉作书，而天雨栗，鬼夜哭”的记载。
我国的文字属于象形文字，起源于图画，经历了一个书写符号化、确定一定读音的过程，才形成文字。
这个过程，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完成的，它需要漫长的时期和集体的力量。
因此，文字是上古人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集体创造的。
我国文字产生于什么时代还不清楚，今天所能看到材料，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甲骨卜辞为书写工具所限，其内容简单，字数也不多(短的只有几字，最长的也不过一百多字)。
它只初步具有朴素的文学形式，有的只是说明和记录，而没有抒情和描写的成分，更谈不到辞藻的修饰。
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有一些完整可读的句子。
例如：“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 郭沫若《卜辞通纂》,363)
又如：“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同上,363) 文字完整，意思明白，语法句式也初具规模。
甲骨卜辞是我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二、商周铜器铭文
商周铜器铭文则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以记事为主的如《曶（hū）鼎》,以记言为主的如《毛公鼎》。
《毛公鼎》中的训诰，与《尚书》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三、《易经》《易经》包括“经”、“传”两个部分，是一本筮书。
《易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它的作者，司马迁认为是周文王。
现在一般认为，它的作者是当时的巫觋之流，具体的姓名已不可考。
《易经》有八卦。八卦重叠起来，总成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每卦有一条卦辞；除两卦是七条爻(yáo)辞外，其余的每卦有六条爻辞。
《易经》中的卦爻辞总数为四百五十条，其中卦辞六十四条，爻辞三百八十六条。
《易经》已在甲骨卜辞的基础上迈进了一步，文学性加强了，表现手法也丰富了。
例如：“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大壮》上）
用公羊把头伸进篱笆里去，来比喻有的人摇头乱撞，弄得进退两难。
又如“密云不雨，自我郊西。”（《小畜》）
用还没下雨，天空已是乌云密布，来比喻人事正在酝酿。
又如：“枯树生梯，老夫得其女妻。”（《大过》九二）
“枯树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大过》九五）
以枯树发新芽和枯树开鲜花起兴，引出老头子娶了个年青姑娘与老太婆嫁了个年青小伙子。
又如：“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明夷》初九）
由此可见，在《易经》中比兴手法已在普遍运用。
语言精练，形象鲜明，音调铿锵，韵律和谐，艺术成就较高。
在甲骨卜辞的基础上，《易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四、记言文之祖——《尚书》
《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由此可见，我国很早就有设置史官的制度：
有的叫“左史”，有的叫“右史”。
左史负责“记言”，著作就叫《尚书》。
右史负责“记事”，著作就叫《春秋》。
《尚书》就是上古帝王之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也是我国现存最早记言的古史。
《尚书》最早叫做《书》，汉代称《尚书》，被儒家奉为经典后又称为《书经》。
《尚书》的基本内容是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谈话记录。
作者是当时的史官。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汉书·艺文志》：“《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篹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
司马迁、班固都认为《尚书》是经过孔子编订的。
相传《尚书》有三千二百四十篇（见沈钦韩《尚书疏证》）。孔子因周游列国而理想不能实现，就退而删《书》为百篇，并用为教材。
从中可看出孔子在《尚书》流传中的重要作用。
《尚书》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部分。
《虞书》、《夏书》是后代史官追记，不是当时人的记录。
《商书》5篇，一般认为可信的是《盘庚》，被认为是我国记言文之祖。
《盘庚》分上中下三篇，是商朝的中兴之王盘庚准备迁到殷地时对臣民发表的三次讲话的记录。
文中不乏比喻的运用和格言式的句子。
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火之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言简意赅,
极为生动。
又如：“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人惟求旧，器惟求新。”
精练的语言中，表达了复杂深奥的思想。
《周书》有20篇，时代始自周初而终于春秋前期，主要是诰与誓两种文体，记周公议论最多。
韩愈所说的“周诰殷盘，诘屈聱牙”（《进学解》），指的就是这一类作品。
其中《无逸》是告诫成王之言，《顾命》记成王之死、康王之立，层次条理都比较清楚。
文章虽古奥难读，但篇幅较长，叙述也较清楚，语言技巧已远非甲骨卜辞、商周铜器铭文和《易经》中的卦爻辞所能相比。
这些文诰都是独立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像春秋前期记载秦穆公悔过之辞的《秦誓》，其中虚字的大量出现和对比手法的运用，更能体现其散文发展的成就。
由此可见，散文到了《尚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记事文之祖——《春秋》
战国以前，周王朝和诸侯各国都设有记事的史官，所记的内容虽有不同，但都称为“春秋”。
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右史记事，事为春秋。”但这些史书都没有流传下来。
周王朝东迁之后，“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
这里所说的，就是今天所流传的《春秋》。《春秋》又称为《春秋经》，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其记事方式为“以事系日，
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
以鲁国的世系（即按鲁君顺序，以年月日为序）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共242年的历史。
记事极其简略，类似现代的标题新闻。
如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孔子行文，在谨严的措辞中暗寓褒贬，所谓“微言大义”（精深奥妙的语言，表达倾向鲜明的道理）。
文字简略，精心选择，有强烈的褒贬色彩，有明显的是非目的。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为“弑”。
晋范宁：“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春秋谷梁传序》） 孟子：“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司马迁“《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
由此可见，《春秋》的主要思想倾向在于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
《春秋》除在哲学政治思想方面对后代有巨大的影响之外，在史学和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史学方面，开创了编年体的记史体裁，建立了写史必须具有严格倾向性的“春秋笔法”。
在文学方面，它力求文字精练，注意选词造句准确、谨严的特点，对后代作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时，在散文的发展史上，《春秋》也从《尚书》的“诘屈聱牙”上解放了出来，以平浅流畅的风格显示了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