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书家诗心：蔡襄《洛阳诗帖》本诗及其书学意义考论

王伟︱书家诗心：蔡襄《洛阳诗帖》本诗及其书学意义考论

《洛阳诗帖》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9年第7期，责任编辑易文，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洛阳诗帖》系蔡襄摹写五代著名书家杨凝式诗碑《洛阳风景四绝句》而成。杨凝式诗意旨在赞咏张全义保全洛阳之功，原诗题于洛阳大圣善寺胜果院东壁，并有碑版，后为宋敏求《三川官下记》收录。宋敏求父宋绶于仁宗宝应二年十一月至康定元年三月任洛阳留守，其富于收藏，时蔡襄为留守府推官，该诗碑版于此际为蔡襄所见，《洛阳诗帖》亦完成于此时。时移世易，杨凝式诗、碑俱亡，明人遂据诗帖而将诗作误补入《蔡襄集》。对《洛阳诗帖》之考辨，不仅有助于杨凝式《洛阳风景四绝句》组诗的补遗，而且在书史上，亦可呈现唐书经历五代，向宋书转变的个性化轨迹。

北宋一朝，墨池可称飞将者数十家，而能树帜书坛、自成一军者，则无过苏、黄、米、蔡四人。作为“宋四家”中年辈较高者，蔡襄真、行、草各体皆优。欧阳修“与公（蔡襄）之游最久，而相知之最深乎”[1]，评价蔡襄书法云：“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年君谟独步当世。”[2]在欧阳修看来，蔡襄书法独步当代，是继苏舜钦后的书坛翘楚。嗣后，其观点得到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支持。蔡襄书法不仅在文人雅士间颇受青睐，且在世俗社会亦受追捧，“求字者纸轴堆叠若垣壁”[3]，亭斋寺观若得其书迹，常能辉色大增。韩琦《次韵和崔公孺国博观君谟所书〈孝亲福院牌〉》云：“欲护亲莹荐福殊，僧蓝营葺几年余。名因先帝鸿恩锡，牌得君谟大字书。佛宇增辉良自尔，乡庐传美孰加予。须知体法多奇处，深造钟王奥妙墟。”[4]可见其作品颇得雅俗两界珍爱。有鉴蔡襄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成就，已有成果多对其存世书作与诗文予以研究，对其书帖之书写内容则较少措意。莫砺锋《〈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一文，首先对《唐诗三百首》中系于张旭名下的《桃花溪》予以质疑，认为“此诗应出于蔡襄之手，后人在评论此诗时常因它误作张旭诗而称之为初盛唐风格”[5]；之后，李定广等学者继续撰文对此予以讨论[6]。由此，张旭、蔡襄这两位在唐宋书法史上可称雄杰的人物，其书法作品与文学作品的关系引起学界较大关注。其实，《蔡襄集》中除《桃花溪》一诗颇具争议外，《洛阳诗帖》一组诗亦颇有疑问。近年，萧风对其有所考辨[7]，然仍多未发之覆，存有较大空间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旨在通过对蔡襄《洛阳诗帖》所及两首诗歌予以考证，以求对唐末五代书法家杨凝式《洛阳风景四绝句》组诗予以辑补，并欲图对五代宋初的书法、诗歌承继路线予以揭橥。

一、 《洛阳诗帖》诗作误为蔡襄作

蔡襄《洛阳诗帖》见于《古香斋宝藏蔡帖》卷一。“古香斋”乃清乾隆斋名，因乾隆喜好古董字画，故于民间广为征求，善本真迹多有所见。蔡襄书帖有明刻本，古香斋本即据明本而拓成，花纸壳皮面，并附跋宋拓库本书帖图片24张，具有较高价值。今荣宝斋出版《中国书法全集·蔡襄卷》即据清拓本收入，该书主编曹宝麟针对此帖云：

蔡襄作品似乎从来没有落款作表字的。然而即使是后世刻帖时补加，这两首不载于文集的非常糟糕的七绝也决不会是君谟所作。诗之二的“到此经今三纪春”句颇有语病，但意思明白，说是今日重到已经三十六年（一纪为十二年）过去了。君谟晚年重游洛阳的事并不见于记载，就是算他自景祐三年（1036）做西京留守推官起，直到治平二年（1065）就赴杭州任，足数也只有三十年。[8]

由此，他断定该帖乃伪作。其实，曹宝麟仅从书法题款和诗歌内容两个角度对该帖予以否定，均有可商榷之处。

蔡襄 首先，仅凭题款就对此帖予以否定并不可取。揆以文献，不难发现在蔡襄书帖中落款用“君谟”的例子大量存在。兹举数例以证。《闽中金石略》卷三载，蔡襄于莆田囊山书陈伯孙《诗》（六合万籁息）[9]，落款为“康定二年九月十五日君谟书”[10]；稍后该卷“蔡忠惠公书二段”条，胪列“千峰倒影”“仰止”等石刻书迹，款题亦为“君谟”“皆在莆田县”[11]。而同样，“幽幽境”“龙腰”“龟山”“太白峰”“伏虎石”“双松亭石额”等见于福建省内的蔡襄书法石刻，落款亦都题为“君谟”[12]。故，仅据落款“君谟”即认定《洛阳诗帖》非蔡襄所书，并进一步认为蔡襄作品“从来没有落款作表字”的说法无疑过于武断。至于认为题款乃后人补加，并无确证，不足取信。

其次，曹氏结合蔡襄履历，认为“到此经今三纪春”一句与蔡氏经历不符，令人费解。另，笔者还可再献疑一处，即与蔡襄年辈相若并交情笃好者，并无尊号“齐王”之人。这都使学界在对蔡襄名下的这两首诗作之意旨进行探求时充满疑惑。笔者认为，如若跳出传统解诗窠臼，便不难发现部分学人对蔡襄此帖内容的解读存在着“先天误区”，即想当然地认为，蔡襄此帖所书就必然是他自己的作品。其实，诗帖与诗作本身并不必然完全吻合，换言之，书法写作可以题写自己的作品，也可以摹录他人的作品。以书法题录自己的诗歌，简单易解，朱翼盦《宋蔡忠惠公自书诗真迹》中对蔡襄此类书法作品多有辨析说明[13]，兹不赘言。

比较普遍的，则是在书法作品中摹录他人诗作。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云：“鲁直诗有《题扇》‘草色青青柳色黄’一首，唐人贾至、赵嘏诗中皆有之。山谷盖偶书扇上耳！”[14]又，《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七载：“至（荆公）辞位，迁观音院，题薛能、陆龟蒙二诗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一觉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蜡屐寻苔认旧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15]王安石于观音院所题，乃径取唐人陆龟蒙《丁香》一诗以书。此类情况在王禹偁、林逋、惠崇、李之仪、苏轼等处亦有不少，可窥一时风气之盛。蔡襄对唐诗颇为推崇，对盛唐诸家尤其用心。“蔡公诗律五言者宗李、杜，七言者出入王、孟，如‘垆灰寒更画，灯灺落仍挑’，摹写北堂夜话之景，真画工手也。其与唐人‘冻瓶黏柱础，宿火陷垆灰’语可颉颃矣。”[16]可见他对唐诗的喜爱与熟悉。而其书帖抄录唐人诗文的情况亦甚普遍，如《书唐张籍送蜀客》[17]《书宋之问秋莲赋卷》[18]《书唐白居易动静交相养赋卷》[19]《跋蔡端明写老杜前出塞诗》[20]《杜牧之木兰庙诗》[21]《柳子厚吐谷浑词》[22]，可谓遍录宋之问、杜甫、张籍、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唐代名家。对此，刘克庄《蔡端明书唐人诗帖》云：

右蔡公书唐人四绝句，刘禹锡一，李白二，杜牧一。……刘诗二十八字，浓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诗，则笔渐瘦，墨渐淡，至牧诗，愈瘦愈淡。然间架位置端劲秀丽，与浓墨淋漓者不少异。[23]

可见蔡襄对李白、刘禹锡、杜牧等唐诗名家的热爱早已不再局限于文学模仿，而是逐步将其融合进自己的艺术生命，融汇进自己的书法世界，以书法墨迹触动唐诗的内在魂魄。

问题是，古人缺乏著作权或冠名权意识，有的诗帖题录前人诗文时，并不注明出处与作者，年代稍久，原作散佚，后人昧于内情，极易在诗文作者归属之判断方面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如前引《邵氏闻见后录》中王安石题录陆龟蒙《丁香》一诗，后被《临川文集》卷三四所收，题目改为《出定力院作》。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珏在对《临川文集》予以重新编定后，《序》云：“珏家藏不备，复求遗稿于薛公家，是正精确，多以曾大夫（王安石）亲笔、石刻为据，其间参用众本，取舍尤详。”[24]一般而言，书法笔墨的真实并不能够为书写内容之归属判断提供有效而必要的支撑。王珏昧于此点，是陆龟蒙诗羼入《临川文集》的主要原因。就《洛阳诗帖》而言，并非如曹宝麟所言，其不载于蔡襄文集，实际上，这两首诗从明代开始就一直于《蔡襄集》中存在，今人编《全宋诗》亦将其系于蔡襄名下（有关其非蔡襄诗作的考证，见本文第二部分）。那么，《洛阳诗帖》是如何进入《蔡襄集》中的呢？这需从蔡襄身后别集的整理来探究。欧阳修《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云：“公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25]可见在蔡襄卒后不久其作品就已结集。至南宋，王十朋又在初编本的基础上，再次编订《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序》云“旧所不载者，悉编之，比它集为最全”[26]，规模、体量均较此前有所增扩，但并未见《洛阳诗帖》二诗。至明，《蔡襄集》等的整理编订以万历四十三年（1615）陈一元校、朱谋㙔、李克家重校《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四十卷和万历四十四年蔡善继双瓮斋刻《宋蔡忠惠文集》三十六卷为善。与别集编校同步的是，对蔡集的补遗也在同时进行，其中以徐𤊹初编、宋珏增补的两卷本《宋蔡忠惠公别纪补遗》最著。从取材范围看，其所补篇什主要以蔡襄诗帖和散落石刻为主，而《洛阳诗帖》正是在此种情况下被收录的。天启二年（1622），龙溪颜继祖始将诗集与《宋蔡忠惠公别纪补遗》二者合刻，此为《洛阳诗帖》正式进入蔡襄诗集之始。后《四库全书》本《端明集》四十卷、近人朱翼盦影印《宋蔡忠惠公自书诗真迹》均依循之。《全宋诗》卷三九三将《洛阳诗帖》系于蔡襄名下[27]，明显亦是循旧而来。

至此可知，蔡襄《洛阳诗帖》之书法与题诗并不必完全绾合，其题诗系前人诗作。随时推移，原作遭不虞之遇而散佚，后人不明真相，遂将作品系于抄录者和临摹者名下。那么，蔡襄《洛阳诗帖》所录二诗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

二、 杨凝式与《洛阳风景四绝句》

先看《洛阳诗帖》的具体内容：

洛阳风景实堪夸，几处楼台处处花。尽是齐王修种得，如今惆怅似无家。

洛阳风景实堪珍，到此经今三纪春。无限欢娱荣乐事，一时回旋少年人。[28]

上述两诗皆写洛阳盛景，由景写人，表达惆怅婉转之情。

首先，第二首诗中的第二句“到此经今三纪春”，与张世南《游宦纪闻》所记五代书家杨凝式诗句高度重合。据《游宦纪闻》卷十载，“晋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杨凝式）有《洛阳风景四绝句》诗，年六十七。据诗云‘到此今经三纪春’，盖自丁卯至己亥，实三十年。则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阳矣”[29]。《游宦纪闻》系南宋著名文献故家张世南所作，张氏乃宋宁宗、理宗间人，其书多记杂事旧闻，“足以资博识”，于材料审订“尤极精核”，足资史料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二云其为“宋末说部之佳本”[30]，故该书所载杨凝式宦居洛阳时曾作组诗《洛阳风景四绝句》，颇具文献价值。令人惊奇的是，《游宦纪闻》所录杨凝式诗作中“到此今经三纪春”句，与前述蔡襄《洛阳诗帖》基本吻合，唯句中“今经”与“经今”稍有区别而已。另据《游宦纪闻》卷一○载《洛阳风景四绝句》仅存的一首诗云：

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自一堆灰。[31]

《洛阳诗帖》二诗与其在句式、描写对象与意旨上都十分接近。

杨凝式，字景度，冯翊华阴人，生于唐咸通十四年（873），昭宗朝进士及第。唐昭宗天祐四年（907）三月，朱温弑君篡唐，杨凝式随父迁洛[32]，历仕梁、唐、晋、汉、周等政权。五代混战，文人迫于凶威，鱼伏鼠遁，而杨却名节不辍，并有文名。史载其“精神颖悟，富有文藻，大为时辈所推”[33]，“善文词，出时辈右”[34]。居洛期间，杨凝式幸得张全义赏拔，“请以本官充留守巡官”[35]。张全义由黄巢之乱起家，朱温建梁后，任河南尹，并兼河阳节度使，进封魏王，属洛阳一带最有权势者。乱世中，张全义对杨凝式颇为赏拔，故后者对他也充满感激之情。杨凝式在洛阳与张全义比邻而居[36]，日后还为张全义侄张继升、长孙张季澄撰写墓志[37]，可见私谊甚好。在《张季澄墓志》中，杨凝式极尽其详地褒赞其先祖，对张全义尤为称誉[38]。而《张继升墓志》作于张全义卒后，时全义子张继祚反叛被诛，张氏势力衰败甚剧；志文语及时局世事委婉谨慎，落款题“门吏太中大夫守礼部尚书柱国赐紫金鱼袋致仕弘农杨凝式撰”；杨氏自称“门吏”，谦卑恭让，如在目前。志尾处，杨凝式对张氏一族之衰败深表同情，“怀旧悲凉，临风惨怛”，但因无法畅言，只好“将刊贞石，猬访搜才，载惟毕大之言，深愧不孤之托”[39]。五代世风浇漓，士人缺乏人格节操，进退去留皆以名位之得失为标准，义节委地，攀附之风尘上。在此背景下，杨凝式不随世俯仰，殊为珍贵。杨与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