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丨李守奎:“清华简《系年》与古史新探丛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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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竹书《系年》所记战国早期战事之勾勒杨博【摘要】清华竹书《系年》涉及以往史书失载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早期的史事,显得弥足珍贵.战国初期,三晋以武力称雄,在东面与齐,南面与楚展开征伐、会盟.在这些军事斗争中,三晋基本处在优势地位,东面压制住了田齐,南向两次大败楚国,一直将楚国的北上势头遏制在黄池、榆关至宜阳一带.为对抗三晋的攻势,有齐长城、楚长城的修建.战国初年,三晋还沿袭过去在晋国对待内外对手的传统,采取一致对外的结盟手段,所以强大的实力保证了其在军事外交行动中一直占有优势地位,这一优势地位不仅仅在《系年》所记战国早期的战事中可以体现,战国早中期魏国势力的强盛亦因其余绪.【期刊名称】《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年(卷),期】2018(031)003【总页数】4页(P58-61)【关键词】《系年》;战国早期;战事;三晋;长城【作者】杨博【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3文献史料匮乏、零散是先秦史研究的重要特点,其中东周时期最缺乏的是两段时间,其一是春秋早期。
研治春秋史最可靠的材料首推《左传》,而《左传》既为《春秋》经之传,其起始时间亦同于经,始于隐公元年(前722)。
如此则春秋早期,即从前770年开始有一段时间仍未有比较确切的史料记录。
其二是春秋末与战国早期。
① 《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前481),《左传》记事稍晚,终于哀公二十七年,即周贞定王元年(前468)。
专记战国史事之《战国策》,其书记事则始于赵、韩、魏三家分晋前二年“知伯索地于魏”,即前455年,但《战国策》涉及的史事在“魏君驱十二诸侯朝天子”,即前342年之前一百一十余年史事所记稀少,其中更有如前450-433、前424-397年等四十余年史事基本是空白,[1]1221-1234且其书多为策士纵横捭阖之辞的汇编,并非专主记事,加以其中不实之处甚多,故远非系统全面。
此外有专主述史之《史记》,为有关战国史的最主要著作,其于战国初年的一段历史亦记载甚略。
清華簡《系年》考校七則作者:宋雨婷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29期摘 ; 要:竹簡史書清華簡《系年》出土時保存近於完好,記載了西周初年至戰國前期的歷史,雖述史略簡,卻與多部傳世文獻互為參證,甚至可補缺載。
本文對《系年》中的“千畝”、“伯盤”等七條內容作簡要考校,條記於次,以期益於己學。
望方家批評指正。
關鍵詞:清華簡《系年》 ; ;校勘 ; ;訓詁清華簡《系年》是我國歷史上繼《竹書紀年》之後,第二次發現的秦以前的竹簡史書,對於古代歷史文化的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
《系年》全書由一百三十八支簡組成,字跡清晰,保存完好,只有個別殘損之處。
全篇分為二十三章,概要記述了從西周初年一直到戰國前期的歷史。
其中,第一至四章綜說西周史事,自武王伐紂、周公東征到周王室衰落,晉、鄭、楚、秦、衛等諸侯國興起,特別是西周的覆亡、周平王東遷的歷程等。
第五章以下,敘述春秋至戰國前期史事,內容更為詳細,多能與《左傳》、《國語》、《史記》等有關文獻參照印證。
《系年》的許多地方可以補充和糾正傳世文獻的記載,特別是戰國前期歷史的各章,所記重大事跡多為傳世文獻所缺載,填補了古史的空白。
現簡單考校清華簡《系年》中的“千畝”、“伯盤”等七條內容,并條記於次,以期增進對《系年》內容的理解,助益日後更加深入的學習。
1.(周武王)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畝,……宣王是始棄帝籍田,立卅又九年,戎乃大敗周師於千畝。
(第一章)整理者注釋云:“千畝,《周語上》注:‘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籍田百畝。
’《北堂書鈔》引賈逵云:‘籍田,千畝也。
’《周語上》:‘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注:‘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四岳之後也。
’千畝所在,當依徐元誥《國語集解》引汪遠孫說,據《詩·祈父》疏引孔晁云:‘宣王不耕籍田,神怒民困,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在周都附近,與《左傳》桓公二年所述晉穆侯千畝之戰的千畝在今山西並非一地。
”謹案:宋代王應麟《詩地理攷》云:“《周語》:‘宣王料民於大原。
第22卷第2期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6月V ol.22 No.2 Journal of Handan College June 2012 清华简研究《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陈民镇(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山东烟台 264005)————————————————————————————————————————————摘 要: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2辑内容为《系年》,系一篇完整的先秦史书。
综观全篇,似乎很难说是编年体,而是前所未见的一类先秦史籍。
《系年》以记事为主,作者有意将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结合现实,有以史为鉴的意味。
《系年》作者的视野不局限于楚国,目前来说它还不能被肯定为楚人作品。
通过对《系年》虚词的初步分析,尤其是连词“及”的用法,可以看出其用词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楚地文献,而且《系年》的素材来源当是复杂的。
鉴于《系年》这一体例独特的佚籍与失传的“志”类文献存在诸多吻合,认为它很可能正是“志”类文献至少是类似于“志”的文献,可能还具有教材的品格。
《系年》的体例与“志”最为接近,将其归入“故志”的大范畴是适宜的。
《楚居》可视作一部“邦国之志”,而记载列国史事的《系年》则有“四方之志”的性质。
《系年》虽非《春秋》类的编年体史书,但其写作的时代背景,与“诗亡然后《春秋》作”有关。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故志;《春秋》中图分类号:H87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12)02-0049-09收稿日期:2012-04-15作者简介:陈民镇(1988—),男,浙江苍南人,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专门史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
————————————————————————————————————————————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2辑系一篇完整的先秦史书,整理者拟题作“系年”。
全篇分为23章,记录了周初至战国诸多史事,部分内容可与《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等史籍相对读,不少记述可补传世文献之不逮。
试论清华简《系年》的人文史观
许兆昌
【期刊名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00)006
【摘要】在新近出土的战国文献中,清华简《系年》是一部具有高度人文理性倾向的史学作品。
它的历史叙事,完全以人事活动为中心,克服了早期史学作品中神话传说与人事活动相互混杂的缺陷。
它的叙事选材,克服了早期宗教巫术之神秘主义的影响,相比于《左传》,其理性主义色彩更加突出。
它的历史思想,克服了“天命”观念的影响,展现出清晰的人文理性的历史逻辑。
《系年》的人文史观,代表了轴心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成就。
【总页数】7页(P28-34)
【作者】许兆昌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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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论清华简《系年》的书写背景及其特点 [J], 罗姝鸥
5.试论清华简《系年》的书写背景及其特点 [J], 罗姝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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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4-17作者简介:刘建明(1988 ),男,江西吉水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先秦文献。
2012年10月第31卷第10期绵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Oct.2012Vol.31No.10《系年》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刘建明(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摘要:《系年》是清华简的第二辑整理成果,也是继西晋《竹书纪年》之后的又一次发现秦以前的竹简史书。
作为一部罕见的先秦的竹简编年史,《系年》在补充存世文献、佐证先秦史书和纠正传统史籍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在许多方面甚至可以改写历史。
它的出现,将对先秦、楚各国的历史文化的研究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史料价值;楚史;梼杌中图分类号:K8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 (2012)10-0111-04一、罕见的先秦竹简史书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但是秦汉以前的古史却因存世文献不足、历史年代久远、出土史料稀缺等原因而使许多问题仍然模糊不清、争议不断,有些时段的历史甚至还是一片空白。
在西晋咸宁五年(279)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虽然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先秦竹简史书,本可以给先秦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可惜的后来因为战祸不断,不仅竹简早已散失,且整理出来的书籍也早已散失,只有零星的辑佚史料存在,而今本《竹书纪年》也是真伪难辨。
新中国成立以来楚地出土简册虽然很多,但主要是一些子部、经部书籍,只有零星的史料文献。
对于先秦史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着史料不足的困难。
1925年,王国维先生就曾指出:“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1]33因此,要研究先秦史,仍然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
2008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楚简,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清华简的内容多为经、史一类的典籍。
清华简中发现珍贵史书《系年》
无
【期刊名称】《兰台世界:上半月》
【年(卷),期】2012(000)002
【摘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的学者近日从2008年夏入藏的"清华简"中,发现和整理出一部前所未见的古代史书《系年》,专家指出,《系年》的发现对于古代历史文化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在若干方面或可改写古史。
【总页数】1页(P65-65)
【作者】无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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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战国竹简,证实周朝二王并立存在,史记遗漏一段重大历史周朝分为西周、东周,两周之交历史的重大变故,源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幽王独宠褒姒,以烽火戏诸侯博取褒姒一笑,褒姒生子伯服之后,周幽王想废掉申后之子宜臼,立伯服为太子。
《史记·周本纪》:(周幽王)废申后,去太子也。
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
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
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周幽王此举引发权力之争,宜臼外公申侯联合缯、西夷犬戎杀了幽王之后,诸侯立宜臼为王,即周平王。
此后,周平王迁都雒邑,躲避戎寇。
在周平王时期,王室衰落,对诸侯没了约束力,诸侯开始互相攻伐,吞并弱小,由此拉开了春秋大幕。
然而,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即清华简),记载的内容却要改写这一段历史,尤为重要的是,《史记》还漏记了一位周王。
幽王之后,谁来继位?根据《史记》记载,周幽王父亲是周宣王,有两个后妃,即申后与褒姒,分别育有一子姬宜臼与姬伯服,其中姬宜臼是嫡出,姬伯服是庶出。
当然,周幽王后妃与之女应该不止这些,还有一些可能没有记录,尤其是一些庶出之女,往往不被史书重视。
正常来说,周幽王应该传位姬宜臼,但因为幽王宠爱褒姒,废除姬宜臼太子之位,而立姬伯服为太子。
更为重要的是,周幽王还要杀死姬宜臼,致使申后父亲申侯大为愤怒,于是公元前771年联合缯国、西夷犬戎攻打周幽王,并在骊山下杀死周幽王和姬伯服,褒姒被犬戎掳走,西周灭亡。
周幽王死后,诸侯们与申侯共同拥立前任太子姬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史称东周。
但与《史记》不同的是,《左传》、《尚书》、《竹书记年》等书中却有“二王并立”的记载,就是当时出现了两个周王。
《竹书记年》: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周二王并立。
试论清华简《系年》的书写背景及其特点作者:罗姝鸥来源:《荆楚学刊》2019年第06期摘要:清华简《系年》以粗线条式的书写,兼顾了叙事的完整性与时间的顺承性。
它于历史关节处着额外之墨,既表现出楚国乃《系年》叙事之主线,又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历史洞察力。
它的存在,表明了先秦历史书写的多样性,丰富了我们对先秦史籍面貌的认识。
关键词:清华简;《系年》;先秦;书写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19)06-0005-05清华简《系年》全篇138支简,包括合文与重文一共3875字。
“原篇无题,因篇中多有纪年,文字体例与若干内容又近似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故拟题为《系年》”[1]135。
全篇分为23章,记录了从武王克殷一直到战国早期三晋伐楚的历史。
《系年》的出现,对先秦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相关领域及其研究来说,无疑是具有重大价值的。
本文将结合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讨论《系年》的性质、写作特点等相关问题。
一、多样的先秦历史书写对于《系年》的体例,学界已有了一些看法,大略有三种:一部分学者认为其为编年体,如清华简《系年》整理者认为《系年》的“文字体例与若干内容又近似西晋汲冢出土的《竹书纪年》”[1]135,另外李学勤先生也认为《系年》“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2],但“《系年》完全不是《春秋》那样的编年史”(不是“标准的编年史”)[3]。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其为纪事本末体,如许兆昌、齐丹丹认为《系年》“已经具备了纪事本末体的基本特征”[4]。
还有一部分学者则试图在这两种体例之外寻求一些新的思路,如刘全志认为《系年》既不是编年体,也不是纪事本末体,更不是《左传》的摘编,他推测其性质可能与失传的汲冢竹书中的三篇“国语”相近[5];而李守奎则以为《系年》“全篇既不是单纯的纪事本末体,更不是编年体,而是有整体布局,通过叙事和剪裁,表达著者的历史观[6]。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呢?这就与《系年》的书写特点有关。
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历史论文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晁福林关于两周之际的史事,史载缺略,正如清儒崔述所言,“西周之亡,载籍缺略,其流传失实,以致沿讹踵谬者,盖亦有之”。
司马迁写《史记》时曾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
《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惜哉!惜哉!”《史记》所涉两周之际史事仅限幽王嬖爱褒姒、烽火戏诸侯、立平王“以奉周祀”数者,缺略太多,语焉不详。
李学勤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出版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
清华简此册集中记载从西周初年直到战国末年的纪年资料,李学勤等专家筚路蓝缕,对于这批资料进行释读和整理工作,大大便利了后来学者的研究。
根据简文内容,整理者将这批材料拟题为《系年》。
其第二章内容提供了与古本《竹书纪年》相类似的关于两周之际史事的珍贵资料。
今就相关材料依次探讨,冀求对于两周之际史事研究有所裨益。
一、“周二王并立”古本《竹书纪年》保存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史事,内容如下: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
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
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周二王并立。
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侯)所杀。
以本非嫡,故称携王。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和《史记》所载的最大区别,就是它揭示了“周二王并立”的史事,而对于这一点,《史记》所载则付诸阙如。
司马迁有无可能见到“二王并立”的史载呢?分析相关情况可以断定,这种可能性不大。
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有“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之语。
关于“太史伯阳”,当即《国语·周语》提到的“伯阳父”,韦昭注谓其为”周大夫”,盖以大夫之身份而为王朝史官者。
伯阳父所读的“史记”,张守节《史记正义》谓“诸国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
关于这部“史记”,专家指出它就是“西周时代的史官们所记载下来的历史资料”,这些历史资料,司马迁是有可能见过的。
日知丨李守奎:“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叢書”前言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一批楚簡,多達2496枚,大部分是完簡,字迹清晰,保存良好,內容十分豐富。
其特點可以概括爲五個方面:第一,有大量的當時就屬於古典文獻的“古書”,涉及書、詩、禮、易等各個方面,佶屈聱牙,十分難懂。
第二,陰陽五行等術數類文獻多且有長篇,佔有重要位置。
第三,史類文獻篇目雖然不是很多,但史料價值非常高。
在史類文獻中有一篇記自西周初年,訖至戰國早期的完整史書,就是《繫年》。
第四,涉及楚國的內容所佔的比例非常小,除了《楚居》外,再無獨記楚人、楚事的單篇。
第五,部分文字有明顯的三晉文字特點。
《繫年》有編號,而且字體在清華簡中屬於獨特的一類,不與其他相混,是最早清理出來的篇目之一。
李學勤先生深知這部古書的價值,曾經說過,最早判斷這些竹簡不會假的理由之一,就是看到一支簡上記載了西周末年立幽王之弟余臣爲攜惠王這件事,這件事只見於西晉出土的《竹書紀年》,無法想象作僞的人能有這樣的知識。
我最早接觸《繫年》是在2009年下半年,那時在清華大學做高訪,當時我就深爲此鴻篇所震撼。
過去的楚簡古書我們不知道有編號,編號的發現讓我們十分興奮,理論上講編號使編聯變得十分簡單,但實際上並非完全如此。
當時李均明先生告訴我不知爲什麼裏面有重號。
有些號碼也十分不清晰。
那個學期我參照文獻把《繫年》認真讀了幾遍,確定了簡序,在筆記中做了簡單的釋文。
李學勤先生對《繫年》的研究高度重視。
2010年,《繫年》尚未公佈,李先生就確定以“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爲題申報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
劉國忠教授在申報過程中做了很多工作。
國家社科基金辦領導與評審專家出於對李先生及其所領導團隊的信任,2010年底課題批准立項。
經過將近五年的努力,前期成果“清華簡《繫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問世。
我雖爲主編,做的工作却很有限,在此介紹一些基本情況,談一點個人看法。
一、出土文獻與傳統文化傳統,尤其是優秀的傳統文化一直是我們關注的大問題。
歷史上傳統斷斷續續,起起伏伏,但大都與國家的强盛與否相關。
爲了國家的强盛,常常反對傳統文化,歷史上的秦與新文化運動皆如此;國家一旦强盛,就會倡導傳統文化,歷史上的漢與現今都是如此。
中國傳統在歷史上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斷裂。
歷史記載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就是秦始皇焚書坑儒和秦末戰亂造成的思想禁錮與文獻散失。
我們今天的學術根基是漢代人搜羅殘餘構建起來的。
漢惠帝除挾書令,其後逐漸開始對文獻搜羅、整理、研究,到了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等把當時所見的圖書做了全面的清理,劉歆在《七略》中分類介紹,也就是《藝文志》的前身。
漢代的學術一直是以文獻的整理與闡發爲核心展開的。
隨着先秦出土文獻的大量發現,我們對這個過程有了更加深刻的瞭解。
第一,先秦古書很多,留存到漢代的很有限。
上博簡、清華簡中的大部分古書《藝文志》未著錄,也就是說這些書漢代人沒見過,也沒聽說過。
第二,秦朝的禁書令很有效。
最近陳偉先生主編的集成性巨著《秦簡牘合集》出版,其中除了個別記錄鬼怪故事的木牘外,沒有古書。
第三,漢代學者見到一部分“古文”文獻,有金文銘刻也有簡書,像張敞這樣的好古之輩還能夠釋讀。
這些古文文獻在當時就成軒然大波,引發經久不衰的今古文之爭。
我們可以理解,一部分官方學霸,依照其所見材料構建起一套學術體系而獲得不可動搖的地位,突然出現的新材料,否定了慘淡經營的學術體系,動搖了其學術地位,情何以堪?不承認,進而誣說是假的,在歷史上每次重大發現之後,都會有這樣的人出現。
“世人大共非訾,以爲好奇者也,故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以燿於世。
”漢代一部分人面對出土文獻就是這麼做的,這也可以說是另類“傳統”。
當然,對以牟利爲目的的假簡須除惡務必盡,我們堅決支持。
第四,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所有傳世先秦古書都經過漢隸的轉寫,先秦古本的真實面貌已經完全不可知了。
第五,漢代人所見有限的先秦古書,現在絕大部分也佚失了。
這也就是說,漢代雖然在秦火餘燼基礎上“復興”了文化傳統,但先秦時代的很多文獻,漢代人已經見不到了;漢代人所能見到的,很多我們已經見不到了;我們的早期學術傳統就是在這樣有限的文獻基礎上不絕如縷地傳承下來。
出土文獻爲我們打開了一道門,讓我們直接走向那個未經秦火的時代,中國文化的探源工程有了更加可靠的依據。
“先秦古典學的重建”、古史的“新探”或“重建”是時代賦予我們的責任。
二、《繫年》的價值什麼是歷史文化的重大發現?對重大問題或填補空白,或顛覆常識。
《繫年》無論從哪個方面都當之無愧。
在此之前,我們不知道在那個時代有這麼一部書,而且是如此重要的一部先秦史書。
《繫年》全篇138支簡,每支簡背有編號,共3875字(包括合文與重文)。
全篇原分23章,每章相對獨立,章尾有標誌,簡尾留白。
內容自武王克商開始,一直到戰國早期三晉與楚大戰、楚師大敗結束。
《繫年》的價值是多方面的,略作條述。
首先,提供了一些前所未知的重要史料,尤其是前四章有關西周晚期與後四章戰國早期的史事。
這是兩個處於歷史變革的關鍵時期,但史料奇缺,我們所知甚少。
李學勤先生根據《繫年》率先在《光明日報》上探討秦人之起源,引起巨大反響;課題組其他成員也有很多成果問世。
中間十五章雖然大部分可與《左傳》互證,但或異或同,一些前所未知的重要史料對更加準確認識那個時代有重要意義。
隨着材料的公佈,“古史新探”之類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爲先秦史研究注入了活力。
《繫年》的史書體例獨特,是史學史上的重大發現。
許兆昌、齊丹丹在《試論清華簡〈繫年〉的编纂特點》中指出,“其謀篇,佈局宏大”,“縱觀各類傳世及出土的先秦史學文獻,《繫年》應與《左傳》、《竹書紀年》、《國語》等史著一樣,代表了先秦史學創作的最高成就”。
我完全贊同這樣的觀點。
《繫年》在先秦史學創作中還有其獨特性。
全篇既不是單純的紀事本末體,更不是編年體,而是有整體佈局,通過敘事與剪裁,表達著者的歷史觀。
這種體例先秦史書聞所未聞。
在與馬衛東教授談論《繫年》時,他爲那個時代有這樣明確“史學意識”的著作而驚訝。
我相信,《繫年》的出現,就像曾侯乙墓編鐘改變對音樂史的認識一樣,也會改變我們對先秦史學的認識。
古書的形制很早就有學者根據文獻上的一些記載做過梳理和推測,但未見實物,撲朔迷離。
《繫年》讓我們看到內部分章的一篇或一卷完整的古書。
簡背不僅有編號,而且還有明顯的劃痕。
編號還有重號和爲了調整重號的闕號。
不僅讓我們目睹了先秦竹書的原貌,更爲重要的是在竹書的整理過程中,形制對於竹簡的編聯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繫年》的文字規整秀麗,最初我們以爲是典型的楚文字,經過深入研究,不少字與楚文字的寫法或用法不合,有的保留了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古老特徵,有的字具有三晉文字的特點,這不僅涉及文本的來源、作者的身份等,而且讓我們對“楚文字”也重新思考。
具備什麼樣的特徵才能叫楚文字?楚文字內部的地域差異有多大?列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給楚文字帶來什麼影響?《繫年》文字疑難字不是很多,但一些獨特的用法還是讓我們對一些文字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並以此爲契機,對一些構形不明的文字和歷史問題加以新的解讀。
楚簡字迹風格十分多樣,清華簡的字迹從整體上看以整飭規正爲主,不同書手又表現出突出的個性,非常具有觀賞性,從藝術的角度看也很有價值。
作爲一部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獻,我們非常期望能夠對其作者、史料來源、創作目的、歷史觀念、文本流傳等有所瞭解。
遺憾的是這些重要信息即使留存也都被盜墓賊破壞不知去向了。
隨着清華簡的逐步公佈,我們會對墓主的知識結構、也可以視作《繫年》的知識背景看得越來越清晰。
總之,《繫年》是填補空白、改變常識的重大發現,有着多重價值,需要我們慢慢消化。
三、關於《繫年》項目與叢書2010年12月6日,課題申報答辯。
那天李先生感冒發燒,但還是堅持早早趕到答辯現場。
所屬第四專家組召集人是李敬文先生,專家們提出很多建設性意見,宋鎮豪先生建議集中力量攻堅,李敬文先生對我多有鼓勵。
項目獲批之後見到林澐先生執筆的“綜合評價意見表”,在充分認同課題價值的基礎上,指出一些課題人力安排上的不足。
這確實是問題的關鍵。
申報表上所填寫子課題負責人全部是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的幾位先生,不僅要整理清華簡,還承擔着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等工作,事實上很難分身。
2011年3月,問題論證會在清華近春園舉行,專家組有林澐、沈長雲、李家浩、黃天樹、羅新慧、劉樂賢等先生。
在專家的建議與指導下,我們對計劃進行了調整,確定主要依靠青年學者,先進行基礎研究,循序漸進,逐漸深入的方略。
在研究進行了一個階段,確定其可行性之後,我們報請國家社科基金辦項目變更,增加了一批課題組成員。
項目的前期成果由學術論文和研究叢書兩部分構成。
這次出版的“清華簡《繋年》與古史新探”研究叢書共十一本,依據其内容大致可以分爲基礎研究,與先秦史書比較研究和與《繋年》相關的研究三類。
另有一部會議論文集將在會後出版。
文字考釋與文字闡釋。
對於出土文獻來説,文字考釋是基礎。
我們通過對《繋年》文字的深入研究,重新解讀了古文字中的一部分疑難字,提出了一些新問題。
侯旭東先生與筆者談及歷史研究的方法時指出,以語言研究爲突破點解決歷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難問題有廣闊的前景。
我非常贊同。
對於先秦史來說,古文字研究尤爲重要。
這部分工作主要由李守奎與肖攀博士完成。
相關古史文獻彙集。
“新探”需要立足在對已有文獻的全面、準確把握的基礎之上。
馬楠博士對文獻精熟,在彙集衆書的基礎上,對其異同多有按斷,甚便讀者。
《繫年》研究成果集釋。
《繫年》公佈以後,研究成果大量湧現,解決了一部分問題,也提出了許多新問題,需要對其彙集整理,爲進一步研究奠定基礎。
臺灣學者蘇建洲、吴雯雯、賴怡璇2013年已經出版了《清華二〈繋年〉集解》,對2013年8月份之前的研究成果詳加羅列和闡發。
李松儒博士很早就開始搜集相關資料,根據實際情況進行了調整,集中整理《繫年》文本,對相關研究成果做了概述,其中不乏個人見解。
以上三個方面可以說是《繫年》的基礎研究。
《繋年》與先秦史書的對比研究。
這方面的成果很集中。
孫飛燕博士在攻讀博士學位與博士後工作期間,長期從事清華簡的整理與研究,對第一手材料非常熟悉,其《繫年》與《左傳》的對比研究在博士後工作期間已經完成。
劉光勝博士在先秦史研究方面成果豐富,在博士後工作期間以《繫年》與《竹書紀年》比較爲題展開了深入研究,多有新見。
許兆昌教授是先秦史研究的專家,對先秦史料瞭然於胸,常常從史學史的角度宏觀俯瞰,對《繋年》、《春秋》、《竹書紀年》的歷史叙事進行了詳細剖析。
侯文學教授所從事的專業工作是古典文學研究與教學,但對古典文獻學有濃厚的興趣,她帶着博士生李明麗對純粹史書《繋年》與帶有濃厚文學色彩的史書《左傳》加以比較,揭示了文與史叙事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