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和_精神看日本的家族文化_于梅

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

遣使阙里，祀以太牢。

呜呼！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永维圣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

尚资神化，祚我皇元。

”（0006卷之1）另一种以封号表彰其伟大的教化作用。

如清世祖康熙诏定孔子为“至圣先师”，雍正帝倡读《论语》：“朕惟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

尧、舜、禹、汤、文、武相传之道，具于经籍者，赖孔子纂述修明之。

而《鲁论》一书，尤切于人生日用之实，使万世之伦纪以明，万世之名份以辨，万世之人心以正，风俗以端。

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经，彝伦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历世愈久，其道弥彰，统智愚贤不肖之俦，无有能越其范围者。

纲维既立，而人无踰闲荡检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

……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4998卷之7）此外，历代帝王或亲临或派官员到曲阜孔庙致祭孔子，以示尊崇。

《孔府档案》中对此也有着详细的记载，如孔广棨在《阙里盛典·序》中写道：“自京师以至郡邑，薄海内外，莫不庙祀孔子。

而曲阜阙里为圣人之居，灵爽之所式凭，崇德报功，于斯为巨。

历代以来，罔不祗肃。

”（4994卷之3）再如在《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中曾记载孔子逝世后，哀公诔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

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然后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旧宅立庙，将孔子生前所居房屋三间改作寿堂，陈列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琴、车、书等，并按岁时祭祀，开祭祀孔子之先河。

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祀焉。

东汉明帝诏命祀先师孔子和先圣周公。

据《阙里志》载：“灵帝建宁二年，祀孔子，依社稷。

”孔子已享受和社稷神同样的规格。

同时下令学校皆祀圣师孔子，这是国学、郡学祭祀孔子之始。

南朝宋文帝时，皇太子释奠孔子用乐奏登歌，此为释奠孔子用乐之始。

唐贞观四年，太宗诏令全国各州县皆立孔子庙，地方孔庙的普遍设立，使得“孔庙完全脱离家族性质，正式融入国家祭祀系统”。

宋代恩宠孔氏达到顶峰，宋太祖亲谒孔子庙，诏增修祠宇，绘先圣先贤先儒像，释奠用永安之乐。

后又诏立孔子庙学舍，颁释奠仪注与祭器图，建庙学，从经书、礼制、称号等进行封赏。

从元到清，孔庙神灵的设置，都基本沿袭宋朝确定的格局。

到了清朝祀礼规格又上升为上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跪九拜大礼，孔子释奠成为“国之大典”。

历代在尊崇、释奠孔子的同时，优礼孔子后裔。

袭爵封位之初，始自周朝，魏安釐王封孔子八代孙讳谦为文信君，至秦改封为鲁国文通君。

汉封为奉祀君，后改封褒成侯，又改袭封关内侯，再又改袭褒亭侯，食邑八百户至两千户。

晋封奉圣亭侯，加封食邑两千户。

唐封文宣，给两千户享祀，后裔为文宣公，每代取长子一人袭封。

宋仁宗时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代表国家履行阙里孔庙祭祀的义务。

“衍圣公”这一封号一直延袭到1935年。

乾隆四年七月，以四十四代孙陵庙主、进士孔宜为兖州曲阜县主薄。

太平兴国三年十月，诏免文宣公家租税。

袁世凯称帝后，下令对孔令贻“著仍袭封衍圣公，并加郡王衔”。

（6593卷之1）两千多年来，历代尊崇、优礼孔子及其后裔，既是对孔子思想学说的肯定和宣扬，又是封建帝王维护统治的有效方法。

帝王优礼圣裔，圣裔依靠皇帝，代代如此。

如清统治者刚入关，衍圣公就上了个《初进表文》歌颂新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

”（6308卷之2）这些举动，自然博得新朝皇帝的欢欣，自然也就得到更多的优礼。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决定了后人对他的尊崇。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这样评价孔子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

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1］元朝时期，武宗曾在诏书中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圣者，非孔子无以法。

”梁漱溟先生说：“孔子以前的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

”［2］这些典型的说法体现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文化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也代表着人们对孔子的敬仰和尊崇，也是历代人们对孔子思想价值与意义的认识表现。

历代尊崇孔子待遇的不断提高，也就决定了孔府及其圣裔地位的水涨船高。

两千年来，孔子的嫡系后裔倍受当政者的隆崇和优待，如孔府大门两旁挂的门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充分体现了孔府与历代统治者关系密切，依靠封建统治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特点。

从《孔府档案》中记载的尊崇孔子、优礼孔子后裔的事例中，我们既能体会孔子思想学说的博大精深和旺盛的生命力，又能认识到封建时代的孔子后裔有迎合帝王君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倾向。

这也就是孔子与其身后的儒学、后裔的区别。

参考文献：［1］史记·孔子世家［Z］.［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472.摘要：和の精神是日本文化独特的内容，并强烈地体现在日本家族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方面。

本文考察了日本“和の精神”与家族文化发展之历史渊源，指出：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明确规定和の精神之内涵，对家族文化影响深远；维系和の精神的重要形式是祖先崇拜和祖先供养；日本传统的“家”建筑体现和の精神。

关键词：日本和の精神家族文化传统文化家族观念在日本源远流长，家族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和の精神是日本文化独特的内容，并强烈地体现在日本家族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方面。

本文通过对日本“和の精神”与家族文化发展之历史渊源和现实状况的考察，推进我们对日本家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理解。

一、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对和の精神的阐发与影响圣德太子（公元574—621年），本名上宫廏户丰聪耳皇子（廏户皇子うまやどのおうじ、うまやどのみこ），别名为丰聪耳（とよさとみみ、とよとみみ）、上宫王（かみつみやおう），是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推古朝改革推行者。

据史书记载，公元592年，日本推古天皇即位，立外甥圣德太子为皇太子。

次年（公元593年），圣德太子即辅佐天皇摄由和の精神看日本的家族文化（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江苏徐州221116）于梅32《十七条宪法》，后者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并奠定了日本国家和社会的道德基础。

［1］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第一条就明确地记载着“和を以って贵しとなし、忤うこと无きを宗とせよ（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的道德思想，这是对和缓人心、柔和人心的行为，以及对他人进行协力的行为进行的奖励。

“和”，日语的表达是“和らぐ”，其读音是“やわらぐ”，它成为后来日本的一个传统，对其家族文化和传统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日本的家训中。

家训是指家长对家庭成员或长辈对晚辈的训诫，透过家训条文，我们可以体会到反映日本文化特性的因素，了解从治家到治国的理念及制度的演变过程，感悟各个社会阶层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观、价值观。

据考证，日本最早的家训是由吉备真备所作的《私教聚类》，写成于奈良时代。

日本家训遍及日本各色人等的“家”之中：贵族、武士、商人、农民之家皆有之。

而不论是哪个阶层的家训，对和の精神都有所阐发和规定，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例如，战国武将多胡辰敬在家训中强调“家”之团结和睦的重要性时说：“家如房舍，一家之主为房顶，亲属为横梁，家老、代官为柱，奏闻、传达者为大门，家中往来奔走之用人为内门，其他人为庭中草木篱墙，百姓为榻榻米铺板。

欠缺一处，则家不为家。

”语言极为简单平实，毫无修饰及夸张之处，却深蕴着圣德太子十七条宪法中“以和为贵，无忤为宗”的道德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家族是一种经济共同体，加入家族的经济与居住要素更为重要，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婿养子、佣人、长工都可以成为家族中的一员。

“家族”本身作为不可分割的社会单位而形成社会组织的核心。

为了家业的巩固和发展，至高无上的是家长权而不是家长个人。

尽管家长具有很大权力，其本身却也置于家的约束之中。

如果家长品行不端，或不能胜任家长之任，随时都有“离任”的可能。

如大阪药材商兼墨商若狭屋家宪规定：“继承家业之人，即使是总领，若不热心商卖，对父母不尽孝行，品行放纵，则在家中协商基础上，令其改名隐居。

”在中国也有对家长品德、行为的规范，这在一些家规、家训中表现出来。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规范往往并不能落到实处。

因为伦理与法律都是维护父权的，子孙告父母、卑幼告尊长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所以说，中国家长的权威在于他是父亲，而日本的父亲的权威在于他是家长。

二、祖先崇拜与祖先供养在日本家族文化中，和の精神的实现还有赖于祖先崇拜和祖先供养等途径。

（一）祖先崇拜。

祖先冲报是以祖先亡灵为崇拜对象的宗教形式，由原始的图腾崇拜过渡而来，即在亲缘意识中萌生、衍化出对本族始祖先人的敬拜思想。

祖先崇拜最初始于原始人对同族死者的某种追思和怀念。

氏族社会的演进确立了父权制，原始家庭制度趋于明朗、稳定和完善，人们逐渐有了其父亲家长或氏族中前辈长者的灵魂可以庇佑本族成员、赐福儿孙后代的观念，并开始祭拜、祈求其祖宗亡灵的宗教活动，从此才形成严格意义上的祖先崇拜。

其崇拜行为的特点，首先是将本族的祖先神化并对之祭拜，具有本族认同性和异族排斥性；其次是相信其祖先神灵具有神奇超凡的威力，会庇佑后代族人并与之沟通互感；最后是超越了原始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的认识局限，不再用动植物等图腾象征或生殖象征来做其氏族部落的标志，而以其氏族祖先的名字取代，由此使古代宗教从自然崇拜上升为人文崇拜。

在日本常常有这样的情景，当上了年纪的父母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时，如有人想安慰就说：“这个孩子有出息，将来一定能当祖先。

”此语的意思是：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能够开创一份新的家业，那么对于这个孩子的后代来说，他就成了祖先。

这深刻反映了日本祖先崇拜的意识。

日本人从古代开始，就相信人一旦死亡，就与灵魂相分离，这最初被认为是称为荒御魂的危险的亡灵的推移，祖灵就自然地晋升到神的地位。

人们认为，经过荒御魂→和御魂（祖灵）→神的过程，山中就变得平静。

但是这些使山中变得平静的祖灵、神，则具有了根据季节而下凡到乡村并祝福村民的习惯，这就是日本夏天的“盂盆节”和冬天的“正月”（春节）的来历。

在这些节日里，诸神作为岁神（祈祷五谷丰收）、土地守护神等得到祭祀。

沐浴在这一文化氛围里的日本人，认为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消灭，相反，在他们看来，生死的世界是恒常地循环的。

这种祖先崇拜，有时并不局限在同一祖宗里，其他人也可以自由参加，美国著名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指出：“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只有贵族和武士家族可以使用姓氏……使民族制度化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在神社或圣地祭拜远祖或是氏族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