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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的研究八旗制度是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清朝的重要制度。
对八旗制度的研究，有助于对满族社会和清王朝的认识。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清王朝的奠基人，满族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努尔哈齐，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对牛录组织进行适应当时形势的重大改造，创立了历史上有名的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与有清一代历史相始终。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八旗制度随之而消亡，但是它在边疆少数民族中，仍有一定的影响。
努尔哈齐建立八旗后的百余年间，没有记载八旗的志书，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初八日，皇五子和亲王弘昼与大学士马齐、鄂尔泰、张廷玉等奉敕撰修，乾隆四年（1739年）成《八旗通志》初集二百五十三卷，八旗开始有志。
嘉庆元年（1796年），大学士福康安等奉敕续修，成《八旗通志》续集三百五十六卷，增辑乾隆年间史实，以补初集之不足。
此外，官修史书和私家著述，都为八旗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由于史籍记载的含混和矛盾，人们对八旗制度的认识必然有一个历史过程，这正如盂森所说：“浅之乎视八旗者，以为是清之一种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制》是也。
夫八旗与兵事之相关，乃满洲之有军国艮制度，不得舍其国而独认其为军也。
至《食货志》亦有丁口附户口之内，稍知八旗与户籍相关矣；然言之不详，仍是膜外之见，于八旗之本体，究为何物，茫然不辨。
”这样学者专家开始了对八旗制度的研究，然而在旧中国的条件下，多属一般性的论述，而孟森先生独辟蹊径1936年发表了《八旗制度考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三分），为八旗制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方针指导下，八旗制度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截止六十年代初期，陆续发表了郑天挺、傅乐焕、莫东寅、王钟翰、李旭等先生的论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随着满族史和清史研究的发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八旗制度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更为可喜的是一代中青年在开创新局面中茁壮成长。
略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作者：姚念慈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840 更新时间：2009年02月19日当然，蒙、汉八旗固山额真作为满八旗旗主、贝勒属员，决不是单指其个人的隶属关系，而是表明他们所辖之全体固山成员与旗主、贝勒的关系。
八旗蒙古成立这前，天聪八年，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往外藩蒙古，与诸贝勒分划牧地，”与之同行的有八旗满洲属下的八旗蒙古代表，结果详细划分了各外藩蒙古、八旗蒙古之间的疆界驻地。
当时八旗蒙古“其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正黄旗二千户，镶黄旗六百户，正红旗八百二十户，镶红旗八百三十户，镶蓝旗六百七十户，正白旗六百四十户，镶白旗七百户，正蓝旗七百户，”〔27〕共六千九百六十户。
张晋藩、郭成康二先生根据清人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提出：这里的八旗蒙古，是指满洲“八旗下移营蒙古”。
〔28〕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移营蒙古”首见于天聪元年二月，阿敏攻占朝鲜义州、郭山等地后，欲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便调取大军前进。
”〔29〕“移营蒙古”又作“游牧蒙古”，《老档》记载同一事云：“遣游牧蒙古牛录下蒙古六人之妻孥，至义州城食粮，由阿歌汤古岱、阿歌阿巴泰携之前往。
”〔30〕既由汤古岱、阿巴泰率领，就足以肯定不是当时尚未解散的兀鲁特、喀尔喀二蒙古旗，而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
其所以分为在外移营和在内分管，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
仍保持游牧方式的蒙古牛录须不断变更牧地，故称移营或游牧蒙古，也才有必要与外藩蒙古划分牧地疆界。
而接受农耕定居的蒙古牛录，与满洲牛录一起生活，故称内蒙古。
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即以移营蒙古为基础，而内管蒙古则仍留在八旗满洲之内。
从天聪八年移营蒙古的户数来看，有将近7000户，每户以5丁计算，50户编一牛录，可有近140个牛录，应该说包括了八旗满洲属下的约大部分蒙古牛录。
清朝的八旗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军事制度。
这个制度自清朝建立以来一直存在，助力清朝统治中国直至灭亡。
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对八旗制度的探讨。
一、八旗制度的由来八旗制度首次出现在明朝末年。
当时的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为了将各部落整合起来，统一抵抗中国的入侵，创建了满洲部落联盟。
随着部落联盟扩大，努尔哈赤决定对自己的族人进行军事改革，引入了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采用的是军民合一的模式，即旗下兵马不仅参加军事行动，还担任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职责。
这一制度的产生迅速提高了女真族的军事力量和统治能力。
随着女真族不断扩张，八旗制度于清初被引入中国境内。
清朝皇帝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也采用了八旗制度。
清初的八旗分为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后来又增加了汉军八旗。
满洲八旗主要由满洲人组成，汉军八旗是为汉族人准备的，而蒙古八旗则是为蒙古族人准备的。
这一制度的出现使清朝能够实现对千万广大的领土区域的有效统治。
二、八旗制度的组成八旗制度的组成很简单：每个旗下会有三个部分，分别是战士、家人和随从。
战士是旗下军队的核心，而家人和随从则提供身边的支持和保障。
在旗下，战士被视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分为两类：马弓手和步兵。
马弓手是八旗制度中兵力最强的部队，他们驾驭马匹，在各种敌情下快速移动并准确射击。
步兵是八旗中的主力，他们装备了各种武器，参加军事行动，并负责卫兵和保卫城墙。
在家人和随从这个部分，家人是指家庭成员或召集的服务员，他们负责照看战士的生活和健康。
随从则是战士的仆人或奴隶，他们负责战士的日常生活和照顾马匹，确保整个旗面的日常生活运作正常。
三、八旗制度的优点八旗制度有很多好处。
首先，它能够让皇族和大臣们有一个安全的后盾。
每个旗下都亲自操纵着一支有组织和有训练的军队，维护着自己的地域。
其次，八旗制度能够促进贸易。
由于八旗士兵的移动能力和行政权力的优势，他们能够很好地发展贸易和商业活动，促进社会发展。
最后，八旗制度便于对各族人民进行管理，确保了皇帝的统治权利。
清朝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八旗，又称八旗制度，是清代旗人(后演变为满族)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也是有清一代的根本制度。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正式创立。
1601年初建时仅三旗:黑旗、白旗、红旗。
1615年因'归服益广'将三旗析设为八:原红旗分为正黄、镶黄二旗;原白旗分为正白、镶白、正蓝三旗;原黑旗分为正红、镶红、镶蓝三旗。
合称八旗，统率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
清朝年间，八旗头旗为镶黄旗，其次是正黄旗，正白旗作为上三旗。
皇太极继位后为扩大兵源在满八旗的基础上又创建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其编制与满八旗相同。
满、蒙、汉八旗共二十四旗构成了清代八旗制度的整体。
满清入关后八旗军又分成了禁旅八旗和驻防八旗。
八旗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独创的一种“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组织，遇有征伐，抽调旗下甲士组成军队，即通常所说的八旗兵；同时它又是政权组织，具有管理旗下人民户籍、田土、赋役、教养、诉讼、婚姻等广泛职能。
清人关前，凡人均隶于八旗，可以说旗外无兵无民，八旗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就是入关以后，清统治者仍视八旗为国家根本，以八旗禁旅卫护京师，驻防冲要大城。
正白旗｜在内蒙古锡林郭乐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努尔哈赤初定，因旗色纯白而得名，正白旗是八旗中的上三旗之一，顺治前，上三旗中并无正白有正蓝旗，因在顺治初，多尔滚将自己所领纳入上三旗而将正蓝旗降入下五旗，这以后就成了定制。
正白旗是皇帝亲领之一，旗内无主，兵为皇帝亲兵，并从中挑选侍卫皇室的成员，清末规模为辖86个整佐领。
约2.6万兵丁，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
清末代皇后婉容是正白旗人。
镶白旗｜在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南部，清代八旗之一，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因旗色为白色镶红而得名，镶白旗属于下五旗之一，不是由皇帝所亲统，而由诸王贝子贝勒所分统，清末时规模是84个整佐领，兵丁2.8万人，男女老少总人口约13万人。
《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八旗历史研究》篇一一、引言雍正乾隆时期，作为清朝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呼伦贝尔地区也在此期间发展出了独特的八旗制度。
这一制度不仅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是清朝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旨在通过对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八旗历史的研究，揭示其发展历程、特点及影响，以期为今后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
二、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八旗的起源与发展1. 起源呼伦贝尔八旗起源于满洲的旗制。
在满洲人入关前，其军事组织即以牛录为单位，后发展为旗。
清入关后，将原有旗制扩展至全国各地，呼伦贝尔地区亦随之纳入旗制管理。
2. 发展在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八旗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
这一时期的八旗制度在当地得到了广泛实施，不仅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社会管理、经济生产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呼伦贝尔八旗的特点1. 军事性呼伦贝尔八旗具有鲜明的军事性。
在雍正乾隆时期，八旗士兵是当地的主要武装力量，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抵御外敌入侵。
2. 地方性呼伦贝尔八旗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点。
各旗之间在地域、族群、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
3. 制度性呼伦贝尔八旗的制度性特点表现在其严格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上。
各旗设有旗长、佐领等职务，负责管理旗内事务。
此外，还有一套完整的军事、行政、经济制度，保证了八旗的稳定运行。
四、呼伦贝尔八旗的影响1. 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呼伦贝尔八旗制度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促进了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八旗制度还对当地的文化、教育、宗教等方面产生了影响。
2. 对清朝国家治理的影响呼伦贝尔八旗制度是清朝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提高了国家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同时，八旗制度还为清朝的军事、行政、经济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
五、结论通过对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八旗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制度在当地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影响。
《察哈尔八旗牧丁研究》篇一一、引言察哈尔八旗牧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群体，在清代及近代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本文旨在通过对察哈尔八旗牧丁的深入研究，揭示其历史渊源、组织结构、社会功能以及在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
二、察哈尔八旗牧丁的历史渊源察哈尔八旗牧丁起源于明朝末年，随着清朝的建立和统一，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组织形式。
这些牧丁多来自蒙古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他们在察哈尔地区以放牧为生，并以其特有的军事组织形式——八旗制度，参与了清朝的军事活动和地方管理。
三、组织结构察哈尔八旗牧丁的组织结构分为旗、佐领、甲子三个层级。
每旗下设多个佐领，佐领之下再分甲子。
每名牧丁在其所属的甲子内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包括日常放牧、参与军事活动等。
这种组织形式使牧丁们能够在军事上团结一致，同时也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开展。
四、社会功能1. 军事功能：察哈尔八旗牧丁具有极强的军事能力，是清朝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参与了对内平定叛乱、对外抵御外敌的战争，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 地方管理：在地方管理上，察哈尔八旗牧丁协助清朝政府管理地方事务，维护地方秩序，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3. 经济活动：牧丁们以放牧为生，通过畜牧业的发展，为清朝提供了大量的牲畜资源。
同时，他们还参与了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察哈尔八旗牧丁在历史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不仅参与了清朝的军事活动，还对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们的存在和活动，促进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地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六、结论通过对察哈尔八旗牧丁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体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他们以独特的组织形式和军事制度，参与了国家的军事活动和管理事务，对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未来，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察哈尔八旗牧丁的研究，挖掘其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为地方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启示。
《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八旗历史研究》篇一一、引言呼伦贝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历史上这里经历了多个朝代的更迭和不同民族的管理。
雍正和乾隆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此地设立了八旗制度，以此来巩固其统治并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
本文旨在深入研究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地区八旗制度的历史沿革，探究其在该地区的产生背景、发展和影响。
二、呼伦贝尔八旗制度的产生背景呼伦贝尔地区的八旗制度源于满族的军事组织和生产组织。
在清朝建立之前，满族人以旗为组织单位，进行军事、生产和行政活动。
随着清朝的建立和扩张，这种组织形式被引入到呼伦贝尔地区。
在雍正乾隆时期，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清朝政府在呼伦贝尔设立了八旗制度。
三、呼伦贝尔八旗制度的发展在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地区的八旗制度逐渐发展成熟。
这八旗包括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和镶蓝旗。
每个旗下都有一定的兵力，负责当地的军事防务。
此外，八旗还参与了地方行政管理和农业生产，成为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发展过程中，八旗制度逐渐与当地的社会环境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和社会结构。
同时，八旗制度也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和文化交流，使得呼伦贝尔地区成为了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地区。
四、呼伦贝尔八旗制度的影响呼伦贝尔地区的八旗制度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八旗制度的设立加强了清朝政府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和管理，维护了地方的社会稳定。
其次，八旗制度的实施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当地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此外，八旗制度还推动了当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使得呼伦贝尔地区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地。
五、结论综上所述，雍正乾隆时期呼伦贝尔地区的八旗制度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制度。
这一制度的设立和发展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通过对呼伦贝尔八旗历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进一步推动当地的文化交流和发展。
《察哈尔八旗牧丁研究》篇一一、引言察哈尔八旗，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支重要军事组织，其牧丁的研究对于理解其历史发展、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对察哈尔八旗牧丁的深入研究，探讨其历史背景、社会地位、经济生活以及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内容，以期为进一步了解察哈尔八旗的历史与文化提供参考。
二、察哈尔八旗的历史背景察哈尔八旗，源于清朝时期的蒙古族地区，是由蒙古族部落组成的军事组织。
这些旗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承担着重要的军事、行政和文化职能。
牧丁作为八旗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对于维持这一组织的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三、察哈尔八旗牧丁的社会地位在察哈尔八旗中，牧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们不仅是军队的组成部分，还承担着畜牧业的生产任务。
在八旗社会中，牧丁的地位相对较高，享有相应的权利和待遇。
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他们在社会地位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文将从社会结构、权利与义务等方面探讨牧丁的社会地位。
四、察哈尔八旗牧丁的经济生活牧丁的经济生活主要依赖于畜牧业。
他们通过放牧、养殖等方式获取生活所需的物资。
在察哈尔八旗的牧区中，牧丁们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组织形式。
本文将详细分析牧丁的畜牧业生产方式、经济来源以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五、察哈尔八旗牧丁的文化传承文化传承是察哈尔八旗牧丁研究的重要方面。
他们不仅继承了蒙古族的文化传统，还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
本文将从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探讨察哈尔八旗牧丁的文化传承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六、结论通过对察哈尔八旗牧丁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其历史背景、社会地位、经济生活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内容。
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察哈尔八旗的历史与文化，还为研究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此外，通过对察哈尔八旗牧丁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深入探讨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这一过程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350）（韩）金晙永八旗文化与满洲认同边限：以八旗汉军为中心［收稿日期］2018-08-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融合视域下清代汉军旗人国家认同研究”（编号：15BZS062）［作者简介］金晙永（1987—），男，韩国大田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清史。
[摘要]清代八旗是多民族群体，因而八旗内共存女真、蒙古、汉族等多元文化。
该多元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八旗文化。
八旗文化的形成过程，相当于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及发展过程。
入关后，八旗汉军在满洲民族共同体中逐渐边缘化，到乾隆时期，乾隆帝实行八旗汉军旗的出旗政策，但汉军旗人的出旗并不意味着在满洲民族共同体中排除整个汉军旗人。
八旗有明显阶层区分的性质，该阶层区分逐渐固定化而成为世袭身份。
国初编入八旗汉军的旗人仍然是满洲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可以享受朝廷的优待。
清代旗人族谱是表示身份认同的重要凭证。
因此，在《清代满族家谱选辑》中利用汉军旗人家谱，探讨满洲多民族共同体的演变中如何看待汉军旗人，以及在族谱中可发现的八旗共同文化特点。
[关键词]八旗汉军；满洲认同；八旗文化；沈阳甘氏[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991（2019）01-0050-07doi ：10.3969/j.issn.2096-2991.2019.01.007第1期2019年1月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1Jan.2019一、满洲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清代八旗可以说是多民族、多文化的群体。
八旗内有女真人、蒙古人、汉人、朝鲜人、锡伯族等多种民族成分，因而八旗内共存女真、蒙古、汉族等多元文化，该多元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共同文化。
在本文中该共同文化称为八旗文化。
八旗旗主研究论文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
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
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
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
[4]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
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
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
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
”[5]“八臣”为八个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
”[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
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
”[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
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清代蒙古八旗布衣诗人研究》篇一一、引言在清代的蒙古地区，八旗制度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显赫的贵族和官员，还有一群被忽视的群体——布衣诗人。
他们虽未身居高位，但以诗言志，以其独特的诗歌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个人情感。
本篇论文旨在深入研究清代蒙古八旗布衣诗人的生活背景、诗歌创作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二、清代蒙古八旗布衣诗人的生活背景1. 八旗制度与蒙古文化融合清代蒙古地区实施八旗制度，这是一种军事、行政及社会组织综合体。
在这种体制下，蒙古人民在文化、社会生活上与汉族文化有所融合，而布衣诗人正是在这种文化交融的背景下成长。
2. 诗人群体特征布衣诗人多出身于普通家庭，他们没有显赫的背景，但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情，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他们大多生活在基层，对民间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悟。
三、布衣诗人的诗歌创作1. 题材内容布衣诗人的诗歌主题广泛，包括对家乡风物的描绘、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对爱情的细腻描写以及对民间生活的真实记录等。
这些诗歌内容真实、感情真挚，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2. 艺术特色布衣诗人的诗歌语言质朴自然，情感真挚，不事雕琢。
他们善于运用民间语言和修辞手法，将复杂的情感和思想融入简单的诗句之中。
同时，他们的诗歌往往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研究当时蒙古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四、布衣诗人对后世的影响1. 文化传承布衣诗人的诗歌作品是蒙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记录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人民的心声，为后世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同时，他们的诗歌也传承了蒙古文化的优秀传统，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艺术启迪布衣诗人的诗歌创作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魅力，为后来的诗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和艺术启迪。
他们的诗歌语言质朴自然、情感真挚，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五、结论清代蒙古八旗布衣诗人是当时社会的重要群体之一，他们以诗言志，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个人情感。
历史班汪冉冉11020128我看清八旗制度的兴衰八旗制度是清朝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
旗，汉语译为固山。
在平时，人们从事耕作、狩猎等活动；在战时则应徵为兵。
起源于女真族的狩猎组织──牛录。
八旗的军事组织制度是由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所制定。
努尔哈赤起初将自己的军队分编为四旗，四旗均以不同颜色的旗帜作为识别，成为“正黄旗”等。
随军队壮大，又将四旗加上边框，成为“镶黄旗”等，形成八旗。
满人靠着这军事组织制度，于1644年征服明朝，建立大清。
所以八旗在建立大清朝是功不可没的。
清朝是“马背上的天下”。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取得节节胜利。
随着实力扩大，人口增多，便建立四旗制度。
旗色为黄、白、红、蓝，旗底为纯色。
之后，为了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在原有牛录制度的基础上，增加加了四旗。
八旗制度的特点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
凡隶于八旗者皆可以为兵。
八旗初建时兵民合一，全民皆兵，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
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
入关前，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荷戈从征，军械粮草自备。
1644年4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
为了巩固满族贵族的统治，加强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控制，同时为了解除八旗官兵的后顾之忧，更好地为清王朝效命，建立了八旗常备兵制和兵饷制度，与绿营共同构成清朝统治全国的强有力的军事工具，八旗兵从而成了职业兵。
清兵入关以后，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周边地区。
为了安置骑兵和散民的生活，清统治者进行了三次圈地运动。
兵丁拥有了自己的份地。
但都是携带家人一起耕种，负担没有减轻。
清统治全国以后，由于八旗制度的严重束缚，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
八旗生计问题主要是北京正身旗人的生活问题。
康熙、雍正时业已出现，乾隆初更趋严重，从而引起清统治集团的严重关注。
康熙、雍正时曾先后赏赐银两数次，但不久就用尽，于是增加兵额，扩大食饷面。
雍正时期教养兵，后改称养育兵，给其钱米。
乾隆时曾准许京城和各省驻防汉军八旗出旗为民，令其各得生计。
《察哈尔八旗牧丁研究》篇一一、引言察哈尔八旗牧丁是清朝时期中国北方的重要民族群体之一，是当时草原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篇论文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察哈尔八旗牧丁的历史背景、社会地位、文化特征和传承发展等方面，以期对这一民族群体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二、历史背景察哈尔八旗牧丁，源于清朝时期察哈尔地区的蒙古族牧民。
在清朝时期，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清政府实行了八旗制度，将蒙古族牧民编入八旗之中，其中一部分被任命为牧丁，负责管理牧场和放牧牲畜。
察哈尔八旗牧丁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三、社会地位察哈尔八旗牧丁在清朝时期的社会地位较为特殊。
他们既是牧民，又是军队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清政府管理蒙古地区的重要力量。
他们承担着放牧牲畜、维护草原生态、保护边疆安全等重要任务。
同时，他们还享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如享有土地使用权、享有税收减免等。
四、文化特征察哈尔八旗牧丁的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语言文字：察哈尔八旗牧丁使用蒙古语，同时也掌握汉语等语言。
2. 生活方式：他们以游牧为生，以马、牛、羊等牲畜为主要生产资料，同时也从事狩猎、捕鱼等活动。
3. 民间信仰：他们信奉藏传佛教和萨满教等宗教信仰，认为自然万物皆有神灵。
4. 文化艺术：他们擅长歌唱、舞蹈、演奏等艺术活动，同时也创作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史诗等文学作品。
五、传承发展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察哈尔八旗牧丁的传统文化和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一民族群体的文化遗产，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加强文化教育、推广传统文化、扶持文化产业等。
同时，也需要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和发展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机会。
六、结论通过对察哈尔八旗牧丁的历史背景、社会地位、文化特征和传承发展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民族群体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他们不仅是草原经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满洲八旗制度引子：八旗制度是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初具有军事、生产和行政三方面的职能，对早期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八旗蒙古八旗制度努尔哈赤皇太极八旗制度是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初具有军事、生产和行政三方面的职能，对早期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八旗起源于“牛录”。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将牛录加以改造、充实和强化，成为固定的战斗组织。
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牛录制度基础上，正式创建旗制，设立四个以不同颜色旗帜命名的组织，即黄旗、白旗、红旗、蓝旗（皆纯色），分管各牛录。
规定每牛录编为三百人。
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四旗扩大为八旗。
旗的颜色，在原有四色的基础上镶以不同的色边，即：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
其编制为三级：五牛录编为一甲喇，五甲喇编为一固山（汉译为旗），每固山为一旗。
每旗三级的官名分别为牛录额真、甲喇额真和固山额真。
共设八固山，即八旗。
每固山领有步骑士七干五百名。
皇太极继位后，先后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颜色与满洲八旗相同，建制一样，按三级编制，共二十四旗。
满洲八旗的旗主世袭，蒙古、汉军八旗的因山额真由皇太极直接任命，可随时撤换。
八旗兵制兼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三种职能，最主要的是战备。
从清军入关至十八世纪中期，随着满族社会经济的完全封建化，八旗兵制出现了相应的变革。
定都北京后，确立八旗常备兵制度，仍按民族分别编制。
以满洲八旗为主干。
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后，为了守卫京师调集了八旗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入京，史称禁旅八旗。
禁旅八旗内设前锋营、火器营、护军营、亲兵营、骁骑营、神机营、健锐营等，前四营中严格禁止汉军加入。
禁旅八旗主要分为“郎卫”和“兵卫”两类。
郎卫主要负责保卫宫廷，由正黄、镶黄、正白旗中担任，清廷挑选上述三旗中的精锐为御前侍卫。
乾清门侍卫，雍正时把侍卫的挑选范围扩大到其他五旗。
侍卫分为两班，宿卫乾清门、内右门、神武门、宁寿门的为内班，宿卫太和门的为外班。
作者： 陈生玺
出版物刊名： 史学月刊
页码： 100-102页
主题词： 朝鲜人;外藩蒙古;军队;八旗;皇太极;蒙古人;火炮;汉军;将领;满洲
摘要： <正> 一蒙古八旗及外藩蒙古旗(札萨克)的建立清王朝兴起的过程中很重视对蒙古的征服,因为他们认为蒙古与满洲风俗衣冠相同,有较深的社会基础,便于联结起来共同反对明朝。
所谓“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
族类同,则语言同,水土同,衣冠居处同,城郭土著射猎习俗同”(魏源:《圣武记》卷一,开国龙兴记一)。
在努尔哈赤称后金汗以前建立八旗时即已吸收蒙古人参加,编为牛录。
如恩格图原系蒙古科尔沁部人,“自哈达挈家来归,。
文档可编辑可打印，也可以直接使用，欢迎您的下载八旗制度第1篇第2篇第3篇第4篇第5篇更多顶部目录第一篇：清朝的壮大第二篇：浅论与满族文化的关系第三篇：八旗创建于哪一年第四篇：清朝八旗军第五篇：八旗军兴衰与军队管理更多相关范文正文第一篇：清朝的壮大清朝的壮大随着后金的发展壮大，蒙古部族和大量汉人纷纷归附。
为加强管理，皇太极于201933年正式另编汉军为一旗，后经过数次增扩，到201942年，终于编成八旗汉军。
201934年，皇太极还把在他统治下的蒙古民族改编成了八旗蒙古。
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和八旗满洲的建制类同，共同构成清代的整体。
实际上，八旗中的民族构成非常丰富，除满族外，还兼容了蒙古、朝鲜、锡伯、赫哲、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其他民族。
据记载，康熙年间，镶黄旗满洲都统第四参领的第十七佐领，是由先后来归的俄罗斯人编成的。
在满族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满族的汉化，同时也有大量蒙古族、汉族等其他民族的满族化，有研究表明，在清初时期民族融合的现象已经十分明显，老北京有一句谚语叫做“不分满汉、但问民旗”说的就是此事。
各旗委任都统时，一般不考虑担任都统时人的旗籍，满族可以担任蒙古、汉军八旗都统，汉军、蒙古八旗出身者也可以担任满洲八旗的都统。
到光绪朝以后，开始任用不在旗的汉族人士做都统，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等北洋出身的将领都做过八旗都统。
入关后，清朝政府为了保证兵源，在政治经济上给予八旗人丁的优待，其中包括圈拨旗地，免除赋役，发给官兵粮饷。
但从此北京和驻防关内各地的八旗人丁被束缚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
由于旗人长期脱离生产，原有的淳朴勇武风气逐渐丧失，而生活上安于游惰的风气却蔓延开来。
清政府虽提出“扭转风气”、“筹划生计”，但完全属于治标不治本，加上人口大量增加，导致很多旗丁的生活每况愈下。
清朝中期以后，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从咸丰、同治年间起，北京旗兵的饷银和禄米分发中已经出现了减成发放的现象，到光绪年间只按照七成发放。
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研究论文一皇太极在位近二十年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
这不仅解决了大量内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的组织形式问题，而且也使八旗制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论述这点之前，先对蒙、汉八旗的建立过程作一简略叙述。
元朝灭亡后，蒙古族北返故土，形成瓦刺、鞑靼两部。
到明后期，更分为漠西、漠北、漠南三部。
漠西蒙古即原瓦刺部，又称卫拉特四部。
漠北蒙古又称外喀尔喀三部。
漠南蒙古则以元朝嫡裔察哈尔蒙古最强盛，其余鄂尔多斯、土默特、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诸部皆受其控制。
科尔沁、喀尔喀等部蒙古自1593年古勒山战役失败之后，开始与努尔哈齐建立联系，而察哈尔林丹汗则绐终坚持与明朝的结盟。
经过努尔哈齐、皇太极两代的努力，终于击溃察哈尔蒙古，将投归后金国的一部分漠南蒙古改编成八旗蒙古，同时对已经臣服但仍留蒙古草原上的漠南、漠北蒙古，也采取了编旗方式，称为外番蒙古各旗。
本文涉及的只是统属于满洲八和硕贝勒之下、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
努尔哈齐建国之前，已有蒙古人投入其下，吴讷格即是其中最著名者。
但八旗刚建立时，来归的蒙古人数并不多，所以直至天命六年才出现了蒙古牛录的记载。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内古尔布什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业归”，努尔哈齐授二人总兵官之职，赐以“满洲一牛录三百人，并蒙古一牛录，共二牛录。
”〔1〕此时蒙古牛录尚不多，未有另立八旗蒙古之必要，故古尔布什虽领蒙古牛录，但仍隶八旗满洲之下。
到天命七年初，情况有了变化。
原臣属于察哈尔的科尔沁、兀鲁特诸部贝勒明安等十七人举部来投，带来人口凡三千余户。
同时，又有喀尔喀部分台吉亦来投。
如此大量蒙古人众的拥入，实为后金国与蒙古诸部关系中前所未有。
为给尚未来归的蒙古各部树立榜样，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齐致书来归之蒙古诸贝勒云：“我思自喀尔喀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自察哈尔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
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
尔等若以为分旗难以度日，愿与诸贝勒结亲通婚，彼此相与，则任尔自便。
……我之八家，如同一家。
我亲生之诸子与贝勒等携来之诸子，同其爱养，不有歧视。
尔等循我国贝勒之例以度日。
”〔2〕二旗旗主当是明安贝勒与恩格德尔台吉，其地位与满洲八旗旗主相埒。
这反映在天命九年元旦的朝仪中，恩格德尔所率蒙古诸贝勒仅次于大贝勒代善列于第二班，而排在阿敏等人之前。
到天聪元年十二月外藩蒙古来朝时，明安等人亦是与大贝勒同列，而居阿巴泰等诸小贝勒之前。
蒙古二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单一的八旗满洲的格局。
但是后金统治者一方面以蒙古单立二旗显示优容，另一方面又不让蒙古诸贝勒参预最高决策。
从天命七年实行八王共治制，到次年八都堂之设置，甚至皇太极的继位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皆不见蒙古诸贝勒的活动。
故实际上蒙古二旗只是属于后金国的附庸，还未能真正同八旗满洲融为一体。
天聪年间，经皇太极不断对蒙古诸部征讨，除察哈尔之外的漠南蒙古诸部已经基本臣服于后金国。
此时，皇太极就再也不能容忍后金国内蒙古二旗与八旗满洲并存的二元体制了。
天聪六年九月，皇太极“以归顺蒙古诸贝勒所行违背，不令别立一旗，令随各旗贝勒行走，所属人员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
”〔3〕即令二旗蒙古贝勒归属于各自联姻的八旗满洲贝勒之下。
这里所谓吴讷格、鄂本兑二旗，乃是属于八旗满洲内的蒙古牛录，只是作战之时由二人统率，并未拨出另立系统，故虽名曰“二旗”，实际上又经常被称为“八旗蒙古”。
〔4〕而且，吴讷格天命十年在镶黄旗，天聪时改为正白旗。
鄂本兑二天命十年在正白旗，天聪时改为正黄旗。
在八王共治制的天命天聪之际，也决无可能将此二人率领的蒙古二旗，分别归于满洲正白、正黄旗下。
天聪八年五月攻明时的上谕说得很明白：“凡随满洲旗蒙古贝勒所属牛录甲兵，令各该管甲喇章京率之以行。
其蒙古贝勒，则各该固山额真率之以行。
”〔5〕可见，原喀尔喀、兀鲁特蒙古五旗解散之后，“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的各牛录，是分隶在八旗满洲之内的，所有权虽仍归蒙古诸贝勒，但征战时已不由他们率领，而受八旗满洲下的各甲喇章京统率。
天聪九年二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分为十一旗。
”〔6〕除外喀喇沁的九千一百二十三名壮丁组成古鲁思辖布旗、俄木布楚虎尔旗及耿格尔与单把同管旗，仍属外藩蒙古三旗之外，其余八旗皆由原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加上这次新归附的内喀喇沁壮丁七千八百三十名混编而居，成为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
至此，八旗蒙古正式建立。
八旗汉军的产生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较之八旗蒙古，其形成更为艰难，过程也更为曲折。
努乐哈齐时期后金中汉人将领地位最高者莫过于李永芳、佟养性和刘兴祚三人。
天命三年克抚顺时，曾允许李永芳仍辖旧部，但很快就取消了这一特权。
而佟养性“原系抚顺城商人，因与我通好，为明帝监禁于辽东城。
迨获释后，来归有功，以女妻之为婿，授副将职。
”刘爱塔“原系开原城平民，以战前太平时，来归有功，授备御职。
”〔7〕二人只身来归，并无旧部。
天命七年，就在编立明安、恩格德尔蒙古二旗同时，却将绝大部分汉民编入满洲牛录，分隶于八旗满洲之下。
天命时，李永芳、佟养性、刘爱塔虽还各有自己的辖区，但已降为八旗贝勒的属人。
后皇太极历数代善之罪状时曾云：“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
爱塔果逃。
”〔8〕知刘爱塔确属正红旗满洲无疑。
《八旗通志》中李永芳后定为正蓝旗汉军，则天命时应隶于满洲镶黄旗，崇德以后随其姻亲阿巴泰转入新建之正兰旗。
八旗汉军成立后，才由正蓝旗满洲转入正蓝旗汉军。
天命末年，后金国内的汉人叛乱被镇压后，又将大量壮丁编入庄园，沦为各级满洲官员的奴仆，即所谓“辽东之民，久经分给将士，谊关主仆。
”〔9〕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编立汉军旗。
皇太极即位以后，改变对汉人的策略，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为号召，将部分汉民从庄园抽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清正者辖之。
”〔10〕天聪三年又通过考试，将沦为八旗贝勒包衣的部分汉人诸申拨出二百余人。
同时，皇太极在对明朝的战争中，逐渐认识到火炮的作用。
天聪四年，八旗满洲之下，已有所谓“炮手兵”，与新降附的汉兵混住。
汉军编旗的开始，即同火炮在后金国军事上的广泛作用相关。
天聪五年初，首批红衣大将军炮铸成，皇太极即命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附佟养性总理。
”〔11〕天聪六年在汉人奏疏中，已有汉兵六甲喇与八固山并提。
天聪七年正月，“汉兵一旗”的名称出现于《实录》。
〔12〕天聪八年五月，改旧汉兵为汉军。
〔13〕如果以天聪五年作为汉军一旗之肇始，经过崇德二年分为二旗，四年分为四旗，到七年正式成立八旗汉军，前后凡十一年。
其所以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后金国统治者对汉人的政策与蒙古不同，对后者担心的只是其散漫难治，而对汉人则始终存在着极重的猜忌心理。
这在天聪以来许多汉人的遭遇中都能找到解释。
同八旗蒙古一样，八旗汉军成立之前，所谓一旗、二旗、四旗，皆不能视为八旗制中正式的旗。
换言之，即在崇德七年之前，汉军旗的各牛录仍然分隶于八旗满洲。
如汉军一旗时，虽命佟养性总理汉人官民，但天聪九年二月，皇太极召宴燕京及大凌河的归顺各官，“时预宴各官有形容憔悴者，上见之曰：‘或者贝勒等不加恩养，以致如此，……’遂遣人遍谕贝勒。
贝勒等奏曰：‘诚如上谕，臣等嗣后加意恩养，自不敢忘。
’”〔14〕可见此时虽有汉军一旗，但众官员仍分属于八旗贝勒。
由此可知天聪六年出现的汉兵六甲喇，亦应隶属八旗满洲。
又，天聪五年七月，“上御殿，集诸贝勒大臣议设统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
”〔15〕故知汉军一旗这炮队，也是分属于八旗满洲的，只是因兵器的制造、训练、给养之特殊性，才由佟养性总辖。
那么，皇太极在天聪八年正月对众汉官的一道上谕中说：“初，尔等俱分隶满洲大臣……将尔等拨出满洲大臣家，另编为一旗。
”〔16〕似汉军旗独立于八旗满洲之外，又应当如何解释呢？第一，应该注意到皇太极说的是从“满洲大臣家”，而非从满洲贝勒属下拨出。
第二，原来众汉官在满洲大臣家时，按皇太极说的是有马不得乘，牲畜不得用，有腴田不获耕种等等，实际就是当奴隶。
皇太极将其从满洲大臣的家奴地位中拨出，并非指脱离满洲八旗贝勒而言。
因而所谓“另编一旗”，只是意味众汉官在获得自由民地位后，组成牛录，由汉官自行管理，与这些汉人牛录分属八旗满洲并不矛盾。
天聪七年文馆汉人胡贡明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臣于死中得生，分与贝勒养活，虽不能谷丰衣足，然缺短少长，不得还向贝勒讨给，况生死荣辱，悉悬于贝勒之手。
”〔17〕汉军一旗建立后，其成员仍分隶于各贝勒不是很清楚吗？崇德四年设汉军四旗时的情况同样值得注意。
是年六月，“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每旗仿八旗满洲之制，设“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以马光远为两黄旗固山额真，石廷柱为两白旗固山额真，王世选为两红旗固山额真，巴颜为两蓝旗固山额真。
固山额真虽各领二旗，但旗纛却只有一个。
“初，两旗纛色皆用玄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玄青镶黄，石廷柱纛以玄青镶白，王世选纛以玄青镶红，巴颜纛纯用玄青。
”〔18〕既称四旗，何以固山额真各辖两旗？解释只能是每旗之两翼分别在满洲同色之正镶两旗，属于不同旗分，其中固山额真各在相应的满洲正色旗中，因为此时汉军旗未分正镶，所以他的旗分只能是其隶属的满洲旗。
而且，此时八旗满洲中，除两黄旗由皇太极独掌外，其余六旗皆各有主，因此要将汉军四旗各自归于相应的正色满洲旗分之中，不仅是不可能的，也违背八旗制的基本原则。
所以，汉军四旗依然属于过渡阶段的形式。
崇德七年，清军取得对明作战决定性的松锦大捷。
当年七月壬申，皇太极“命编汉军为八旗”，八旗汉军才正式建立。
二现在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成立以后的隶属问题，即它们与八旗满洲的关系。
王锺翰先生早就指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一名称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应该称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
〔19〕清代官修《八旗通志》中，称某旗满洲都统、蒙古都统、汉军都统，表明八旗中各旗皆包括了满、蒙、汉三个固山，即同属于一旗旗主的平列的三个集团。
所以，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成立之后，与八旗满洲共为二十四旗，并非形成以族别为划分标志的三个并列的八旗，而是仍然以原八旗满洲为格局，将八旗蒙古、汉军分别按旗色与八旗满洲组成新的八旗。
或者说，原满洲八和硕贝勒各有满洲一旗，而现在增加为满、蒙、汉三旗。
这本来是很清楚的。
清初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爰立八旗，曰：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
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