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观点 关注基层治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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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汇报(10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汇报(精选10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汇报篇1在__年,我镇综治维稳工作以“平安创建"为抓手,以排查化解为重点,以“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为目标,强化基层基础工作,推进管理创新,更好地维护了利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回顾一年米,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强化社会管理,推进管理创新。
按照“社会管理水平升,社会矛盾化解早,农村技防普及快,群防群治开展实,重点对象管控严,治安问题整治好,刑事发案控制牢,安全满意评价高”的要求,我们积极探索加强社会管理的新机制、新方法,全面提升我镇社会管理水平。
一是精心制定和实施了“开展专项打击,提升安全感"的社会管理创新项目。
一年来,先后对“吸毒贩毒、赌搏诈骗、盗挖古墓、盗割两线”的突出治安问题进行四次专项整治活动,打击处理了一批违法犯罪人员。
二是大力推行物防技防措施的落实。
全镇安装“天眼”74个,“护车卫士”200个,“门磁防盗”11300个。
三是积极探索了定期下访巡查上门调处矛盾的工作机制。
着力抓早抓小,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源头。
全年组织专班巡查28次,共化解疑难积案12件,辖区内所有的疑难纠纷在本年度实现了“归零”管理目标。
二、推行平安建设,提升安全满意度。
为深化“平安建设”工作,镇委召开专题动员会议,向全镇提出了以“平安河溶建没”为抓手,全面开展“六赛活动”的工作目标。
围绕市、镇创建工作要求,我们以“宣传”为切入点,让“平安创建内容”家喻户晓;以打击防范为重点,让群众时时处处感到安全。
在宣传上,我们采取了多种形式。
一是固定标语宣传,村、镇在路口、人口集中区域保证2条以上。
二是印发宣传品,先后印发《平安创建知识问答》、《防诈骗常识》、《如何抵制,,,》等宣传资料4万份。
三是专班入户面对面宣传,全年开展3次,参与人员520人次,填写调查问卷2300份。
四是随车随店发送资料。
在5家超市和客运站设立宣传资料发送点。
基层治理汇报材料(通用9篇)基层治理汇报材料(通用9篇)1根据中共江安县委组织部《江安县城市基层治理示范县建设工作方案》工作要求,和《中共江安县委城乡基层治理委员会关于成立城乡基层治理七大重点任务工作组的通知》工作分工,本院迅速制定工作清单,及时开展相关工作,现将工作亮点总结如下:一、牵头江安县“七彩之光”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根据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共青团中央七部门《关于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以及四川省检察机关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工作现场推进会要求,我院拟牵头联合江安县人民法院、江安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青团江安县委员会、江安县妇女联合会、江安县公安局、江安县司法局、江安县教体局共8家单位共同打造江安县“七彩之光”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以下简称“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目标是有效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立足“共治共建共享”理念,以“科技+互动”的形式拓宽法制教育渠道,扩大法治宣传效果,使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和青少年法治教育有机衔接,依托“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培养未成年人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素养,助力推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综合体系建设。
现基地建设正在按程序稳步推进中。
二、牵头成立江安县法学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研究会根据《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转的通知》(中政委[20xx] 23号)、《中共四川省委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县级法学会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川政法[20xx]135号)和《中共宜宾市委政法委关于加快推进全市县区法学会建设的通知》(宜政法[20xx]33号)等文件精神和省市工作要求,为了把全县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工作者组织起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县工作,为推进“1271”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经请示县法学会同意,由县检察院牵头筹备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学研究会成立相关工作。
基层治理工作计划
1.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必要条件。
2. 工作目标: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3. 工作重点:
(1)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强党建工作,提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加强社区建设,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3)提高基层干部素质,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4)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推进群众自治。
(5)加强基层法制建设,推进法治化基层建设。
4. 实施方案:
(1)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和工作目标,定期进行进度检查和评估。
(2)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干部群众的意识和素质。
(3)加强配套措施建设,为基层工作提供保障。
5. 工作成果评估:通过定期评估工作成果,总结经验,不断完善基层治理工作,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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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XX街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施方案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和区委关于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物业治理工作,根据《中共XX区委办公室、XX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深化城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的文件精神,现就深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物业治理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以“重在解决问题,重在取得实效”为原则,通过发展党员、引导物业服务企业积极招聘党员员工、选派党建指导员等方式,加强社区物业党建联建,延伸党的工作手臂。
建立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形成社区治理合力。
推动社区“两委”、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成员“交叉任职”,以党组织为纽带有机联结各类治理主体,形成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物业服务组织体系,提升社区物业管理水平,为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以党建引领促进物业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二、主要工作内容(一)加快推进物业服务全覆盖1•成立领导小组。
成立由党工委书记任组长,街办主任任常务副组长,街办副书记任专职副组长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领导小组。
下设4个专职小组,其中党建联建小组组长为XX,物业治理小组组长为XX,社区网格管理小组组长为XX,社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小组为挂点各社区班子成员,由各社区书记负责具体实施本社区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工作。
2.扩大物业服务覆盖率。
街道办事处会同各社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根据辖区内住宅小区管理规模、社区网格设置、共用设施分布、道路围合等实际情况,合理划定老旧开放式住宅小区和封闭式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区域。
对无物业小区,通过成立或引导国有物业服务企业微利或保本入驻、社区“两委”组织居民自我管理等方式提供基本物业服务,实现物业服务兜底。
社区“两委”牵头组织无物业小区召开业主大会,根据业主意愿确定物业服务模式。
责任单位:街办组织口、街办住建口、街办民政口完成时限:2023年6月底前,老旧开放式住宅小区完成物业服务区域划定。
“五聚焦五落实”机制推动基层治理工作报告尊敬的领导、各位专家、亲爱的同事们:大家好!我很荣幸在今天的会议中向大家作报告,我要谈的主题是“五聚焦五落实”机制推动基层治理工作。
随着中国的发展,基层治理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基层治理需要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支持。
前不久,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基层综合治理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五聚焦五落实”机制,强调要聚焦问题、聚焦主责、聚焦效果、聚焦群众、聚焦法治,落实需要政策支持、落实需要改革手段、落实需要规范标准、落实需要加强督导、落实需要加强队伍建设五项重点,推动基层治理工作。
一、五聚焦1. 聚焦问题基层治理需要从广泛涉及到全面深入。
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诸多困难和问题,影响了群众生产和生活的质量。
面对这些问题困难,我们需要及时发现、及时分析、及时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聚焦主责管理干部和群众需要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各种组织、部门、岗位等应该明确职能、管理标准和任务分工角色。
这样就能形成工作框架,从而有助于提高治理效率和治理实效。
基层治理应该综合反映各级领导、各种股份和所有人群的主责,协调各方协作,实现改进和创新思想、制定《县长信箱》、反馈的机制导向。
3. 聚焦效果基层治理的效果是改变事物的目标和动机。
基层治理要追求效果,无论是转变治理思路、优化管理手段、推进结构调整、加强数据管理还是对治理过程进行监察评估等,都应该为整体效果负责。
4. 聚焦群众群众的生活福祉始终是基层治理的出发点。
基层治理必须以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固根固本,先从“人”做起。
基层治理的目标就是要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建立安全、稳定、安定、健康的社区环境。
5. 聚焦法治法律是最常见的治理手段和手段。
基层治理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实施,保障公平、公正和公正,坚决抵制根治所有毒瘤和病灶。
二、五落实1. 需要政策支持在整体制度建设中,政策支持是既有导则又有实质性的贡献。
基层治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清单内容基层治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清单内容一、前言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底层单元,基层治理的良窳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然而,基层治理中也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题,如基层公共服务不足、基层负责人作风不正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整治清单,以期改善基层治理现状,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二、现状分析1. 基层公共服务不足基层公共服务不足一直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重要问题。
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资源匮乏、人力不足,导致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足,一些基本的公共服务无法得到满足。
农村医疗资源紧张,导致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一些贫困地区的学校教育资源匮乏,导致教育不公平现象普遍存在。
2. 基层负责人作风不正一些基层负责人作风不正,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损害了人民利益,玷污了基层治理的形象。
在一些地方,腐败现象仍然存在,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3. 制度建设不完善基层治理相关的制度建设仍然不够完善,使得基层治理工作难以开展。
一些基层自治组织的组织结构不合理,决策效率低下;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重重阻碍,社会资源不能得到有效整合和利用。
三、专项整治清单内容为了解决上述基层治理突出问题,中国政府连续多年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整治清单,包括但不限于:1. 加大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2. 完善基层负责人考核和监督机制3. 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4. 加强基层综治工作,提升社会治安管理水平5. 深化基层民主自治,增强基层自治组织的民主化程度这些专项整治清单内容,一方面针对性强,能够有力地解决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另有利于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改善民生,增进社会和谐。
四、总结与回顾通过对专项整治清单内容的深入剖析,我们了解到,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基层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为基层治理带来深刻的改变,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增进社会和谐。
个人观点: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从业者,我对专项整治清单内容表示认同。
基层三项治理工作总结5篇篇1一、引言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基层单位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全面推进三项治理工作。
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以及强化宣传引导,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本文将对我们近期开展的三项治理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二、主要工作及成效1. 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有序推进我们成立了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三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领导小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同时,我们还建立了信息报送和督查机制,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督查整改。
2. 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我们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三项治理实施方案。
方案中明确了各项工作的具体目标、实施步骤和责任分工。
通过分解任务、落实责任,我们确保了各项治理措施得到有效执行。
3.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我们充分利用宣传栏、横幅、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广泛宣传三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
同时,我们还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如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进一步增强了干部职工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
4. 取得显著成果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三项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一方面,我们完成了既定的治理目标,环境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另一方面,我们的工作经验和成果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和表彰,为其他单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干部职工对三项治理工作的认识不够深刻,存在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治理措施还不够细致完善,部分环节存在漏洞;三是宣传引导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提高干部职工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意识。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干部职工对环保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缺乏紧迫感和责任感;二是我们在制定治理方案时缺乏足够的细致性和针对性;三是我们宣传引导的方式和方法还需进一步创新和优化。
提高基层治理能力的思考与对策作者:张雨辉井小林来源:《新西部》2021年第05期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国之治的重要一环。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围绕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和路径,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治理创新,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必须加快摒弃传统治理理念,建立以党政治理为引领,以群众自治为基础,以法治、德治为保障,以科技治理为支撑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治理新格局,促进吴忠市基层治理能力飞速提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①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
②这充分指明了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主体是各级干部、各级管理者、各类社会组织和人民团体;路径是提高治理主体的思想、政治、科学、文化等方面的素质和工作本领;着力点是激发治理主体的共治合力;目标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谐安定有序良性发展,并能有力高效地解决好重大突发问题。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围绕上述要求和路径,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治理创新,取得明显治理效果。
吴忠市基层治理能力现状从宏观层面看,实施平安吴忠建设,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积极发动群众参与治安防范,实施群防群治措施,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群防群治,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
创新实施城乡综合执法治理模式,高效解决了编制有限,人员不足的问题,显著提高了城市治理成效,成为全区综合执法治理的示范市。
从中观层面看,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加强网格党支部队伍建设,落实共建联动机制,推行网格党支部与居民议事会“大事共议、实事共办、要事共决、急事共商”,实现“為民做主”向“让民做主”的科学转变,充分依托社区网格,扎实做好基层组织建设、为民服务等工作,着力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
在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功能。
2021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2023年3月13日修改的《立法法》第八十一条新增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对“基层治理”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赋予了设区的市新的立法权限。
然而,本次《立法法》修改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扩容”,并没有消弭自2015年《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后产生的关于地方立法权限的争议,例如2015年修法后出现的如何理解“城乡建设与管理”范畴的问题,该问题的生成逻辑与本文论述的问题如出一辙。
有学者认为,该条“基层治理”的表述过于模糊[1],而此处概念的不明确违背了新《立法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的初衷,易于被扩大解释,也易于使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陷入越权立法的困境,同时还可能导致立法资源的浪费[2]。
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任何地方性法规都应当遵循《立法法》和相关法律设定的地方立法权限,超越法定权限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受到有权机关的合法性审查。
为了减少法律规范与具体实践之间在“基层治理”这一新的地方立法权限适用上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旨在进行如下探究:一是对《立法法》第八十一条的“基层治理”进行规范解释,在学理层面阐释其含义和价值;二是结合现有基层治理实践,分析“基层治理”作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的实践形态以及立法空间;三是针对实施“基层治理”作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提出对策性建议。
一、“基层治理”立法的理论范畴从词语构成上看,“基层治理”包含“基层”和“治理”两个构成要素。
基层是相对于上层、高层而言的结构用语,指由多层级构成的系统中的基础层级,标志着事物整体中的基础性方位。
基层分级治理方案背景基层治理是指在社区和乡镇等基层组织中,利用基层组织的力量,通过民主参与和法治保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协调。
中国基层分级治理是推进基层民主化、法治化和社会化建设的重要手段,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关键。
分级治理方案基层分级治理方案分为三个层次:市、县、乡(镇)、村(社区)。
市级市级是基层分级治理的最高层次,是市民的政治权力集中体现。
市级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基层民主法规和政策;•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审批下级民主制度建设方案;•协调和解决重大矛盾和纠纷。
县级县级是基层治理的第二层次,是实现市级要求的重要枢纽。
县级主要职责包括:•推动基层民主建设;•主持制定县级公共事务;•审批下级民主制度建设方案;•协调和解决区域内的重大矛盾和纠纷。
乡(镇)级乡(镇)级是基层治理的第三层次,是实现县级和市级要求的关键环节。
乡(镇)级主要职责包括:•主持制定本地区公共事务;•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和服务社会治理;•审批下级民主制度建设方案;•协调和解决基层矛盾和纠纷。
村(社区)级村(社区)级是最底层的治理层次,负责实现乡(镇)级和县级的各项要求。
村(社区)级主要职责包括:•制定本村(社区)公共事务;•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和服务社会治理;•审批下级民主制度建设方案;•协调和解决基层矛盾和纠纷。
实施策略•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加强基层党建和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建立基层立法制度;•培育基层干部队伍,提高基层干部素质;•鼓励社会组织与基层治理结合,实现社会资源共享;•推行信息化基层治理,强化网络治理。
结论基层分级治理是新时代加强基层建设的核心要求,它具有跨区域、跨行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各级政府应该积极探索实施基层分级治理,加强民主化、法治化和服务化建设,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和推进社会经济发展。
1 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人民观点·关注基层治理①)
本报评论部 《 人民日报 》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只有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基层,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层,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我们才能真正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
一个人如果只去过北京上海,就断言中国发达,鼓吹“中国责任论”,肯定会招来质疑;同样,只沉迷于经济总量、发展速度,或者只盯着拆迁纠纷、食品安全,也很难了解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
这个中国,既有雄心勃勃的集体意志,也有日益多元的个体诉求,既有高屋建瓴的国家战略,也有具体而微的基层治理。“县治则国治”,在一个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90%以上、人口数量占全国70%以上的国家,县级治理向来是中国政治的“稳定器”;而作为自近代以来的“巨大存在”,广袤的乡村更一直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中的厚重基石。
因而,对基层治理的关注,就成为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党和国家施政为民的重心所在。现实正在说明这一点:无论是上访问题,还是群体性事件,矛盾冲突的根源常常在基层;从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到四川白庙乡的“全裸账单”,改革创新的动力也往往来自基层。改革发展的主战场,保持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这就是基层在党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位臵,这也是为什么中央一直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 2
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历程和30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在单位制变化、户籍制松动的语境里,基层治理的结构该有何种变化?社会管理的新抓手是什么?在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在取消农业税的“后税费”时期,乡村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如何实现?在“流动大军”超过两亿的背景下,“空心村”里的留守人群的权益怎样维护?在利益多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在哪儿?在一个权利意识日益萌发的时代,治理思路如何跟上时代步伐?
这些年来,不管是学者对基层政治生态异化的担心,还是有人对“故乡沦陷”的忧思,无不折射了转型期基层所蕴积的种种问题。也正是怀着对基层政权“悬浮”的警惕,着力于对基层治理支撑点的构建,近年来,中央大规模集中轮训县委书记、县级公安局长等基层干部,反复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并在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时,把基层视为重点、难点和关键点。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来看,大多成功的制度创新,是由基层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摸索出来的;诸多发展成就的取得,也是“顶层设计”呼应了来自基层的发展意愿。一方面,“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但必须要有自下而上的动力,并与社会各个群体保持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顶层设计”的落地,也需要与“基层意愿”和“基层探索”实现对接。在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下,只有打通“顶层”与“基层”的关系,才能让改革在基层试点上不断突破,在先易后难中稳步推进。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关注基层治理时,固然要看到一些矛盾激化、政策扭曲和制度空转,是因为基层片面逐利、违规操作和能力不足所致。另一方面,也应避免“看的指责干的”,理解 3
一些基层干部的难处,把握基层发展的真实意愿和基层治理的复杂现实:权力有限而责任很大,工作对象有限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无限,工作时间有限而目标任务繁多。“土地财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格局?上访堵截,又是源于怎样的考核压力?得过且过的状态,是否有升迁的“天花板”困局?只有类似问题得以正视解决,才能进一步解决基层发展的制度瓶颈,避免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虚化异化,进而优化基层的权力生态, 夯实基层的治理基础。
一个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是人;一个国家的治理,根本立足点在基层。“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只有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基层,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层,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进而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 4
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人民观点·关注基层治理②)
本报评论部 《 人民日报 》 基层“选择性治理”倾向的存在,既暴露了少数干部的私利之心,也反映了治理模式的某些欠缺。
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理顺治理格局,优化制度设计,实现基层善治,尤其迫切。
一头连着上级党委和政府,一头连着数以万计的城乡大众,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的终端,在治理框架中处于“承上启下”地位,在治理实践中承担着多种任务。在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基层干部所面对的局面日益复杂,治理“结构之变”带来的“角色挑战”尤为严峻。
农业税费改革导致基层财政来源发生历史性变化,村民自治兴起带来基层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这一切无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格局,塑造着基层社会的全新生态,使得基层治理模式正从“管制型”向“合作型”转换、从以管理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型。
在这一历史性转变中,中央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角色设计”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以前身份和任务相对单一的行政管理者,而是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化解纠纷、维护权益的调解者。尤其是当基层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以后,一肩挑的“村两委”,如何既完成好党委和政府任务的“代理人”角色,又担当起管理本村事务、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当家人”角色,更是基层干部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 5
下有群众期待,上有上级要求,基层作为行政系统中承受压力的最末端,扮演着多样化的角色,角色之间存在交融和配合,也存在冲突与矛盾,容易产生“角色困境”。当各种目标、任务交织而来的时候,大部分基层政府和干部明确自身定位,善于统筹兼顾,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但在一些地方,也存在着“选择性治理”倾向。
比如,一些干部热衷于招商引资、大上项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表现出引人注目的行动能力;而对于环境保护、教育发展、社会公益等治理选项,或自叹“能力不够”,或表示“兴趣不足”,其治理意愿之弱,工作成效之微,较之前者相形见绌。
这一方面是因为少数干部为私利所困,完全囿于自身利益本位看问题办事情,于己有利的事就去管去做,于己不利或者吃力不讨好的事就尽量不管不问。另一方面,“选择性治理”的跑偏,也反映了治理模式的某些欠缺。
在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层层下压的治理格局下,基层的压力机制往往也是动力源泉。当政绩考核、工作评比等“指挥棒”存在重经济数据轻民生指标、重项目建设轻环保评估、重显绩轻潜绩等倾向的时候,就会在无形中树立不良发展导向,误导一些地方只把经济发展当作刚性任务,而把公共服务视为弹性需求。当稳定的硬任务在“一票否决”压力下被少数人曲解为“不出事”逻辑,有的地方干部寄望于花钱“摆平”,或是不惜暴力截访“压平”,忽视了担当群众利益代言人、维护群众权益这一重要职责,背离了维权才能维稳这一治本之策。
“选择性治理”的存在,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在利益格局分化、利益主体多元的背景下,基层治理更加需要坚定科学发展的理念,遵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路径,才能避免在对角色的不当取舍中陷入“选择性治理”误区。 6
从实践层面看,执政者理当更加注重目光下移,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对接起来。这固然有赖于基层自身的创新和努力,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理顺治理格局,优化制度设计,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经济与民生、发展与稳定等关系,构建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共服务最优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实现基层善治。 7
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人民观点·关注基层治理③)
本报评论部 《 人民日报 》 基层干部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群众,实质担当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风,都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执政党的评价。
历数近些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是几年前的孟连事件、瓮安事件,还是今年以来发生的增城事件、织里事件,都有着类似特点:原本只涉及相关部门的单体事件,却发展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其背后的诱因,往往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
这种高度相似的运行逻辑,警示我们必须关注基层干群关系中的“信任危机”。诚然,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在社会治理中,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对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然而更应看到的是,基层干部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群众,实质担当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风,都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执政党的评价。基层干群之间的不信任,不仅会令干群关系趋于紧张,更可能促使部分群众逐渐将对个别基层干部的不满,上升为对基层一级政权的不满,导致基层治理陷入“信任困境”:无论基层干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都无法取得认可。
事实证明,干群之间缺乏信任,会极大地削弱基层政权的权威性,不仅表现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乏力,更意味着社会控制能力和 8
动员能力的下降,发展的政策措施得不到群众认可,反倒被误认为是个人谋利的瞎折腾,由此不信任进一步加深,这对基层社会的建设发展与和谐稳定,影响更为负面。
从历史层面看,密切联系群众向来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当年,正是靠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和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在白色恐怖中唤起工农百万,在极为残酷的斗争中建立红色政权。而今,部分地区干群间缺乏信任,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在于当地,更在消耗整个执政党的执政资源。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消极影响会因各种传播渠道突破一时一地,产生持久和放大的后果。作为人民选择的执政党,放大的“信任危机”会直接危及我们的执政根基。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以峻切之言词,一再强调“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
筑牢基层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固然要靠在基层干部中进行党性教育,在思想作风上重提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但更重要的是整肃吏治、协调利益。前者事关权力结构,后者事关利益分配。对于前者,虽然推进基层民主已为共识、村民自治亦实践多年,但现实当中,基层干部的权力运行机制仍然存有弊端。一些地方片面唯上,“上情压倒民情”,导致群众敬而远之,信任难以建立;一些地方监督缺位,“独断代替协商”,造成群众心生怨怼,矛盾由此催生。
对于群众来说,最直接的诉求往往在于利益。群众的不满,往往源于分配不公、利益受损,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多肇始于此。这也说明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只有处理好群众利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疏解矛盾冲突、保持基层稳定、维护社会和谐。否则,即便盖起了高楼大厦、修好了通衢大道,发展的正面效用也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