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安乐死中的被害人承诺

工作心得：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问题被害人承诺来自法律格言“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是指法益所有人对于他人侵害自己可以支配的权益所表示的允许。

被害人承诺作为一项正当化事由，包含着重要的刑法价值，它对如何在维护刑法正义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主决定权最大化起关键作用。

被害入承诺作为排除犯罪性的正当化事由之一，目前在各国刑事立法或者刑法理论中，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把被害人承诺称为违法阻却事由，英美法系刑法理论把被害人承诺称为合法抗辩事由，我国刑法只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把被害人承诺作为一种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对待。

在我国，关于被害人承诺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对于丰富我国刑法理论、完善刑事立法以及解决实际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被害人承诺的有效成立要件(一)前提要件——承诺人的承诺权限各国刑法理论普遍认为，承诺的成立以承诺人对被侵害的法益具有处分权为前提。

权利人承诺的行为，只能是权利人“有权处分的权利”。

对于国家、社会等公共法益，各国刑法学界均认为个人无权处分。

2、身体健康权。

被害人承诺他人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是否阻却违法，各国立法颇不相同，理论上也有争论。

有人认为经过同意的伤害一概无罪，有人则持完全相反的见解，但一般取折中说，即身体健康权是允许有限承诺的权利。

4、人身自由权利、名誉权、人格权、财产权利。

对于这几种个人权利，理论上认为权利人原则上具有承诺权，如某一物件是由其所有人自愿交给他人时，便不会因此构成盗窃罪。

我国刑法对侵犯名誉权、人格权的诽谤罪、侮辱罪规定只有告诉才处理。

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名誉权、人格权除涉及公共利益外，应视为承诺人有权处分的权利。

(二)主体要件——承诺人的承诺能力作出承诺的人必须具有认识其承诺的性质、作用、后果的理解能力。

因此，不能正确理解承诺内容的儿童及其他精神障碍者的承诺是无效的。

大陆法系学者认为，承诺者不一定必须具备民法的行为能力，但对所承诺的事项的意义、范围必须有理解能力。

论我国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
李希慧;姚龙兵
【期刊名称】《东方法学》
【年(卷),期】2009(000)001
【摘要】被害人承诺的本质是放弃自己的利益.有效的被害人承诺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被害单位可以对其合法利益予以承诺放弃;作为承诺主体的自然人不必是民事上的完全行为能力人,只要是年满16周岁精神正常的人即可;生命权尽管现在普遍认为不能承诺放弃,但是从长远来看,承认生命权可以放弃将是未来必然的选择;婚姻不能承诺放弃,配偶一方承诺他(她)方与第三人结婚的,不能排除重婚方行为的危害性;承诺时间应在结果发生前,至少在结果发生时有承诺存在;承诺意思只要能够让行为人认识到被害人承诺存在即可.被害人承诺在我国刑法分则和相关司法解释中都有所体现.
【总页数】10页(P58-67)
【作者】李希慧;姚龙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
【相关文献】
1.被害人承诺在刑法理论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初探 [J], 付传军
2.论被害人承诺在器官摘取中的效力——以刑法第234条之一第2款、第3款为
视角 [J], 王园;刘夏
3.论刑法中推定的被害人承诺 [J], 刘爱军
4.论活体器官移植中的被害人承诺--从刑法的视角 [J], 安翱;涂文
5.被害人承诺在中国刑法中的地位分析 [J], 张旭;苏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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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安乐死问题的探析论文摘要随着社会的进展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度，身患绝症的病人能够利用先进的医疗手腕将不能治愈转化为长时刻地维持生命，这种维持通常并非会显现有效的医治成效，并伴随着极度的生理痛楚和精神折磨，而维持的后果仍然是死亡，现在，病人或其家眷为了病人能够安详离世，主动要求“安乐死”，舍弃生命权，而由医生进行严格审查是不是实施安乐死。

这种案例尽管不多，但现实阻碍却很是显著。

例如陕西“王明成案”和美国“特丽法案”都引发人们普遍的关注，对这一类特殊的生命权可否由患者自己或其家人有效许诺至今仍然争辩不休，本文试图通过法理的角度来论述安乐死的合理性和生命权的可许诺性。

论文关键词安乐死助人自杀生命权许诺自由一、安乐死概念解析安乐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楚的死亡，安然的归天；二是无痛致死术，为终止患者的痛楚而采取致死的方法。

安乐死可分为被动与主动安乐死。

被动安乐死是消极的安乐死，停止医治和抢救方法，停止对病人的营养支持，任晚期病人自行死亡的行为；这时一样病人和家眷同意舍弃医治抢救就能够够了，不组成违法，因此本文再也不加以赘述。

主动安乐死又称踊跃安乐死，由医务人员采取给药加速死亡，终止其痛楚的生命，让其安然舒畅地离开人世。

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踊跃的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

患者自杀可不能阻碍他人，可是，若是他本人想终止生命，医护人员及家眷协助知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忙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本文中安乐死的概念即是踊跃的安乐死。

“在没有从立法上确认安乐死行为合法性之前，对踊跃安乐死的行为实施者，应追究故意杀人罪的刑事责任，只是量刑是应与社会上一样故意杀人行为有所区别，能够从宽处置。

”尽管刑法界一样以为“帮忙他人自杀的行为”组成故意杀人罪，而这种帮忙他人自杀的行为又与踊跃的“安乐死”行为在客观表现上是相同的，但在实质上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行为，绝不能混为一谈。

二、安乐死与一样助人自杀的区别安乐死在实质上是受嘱托杀人，属于广义上的助人自杀，可是笔者不同意将其与一样的助人自杀行为（以下简称助人自杀）一样对待。

24海外文摘OVERSEAS DIGEST 海外文摘2021年第23期总第878期No.23,2021Total of 8781概述１．１被害人的概念如今学界对“被害人”的概念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从刑事诉讼法学、被害人学、犯罪学等不同的角度都有学者做了不同的分析，有广义的被害人和狭义的被害人两种说法。

本文所称的被害人，主要是从刑事诉讼理论出发狭义的被害人，即指仅局限于刑事案件中的自然人被害人，即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1]。

１．２被害人承诺的理论基础1.2.1法律行为说这种学说认为，行为人获得被害人承诺就意味着被害人给予了行为人实施一定侵害行为的权利,同样适用民法相关规定。

但是该说忽略了民法和刑法的不同目的，因此一定程度上有欠妥当。

1.2.2利益放弃说这种学说认为，法律秩序将法益保护的权利交给被害人，承诺即放弃。

1.2.3法律保护放弃说这种学说认为，行为人获得被害人承诺就意味着被害人放弃了刑法给予他本人的法律保护。

这种学说没能具体说明个人承诺的限度以及法律必须保护的界线。

1.2.4利益衡量说这种学说认为，被害人作为利益主体行使自己的人格自由权利的行为（被害人的承诺）本身是一种最高的利益，它在表现为积极的社会价值时是正当的。

１．３被害人承诺的历史沿革《法说汇纂》第47（D.47.10.1.5）卷中提到：“借助被伤害人的意志所实现的，就不是不法的。

”初民社会奉行同意即无罪。

在奴隶社会，国家处于诉讼的被动地位，其参与诉讼是由于被害人的提起，被害人能凭借事先有否承诺决定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承担。

在中世纪，国家成为追诉的主体，制裁与否取决于国家意志，对被害人承诺未置可否。

在我国封建社会，对于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杀伤行为予以定罪科刑，而在现代社会，由于犯罪的复杂性，有的犯罪不仅针对个人还针对国家，其侵害的严重性也不能一概而论。

2被害人承诺的比较法考察２．１大陆法系国家2.1.1德国麦兹格认为，被害人同意的损害之所以成为违法阻却事由，是因为被害人自愿放弃了自己所属法益的保护权，该行为经国家承认或默认后即成为正当行为，以是否符合法的目的性为标准[2]。

论被害人承诺作者：杨鹏来源：《青年与社会》2014年第09期【摘要】被害人承诺是指受害人在他人侵害自己利益时表示允诺或者同意。

被害人承诺一般情况下是一种排除犯罪性的事由，但被害人承诺排除犯罪的事由范围有限，如果侵害较大的社会法益，即使得到被害人的同意，仍不能免除其刑事责任。

对于被害人承诺是否能成为一种免责事由的探讨应将其在刑法上作为一个整体从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角度进行综合考虑，确定其带来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从而确定其是否构成犯罪，同时也影响着量刑。

【关键词】被害人；承诺；法律效力一、被害人承诺的内涵分析被害人承诺这一概念，虽然很多学者都在进行探讨，但是，对被害人承诺的基本内涵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形成的，因此，将被害人承诺的理论纳入到刑法的基础理论之中，对其内涵的整合则是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关于被害人承诺的内涵，各国刑法理论界存在以下几种主要学说：第一，法律行为说。

该说认为被害人的承诺本身是一种法律行为，具有被害人的承诺就意味着被害人给予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权利，具有承认行为人取消侵害的权利的作用，因此行为人根据被害人承诺实施的行为根本不存在违法与否，本来就是一种正当行为。

第二，利益放弃说。

该说认为法秩序把法益的保护委托给法益主体，经被害人的承诺实施的行为表明法益主体放弃了自己的利益。

该说的基本思想是，刑法的任务是保护利益，而利益是分属于各个主体的，它首先由各个主体加以维持，既然利益主体放弃其利益，该利益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了。

第三，法律保护放弃说。

该学说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认为法益主体委托法律保护自己的利益，具有被害人的承诺表明法益主体放弃了法律的保护。

纵观各种学说可以看出被害人承诺的本质实际上是其排除犯罪性的正当根据问题，即为什么存在被害人承诺时，就不成立犯罪。

二、被害人承诺的构成要件（一）主体条件。

所谓被害人承诺的主体要件即被害人的承诺能力，是指理解承诺的内容和意义并做出承诺的能力。

比较刑法论文“生存”还是“死亡”——对国内外“安乐死”相关法律问题的比较研究【摘要】：生命权、人权无疑是法律所保护的众多法益中最为重要的一项，而所有法律的订立也都遵循着不得侵犯人的生命权，不得违反人权的这一基本原则。

可当“安乐死”这一问题随着现代法制社会的不断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从一开始的不被人重视到现在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后，“生存”还是“死亡”这道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已经成为横跨法学界、哲学界、医学界众多学术界，上至国家首脑下至普通百姓研究争论不休的一个“烫手山芋”。

因此，“安乐死”的定义、历史背景、渊源，目前世界各国对“安乐死”的看法和立法现状如何，我国又是怎样界定“安乐死”，以及对“安乐死”未来立法前景的一些看法等等问题，将由作者就自己的一些观点在本文中展开阐述。

【关键词】：“安乐死”生命权被害人承诺“安乐死”的合法化一、“安乐死”的定义和法律历史渊源安乐死（Euthanasia）一语源自于希腊语“美丽的死”，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Mercykilling）。

他意指对于死期迫在眼前而有难忍的、剧烈的身体痛苦而又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应其真挚而恳切的要求，为了使其摆脱痛苦而采取人道的方法让其安然死去的行为。

而其英文解释为：无痛苦处死患不治之症而又非常痛苦者和非常衰老者。

中国学者给安乐死下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认可用人为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全过程。

历史上，“安乐死”的观念和实践是十分悠久的。

在古斯巴达，人们即认为，不健康的婴儿可予处死，这可以说是能追溯到的较早关于安乐死的纪录。

而在古罗马和古希腊，杀死婴儿、自杀和各种安乐死行为更是广为人们接受，但这些都仅只的是“安乐死”这一行为的实施。

实际上，直到1905年，由弗朗西斯·培根首创，英语中才有“enthanasia”这个词用以指代“安乐死”。

从法律角度浅析安乐死问题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

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

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

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

安乐死有其法理上的立法依据，安乐死的实施从刑法角度分析也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法律不应回避安乐死,安乐死应该有自己合法的地位。

死亡问题，是每一个活着的人所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之死亡，作为一个重要法律事件,必将会引起与之相关的许多法律后果。

人之死亡,体现了新陈代谢的普遍规律，但死亡的方式各有不同。

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

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基于死亡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法律意义的重要性，本文试图探讨安乐死这一死亡方式的相关法律问题，以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秩序。

（一）立法依据安乐死合法化的关键首先在于有无自主选择安乐死的权利。

我国宪法尚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未明确规定公民本身生命的权利,但我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我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权利。

每个人在享受自由权的时候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每个人的自由。

马克思则把自由理解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害处的活动的权利。

死亡的权利本身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利益.而这种死亡方式也是一种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反对安乐死论者认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这种死亡方式是有害于社会的。

诚然生命的价值在于社会，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概念，价值只能在社会中才能得以体现。

而生命的价值并不是指生命本身，价值属于社会而生命是个人的。

病危患者要求安乐死，基于法律的空白而被拒绝，被迫痛苦的生存下来是自由吗？自杀被认为是于他人有害的行为，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给自杀而又未果的行为给予法律的制裁让其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呢。

被害人承诺与认识错误被害人承诺，又称被害人的同意[①]，是指法益主体对于他人侵害自己可以支配的权益的行为所表示的允诺。

其源自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的法律格言，意即行为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时，如果该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正是被害人所意欲的行为与结果，那么，对被害人就不产生侵害问题。

[②]被害人承诺历来是作为犯罪阻却事由、特别是违法性阻却事由的一种。

除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意大利、韩国和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在立法上明确将被害人承诺规定为一种法定的正当化事由外，大多数国家的刑法中均无被害人承诺的明文规定，所以理论上通常将其作为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予以论述。

被害人的承诺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违法性阻却事由[③]，在不同的场合，它具有不同的意义。

从被害人承诺所产生的刑法效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被害人的承诺对犯罪的成立没有影响。

如猥亵儿童罪、拐卖儿童罪，即使得到了儿童的同意，也丝毫不影响该罪的成立。

第二，被害人的承诺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

如，德、日等国刑法中规定的同意杀人罪、同意堕胎罪等，须以被害人的同意为前提，才能成立本罪。

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嫖宿幼女罪显然也是以幼女的承诺为前提的。

[④]第三，被害人的承诺是犯罪阻却事由。

即如果存在被害人的承诺，则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不违法，因而不成立犯罪。

[⑤]强奸罪、盗窃罪等即为此例。

第四，被害人的承诺是刑罚轻处事由。

即被害人的承诺不否定犯罪的成立，但可以作为减轻处罚的理由。

如，对他人实施“安乐死”在我国成立故意杀人罪，但由于存在被害人的承诺，在量刑上通常较普通的故意杀人罪为轻。

[⑥]前述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下的“被害人承诺”从其所产生的刑法效果上来说，并非刑法上作为正当化事由之一的被害人承诺。

第四种情况下的被害人承诺只影响刑罚裁量，对犯罪成立与否并无影响，因此亦不属于正当化事由。

只有第三种情况下的被害人承诺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

一被害人承诺的成立条件作为犯罪阻却事由的被害人承诺，其成立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承诺主体的合格性。

浅析德国推定承诺与消极安乐死的司法实践作者：赵康胡芃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4年第07期近些年，安乐死问题一直是法学界、医学界、伦理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出于对人类生命权的尊重，尽管有部分国家认可安乐死的合法化，但总体而言，多数国家对安乐死，特别是积极安乐死持审慎态度。

对于消极安乐死，是否可以依据推定而非明示的承诺，认定安乐死的合法效力，则存在探讨的空间。

本文结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1994年审理的一桩安乐死案件（刑一庭1994年第357号）来探讨推定承诺与消极安乐死的相关问题。

一、基本案情[1]70岁的伊斯由于心脏停搏不可逆地严重伤及了大脑，医生特纳对她进行治疗。

伊斯根本无法完成吞咽动作，需要通过胃管来喂食以维持生命。

到1990年底，伊斯就没法说话了，无法表达疼痛的感觉。

尽管一直给伊斯做康复操，但她的四肢还是完全丧失了感觉。

1993年初，特纳医生找到伊斯的儿子施拉普，建议他结束伊斯目前的状态，中止给伊斯灌食，代之喂水。

但施拉普很疑惑，伊斯真的没办法康复了吗？这样的行为合适吗？特纳医生答复在法律上此行为没有问题。

于是伊斯的儿子施拉普同意了，但跟特纳医生提示说，八年前他妈妈曾看过一个护理肢体僵化和得褥疮病人的电视节目，说她不想这样结束生命。

但是特纳医生在没有事先和护理人员说明的情况下，在医嘱簿上写道：“在和特纳医生达成一致意见后，自1993年3月15日起，一旦现有的瓶装营养品用完，我希望只喂我母亲水”。

特纳医生和施拉普都在上面签了字。

两人认为护理人员会遵守该决定，伊斯不久会死去。

但护理组的护士长却将此事告诉了监护法院，法院拒绝批准他们的计划。

随后，伊斯的治疗看护被转给了其他医生。

1993年12月29日，伊斯因肺气肿去世。

州法院判决特纳医生和施拉普两位被告的行为是故意杀人的未遂。

但在上诉审中，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该案的评析中认为，若病人已经无法医治，而且失去了决策能力，即便不具备联邦医师协会颁行的安乐死准则的前提条件，也应允许例外地中断医生的治疗或救护措施。

全国首例安乐死“杀人”案辩护词(1990年3月16日～17日第一轮)审判长、审判员：?我受南昌市第二律师事务所指派，接受被告人蒲连升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现本着《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精神，出庭为被告蒲连升进行辩护。

?开庭前，我查阅了案卷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并向汉中市传染病医院有关的知情人员和死者家属作了调查了解，查阅了有关医疗法规及医学科技资料，刚才又听取了法庭对本案的调查、证人证言以及鉴定人对本案的鉴定意见。

根据事实和法律，我认为起诉对被告人蒲连升、王明成犯有杀人罪的指控不能成立。

被告人蒲连升等是无罪的。

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一)冬眠灵的使用与患者夏素文的死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起诉书认定夏素文的主要死因是肝性脑病。

对此，本辩护人没有异议。

但是，起诉书认定“冬眠灵仅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促进了患者的死亡”，我认为，缺乏科学和事实依据。

?本辩护人认为，夏素文的死完全是由于疾病本身，即肝硬化晚期，肝细胞高度衰竭，最后并发肝性脑病所致。

夏的死与冬眠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为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将夏的主要病案摘录如下：?(1)《汉中市传染病医院肝炎科住院病历》主诉：(代)乏力、腹胀两年伴腹水加重，间歇性昏迷两月。

现病史：1986年5月1日以来神志异常，语无论次，嗜睡，昏迷呈间歇性发作。

门诊以肝硬变高度腹水和肝昏迷Ⅱ～Ⅲ度收住院(见公安卷二，23页)。

住院诊断是：①肝硬变腹水(肝功失代偿期、低蛋白血症)；②肝性脑病(肝肾综合症)；③渗出性溃疡并褥疮Ⅱ～Ⅲ度(公安卷二，24页)。

在病历的“计划治疗”栏里，注明“临终前责任治疗，子女要求从简”，“如发生意外以自动出院论，与院方无关”(公安卷二，24页)。

?入院当天上午(1986年6月23日)的长期医嘱单上经治医生即给病人下达了“病危通知”和“留置导尿”的医嘱。

(公安卷二，46页)。

?(2)1986年6月28日晚上7时30分，医生的“病程志”上，记有：“今天尿量减少，白天尿量约400毫升，病情危重，随时都有呼吸、心跳停止的可能”(公安卷二，27页)。

论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和意义在刑法中，被害人的角色一直备受关注。

传统上认为，被害人只是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旁观者和证人，而刑事制裁是由国家代表实施的。

然而，在现代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普遍关注和重视。

尤其是在保护受害人权益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相关政策和措施，以强化被害人的参与和保障。

被害人承诺是被害人保护措施中的一种形式，它是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承诺不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并向法院申请撤销或放弃自己的刑事诉讼请求。

这种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优化司法资源的利用，并降低应诉成本。

同时，它也可以为被害人提供更灵活的权利保护措施，以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和实际情况。

然而，被害人承诺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一方面，被害人的承诺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被害人的主观意愿、社会压力、法律知识等，这些因素可能会使被害人做出不理性或不合理的承诺。

另一方面，被害人的承诺还需要考虑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平衡，例如国家利益、社会公正等。

因此，本文旨在探讨刑法中被害人承诺的相关问题和挑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以促进刑事司法的公正和有效实施。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1.被害人承诺的概念、特点和适用条件，以及其在刑法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2.被害人承诺的施行规则和程序，包括被害人的通知、审查、确认和维持等环节，以及相关的证据要求和法律责任。

3.被害人承诺的实际运用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与其他相关保护措施的比较分析，例如受害人和证人保护措施等。

4.被害人承诺的理论基础和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实践中的相关经验和教训。

本文将采用比较法、案例分析和文献综述等研究方法，以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和信息，并结合国内外案例对被害人承诺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得出一些实用性的结论和建议。

三、研究意义和实际应用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本文将对被害人承诺这一刑法领域的重要话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与分析，从而有助于促进刑事司法的公正和有效实施。

安乐死辩论第一篇：安乐死辩论安乐死辩论我同意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asia）指对无法救治的病人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

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

中国的定义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安乐死的目的，对病人本身是为了避免死亡时的痛苦，对于社会来说，一方面是为了尊重病人的权利，给予病人尊严死去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约有限的卫生资源，用于更需要又更有希望的病人身上，对病人、家属和社会均有利。

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患了绝症，目前无法救治，只是在人为条件下维持心跳、呼吸或意识已处于昏迷或完全丧失状态，虽生犹死的病人。

1.安乐死后盾——希波克拉底医派誓言，很多人认为希波克拉底医派誓言与安乐死背道而驰。

誓言的核心是医生必须尽力让病人康乐安宁，因此“禁止伤害”这一信条常被概括为希波克拉底医派誓言的总纲。

对“伤害”一词的理解，多数人仅仅停留在字面表层含义，即对病人生命的伤害。

但这里的“伤害”，指的无疑是“病人康乐安宁”这种状态，生命当然包含于其中。

然而，遇到“选择继续忍受病痛的剧烈折磨”或“一死了之”这种情况，有一点可以肯定，比起让病人活着，医生不协助病人实施安乐死对其伤害更大。

当然，这个问题仁者见仁，尚无定论。

2.安乐死挽救生命，2005年一调查显示，在荷兰施行的安乐死病例中，有0.4%的安乐死未经患者本人同意。

在该调查结束前，实施安乐死在荷兰已经合法化。

再看1991年的另一项调查，那时，安乐死在荷兰尚未取得立法许可。

调查结果显示，在实施过程中，有0.8%的安乐死执行未经患者本人同意。

对比两个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安乐死合法后的结果和人们预想相反；且未经患者同意便实施安乐死的情况减半。

以上数据说明，安乐死确实能挽救生命。

被害人承诺论文：论被害人承诺【中文摘要】被害人承诺有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

除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国家刑法典并未明确规定被害人承诺,仍将其视为一种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

被害人承诺具有不同的刑法意义,传统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将其视为违法阻却事由。

法益衡量理论能够充分论证被害人承诺正当化的根据。

被害人须具有承诺能力,为了防止承诺被滥用,只有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承诺才是有效的。

生命权不能承诺;基于承诺的行为须符合社会相当性。

应在保持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内,被害人承诺作为正当化事由(排除犯罪性行为),并将其立法化。

【英文摘要】Victim promise can be trace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Except few countries and regions, most countries and areas in the world has no specific provision on Victim promise, they regard it as supra-law ground for definition of justified act. Victim promise has different punishment effects, and Continental Law System takes it as elimination of misfeasance. The theory of balancing law benefit is capable of comprehensively explaining the base of legal cause on Victim promise. The victim should be capable of promising, and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victim from abusing promise, only when promising to be really under some certain conditions is effective. Lifeshould not be promised, and the behavior based on victim promise should be with social correspondence. In maintaining the current criminal law system in China, regard victim promise as definition of justified act, clarifying in the legislation of criminal penal.【关键词】被害人承诺承诺的本质法律意义构成要件立法化【英文关键词】victim commitment essence of acceptance legal effect constitutive requirements legislation【目录】论被害人承诺中文摘要3-4Abstract4绪论7-11一、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7二、研究概况7-10三、本文的内容结构10-11第一章被害人承诺的基础理论11-20第一节被害人承诺的历史发展与概念界定11-15一、被害人承诺的历史发展11-12二、被害人承诺的概念界定12-15第二节被害人承诺的法律意义和法律本质15-19一、被害人承诺的法律意义15-16二、被害人承诺的法律本质16-19本章小结19-20第二章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20-30第一节前提性正当要件：承诺的正当性20-27一、承诺的前提要件20-24二、承诺的限制要件24-27第二节主观正当要件：认识的必要性27-28第三节客观正当要件：行为方式的社会相当性28-29本章小结29-30第三章我国被害人承诺的地位及其立法思考30-39第一节被害人承诺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划定30-32第二节立法思考32-38一、被害人承诺立法化的积极意义32-34二、对被害人承诺的立法建言34-38本章小结38-39结语39-40参考文献40-43致谢43。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久的历史。

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

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办法。

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

其他社会也有些安乐死的报道。

安乐死的再次提出,并大肆宣传和广泛推行,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

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纳粹罪行的揭发使人们在讨论安乐死和优生学问题时不能不有所忌讳。

后来,安乐死问题又引起广泛的兴趣,这主要来自医学本身。

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化了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对固有矛盾。

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

以前只要一个人无法进食,生命就难以维持,而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残疾人很难终其天年。

现在人体的许多功能都可以用人工的方法维持;同时,由于一些治疗措施的进步,许多不治之症的结局可以变得相当拖沓。

这样一来,病人临终前的痛苦也延长了,这种痛苦不可能在死亡到来前解除。

不少疾病终末期的病人,由于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哀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有时就杀死自己。

但由于不谙生理解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们往往不得不忍受多余的痛苦。

于是,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和讨论不断出现。

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①垂危病人的安乐死。

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

②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

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

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

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被害人承诺刑事立法化的思考摘要：被害人承诺在我国刑法中被视为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被害人承诺的刑事立法化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也是公正处理司法实践中相关案件的需要。

因此，应将被害人承诺的成立条件、刑法效果以及限制性规定等内容在刑法总则中加以明确。

关键词：被害人承诺；正当化事由；刑事立法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250-03刑法中的被害人承诺，渊源于古罗马“得承诺行为不违法”的法谚，是指法益主体对他人侵害自己可支配的权益所表示的允诺，经被害人有效承诺的行为不再成立犯罪处以刑罚。

被害人承诺理论体现了在维护刑法正义的前提下对个人自主决定权的尊重以及公民私权和国家公权的界域划分。

国外刑法学界对被害人承诺的研究由来已久，其作为违法阻却事由之一被广泛认可。

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讨该理论，经过多年研究取得大量成果，但在诸如正当化根据、承诺范围、成立要件等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且该理论在我国只是以一种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被对待，仍未在立法中加以明确。

理论上的争议、立法中的欠缺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适用中的尴尬，所以加快被害人承诺刑事立法化进程实属刻不容缓。

一、被害人承诺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理论定位将被害人承诺刑事立法化首先要明确其在我国刑法体系中的定位。

从国外情况来看，由于犯罪构成体系不同，被害人承诺在两大法系中的定位也不同。

在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要件组成的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的大陆法系，通说观点将其视为违法阻却事由，而在由本体要件和合法辩护构成的双层模式的英美法系则为合法辩护事由。

在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国家，意大利、韩国、瑞典等已经在立法上对被害人承诺做了明确规定，其他国家则只在理论上将其作为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加以研讨如德国、日本、法国等。

在此，有必要对被害人承诺与被害人同意两概念作一区分。

虽然我国刑法学界存在着二者互用的现象，但在大陆法系中的含义有别。

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安乐死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长久的历史。

斯巴达人为了保持健康与活力，处死生来就存在病态的儿童。

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中表示支持这种做法。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赞成把自杀作为解除无法治疗的痛苦的一种办法。

毕达哥拉斯等许多哲人、学者、政治家都认为在道德上对老人与虚弱者，实施自愿的安乐死是合理的。

其他社会也有些安乐死的报道。

安乐死的再次提出，并大肆宣传和广泛推行，发生在1930年代的纳粹德国。

实际上，纳粹分子是在安乐死的借口下，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纳粹罪行的揭发使人们在讨论安乐死和优生学问题时不能不有所忌讳。

后来，安乐死问题又引起广泛的兴趣，这主要来自医学本身。

科学技术的进步激化了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中包含的一对固有矛盾。

作为医学伦理学基础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医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长病人的生命。

以前只要一个人无法进食，生命就难以维持，而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残疾人很难终其天年。

现在人体的许多功能都可以用人工的方法维持；同时，由于一些治疗措施的进步，许多不治之症的结局可以变得相当拖沓。

这样一来，病人临终前的痛苦也延长了，这种痛苦不可能在死亡到来前解除。

不少疾病终末期的病人，由于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哀求医生结束他的生命，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有时就杀死自己。

但由于不谙生理解剖，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们往往不得不忍受多余的痛苦。

于是，有关安乐死的案例和讨论不断出现。

在安乐死的讨论中,还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①垂危病人的安乐死。

这里，安乐死只不过使死亡时间稍稍提前一些。

②非垂危病人的安乐死。

若不进行安乐死，病人可以存活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一定自觉痛苦，但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社会家庭是一个负担。

例如畸形或发育不全的婴幼儿或患不治之症但尚未处于垂危阶段的病人，以及植物人等。

无论从伦理学还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看，消极的安乐死接近自然死亡，而积极的安乐死则接近故意杀人。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４－１２［作者简介］肖敏（１９７７－），女，湖南邵阳人，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刑法及刑事政策学研究。

被害人承诺基本问题探析肖敏（西南政法大学，重庆４０００３１）

［摘要］刑法意义的被害人承诺是构建于利益衡量说基石之上的。其成立需具备以下四个要件：主体要

件、主观要件、客体要件以及时间要件。被害人承诺具有阻却违法性之刑法效果，而被害人承诺过当可减少行为违法性。［关键词］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利益衡量；被害人承诺过当［中图分类号］ＤＦ７９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４５（２００７）０３－００１５－０５

被害人承诺，指法益主体同意他人对自己可以支配之权益的处置或侵害。其源自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对意欲者不产生侵害”的法律格言，即行为人实施某种侵害行为时，如果该行为及其产生的结果正是被害人所意欲的行为与结果，那么对被害人就不产生侵害问题。［１］（２５３）被害人承诺在许多国家、地区的刑事立法或刑法理论中都被视为阻却违法性事由。意大利、韩国等国家及我国澳门地区的刑法中均明文规定被害人承诺是一种阻却违法性事由。而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国对被害人承诺虽无刑法明文规定，但其刑法学界都视被害人承诺为超法规阻却违法性事由。一、被害人承诺之刑法效果如前所述，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或刑法学界均认为被害人承诺具有阻却违法性的刑法效果，但“在被害人的承诺之下进行的行为，很难看成是典型的违法性阻却事由，而实际上被害人的承诺往往具有不同的意义”，［２］（１５６）事实证明，被害人承诺主要具有以下几种刑法效果。（一）被害人承诺是构成要件阻却事由被害人承诺，消除了犯罪性（社会危害性），阻却犯罪构成要件的成立，即犯罪成立的构成要件中包括了违背被害人的意愿。举例言之，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的意愿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犯罪，若性行为的接受者———妇女同意该行为对自己发生影响和作用，则不存在性权利被侵害，其自愿性表明该妇女已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自然也无所谓的加害人，两人之间的性行为不构成犯罪。（二）被害人承诺是违法性阻却事由被害人承诺虽然导致被害人利益某种程度的损害，但这种损害和被害人自由决定权相比，被害人的自由决定权更为重要，根据利益衡量原则，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性。譬如，被害人同意加害人对自己进行性虐待，只要未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未造成重伤或死亡等严重后果，加害人的得承诺行为的违法性被阻却，不构成犯罪。（三）被害人承诺是刑罚轻处的理由被害人的承诺可影响量刑，指即使有被害人的承诺，得承诺行为依然构成犯罪，但在量刑时可作为从轻处罚的理由。因为，被害人的承诺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伴随情节，反映加害人的主观恶性较弱，行为的违法性减少，故可成为刑罚轻处之理由。如我国虽并未明文规定安乐死，但由于有被害人承诺的因素，且“加害人”是出于人道主义，为解除被害人的痛苦而实施该行为，在量刑上通常较普通的故意杀人罪为轻。（四）被害人承诺是构成犯罪要素之一被害人承诺，是其构成犯罪的要素之一，这主要集中于亲属之间的相奸和乱伦行为的犯罪。许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