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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修辞学复兴视阈下的韦恩·布斯修辞理论研究纵观西方修辞思想史,修辞学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二十世纪修辞学复兴时期,总体上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这段曲折而悠长的修辞学发展史,激发着后人产生新的智性感悟。
当代美国人文学者韦恩·布斯是二十世纪修辞学复兴时期的优秀代表人物之一,他致力于将修辞发展成一门能够指导一切交流活动的基础学科,在文学批评和修辞学领域都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
国内关于布斯修辞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成名之作《小说修辞学》中的几个概念上,尚无相对系统的相关研究著述。
因此,本文将聚焦于布斯的修辞和伦理批评理论,以其核心著作《小说修辞学》、《反讽修辞学》、《现代教条与同意修辞》、《批判性理解:多元批评的力量和局限》和《修辞的修辞:寻求有效交流》为个案研究样本,兼顾其它论著、论辩论文和相关的小品文,从布斯“一切叙事皆修辞”的修辞视角出发,将其著作置于西方修辞理论史和修辞复兴视域中,不断进行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抽丝剥茧地对布斯原典进行相对全面系统的探究,以期发现蕴含在其中的理论体系,为国内文学批评及修辞学发展开拓新视野。
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布斯修辞理论的核心为“同意修辞”、“信任/倾听修辞”、“双向理解”,这对反驳修辞复兴时期的现代教条、构建“良愿修辞”理论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布斯的“隐含作者/读者”和“可靠/不可靠叙述者”等概念则为理解阅读过程、阅读策略和修辞本质提供了新视角;其独创术语“共导”则为文学批评开辟了崭新的修辞伦理批评语境。
同时,本文还通过探讨布斯的修辞伦理批评观及其哲学思想的多元基源,进一步发现,从《小说修辞学》的“内在批评”到《小说伦理学》的“外在批评”,布斯对于修辞的关注是一以贯之。
其理论在继承亚里士多德、新亚里士多德学派及伯克理论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使其理论表征出由内而外的发展轨迹。
从学术史上看,布斯小说修辞理论对小说修辞和文学批评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二十世纪修辞复兴的大环境下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总结我国近年来的文学批评修辞近些年来，一部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家在对汉语文本进行阐释时，开始重视修辞论视角的引入，这对于汉语语境中的文学批评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家而言，文学首先是一种言语表达，面对一个文本，首先面对的是一种修辞效果，然而，真正在汉语语境中践行修辞批评原则，对自己本民族的文本作细读基础上的深入分析，提出既扎实又有理论深度，有创建性的观点的论着却一直很少见到。
目前，受西方理论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文学批评正在经历一个‚文化学转向‛，文本分析似乎正在成为过时的方法。
然而，我们不应忽视这样的事实：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是在经历了长时间高度封闭的文本研究之后，向外部研究(泛文化研究)的再次开放。
而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此则有很大不同。
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文学批评都是习惯于对文学进行大视角、远距离的宏观把握，以致形成一种现在还没有走出的思维定势。
因此，完成中国文学批评的‚文化学转向‛并不困难，难的是怎样使文化批评不至于流于主观随意、空泛武断。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实践中的修辞论视角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In recent years, a part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text, began to introduce the importance of rhetoricperspectives, which for the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context, has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s, literature is a kind of language expression, in the face of a text, the first face is a kind of rhetorical effect, however, the real practice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Rhetoric in the principle of criticism,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reading on their own national text, presented both solid and theoretical depth, creative ideas on has been rarely seen. At present, the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 cultural turn ", the text analysis seems to be outdated method. However,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fact: the postmodern cultural criticism, to be experienced in the text study long time highly closed, to the external research ( Cross-Cultural Research ) to open. Chinese literature theory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is is a very different. In twentieth Century most of the time, our literary criticism are macroscopic grasp used to view of literature, long distance,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a not yet out of thinking. Therefore, to completethe culture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 steering " is not difficult, difficult is how to make cultural criticism does not be subjective, vague and arbitrary. In this case,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is especially praiseworthy for one's excellent conduct.其实，文学批评中的修辞论视角的使用，并不是一味排斥我们所习惯的社会历史视角或文化视角，它仅仅是强调，即使是对文学的社会、文化、历史及意识形态内容的解读，也应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通过语言分析落到实处。
视觉修辞批评的古希腊修辞学思想遗产
刘涛
【期刊名称】《教育传媒研究》
【年(卷),期】2021()3
【摘要】视觉修辞批评可以从古希腊修辞学的思想遗产中汲取智慧。
古典修辞学主要包括五大命题(传统修辞"五艺"),即发明、谋篇、文体、记忆和发表。
本文立足传统修辞"五艺"的话语视角,通过对其加以批判性反思和发展,发掘和形成视觉修辞批评的"五艺"框架——修辞发明、修辞叙事、修辞美学、修辞效果、修辞传播。
视觉修辞的"五艺"分别对应的修辞批评内涵是话语建构问题、文本结构问题、形式语言问题、符号功能问题和传播策略问题。
【总页数】4页(P15-18)
【作者】刘涛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63
【相关文献】
1.当代语言修辞学批评的建构——以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研究为切入点
2.古希腊时期主要修辞学派的修辞批评视角
3.论《功能修辞学导论》对王希杰修辞学思想的继承--宗守云《功能修辞学导论》读后
4.中西古典修辞学美学思想比较——以先秦和古希腊为例
5.修辞学通史应如何评论修辞思想——就《中国修辞学通史》对修辞思想的阐释和评论所作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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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１６６１４／ｊ．ｇｚｎｕｊ．ｓｋｂ．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３语言哲学视域中的新写实小说“修辞转向”赵黎明（暨南大学语言诗学研究所，广东珠海 ５１９０７０）摘 要：新写实小说的崛起，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辩证发展，亦是小说叙事艺术的一种“修辞转向”。
其从主观“讲述”到客观“呈现”的变化，折射了异常丰富的文学与哲学内涵。
站在“名／实”关系视域看待新写实小说，发现它重视“实”更甚于“名”，具有轻主观而重客观的特质；而体现在叙述结构上，不论是情感态度、价值倾向，还是介入强度，都体现出“中性”或“零度”的艺术风格。
此外，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文学不同，新写实善于转喻叙事———直陈其事，消除隐喻，又使其打上了现象学的某些烙印。
当然，谓其“客观”“中立”、中性叙事，并不意味着它的倾向性消失，也不是说它放弃了介入生活的文学使命，只是为了说明其小说诗学与既往现实主义文学的不同，说明其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特殊贡献。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名实之辨；修辞转向；中性叙述；转喻叙事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３Ｘ（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４８－１３ 曾经名噪一时的新写实小说，如今早已归于沉寂，对其是非得失的评价也似乎“盖棺论定”。
然而，沉寂并不意味消匿，“论定”也不意味着疑问冰释。
首先，对于这股新起的小说潮流，不同史家的划分范围就相当不一致①。
有的划分较窄，主要聚焦于现代都市生活，把池莉、方方、刘震云、叶兆言、王朔、李晓等创作列为主要范例；有的范围较宽，把凡是不同于革命现实主义的其他作家，如王安忆、李锐、余华、朱苏进、杨争光、迟子建等都囊括其中。
不同选本之间或有不少重叠，但差别其实还比较大的。
选择标准的差异，说明人们对这股文学思潮的认识，并没有形成高度共识。
对于这股思潮的特征，也是言人人殊，有人从表现对象的变化着眼，认为它是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反拨，“不再是政治图解，不再是语言游戏和精神幻想的游历。
热奈特叙事理论作者：程瑶来源：《群文天地》2009年第05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代叙事理论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
他在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出了自己的叙事理论。
其理论渊源主要包括：索绪尔语言学、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及新批评派等。
索绪尔将语言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组成此系统的各成分在性质和意义上都受制于该系统本身的一套规范。
结构主义以索绪尔理论为基石，将文学视为一个基于其内在叙事语法规则的符号系统，重点关注其内部各成分间的关系。
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托多洛夫参照语言学模式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则，建构起一套新的叙事结构模式。
热奈特不仅受到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更直接接受了托多洛夫从时间、语式、语态三个语法范畴出发来分析叙事问题的方法。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的特性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如何写，文学叙事主要包括“故事”和“情节”，且“情节”决定“故事”。
基于这种形式主义观念，普洛普在他的研究中将重心放到了作品的形式结构上。
但他只注意到了故事表层的句法关系，后来的格雷马斯、列维·斯特劳斯、布雷蒙等对故事的深层与表层结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总结出了各式各样的故事语法模式，这些叙事结构模式虽显得大而空泛，却为热奈特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小说》中提出了小说中“谁说”的问题，由此引出了“叙事聚点”这一概念，为热奈特的“叙述聚焦”理论奠定了基础。
而且，在叙事程式的研究上，热奈特明显受到了美国芝加哥学派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的影响，而布斯在叙事形式上的看法与新批评派则颇为类似。
博览众家之长的热奈特于1972年发表了《叙事话语》一书，详尽地阐述了他的叙事理论。
其理论核心包括：在对叙事本质的认识上，热奈特认为，叙事是以具体叙事话语为基础的。
因此，他对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话语上。
在《叙事话语》中，他先指明了“叙事”包含的三层概念：“叙事”（即叙事话语，指陈述一个或一系列事件口头或书面的话语）、“故事”（叙事话语陈述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叙述”（讲述话语产生的叙述行为），然后以“叙事”为核心，重点研究了“叙事”和与其相关的另外两个层面——“故事”和“叙述”间的复杂关系。
基于布斯理论的英美文学修辞叙事分析一、引言部分学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采用独具个人特色的叙事方法，使用多种修辞技巧，使文学作品在表达上呈现出独特性。
布斯认为，文学作品的表达应坚持“统一的艺术性”，并在文学表达上，注重互动与交流，摒除了以往文学作品的模仿性。
布斯在重点研究叙事技巧和修辞手法表达的同时，为英美文学的作品表达开辟了新渠道，阐述独特的见解。
二、布斯理论中英美文学修辞叙事技巧分析(一)模仿转向交流布斯理论将“行动情节”“再现行动”叙事方式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
他认为，采用以上两种叙事方法可以降低文学作品的说教形式，使得文学作品不再枯燥。
非说教类的文学作品中，更加强调“再现行动”在修辞方面的表达和应用，核心是如何表达人物、事件的真实性，使得读者受众可以在阅读期间身临其境，感受到人物的内心及情感的内在表达，感悟到作者在修辞叙事中表达的思想感情。
文学作品在修辞、叙事上，也强调细节的表达和描写，最终目的也是还原真实的情景。
布斯在对讲述开展批判的过程中，将“讲述式表达”“突破读者的艺术表达”“现实主义表达”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价。
他认为，文学作品在修辞叙事表达上，应重点强调读者的理解性，以读者、受众的理解力为前提，在修辞、叙事上，更加注重事实的叙述，这样才可以充分展现出文学表达的魅力。
然而文学作品的“展示”“表达”，在主观和客观上均是可以共存的，同时也具有选择性。
作者在表达自我观点过程中，应从多维度的角度开展讨论，将评论与叙述描写方式相结合，采用一种“非个人化”的叙事方式。
虽然部分文学作品在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作者可能会在作品中对“合谋”“私密交流”等内容的描写寻求与读者之间的共识，这使得道德层面的写作技巧难以深刻表达[1]。
布斯理论在文学修辞叙事上，更加强调主题的表达和技巧的应用。
同时，布斯理论也对克莱恩理论中的“艺术统一性”进行扩展，但克莱恩更加注重细节技巧在叙事上的作用，这与布斯将核心放在修辞意图上存在明显的不同。
2015年第6期（总第232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ＲNAL OF XIAMEN UNIVEＲSITY （Arts ＆Social Sciences ）No．62015General Serial No．232收稿日期：2015－08－06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美学基本理论的分析与重建”(13JJD750011)作者简介：赵奎英，女，山东定陶人，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当代语言修辞学批评的建构———以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研究为切入点赵奎英（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江苏南京210093）摘要：中西方文学理论似乎面临一种同样的困境，那就是难以把文学活动中世界、作者、作品、读者四个要素同时纳入视野之中。
20世纪西方伴随着语言学转向兴起的现代修辞学理论对修辞行为整体的研究，为突破这种困境提供了某种可能。
受现代修辞学理论影响的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研究，作为诗学与修辞学研究相结合的杰出成果，开启了一种把文学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活动，并对四要素进行四元通观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修辞学范式。
以此为基础，再融合借鉴其他理论，则有望建构一种新的能够同时把作者的表层意图和无意识动机、文本的结构形式和修辞选择、作品的审美效果和社会意识形态功能、文本生成和接受的世界和文化语境同时纳入视野的“语言修辞学批评”。
关键词：修辞学复兴；小说修辞学；语言修辞学批评；言语行为诗学；四元通观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5）06－0001－09一、文学理论研究的困境与修辞学的复兴我们知道，艾布拉姆斯在他的《镜与灯》中曾指出，文学活动总要涉及四个要素，即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
尽管任何像样的批评理论多少都考虑到了所有这四个要素，但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或其中一个要素。
正是由于各自的侧重点不同，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四类不同的批评理论模式：关注作品与世界关系的“摹仿说”，关注作品与作者关系的“表现说”，关注作品与读者关系的“实用说”，以及把作品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孤立地加以研究的“客观说”。
［1］艾布拉姆斯的研究重心是西方浪漫主义文论的根源和发生过程，重点在19世纪及19世纪以前的西方文论传统。
但通过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西方文论流派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不仅是以往的西方批评理论，现代西方批评理论也往往是围绕着这四个要素中的某一个要素展开的，只是他们对这个四要素，亦即对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而已。
如对作者的理解经历了由关注作者的意识情感到关注深层的无意识心理的变化，对作品的理解经历了由关注作品内容到关注文本形式的变化，对读者的理解经历了由强调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到强调读者对作品的创造的变化，对世界的理解经历了由把世界看成本体实在到把世界看成文化建构的变化等等。
这样来看，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可以说仍然是围绕着作者、作品、世界和读者·1·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形成了四大主要研究系统：即以作者深层心理分析为中心的精神分析、心理分析文论，以文本形式分析为中心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论，以读者研究为中心的接受理论、解释学理论，以及注重文学与（世界、历史）文化关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种种文化批评理论。
这些以某一要素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模式，从单个方面来看无疑都取得了很高成就，但由于只关注文学活动的一个方面而忽视或无视其他方面，使人们难以对文学活动获得全面深刻的理解。
就像索绪尔批评历史语言学不能揭示的语言本质时所说的，人们不断地从山的这一边跑到山的那一边，永远也无法从整体上看清那座山。
在西方文论史上，尽管有些理论派别或理论家也试图突破这种单一中心论的研究模式，但取得的成效并不理想，目前国内影响甚巨的文学理论教材，虽然也曾提出过对文学活动的四个要素进行“整体观照”的目标，但就目前来看，这一目标实际上尚未真正实现。
我们不禁发问：究竟是一种“整体观照”的文学理论根本就不可能，还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进行整体观照的理论视野和理论基础才陷入如此的困境？我们知道，任何“看法”都是与“视野”相关的，我们之所以无法看到文学活动的全貌，一个根本原因或许在于我们没能找到一种能把文学活动作为动态整体加以把握的统观全局的理论视角。
同时，众所周知，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人们的语言观念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文学观念，一种文学理论总是在某种语言哲学观念或语言学理论的或隐或显的主导下生成的。
从艾布拉姆斯梳理的西方文论史上那四种文学批评的主要模式———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和客观说来看，没有哪一种不是伴随着某种语言哲学观念和语言学理论兴起来的。
古代模仿说与古老的“词物对应论”和语言起源上的“拟声说”，实用说与古代修辞学，表现说与18世纪的语言起源论上的“感叹说”，客观理论与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的语言学、语言哲学，都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语言哲学观念、语言学研究不仅为文学批评提供方法论工具，而且语言观念的变革本身，也往往正是文学观念、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变革的重大促进因素。
从这一意义上说，语言观念基础不变革，语言理论视野不更新，文学理论也很难发生真正的革命。
我们今天之所以无法看到文学活动的全貌，建立一种真正的能把作者、世界、作品、读者都统合起来的动态的、综合的文学理论，或许还在于我们未能找到一种能把文学活动统合起来的语言观念基础和语言理论视角。
而20世纪西方伴随着语言学转向兴起的现代修辞学和言语行为理论，则为突破这种理论困境提供了可能和希望。
我们知道，20世纪西方哲学领域出现了“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对哲学、诗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从文学理论领域来说，语言学转向最直接的后果是促使了关注文学作品语言的语言学诗学的产生。
语言学转向不仅促使了文学研究领域的语言学诗学的产生，同时也促使了语言学领域的关注语言有效运用的“修辞学的复兴”。
在西方传统中，语言学、修辞学、逻辑学本来都具有一种亲缘关系，最初的所谓的“修辞”就是指“语言修辞”。
语言学与修辞学的这一亲缘关系，也使得20世纪西方的“语言学转向”，促使沉寂了数个世纪的古老的修辞学再次兴起。
在当今“修辞学复兴”运动中，有个人物值得特别注意，他就是美国文学批评家、修辞学家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
布斯在有关“修辞学复兴”的演讲中说：“如果认为修辞就是人们为了改变彼此思想却没有给出适当理由而做之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修辞时代。
”［2］布斯把修辞学分成“拙劣修辞学”和“良好修辞学”，认为前者是通过奉承或欺骗方式达到劝说的目的，而良好修辞学则是“使同类参与到相互劝说的行为中去，即相互质询的行为，这极有可能成为一件高尚之事”。
布斯希望的是，我们能够处在一种“良好修辞学”而不是“拙劣修辞学”的时代。
这种良好的修辞学时代，“视相互劝说为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在沟通交流中存在”。
［3］布斯还希望：在一个修辞学时代，“各种专业化的修辞学，不论狭义或是广义，至少都应像非修辞学模式的文学史或文学批··2评那样得到专业上的尊敬。
”并且对文学研究者呼吁：“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严肃的学术工作又不愿意受到不适当的社会非议，如果———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你想让你的作品跟社会的现实需求有所联系”，那么你当从“从纯文学转向修辞学”。
他指出：“如果你认为自己正在从事的文学研究不算最卑微之事，似乎跟修辞学并无太大联系”，那么从修辞学家的视角来看待你的课题，你也能够有所发现，也能够得到乐趣和成果。
［4］不论你是否接受布斯的观点，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修辞学的复兴，为“诗学”与“修辞学”的结合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而布斯本人的小说修辞学研究，则正是诗学与修辞学研究相结合的杰出成果。
布斯以他的诗学与修辞学的结合研究，打破了西方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纯诗学”传统，同时也开启了一种把文学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语言交际活动的、能把作者、读者、作品和世界同时纳入视野进行统合观照或称“四元通观”的修辞学批评和修辞学诗学的新思路。
二、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研究与“四元通观”的修辞学批评范式尽管在西方传统中，诗学与修辞学一直具有紧密的关系，但二者还是作为不同的学科被严格区分开来了。
这种区分是从亚里斯多德对诗与散文（修辞术）的区分开始的。
亚里斯多德对诗与散文的区分，是从语言形式和效果功能两个大的方面来说的。
从形式上看，他是从有韵与无韵对“诗”与“散文”进行区分的，有韵者为诗，无韵者为散文；从功能效果上来看，他则是从理性认知与实践行动两方面对诗与散文进行区分的。
在亚里斯多德看来，“修辞术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能在任何个别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
”①［5］修辞术的目的是说服，它的功能是实践行动。
而诗则被视作出于求知和审美目的的模仿，它与实践行动是没有关系的。
尽管亚里斯多德诗学并非不重视善，但善不构成诗之为诗的本质内容。
黑格尔对诗与散文的区分与亚里斯多德相一致，实际上也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的。
单从后一方面来看，黑格尔指出，诗歌是一种“自由的艺术”，诗歌的唯一目的是在其独立而完整的作品中“创造美和欣赏美”，而散文（演讲术）则具有“越出艺术范围之外”的“实践方面”的功利目的。
“在诗里，目的和目的实现都直接在于独立自足的完成的作品本身，艺术的活动不是为着达到艺术范围以外的某种结果的手段，而是一种随作品完成而马上就达到实现的目的。
在演讲术里却不然，演讲术只把艺术当作一种听用的助手；它的真正目的却和艺术不相干，而是实践方面的教训，鼓舞和政治情况和法律规定之类，因此演讲术只着眼到一种要采取的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或决定并非随演讲而终结和完成，而是还有待于许多另样的活动。
”［6］亚里斯多德和黑格尔对诗学与修辞学的区分，确立了西方把纯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别关注其认识和审美功能的理性主义的“纯诗学”传统。
在这种传统中，散文不仅因为其“无韵”更因为其“有用”而被排除在诗学的研究范围之外。
这种纯诗学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西方文学批评中一直都占有很大市场。
但在20世纪修辞学的复兴运动中，修辞学和诗学虽然也曾被一些学者继续区分开，但那种强调二者联系的研究，却更加引人注目。
如伯克（Kenneth Burke ）的《动机修辞学》明确指出：“诗也是有用的”，诗的话语也是有动机的。
［7］“诗性动机的确来自于一种追求完善的原则”，但完善原则又不能在过于简单的意义上来理解，追求完善的动机远远超越诗或诗学话语的领域。
［8］没有哪一种形式的话语是没有动机的，哲学和文学当然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