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冤杀的金国岳飞——仆散安贞死亡之谜

作者/林硕（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文发表在《关东学刊》2017年第5期，有改写，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影视剧《精忠岳飞》剧照兴定五年（1221年，南宋嘉定十四年），金宣宗完颜珣下诏处死在南征宋朝中功勋卓著的驸马爷仆散安贞，后人常将之与抗金名将岳飞相提并论。

梳理二人的人生轨迹，主要有如下雷同之处。

首先，仆散安贞与岳飞均是沙场宿将，统帅三军突入敌境，为朝廷屡立奇功，可最终的结局都是含冤莫白，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赍志以殁。

其次，岳飞遇害后，其子岳云与张宪亦被处斩于闹市；仆散安贞则与两个儿子同日被斩。

第三，二人生前都曾担任过枢密院“枢密副使”之职。

然而，从地位上看，岳飞又比仆散安贞略逊一筹。

前者虽然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首，世人以“岳王爷”尊称。

其实，岳飞生前的爵位仅仅是“武昌郡开国公”，并非王爵；所谓的“鄂武穆王”乃系后世君主累加追封。

相对而言，“金朝岳飞”——仆散安贞的身份、权势更加煊赫。

岳飞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金皇统元年）四月担任枢密副使之时，已经被解除了军权，事实上是明升暗降；四个月后即被调离，当年岁末遇害。

但仆散安贞官拜枢密副使之后，行院于徐州；继而担任左副元帅、兼行参知政事职权，两次率部南征，可谓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更重要的是仆散氏作为女真豪族，自完颜阿骨打时代就与皇族完颜氏通婚。

仆散安贞的高祖仆散胡阑将女儿嫁与金太祖，即后来的宣献皇后；曾祖仆散背鲁之女婚配给金太宗；父亲仆散揆迎娶金世宗的韩国大长公主为妻；仆散安贞则在金章宗的安排下与邢国长公主喜结连理，成为金朝的“四驸马”；纵观仆散一门，可谓累世皆国戚（参见图1）。

从这一点上看，仆散安贞及其家族作为“外戚专业户”的身份和女真开国门阀所积累的人望，明显胜过岳王爷在南朝的地位。

仆散安贞生活的金宣宗时期国事已经江河日下，再不是当年吞辽灭宋，“搜山检海捉赵构”的强盛时期了。

北方崛起的新兴蒙古不断向金朝发起挑战，东北、华北各军、州相继沦陷，金中都（今北京市区西南）暴露在蒙古的兵锋之下，无险可守。

贞祐二年(1214年，南宋嘉定七年)为避其锋芒，金宣宗只得率领群臣渡过黄河，退守河南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贞祐南迁”。

贞祐南迁之后的金、宋对峙态势眼见金朝国事日颓，南宋朝廷也有所动作：在和蒙古商议结盟的同时，寻找种种借口延宕交付岁币（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临安赵家君臣的做法惹怒了金宣宗和权臣术虎高琪，虽然金军在同蒙古铁骑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但自认为重操旧业，讨伐老对手南宋如同探囊取物一般。

于是兴定元年（1217年，南宋嘉定十年），在术虎高琪的部署之下，金朝宿将完颜赛不在信阳等地同宋军交战。

金宣宗的战略目标是“南攻北守”、“以战养战”：先集中优势兵力在短期内迅速攻破南宋的江淮防线，榨取更多的岁币以充盈国库，再抽身应付北境的蒙古。

至此，宋金两国自1208年（南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之后维持了十年的和平宣告结束。

起初，金宣宗认为南宋军队会像此前一样不堪一击，面对女真铁骑会如同羔羊一般迅速亮出白旗，甘心情愿地向金朝支付巨额岁币，重演“嘉定和议”故事。

金宣宗把如意算盘拨的噼啪作响，派遣开封治中吕子羽持国书前往临安，本以为南朝会乖乖就范，实现自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战略计划。

岂料宋宁宗君臣看穿了金朝已是强弩之末，决计抵抗到底，绝不屈膝议和。

影视剧《精忠岳飞》中的宋高宗为了打破僵持局面，兴定三年（1219年，南宋嘉定十二年）金军从东起淮水，西至关陕绵延数千里的战线上同时进军，兵分三路攻入南宋，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军三道攻宋之战”。

为了确保战事的顺利进行，金宣宗特意任命在山东镇压红袄军领袖杨安儿起义的仆散安贞为“左副元帅、权参知政事职权、行尚书省元帅府”，指挥唐州、息州、寿州、泗州等处行元帅府军马，由东路南侵。

这位四驸马果然不负众望，率领麾下猛将纥石烈牙吾塔、纳兰胡鲁剌等人先后在安丰（今安徽淮南）、濠州（今安徽凤阳）各地接连击溃宋军，一路势如破竹，兵临长江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

南宋朝廷对此惶恐不已，迅速派李全穿插到金军后方，断其归途。

李全，山东潍州人，正是被仆散安贞镇压的红袄军领袖杨安儿的妹婿。

在他的号召下，逃匿江淮之间的红袄军余部群起相应，并趁纥石烈牙吾塔部在涡口（今安徽怀远）渡河之际将其击溃，方才化解危局。

兴定五年二月辛未，不甘失败的金宣宗再次命仆散安贞主持南征，目标是攻略南宋江防重镇黄州、蕲州，而这一带正是当年岳飞负责布防的区域。

曾几何时，岳家军让女真人发出了“撼山易，憾岳家军难”的慨叹；但时移世易，此时驻防黄、蕲的宋军再不是八十年前那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队伍。

而金军方面，早在出兵之前，仆散安贞就和部将们利用近两个月的时间谋划进军路线；战事一开，三战三捷，连克净居山、洪门山以及宋军重兵把手的险隘黄土关。

至当年四月间，再次饮马长江，攻克黄、蕲两州，其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擒住赵宋皇室男女共七十余口，是自从“靖康之变”后金军最大规模的虏劫行动。

仆散安贞正是凭籍此战威震江淮，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黄蕲之役的胜利也为四驸马日后的冤死埋下了伏笔。

事情的起因是仆散安贞在攻入宋境之初，原本延续女真的屠戮政策，所到之处哀鸿遍野。

但唯独对赵宋宗室和来降的南朝精壮降卒网开一面，尤其是对前者更是礼遇有加。

消息传回汴京，在朝中引发了种种非议。

通常情况下，处置敌方战败士卒有遣散、收编、杀害等几种手段。

面对数以万计的宋军精壮战俘，很多人建议像战国时期秦国大将白起在长平之战后的做法——坑杀。

即使不杀，也要就地遣散。

任何人都清楚一个基本事实：以当时金国偏安河南、淮北的国力根本无力供养如此之多的战俘；这是显而易见的。

吊诡之处在于：这位四驸马并未采取去遣散、杀降等做法，而是精壮战俘和赵宋皇族悉数带回。

按照《金史》记载：仆散安贞对宋军精壮之士“释而不杀”，收为己用，主要是考虑到他们深谙宋境风土，经常投桃报李，出谋献策。

但是，这种大规模的容留敌方降卒的做法，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东汉末年的权臣曹操在青州收编黄巾军的旧事。

按《三国志·武帝本纪》所载：“（曹操）追黄巾至济北，乞降。

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择其精锐者编为战力剽悍的“青州兵”，成为统一北方的绝对主力。

仆散安贞携带大批宋军精壮降卒和南朝宗亲还朝的消息，让端坐在汴京城内的金宣宗颇感惊诧：四驸马抓回七十余口赵宋皇室，尚可作为人质向南朝勒索巨额赎金。

但是，随同仆散安贞而来的南宋降兵，究竟让朝廷如何处置？莫非他想效法曹操，组建一支“黄州军”？但是，这数万兵卒毕竟已经来到城下。

尽杀之？恐怕会激怒他们揭竿而起，变生肘腋。

豢养之？金朝君臣自己都是让蒙古人撵到河南来的，连维持女真百官的生计都捉襟见肘，哪有余粮养活俘虏呐！于是，金宣宗打算采取遣返政策，“欲驱之境上，遣之归”，让战俘们自谋生路。

可如此一来，驸马爷仆散安贞便心生怨念：数以万计的南朝将士，皆因仰慕我的威名，方才弃暗投明归顺大金，成为我们用兵宋境的向导。

陛下这么做，将来谁敢投诚于我？他日再次南征之时，赵家军民必定死战不降。

实际上，仆散安贞的考虑的确没错，就连金宣宗自己也曾经发出过“江淮之人，号称选懦……其众困甚，胁之使降，无一肯从者”的慨叹。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四驸马的满腹牢骚被有心之人传到了金宣宗耳边，引得这位南迁天子雷霆震怒。

《金史》中保存有金宣宗授意属下罗织的仆散安贞通宋谋叛之证据。

首先，悖德于敵仇。

仆散安贞南征期间，每到一地必定血流成河，所谓“杀略不可胜计”，却“独于宋族，曲活全门”，对俘虏的赵宋皇族男女七十余口礼遇有加。

其次，容留降卒。

四驸马在黄、蕲之战中收编了数以万计的南宋精壮之士为己用，行军途中也经常采纳这批“降将”的意见，虽非言听计从，亦不远矣。

此举因其金宣宗深深的疑虑，谓左右曰：即使四驸马自己并无他图，但这批宋朝降卒能否安分守己，效忠大金而不思南朝么？最后，谋危庙祏，阴谋叛乱。

按金宣宗君臣的理解：仆散安贞的种种行径，其最终目的在于利用手中的军权和新归顺的降卒通宋谋叛。

而礼遇赵宋宗室，则是蓄意示好南朝；万一自己“事或不济，计即外奔”，“豫冀全身而納用”，叛金投宋。

有鉴于此，仆散安贞罪不容诛。

金宣宗在四驸马下狱当月即颁布诏谕，连同其二子一起处斩；念其父亲、祖父或为驸马、或为国丈，不予株连。

可怜这位在兴定南征之中功勋卓著的金朝岳飞，竟被冠以“通宋”之名，身首异处，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既然“通宋”是一条“莫须有”的罪名，仆散安贞真正的被害原因是什么呢？金宣宗在诏书中为驸马爷罗列出诸多罪状，除了容留战俘和南宋宗室之外，还有一条罪责是“彫敝民力，信其私意”。

简而言之，就是指责仆散安贞一意孤行，多次发动对宋朝的南征，导致国库空虚，给蒙古军队创造了可乘之机；其实，言外之意就是选定这位驸马爷作“代罪羔羊”，为“兴定南征”惨淡收场买单。

自从兴定初年发动侵宋战争，表面上看金军攻陷淮北数州，取得了几个战役的胜利，甚至兵锋直指长江。

这让金宣宗与女真贵族们一度陶醉在“投鞭阻流”、“立马吴山”的幻象当中。

可现实情况却是军队掠夺的财帛都被各级将领中饱私囊，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士马折耗十不一存”。

而在更大的战略层面，金朝“以战养战”、“南攻北守”的战略指导思想被宣告彻底破产：北方的蒙古兵锋则乘金朝主力南下之机，在山西、山东、河北、辽西各地频繁出击，攻城略地；南方的宋朝则再也不惧怕金军，双方在边境一线陷入胶着状态，甚至同西夏结盟，合兵攻占金朝下辖的会州（今甘肃靖远西南）。

五年的对外战争，竟然换得如此结局，汴京朝堂之上的女真贵族一片哗然，究竟由谁负责成为摆在金宣宗面前的难题。

自己承担责任，下诏罪己？此前他放弃中都南渡黄河，已经受到群臣的前强烈抨击；倘若这次再背上穷兵黩武，劳而无功的政治包袱，其结果很可能像发动“正隆南征”的海陵炀王完颜亮一样，落得个遇刺身亡、遗臭万年的下场，这是金宣宗万万承担不起的。

若不然，则必须从南征将帅之中选出一人作为“背锅侠”，承担所有的责任。

如此一来，出身“三世为将，两朝驸马”之家的仆散安贞便成为了不二人选。

首先，仆散安贞确系兴定南征的具体实施人之一。

除金宣宗本人之外，力主发动攻宋战争的二号人物——权臣术虎高琪早已经因为目无君上、结党营私之罪，在兴定三年伏诛。

再看参与“金军三道攻宋之战”的其它两位统帅：负责西路军的巴土鲁安，在当年二月即被南宋名将沔州都统张威派遣统制石宣擒获于大安军（今陕西宁强西北），无法追责。

另一位统御中路军的将领则是完颜讹可。

此君系皇室宗亲，长期镇守河中府（今山西蒲州）抵御蒙古南下，不仅身负守卫关陕五路要道之责，对金朝更是绝对忠诚（后在蒙古军攻破河中之际战死）。

在北部边防情势异常严峻的情况下，金宣宗即使再昏庸，也不会自毁长城，剪除同宗羽翼。

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仆散安贞和完颜讹可之间，金宣宗最终选定了前者作为代罪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