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族识别简介

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谷禾【内容摘要】国家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

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和实施民族政策，建立公民“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从制度上建构并确立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政策；身份认同【作者简介】谷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05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6—0034—0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上少数民族以血缘、文化和地缘为基础形成了较为多样的身份认同形态。

历史上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占主体的汉民族之间以及各个少数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各少数民族“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P134)。

近代以来，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中国各民族结成同呼吸、共命运的亲密关系，形成对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

在这些历史基础上，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制度建设和政策实施，推动少数民族全面参与到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识特别是民族认同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被进一步建构起来。

通常可以从两个方面对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

一是制度一结构方面，目的在于认识与身份相关的制度设置。

第二方面是社会成员的主动选择，目的在于认识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

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实施的各类政策法规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对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关联，着重讨论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

一、公民民族成份制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国家的法律和政府制定的政策会对民族的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

从400多到56，鲜为人知的民族识别往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一次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彻底改变了官方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共同纲领》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今天世人周知中国有56个民族，但鲜为人知的是，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各地调查统计出的少数民族名称曾多达400多种。

56个民族，是民族工作者经过20多年的科学识别与调查，直到1979年才最终确认的。

民族识别工作开始1950年国庆节前，洋溢着节日气氛的北京城迎来了389名特殊的客人，他们是周恩来总理邀请进京参观的各地少数民族代表。

衣着各异的各民族代表中，有一位来自湖南永顺县的女青年，名叫田心桃。

她的身份是苗族代表，在观礼期间却意外地向中央领导提出，自己是土家人而不是苗族。

这件事使民族识别——也就是对一个族体的民族成分和民族名称进行辨别的问题第一次浮出水面。

几乎与此同时，中央派往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访问团，也遇到了民族识别问题。

1950年6月，日后任中央歌舞团舞蹈队队长的彭清一刚刚毕业，正等待组织分配时，校长吴玉章找他谈话，让他随团前往少数民族较集中的云、贵、川地区开展工作。

原来，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历史上由于民族压迫制度造成的民族隔阂，加强同少数民族的联系，党中央决定派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除了慰问少数民族、宣传民族政策外,访问团也要做一些民族识别相关的工作。

不到20岁的彭清一，参加的是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访问团——西南民族访问团。

访问团团长是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格平，副团长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团里配有少数民族翻译，还有像彭清一这样的文艺专业人员组成的歌舞团。

出发前，访问团在国子监进行培训，听取有关民族问题的报告和讲演。

毛泽东主席为访问团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题词，周恩来总理亲自给团员们作报告，临行前还专门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邓小平写信指示：“该团到少数民族地区，第一等任务是搞好民族关系，凡是少数民族不欢迎去的地方即不要去，不同意做的事情即不要做。

作者： 李振宏[1]
作者机构： [1]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河南省开封市475001
出版物刊名： 民族研究
页码： 12-23页
主题词： 民族定义;民族理论;民族学学术史
摘要：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斯大林民族定义为正统，中间经过民族学研究及民族工作实践与斯大林定义的一次次碰撞，再由改革开放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导引人们一步步努力解除斯大林民族定义束缚，以艰苦的探索对斯大林民族定义进行反思与批评，到最后摆脱斯大林模式而做出新的判断，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民族学界民族定义研究的基本线索。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民族概念的新阐释，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民族概念研究成果的富有智慧的总结。

这个民族定义更符合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其诞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研究概述作者：聂文晶来源：《民族学刊》 2013年第5期聂文晶［摘要］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因此，民族识别的主要任务其实是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识别。

总体来讲，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到学术探讨两个大的阶段。

政府主导阶段的民族识别主要是在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在民族识别的依据坚持了科学标准与民族意愿并重的原则，而且日益向后者倾斜。

而学术探讨阶段首先对之前西南地我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进一步集中讨论了西南地区待识别民族的族属问题、族群认同问题，并对西方学者解构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观点进行回应与讨论。

西南民族识别的研究未来还需在理论评价、族属遗留、“56个民族”框架下西南民族的演变等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民族识别；西南地区；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5-0049-07作者简介：聂文晶（1981-），女，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近现代民族地区的变迁。

四川成都610041民族识别，指民族成分与民族名称的辨别。

[1]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由于过去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加上缺乏科学的调查与理论，导致许多民族的成分、名称等混淆不清。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自报登记的民族名称就有400多个。

而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最多与最集中的地区，其中云南就多达260多个民族，贵州也有80多个。

为贯彻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特别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基本权利，就首先要搞清楚民族的情况与构成，“划清哪些要识别的单位是汉族的一部分，哪些是少数民族；如果是少数民族，它们是单一民族还是某一民族的一部分”。

[2]于是，民族识别工作随之展开，其中西南地区民族识别的任务可谓急迫而繁重。

大体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研究经历了从官方主导到学术探讨两个大的阶段。

56个少数民族的识别过程——访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施联朱教授文/赵薇施联朱，1920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市。

1950年，考入首都燕京大学攻读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兼任助教，开始从事民族研究工作。

先后参加政务院调查组，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调查“土默特旗县并存”的问题；参加由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大学师生组成的调查组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调查蒙古、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历史与现状；两次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过海南岛、粤北、内蒙古、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并对蒙古、达斡尔、朝鲜、赫哲、锡伯、黎、苗、瑶等民族进行调查。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成为新中国专门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最高学府的最早教师之一。

40多年来，施联朱共编写和主编了20多部专著，其中《中国的民族识别》1996年获国家民委民族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旧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谁也说不清楚。

第一次人口普查，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有260多个。

今天，中国有56个民族，世人皆知。

但是，很多人却并不知道，中国的56个民族，是由解放初的400多个民族名称，经过长期、大量的科学调查和甄别而最终认定下来的。

那么，民族识别的缘由是什么？其过程又如何？这是各国学者和广大读者所瞩目的问题。

为此，本刊记者特此专访了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曾经专门从事过民族识别调查工作的施联朱教授。

据施联朱教授介绍，早在1950年——1952年，中央先后派出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和内蒙古等民族访问团，分赴各民族地区进行慰问，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时，那时就已初步涉及到民族识别问题，因为一些长期深受民族压迫、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自己民族成份的少数民族，在这时纷纷要求承认他们的民族成份。

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多达400多个，仅云南一省就260多个。

要落实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诸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落实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帮助发展民族经济、开办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文化等，就需要把民族识别作为首要解决的民族工作任务之一尽快提上了议程。

进行民族识别，确认56个民族成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但是，我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各民族的族称是什么，对于这个家底，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历朝历代都始终没有搞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帮助各民族实现平等权利，组织力量对民族成分和民族族称进行辨别。

这项工作，就是民族识别。

经过几十年努力，科学地理清了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基本构成，确认了56个民族成分。

民族识别的顺利进行，为正确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依据，打下了基础。

一、民族识别前的基本情况1953年，新中国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各地自报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多达400余种。

其中最多的是云南，有260多种；其次是贵州，有80多种。

当时之所以出现这种族别众多的复杂情况，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由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各民族之间既相对聚居又交错杂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民族名称和民族成分纷繁多样。

二是由于在各民族之间和同一民族的内部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同的发展状况又往往和民族的不同自称和他称交织在一起，使民族族称情况显得更为复杂。

三是由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歧视压迫制度，使许多少数民族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民族成分。

国民党政府把少数民族看做是“国族”的宗支，不承认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和应有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原来不敢公开自己民族成分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向当地政府上报自己的民族族称，要求承认为新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这400多个名称中，有的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或他称，有的是一个民族内部不同分支的名称，有的是以居住地区的地名为族称，有的是不同的汉语译音，等等。

这些，都需要一一甄别。

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识别就被首先提上了民族工作的日程。

主要任务有三：一是通过识别，认定某一民族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二是识别该族体是单一的少数民族还是某一少数民族的一部分；三是确定这一族体的民族成分与族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族识别简介【内容摘要】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却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经过我国民族工作者的辛勤劳动确定的，下面让我们一起从民族识别的定义、原因、目的、及理论依据等方面去了解一下我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吧！【关键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族识别简介正如我们所知，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人们共同体。

那么，我国的56民族是历史本来就有的，还是人们根据具体情况甄别的：这就有待我们去研究。

中国共产党为真正意义上实现民族平等，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1953年起到1957初，进行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工作，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以后的民族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什么是民族识别要知道民族识别的含义，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民族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均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我国的学术界对于民族的界定问题也一直存在着争议，但也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级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

”【1】民族识别：即民族成分的辨认。

是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落实民族政策的一项基本工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本国民族政策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民族的语言文字、地域、经济生活、文化等要素，进行历史的综合考察和分析，科学的确定民族成分，使国内各民族真正享有民族平等的权利。

二、民族识别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根本原则就是民族平等，它具体指：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地位相等。

即：各民族一律平等，无优劣贵贱之分；各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一切社会领域享有品等的权利；实现事实上的民族平等。

而要真正的做到这些，就要首先弄清我国的民族现状，即进行民族识别工作。

中国的民族识别[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发布日期：2012-09-14 |民族识别是一项理论性、政策性、科学性很强而又直接关系到具体落实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基础工作。

三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民族工作部门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民族理论为指导，从中国各民族的实际出发，对中国极其复杂的各人们共同体，进行了科学、全面、系统的调查、论证，确定了族体，更改了一部分人的民族成份，开展了正确的而科学的民族识别工作。

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复杂的族体和族称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这些众多的族体，有的是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中国的土著族体；有的是在历史上迁入中国以后，同中国的世居民族融合，逐渐繁衍发展的族体；还有的是在清末时期迁入我国，而后逐渐繁衍发展的族体。

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中国不少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很大的演变。

远在传说时代，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就有汉族的先民“华夏族”，住在他们周围的人们被称作“北狄”、“南蛮”、“东夷”、“西戎”等人们共同体。

从商周到秦汉，出现了更多的族体。

由于历史上的移民戌边、朝代更迭等的原因，造成民族的迁徙和人口的流动，各民族交流渗杂，在相互接触中，有的民族消失了，有的削弱了，有的融合成为其他民族的一部分，有的发展成为新的族体。

中国的汉族人口如此众多，就是因为吸引了别的民族成分融合而成的。

新中国建立初期，各民族的族称仍相当复杂。

有些是同一民族的不同自称。

如傣族，由于居住地区的不同，有不同的自称。

居住在云南省西双版纳的自称“傣仂”，居住在德宏等地的自称“傣纳”，居住在红河地区及金沙江沿岸的自称“傣雅”。

广西、云南省的壮族，自称“布侬”、“布壮”、“布沙”、“布偏”等。

有些族称与其他民族来源有密切关系。

如云南省的布朗、“崩龙”(现改为德昂)、佤族等，都来源于“濮”，和古代濮人有渊源关系。

还有些族称是汉语的不同译音，如“吐蕃”、“蕃”、“博”，都是汉语对藏族自称的不同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