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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理论的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新闻传播理论是研究新闻与传播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它对于新闻的产生、传播和影响力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本文将介绍新闻传播理论的主要流派以及代表人物。
一、前现代主义流派前现代主义流派是新闻传播理论的早期阶段，其核心观点是强调新闻的客观性和传播的无法控制性。
在这一流派中，代表人物包括瓦尔特·利普曼和伊江·高尔曼。
瓦尔特·利普曼是一位德国学者，他提出了“环境论”和“新闻因果论”等重要概念。
他认为，新闻是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的，但媒体受制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无法全面地呈现事实真相。
伊江·高尔曼是一位美国社会学家，他关注新闻对于社会和文化的作用，提出了“媒介依赖论”，认为新闻是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现代主义流派现代主义流派是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阶段，相较于前现代主义流派，它重视媒介的角色和传播的控制性。
在这一流派中，代表人物有哈洛德·拉斯韦尔和麦克卢汉。
哈洛德·拉斯韦尔是一位美国传播学者，他提出了“媒介效应论”，认为媒介可以直接影响个体和群体的思想、行为和态度。
麦克卢汉则关注媒介对于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他提出了“媒介即信息”和“全球村”的概念，认为媒介将世界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社会。
三、后现代主义流派后现代主义流派是新闻传播理论的近期发展阶段，它强调信息的多样性和传播的相对性。
代表人物包括詹姆斯·麦金特和朱里娅·休斯。
詹姆斯·麦金特是一位加拿大学者，他提出了“叠加原则”和“新闻娱乐化”等概念。
他认为，新闻传播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信息叠加和混乱，导致公众的信息获取受到限制。
朱里娅·休斯是一位英国学者，她关注媒介的文字和图像表达方式，提出了“视觉文化”和“媒介考古学”的理论，认为媒介的语言和符号对于信息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新闻传播理论涌现了多个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新闻与传播的关系。
名词解释两级传播理论：大众传播的过程是大众传播—意见领袖—普通受众。
也可以具体理解为大众传播的信息及其影响不是一般认为的直接流向或者传达给普通受众的，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介，这里的意见领袖是指那些对大众媒介保持较多接触，在特定领域能够对他人发挥个人影响的人，再由意见领袖传达给受众。
这个理论是在40年代美国传播学家拉扎斯菲尔德等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
举例说在欧美换届选举中，一般选民们对于自己所要选择的政党的改变很少直接受大众传媒的影响，对于他们的选择起重要作用的反而是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直接交流。
一般有关的信息和想法都是从某一个候选人那里通过大众媒介达到意见领袖那里，这主要是一个信息传达的过程，然后在通过意见领袖把信息传播到普通民众那里，这主要是人际影响的扩散。
它使人们认识到大众媒介和人际传播渠道在人们信息获取、态度形成、转变以及具体的行动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
议程设置理论：它是由美国传播学家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的一种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的理论。
大众传播可以为公众提供一种“议事日程”，也就是说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可以给那些“议题”分清轻重缓急，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对社会上的某些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作突出报道，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以此来影响民众对周围世界的重要事件的判断。
而且大众传播不能决定人们对这些事件的具体看法，也无法影响人们去想什么，但是可以通过那些提供的信息和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举例说，之前发生的“7·23”动车事故，全国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这次事故的相关追踪报道，在报纸和电视媒体上都是放在第一位报道的，这在第一时间就吸引了民众的重视，一段时间内成为了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而当时的其他一些事件就没有都不是那么地引人注意了。
可见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
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是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是多学科分化整合的结果。
自引入我国后，传播学已成为我国高等院校新闻传播学及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
传播学主要研究人类传播活动的演进；信息传播的形态、特点、过程、模式及规律；大众媒介与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等，为理解人类传播活动提供理论知识。
随着信息传播活动的日益发展，传播学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由于各个研招单位的学校情况不同，每个学校传播学专业考试的科目也略有不同，但是，传播学历史和理论这一部分内容是所有传播学专业研招院校都会考到的。
为此，我们专门为考生梳理出传播学史论考研的重难点知识，希望为考生的专业课复习提供指导和帮助。
传播学史论考试的主要内容包括传播学史、传播基本原理、传播者和传播体制研究、传播内容与文化研究、传播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等。
以下将分部分具体加以分析：（一）传播学史：本章的主要内容包括：1）传播学诞生的时间、地点、首先产生于美国的原因。
2）传播学诞生的主要背景。
3）传播学的思想来源、学科基础。
4）传播研究早期重要人物（奠基人与创立人）及其贡献。
5）当代传播研究的主要发展（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理论基础、与传统学派的差异等）。
本章重点：传播学的思想来源（学科、人物）；传播研究早期重要人物及其贡献。
难点：传播学的思想来源（学科、人物）；（二）传播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本章的主要内容包括：1）传播学研究对象的界定。
2）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3）定量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个案研究法）。
4）定性研究方法。
5）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的差异与结合。
本章重点：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可能会考名词解释。
（三）传播：本章的主要内容包括：1）传播的定义以及对传播的思考。
2）传播的类型：人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
3）人类传播演进的过程; 符号和信号时代、说话和语言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大众传播时代、网络传播时代。
大众传播理论简述版第一章大众社会理论1）大众社会理论（Mass society thoery）: 认为媒介通过毫无防备的普通民众的宣传和影响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和次序，是一种腐化堕落的影响力。
–起源：19世纪中期，大众对廉价媒介内容的需求推动了一些新的媒介的发展-便士报，镍币报等。
商业化城市和报刊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了报纸行业战争的爆发，因而造就了黄色新闻业的产生。
略。
–大众社会理论的假设：A)媒介是一种有害的，癌症般的社会力量，必须对之进行重构或净化；B)媒介具有直达普通人头脑，并直接影响人们思维的力量；C)媒介有长期的不良后果，能破坏人的生活甚至产生大规模的社会问题；D)普通人从传统社会机制下被隔离和孤立开来，因此易受到媒介的影响；E)建立极权社会次序是解决媒介问题的良药；F)大众传媒不可避免地降低文化的深度和高度，从而带来文明的衰落。
–大众社会理论的典型范例：①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BY 滕尼斯（Tonnies）- 礼俗社会也称民间社区，将人们用坚固的家庭纽带，传统和固定的社会角色联系在一起，因此社会风俗习惯非常强大；法理社会则由相对较弱的社会风俗习惯联结在一起，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而不是传统的基础之上。
法理社会代表着工业社会，代表着法律及其它正式的框架，于是社会关系更加正式，更没有了人情味，个体更依赖自身而不是家族而生存，于是人们彼此之间在道义上责任也更少了。
②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BY 涂尔干（Durkheim）- 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 ）是指的民间风俗社会，人们好比社会大机器中的小部件，这些机器秩序井然，经久耐用，而人们在风俗和集体言论的迫使下扮演着传统的社会角色；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是代指现代的社会秩序，它如同有机动物，人们像身体里的专业化细胞，执行着特定的任务，并依靠整体的健康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当代的大众社会理论：①”An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to modrn culture” BY Roger Scruton大众娱乐-幻想轻易代替了真实的、持久的、客观的世界…大众文化-一种提供轻松容易的社会凝聚力的尝试；无需昂贵的仪式便带来道德上的认知和情绪上的了解…高等教育-略②大众社会理论的回归因特网的兴起，新权力和影响力中心的出现；新技术和传媒行业的重构和垄断；大众传播理论简述版02咕，这种学术贴估计是没人气的。
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第一章二三节提出两个简单问题
问题：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第一章二三节提出两个简单问题。
我想对这两个简单问题做些思考，不知道能否有所收获。
“大众传媒”从何而来？关于“大众传媒”的概念，虽然众多人士各执己见，但其基本内涵却无外乎三点：（1）信息资源（2）信息工具（3）信息载体。
尽管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只要把握住这几条，那么便可将这种观点归结为：所谓大众传媒，就是以信息资源为基础，通过印刷或电子手段，向受众发布和传递信息的媒介。
因此，可以认为，大众传媒就是人类运用现代化技术加工后的信息工具。
由此又产生了另一种理解：大众传媒是被某些组织或团体控制或操纵的，并通过新闻媒介向公众进行信息交流的机构或场所。
实际上，它们所指称的都是大众传媒与受众之间特定的相互关系，它们反映的则是大众传媒如何看待他所处的环境，受众如何接触大众传媒等根本性问题。
例如，英国媒介研究专家爱德华·威尔逊就认为，任何时候你都必须站到某个地方去发表言论，这样才能被听到；至少你得让别人知道你在谈话。
毫无疑问，只有当传播者和受众直接面对面地碰撞时，人们才会感觉到传统意义上的“讲述真相”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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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3石义彬 单 波 提 要 本文回顾并反思了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历史,认为从理论表述的“场域性”来看,它有着自由主义话语、社会进步与实用主义话语和文化批判话语的背景。同时,
它在总体上又是顺着新闻自由的逻辑而发展的,这种逻辑又进一步分为政治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或经济的逻辑、文化教育的逻辑。 主题词 新闻学 大众传播学 理论概观
3 此文为单波主持的国家教育部九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西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比较研究”(96JAQ860003)的成果之一。——作者
西方的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是一个难于把握的学术领域。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此领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清理,但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他们大多偏重于用抽象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涵盖具体的、历史的、呈现文化多样性的新闻传播理论表述,这就难免产生各种各样“以偏概全”的研究模式。而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下,这些被总结出来的研究模式又不断受到广泛的质疑,以至于得出“传播科学尚处于‘前范式阶段’”①的判断。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有没有范式或能否用单一的研究范式来界定,而在于传播研究的“场域性”(contextuality)和人类传播活动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ncies)
摧毁了为建立抽象
的研究范式而设立的权威性学术话语。1981年,丹尼斯・麦奎尔(DenisMcQuail)和斯文・温德尔(SvenWindahl)出版《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ModelsfortheStudyofMassCommunication)一书时,西方学者建
构传播研究模式的热情还没有减退,他们对模式的遵从依然建立在模式的构造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之上,但这两位学者当时还算比较清醒,认识到“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阐明的假设等缺陷,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无疑是不存在的”②。同时还看到,“因为大众传播研究的不同途径涉及到互不相容的不同侧重点,有时涉及到前后矛盾的理论,因此,任何一个全面性模式都可能混淆各种科学的探讨,不可能正确说明现实真实的思想状况”,另外,“一个单一的全面性模式可能无形中肯定一种单一分立的传播过程的存在,即由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会传向作为受众的社会”③。到1994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导论》第三版面世时,研究模式的思想已淡化,开始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和科学主义研究方法为横线,以媒介和社会为纵轴,把传播研究切割成媒介—文化论、媒介—唯物论、社会—文化论以及社会—唯物论四个不同的面向。显然,这种分析把西方传播研究带到了由“媒介、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传播研究的“场域性”,放松了主流传播学那种以“传播者—讯息—通道—受众—效果”为模式的操纵力量。事实上,在回顾并反思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时,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归纳其中的理论表述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的理论表述过程。本文将由此出发,真实地理解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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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知识来源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人以这样的思考方式开始新闻学研究的制度化行程:新闻与社会的平稳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成功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电气化、摄影术、电影、留声机、电话、广播等新的传播技术戏剧性地变革着媒介领域,也给人们提供着生活基础,以至于传播的变化能戏剧性地改变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同时,人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垄断资本时代,在追求高额利润的过程中,作为公众舆论必不可少的滋养品的新闻,已被耸人听闻、浅薄无聊所“污染”,并且威胁着民主政治。更为可怕的是,新闻从业人员无所适从,新闻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因此,新闻学研究与教育是必需的。④显然,这种思考方式是西方新闻学接受社会学影响的内在动因。一般说来,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对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构成间接和直接影响的主要是这样一些学者:研究官僚制度的德国人韦伯(MaxWeber)、社会学之父孔德(AngustComte)
、
实证研究方法的先驱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理论社会学的创始人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力主模仿理论的塔尔德(GabrielTarde)、研究群体对个人影响的社会心理学之父齐
美尔(GeorgSimmel)、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Deway)和詹姆斯(WilliamJames)、社会学
家库利(CharlesHortonCooley)、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领袖帕克(RobertE.Park)、社会学家米
德(GeorgeHerbertMead)。⑤在他们所处的年代,报纸已成为拥有大量读者的、重要的大众媒体,社会进步的信念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着迷于报纸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潜力,于是,新闻学的问题被纳入社会学视野之中,“传播”被作为人与人互动的关键要素纳入其思想过程。比如,杜威向他的学生灌输的一个重要观念便是“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并且从未放弃借用媒体改良社会的可能性。⑥而在库利看来,人与他人互动,有如一面镜子,帮助个人自我概念的形成,“传播”就是“镜中我”形成过程中“唯一”的关键要素,它提供社会化的一种方法,有如结合社会的齿轮。⑦本来,关心大众媒体的库利已经注意到了大众传播效果问题、媒体所有权问题以及媒体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问题,但对报业商业主义的排拒,使得他只是在人际传播的范围内“诠释”其社会进步的信念。米德则从杜威和库利的学说出发,提出“个人乃经由与他人互动,进则认识自己”的自我理论,朝着强调人类传播是社会化的重要代理人这个方向大步迈进。⑧帕克在11年的记者生涯中发现了新闻塑造民意的作用,并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浓厚兴趣离开新闻界,进入社会学领域,使传播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中心问题。在他那里,所谓传播就是“个人能以某种意识,到达某种程度,对别人采取态度与观点的一种社会心理过程”,⑨新闻是人际交流的基础。他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人际网络如何与大众媒体结合?报纸影响民意的程度如何?报纸如何为民意所控制?媒体如何能促进社会变迁?
显然,这些社会学家以他们对社会进步的关怀,把新闻与传播置于人类行为的实证分析层面,客观上打开了新闻学和传播学反思社会的新视角,并把它引向了社会科学研究轨道。从此,
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表述不再仅仅是新闻传播的编史工作和经验化研究,而是延伸到了广阔的社会领域。但是,这个时期的行为主义者将权力(power)的研究等同于“影响力”
(influence)的研究,过于轻率地忽视了作为“某种能力或预存属性”的权力与主要涉及权力运
作过程的影响力之间的差异。相应地,以媒介效果研究取代传播过程研究,把媒介的影响力仅仅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说服能力,至于这种影响力如何运作,则并未受到重视。
战后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多样化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单一层面的媒介影响力研究的语境不复存在,战争的创痛、核11
《国外社会科学》二○○○年第四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武器的威胁、技术的控制、意义的虚无等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的权利和价值。在新闻传播领域,
人们又重新审视新闻自由。美国的新闻自由委员会和英国的皇家报业委员会均观察到,无论是媒介的私人垄断还是媒介的公共垄断,都已逐渐威胁到了个人意见的表达自由,并认为应把媒介办成公共论坛,广泛吸收民众参与,形成人与人、媒介与受众的互动,以此使媒介负起社会责任。与此同时,电视、电脑等新传播技术已把传播推向社会变革第一线,其互动性、个人化、小型化的特性已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去关注传播系统中两人或多人的信息交流过程,并且在一个高度互动的传播系统中,已经不可能划分“来源”和“受众”,相反,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于是,
施拉姆在1952年最早提出了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认为传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分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从而在总体上扬弃了传统的媒介效果理论。βκ在他看来,仅仅用“传者—受众”模式来描述传播是不确切的,也不应当把传播描述成两个同样活跃的双向间的一种关系,双方是由社会环境所连接的,也是由他们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的共识部分所联系的,也只有在这种关系中,双方才能分享信号。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媒介的长期效果,指出潜在的长期效果是大众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的主要作用,它表现在知识、新闻的获取及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所有时日之中。βλ。施拉姆的研究显示,媒介效果研究把触角伸向了社会变革的深处——人与人的互动,同时也呈现了传播的互动本质。自50年代电视进入家庭以来,大众媒介已成长为文化工业巨人,民众对媒体的依赖感加强,政治机构对媒体的运用也越来越频繁,同时,60年代欧美各国普遍发生的社会对抗、种族冲突、劳资纠纷、学生运动、反战示威和政治丑闻,使得媒体在政治动乱年代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引起许多争议。如政治传播学者布鲁勒(JayBlumler)所指出的,当时的社会危机也引发了
媒介危机,许多社会群体认为媒体扭曲了它们的本质。βµ另一些人则为媒介的霸权和专制而深感忧虑,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话语代表了这种深深的忧虑,在他们那里,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作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的,总而言之,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他们在媒介体制外的哲学思辨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媒介危机的实质。英国传播学者索尼亚・利文斯认为,卡茨的媒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整合了把媒介置于政治怀疑与批判框架中的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
与在既定政策参量内评估媒介系统功能的
行政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
,他对证据的重视、对单一或封闭的媒介效果定义的拒斥以
及对传播的社会和心理过程的通观,成就了他对媒介研究的贡献。βν但是,实证主义和媒介自由市场观念的深刻影响,使北美传播学者难以消解实证式的媒介效果研究的“情结”,常常是用文化批判作手段,去达到加强媒介效果的目的。60年代,欧美传播学分别出现了戏剧性的学术景观:麦克卢汉(M.McLu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