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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名家名作》·翻译一、研究背景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比较显赫的后现代思想，它起源于对结构主义“不满意、失望甚至否定、反抗”的态度。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把这种观点引入翻译理论中，并对传统进行了彻底颠覆，对传统的翻译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
解构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对逻各斯中心论、作者的绝对权威和传统结构论提出了异议，主张先有明确的内部含义，然后才能用文字来表达，而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
这就是对语义真实性和结构真实性的直接否定。
解构主义主张打破原有的体系，开放闭合的结构，排除中心与原点，消除二元对立。
德里达认为，二元结构是死板的，它的严格界限只是一种人为的假定，并不存在。
具体而言，德里达解构了结构主义的原始体系与结构，摒弃了“中心”与“本源”，让“本源”与“本源”自由地融合，形成了一个具有无穷可能性的“意义”网络。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长期以来，国内外对译者的主体性问题都未给予足够的关注。
人们关注的重点一直都是语言层次，认为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因此译者一定要严格遵循原文。
字里行间的翻译，精确地传达了原作者创作的意图。
“媒婆”“仆人”“锁链舞女”“翻译机器”“文化搬运工”等，都为翻译赋予的不同的称号。
然而，解构主义的译学观点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译学理论，并为译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这并不是一种完美的理论。
本文试图对解构主义理论的进步性及其局限性做一简单的评述，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从辩证的观点出发，寻找到其与翻译理论的切入点，从而促进翻译理论向多视角、多层次发展。
三、解构主义翻译观解构主义，又称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其代表人物有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罗兰·巴 特（Roland Barthes）和保罗·德·曼（Paul de Man）等。
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及其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的构建引言翻译是一门古老而又现代的艺术，它不仅涉及语言和文化的跨越，更关乎译者的个人能动性和主体性。
在传统的翻译课堂教学中，往往重视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忽视了译者主体性的培养。
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尤其在当今全球化、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它对于提高翻译质量、促进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探讨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并探讨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如何构建译者主体性。
一、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1. 译者主体性对翻译质量的影响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主动性、创造性和个性化特征。
而这些特征对于翻译质量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自己的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专业知识等因素进行翻译决策，而这些决策将直接影响到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度。
如果译者缺乏主体性，盲目奉行原文的字面意思，或者机械地替换词语而不顾及语境和文化背景，那么翻译的质量必然会大打折扣。
译者主体性对于提高翻译质量至关重要。
2. 译者主体性对跨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而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其作用愈发重要。
如果翻译只是机械地将原文译成目标文，而不注重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很难获得被翻译文本的真实意义和情感。
有时候翻译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导致误解和隔阂。
而具有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作品，往往能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思想、情感，从而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加，翻译市场的需求也日益增长。
传统的翻译模式难以满足这一需求，因为它往往是以“翻译不出来”的理由来解释许多跨文化问题，而事实上是因为译者缺乏主体性和创造性。
而具有译者主体性的翻译作品，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还能够为翻译行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发展。
1. 强调语言知识与文化素养的培养译者主体性的培养需要建立在扎实的语言知识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之上。
在基础翻译课堂教学中，首先要注重学生的语言基础知识的学习与积累，包括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也要培养学生对原文语言所处文化的了解和感悟，以及对目标语言文化的认知。
无限接近原著为前提的译者主体性--感悟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
义的特点
梁淑梅
【期刊名称】《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5(018)004
【摘要】结构主义在揭示语言内部客观规律的同时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解构主义在否定文本终极意义的同时夸大了译者的主体性.所以,运用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辩证地分析二者的显著特点,探索科学合理的建构理论.把"无限接近原著为前提的译者主体性"作为翻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总页数】4页(P57-60)
【作者】梁淑梅
【作者单位】浙江林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临安,3113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059
【相关文献】
1.译者: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能动性焦点 [J], 王长安
2.解构主义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J], 王丽霞
3."视域"理论下的译者主体性与客观性r——以《双城记》原著及英译本为例 [J], 梁心爱
4.解构主义译者主体性视角下陕南民歌英译研究 [J], 樊迪
5.基于德里达解构主义“延异”概念的译者主体性 [J], 贺玺;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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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获奖科研报告近年来，随着翻译和翻译理论的发展，新的翻译方法和理论，尤其是那些从文化差异的角度的翻译方法不断出现。
其中，译者的主体性，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因素，成为研究的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译者主体性”的概念的出现，对中国与西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1970年代的“文化转向”阶段。
自那以后，翻译研究的范围扩展了很多。
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开始阶段和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着重强调翻译的重要性。
1996年，袁莉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文学翻译应该强调译者的主观感觉，“译者的角色和定位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最重要的主题研讨会”。
第二阶段始于2002年，强调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译者的主体性。
此阶段介绍了西方学者的最新发现，对译者主体性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如目标文化的角度来看、女性形象的角度来看和解构主义的视角。
一、关闭全屏阅读主体性，一个哲学术语，被人们定义为有能力的认识和实践。
对象，对立的主体，是可能被认为和练习的主体。
在哲学家的眼中，主体性具有其自身的属性，如自然素质、社会素质和精神。
主体性是一个用来描述工作的人的术语，指的是主体的创造性、自觉性、意图性和主动性。
王玉墚曾经说过，主体性是一门专业学科。
具体而言，主体性是指内在力量的外化。
主体性的主体计划是最重要的特征。
也就是说，主体性只能存在于主体的行动。
翻译的主体和客体是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翻译的对象是源语言文本，这个观点在翻译领域得到学者们的一致认可。
与此同时，我们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定义“翻译”的主体的声音。
在总结国内学者的不同看法时，陈大亮是这样说的：“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作者是文学创作和读者接受的主体。
”鉴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译者的主体性集中地显示在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
翻译主体性主要指的是译者的主体性。
查明建给出了译者主体性的定义：译者的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的主体，以实现翻译为目的，译者在尊重源版本的前提下利用他的主观能动性来翻译作品。
译者的主体性及制约因素翻译是许多语言活动中的一种，它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
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必须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但实际上，译者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体性。
一、译者的主体性译者是翻译的主体。
翻译的过程可分为理解、表达和校对三个阶段。
译者的主体性就是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译者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理解原文、再现原文、校对译文的过程中。
1．理解原文过程中的主体性。
译者在翻译前要对原文进行细致阅读，读完后会对原文内容进行思考。
译者必须对出发语的语言符号系统、文体风格系统和语义概念系统有深入的了解，才能达到与作者相同的想法和观念。
2．再现原文过程中的主体性。
译者解读和阐释文本的过程一旦完成，就转入到语言的转换阶段。
在这一过程中，译者不是简单机械地复制原文的意义，而是积极地参与原文的再创作。
3．校对译文过程中的主体性。
校对过程是对原文内容进一步理解、表达、核实的过程，也是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使译作精益求精，被读者接受。
二、译者所受到的制约因素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转换，不仅是语码的转换过程，也是文化的转换活动，译者作为中介，在发挥能动作用的同时又受到各种主观或客观条件的限制。
1．时代背景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会受到不同历史时代的制约。
例( 1): 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 widowed.译 1 ：他要借着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阁的怨女而死去。
(朱生豪译)译2：他本要借你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
(方平译)由于受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性忌讳”的影响，朱生豪把“to my bed ”译作“相思”，而方译符合20 世纪9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发的国情。
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从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谈起温育仙【摘要】本文主要借用韦努蒂在其<译者的隐身>中的观点,来阐述解构主义思潮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和启?从而对于提高译者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使译者经历了从幕后到幕前,从隐形人到主体的转变,为翻译研究开拓了广阔的研究空间.【期刊名称】《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26)005【总页数】3页(P33-35)【关键词】解构主义;译者主体性;隐身【作者】温育仙【作者单位】太原科技大学,外语系,山西,太原,030024【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忽视了译者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没有给译者正确合理的身份定位。
究其原因,这主要是在传统翻译观观照下,必然会出现的结果。
随着解构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兴起,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拓宽了研究视野,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提高了译者的身份地位,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译者的看法,使其主体性得到彰显,获得应有的评价。
传统的翻译观诸如语文学派、语言学派等在对翻译的认识上将其局限在语言层面上,认为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所以一直以来都将“信、达、雅”奉为圭臬,强调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忠实”、“客观”就成了基本准则。
译者在翻译时,面对原文和原作者应该保持绝对的服从,亦即原文怎么说,译文也应怎么说。
译者不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应完全客观地尽力将原文在译语中再现出来,在地位上处于附属、从属的位置,自然原作和原作者就是至高无上的。
既然将翻译看成是语言层面的转换,那么长期以来译者就被定位于“仆人”这个传统角色上,是对原作者的忠实的“仆人”。
“这些关于译者形象的比喻,既在一定程度上喻指了翻译的特点和困难,同时也隐含了翻译和译者的价值评价。
[1]”这种传统的“仆人”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对翻译工作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翻译中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一、引言翻译从来就不是一项纯语言活动,只有在语言教学时翻译才成为纯粹的语言转换,而普通意义上翻译的对象是意义,是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传递。
译者充当的正是这种传递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使者。
传统的翻译理论着力于探讨语言层面的问题,关注的是理想的译者该怎么做,完美的译文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并以“原著中心论”、“作者中心论”等来严格要求译者恪守“隐形人”规则。
过去,研究翻译只限于原文和译文的对比,而对这两者之外的因素很少谈及,特别是对译者的因素认识很不够。
有人把译者称作“看不见的人”(the invisible man)，或比喻成“舌人”，“媒婆”等。
这种观点,就是将译者置于被动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对翻译过程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原文和译文的中介――译者，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要发挥其主体性。
我国翻译家金圣华基于对翻译的认识和个人的实践，指出“译者在早期虽有舌人之称，却不能毫无主见，缺乏判断；译者虽然担当中介的任务，却不能是卑微低下，依附主人的次等角色。
翻译如做人，不能放弃立场，随波逐流；也不能毫无原则，随风飘荡。
因此翻译的过程就是得与失的量度，过与不足的平衡。
译者必须凭借自己的学养、经验，在取舍中作出选择。
”可见译者必须是个有思想、有头脑,能够发挥自己主体性的人。
随着译学研究的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
译者就好比是驰骋在有限疆域的骑士,主体性发挥得法可以让他游刃有余,规矩方圆之中自有其广阔天地。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译者仍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体性。
本文将对译者在发挥其主体性的过程中所受的制约因素进行初步探讨。
二、译者身份的理论定位――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受到的制约因素,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译者的身份加以定位。
事实上,翻译就是译者首先运用自身的思维能力解析原文的语言材料追寻作者的思路,然后综合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手段再现原文。
试论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作者：张晓来源：《新教育时代》2015年第17期摘要：译者主体性是文学翻译中的客观存在。
我国翻译理论界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年代对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的讨论，80年代以来，中外翻译理论界对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的探讨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性。
在强调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的同时，必须看到译者主体性有着明显的限度。
关键词：文学翻译 ; 译者主体性 ; 限度文学翻译不仅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而且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
文学翻译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根本原因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观能动性的投入。
本文主要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翻译主体性包含受动性，即主体性限度。
在这里，受动性因素包括两种语言的特点、习惯，语言转换的客观规律，原作的语言、文化和审美特征，译者所处的时代语境，特定时代的翻译观，等等。
以下我们先对中外译论界关于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这一问题的有关论述进行梳理和分析，然后就译者主体性限度谈一点看法。
一、翻译名家论文学翻译与创造性我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涌现出来的著名文学家几乎都是一身而兼两任，他们既是作家同时是翻译家。
他们的创作和翻译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对翻译与创作的关系都进行过论述。
早期的翻译家基本上都是从原作“神韵”的再现这一角度来阐述翻译的创造性的。
茅盾是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在译论中提出“神韵”这一翻译美学概念的，只不过当时论述的重点是要注意不同作家的作品中的“神韵”的传达。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茅盾对翻译与创作进行了比较。
此外，曾虚白对神韵的有关阐述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发。
针对陈西滢提出的“神似”是“一个极飘渺的目标”，而其所谓“神韵”也“仿佛是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一种神秘不可测的东西”，曾氏明确提出“神韵”“只不过是作品给予读者的一种感应。
可见，译者从原作中所获得的“神韵”带有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
因此在他看来，让译者与原文同化为一是绝无可能的，“因为化来化去，他总化不掉自己内心的弦线所弹出来的声音，永远脱不了主观的色彩”。
浅析译者的主体性论文关健词：译者主体性的目的意识读者意识论文摘要：本文以王佐良先生翻译of studies的译本作为切入点，从翻译的目的、译者的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以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等方面具体探讨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和作用。
1前言培根的这篇《谈读书》短小隽永，以生动简洁而庄重正式的表达作者对读书的种种领悟。
文章层次清楚，观点鲜明，文中虽无高亢激昂之词，却于简单平实之间蕴含哲理，引人深思。
而王佐良先生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其译文措词得体，简练精确;行文流畅，脉络清晰。
文体选择适当、严谨一致;译文不仅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信息，而且恰当地再现了原文的各种风格意义和价值。
译文与原文在内容和风格上实现了高度的掣合堪称形神兼备的佳译。
2译者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
这种本质特性在主体的对象性活动中表现出来。
以翻译而论，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他的对象性活动就是具体的翻译行为，即将作品从译出语转化为译入语的活动。
主体性本身包含着受动性(即原作者的语言风格、情趣，目标读者的期待视域、审美要求以及译者自身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等因素对译者的制约性)、为我性(目的性)和主观能动性(包括翻译中体现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等)，而主观能动性是主体性最为突出的特征。
基于对这种主体性的理解，译者主体性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性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
译者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
即译者主体性不仅体现在译者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再创造，也体现在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在译本序跋中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等方面。
下面作者结合王佐良先生译的Of Studies《谈读书》的分析，从翻译的目的性、译者的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具体探讨译者主体性的表现。
2.1从翻译的目的性看译者的主体性译者有“充分再现原作不朽的文化艺术价值”的意向，因此他在译文中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内容，尽力不忽略原作中的艺术价值，力图传达其不同内涵。
解构主义视域下的文化翻译研究作者：张艳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8期张艳（牡丹江师范学院应用英语学院，黑龙江牡丹江 157012）摘要：文化翻译是指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译介的过程，文化翻译把翻译放在一个大文化的视野予以探讨。
本文从解构主义的视角对文化翻译进行分析与研究，通过对译者、译作和读者的解构，从而探讨解构主义翻译观对文化翻译的解释力。
关键词：解构主义；文化翻译；主体性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94-02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也称后结构主义(Post-strcuturalism)，是以本雅明、德里达和韦努蒂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者从语言、文化和哲学等方面对翻译进行的论述，是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解构主义的核心是否定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论(anti-logocentrism),否定形而上学以及结构论，颠覆了二元对立，主张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
一、解构主义理论(一)本雅明——纯语言德国翻译理论家、语言哲学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先驱者。
本雅明于1923年出版的著作《译者的任务》被公认是结构翻译学派对翻译研究的缘起，后来被学界视为“翻译研究的圣经”[1]。
本雅明也因此被称为“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奠基人”[2]。
本雅明的翻译观和他的语言观是紧密联系的。
在《译者的任务》一书中，本雅明论述语言的本质与翻译时，提出了“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概念。
他认为，各语言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依存的亲缘关系，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是平等互补的；翻译就是要追求意指方式上的呼应；译者的任务是协调语言的多元性和开放性，使碎片式的语言互相连结，互相补充，成为一种独特的新语言，即“纯语言”[3]。
本雅明强调，译者的任务就是发展纯语言，他将原作和译作都视为“纯语言”的碎片，并把译作比喻为原作“生命的延续”，就是要在原作的重新创造中解放被另一种语言囚禁的纯语言。
译者的选择——从解构主义视角看翻译乔书静【摘要】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哲学通过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判,直接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这一理论的创始人德里达认为结构本身就是不存在的,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以及研究范式.解构主义拓展了我们对于翻译研究的视野,使我们重新思考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地位与主观能动性、译者与作者的关系,以及译文与原文的关系,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期刊名称】《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28)002【总页数】4页(P73-75,82)【关键词】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语境;对话【作者】乔书静【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20009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一、解构主义的基本概念解构(deconstruction)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的一个哲学术语，代表一种方法(不仅仅用于哲学，也可以用于文学研究，甚至其他领域)，旨在挖掘某一文本的深层意义。
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否定了表面上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认为意义的根基其实是非常复杂且不稳定的，有的时候很难为大众所认可。
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他提出“解构”这一术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不满，他直接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否认了结构的存在。
解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智能或政治策略，对于我们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讲，它显然是一种阅读与思考的模式，因为我们最为感兴趣的是它的概念，将它看作我们理解意义的方法。
如果我们想用这种方法去描述，并且将它运用于我们的文学学习中，解构——这一哲学策略将是个非常好的理由来开始我们的阅读之路。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说，作为一种策略，解构主义主要是用来解决哲学问题的，因为它的实际目的是哲学内部严格的探索，并且能够代替一些神秘的哲学策略以及实践。
[1]德里达本人是这样形容它的：在一个传统哲学的另一面，没有任何和谐的共存体，而是一片无条理的混乱。
- 208-校园英语 / 翻译研究法律英语翻译中译者的“显形”中央司法警官学院/麦芷翎 程雨丝【摘要】翻译实践中译者的主体性不可忽视，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处于“隐形”状态，译者不能带有任何主体性。
法律英语作为专业类应用语言，它注重法律知识背景，讲究语言的专业性，同时也有不可规避的模糊性特征。
为实现不同法律体系语言的对接，法律英语翻译实践更需要译者“显形”。
从理论上看，解构主义关于译者任务的解析对译者的主体性地位给予极大地肯定和支持。
从实践上看，为准确地表述法律条文和概念更需要译者找准术语的专业含义，灵活处理语言的模糊现象，实现语言功能的对等。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法律英语特点 解构主义一、引言翻译的实质就是语言转换的过程，但译者个人的翻译理念和经验、能力和语言素养、主体行为的目的性等因素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译者的行为。
法律语言是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
因此与其他文体的翻译相比，法律英语翻译则不仅要求译者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同时也要受制于法律语言本身的特点。
译者该如何把握自身的主体性，是彻底地“隐形”还是“显形”是本文研究的重要议题。
二、法律英语特点法律英语在实际应用中涉及到法律、法规、立法解释、规章、条例、判决、协议、合同、章程等。
这类型文件不仅与人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密切相关，而且还明确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
因此在遣词造句的过程中，法律英语会采用专有的词汇、句法、用语和表达方式。
一些学者对法律英语特点概括出四类：1.词语的专业性； 2.句法结构的模式性；3.表达方式的特定性；4.语体风格的庄严性。
笔者认为法律英语作为表述法律科学概念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使用的专业性用语，它不仅具备行业用语的精确性、准确性、严密性、权威性特征，从翻译实践的角度上看，法律英语的突出特点体现在以下方面：1.法律英语背景性。
很多人抱怨法律英语晦涩难懂，在译文中经常出现望文生义、错译、漏译现象，其最重要原因是译者缺乏对法律专业背景知识的了解。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3, 11(9), 3976-3981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journal/ml https:///10.12677/ml.2023.119534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以《小王子》中译本为例周梦莹*，郑丽萍#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柳州收稿日期：2023年8月9日；录用日期：2023年9月7日；发布日期：2023年9月20日摘要 翻译不能局限地定义为语言的转换。
译者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是翻译活动的重要主体。
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无法避免，译者主体性甚至决定译作的好坏，因此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尤其重要。
本文以李继宏和周克希的《小王子》两个中译本为例，在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四步骤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具体实例分析儿童文学作品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笔者给出了提高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质量的建议，即译者要结合作品特点和目标受众，采取合适的翻译方法，总结其中运用的翻译策略，包括直译，意译，增译，减译等等，促进儿童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关键词《小王子》，儿童文学，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翻译四步骤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A Case Study 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Little Prince Mengying Zhou *, Liping Zh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uzhou Guangxi Received: Aug. 9th , 2023; accepted: Sep. 7th , 2023; published: Sep. 20th , 2023AbstractTranslation cannot be just be defined as the language conversion. The translator is an important *第一作者。
解构主义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摘要：随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出现，译者主体性受到关注。
在这一过程中，解构主义作为一支理论力量异军突起，通过“延异”、“重组”、“改写”等概念，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宣告了作者的死亡，从而赋予了译者绝对的阐释权，将译者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通过对翻译家朱纯深几首宋词译文的分析，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探讨其在翻译过程的主体性，旨在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揭示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文化创造者身份及其翻译主体的地位。
关键词：解构主义译者主体性宋词英译1.引言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主体性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bassnett（2004）指出“语际翻译过程必然有译者对原文创造性的解释”，从而译者主体性研究被纳入翻译研究范围。
venuti（2004）在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一书中反对传统的通顺翻译，认为译文必须看得见译者。
其理论以解构主义的观点为理论基础，提倡译者就是创造者。
douglas robinson（2001）甚至直接将译者看为作者，充分肯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的积极和创造性角色。
伴随着这种趋势，解构主义翻译流派逐渐得以形成。
一方面，解构主义翻译流派认为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将无法生存。
文本本身的意义是由译文而不是由原文决定的（李文革，2004：276）。
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甚至认为“翻译文本书写我们，而不是我们书写翻译文本”（gentzler，2004：146），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并且宣称作者和原文的死亡，认为译文是原文的来世，这样就否定了作者和原文的权威。
另一方面，解构主义提高了译者和译文的地位。
他们宣称译者是创造者，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认为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
正因为原文意义的不确定性，译者便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掘出能使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语言间的转换，使原文得以发展并走向成熟，这样译文便是原文的一种创造性的“延异”（廖七一，2000：73）。
不仅如此，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个人经历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也会不同，因而对原文会产生不同的体验，原文被不断地改写、重组（廖七一，2000：82）。
从上论述可以看出，在解构主义视角下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对原作权威性的否认和译者自身地位的提升，而后者又包括译者对原作的“延异”和“改写”，下文将从这几方面对朱纯深宋词翻译体现的主体意识进行探讨。
2.解构主义视角下朱纯深及其几首宋词的英译2.1朱纯深朱纯深博士多年来一直从事英汉翻译的教学与研究，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现执教于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曾在国际权威译学期刊发表多篇译学论文，而且译著颇丰，主要包括《短篇小说写作指南》、读者文摘《当代小说选粹》、王尔德《自深深处》、中国古诗词中英对照本《古意新声·品赏本》，以及中国现代散文和新加坡当代华语诗歌的中英对照译作等。
他的译文具有相当高的美学价值，语言准确、鲜明、生动，在传达原文信息方面，可谓恰到好处。
在宋词翻译上，他讲究诗歌翻译的“诗心说”，认为诗歌的翻译是对诗心“新的放歌”（朱纯深，2002）；不仅如此，在宋词的翻译过程中，他还会记录自己的翻译历程和心得，这也为本文对他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2.2解构主义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2.2.1对原作权威的否定对原作权威的否定，并不是指译者对原作者及其思想的否定，而是在翻译中将其进行“新的放歌”，从而使原作的生命得到更好的延续，即译者赋予译作新的生命。
“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他们还能决定赋予他们以何种生命，以及决定如何如何使他们融入到译入语文学中”（lefevere，1995），因此译者主体性决定了译作的审美独立品格和其在译入语的文化特征，译作和原作不是从属关系，而是互文关系，这就充分说明了译者的创造性。
这一点在朱先生的翻译观中颇能体现：在《心的放歌之一——假设诗歌翻译不难》中，他（2002）指出“要说‘作者死了’，那么在诗的境界里本来就不存在那个‘作者’”，对诗的每一次翻译，其根本意义在于“开拓了诗之国度的疆域”、“开启新的言说”和“张扬新的放歌”，因此诗的翻译要“随心”、“随意”、“不随形”；在《心的放歌之二——假设诗歌翻译很难》中，他（2002）指出诗的翻译就是“征引”，而且每一次征引都是一次“断章取义”：让文本作品脱离其原来的、历史的互文语境，进入一个陌生的互文语境，正是这样的语境迁徙标志着本雅明所说的作品“生命的延续”。
《雨霖铃》这首词译于1987-1988年间，当时朱先生孤身一人在英国留学，朋友很少，而且正是英格兰中部的冬天，阴多于晴，多有不适应，此时偶读该词便心有所感，翻译成英文聊以自遣，可见该词的翻译是为了抒发译者本身的情感，体现翻译过程的主观性；又如《水调歌头》的英译本初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朱先生同样身处异国，为了抒发人生漂泊无常的感慨而翻译此词，说明其动机是自身情感的抒发；其后该词译本（还包括《声声慢》）被用于新加坡大学的教材，这也说明正是因为朱先生的翻译，该词才能得到进一步的传诵，为该词“生命的延续”和“进入享誉阶段”提供可能；《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的选译首先是出于作者本人的喜好，而且新加坡出版机构的发行使该词在新的国度得到了流传，更为该词在新的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会。
2.2.2对原作的“延异”传统翻译观下，译者必须寻求译文与原文意义的“忠实”，但在解构主义视角下，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着差异，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译者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意义”进行解构，从而造成了译本的“延异”。
（1）无限“延异”当原作的“所指”本身不明确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有充分的自由性，将原作的意义进行无限的“延异”。
如《水调歌头》中“照无眠”一句中，到底是谁睡不着呢？原词并没有明确指明，因此特指和泛指完全取决于译者的理解和想象力，这里朱先生处理为“my sleepless night”这一特指的个人感情，以期产生更强的共鸣；同样《念奴娇·赤壁怀古》“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一句，对于“笑”动作的主体一直都有不同的解释，到底是“应笑自己多情”还是“多情之人笑我”，这在原词中并不明确，因此该句的翻译也完全取决于译者，在此译者处理为“i must laugh at myself：letting sentiments grow into grey hairs，too soon.”就选用了第一种解释；《雨霖铃》第一句“寒蝉凄切”中，由于汉语语言“意合”的特征，对于到底有多少“寒蝉”在鸣叫并不明确，但是译入语——英语又为“形合”语言，数量的选择就完全取决于译者，在这里朱先生选择了单数“a cicada”，一方面是单纯提供事件背景，另一方面意在截取一个焦点意象。
又如《声声慢》“憔悴损”一句中到底是人还是花“憔悴”？如接上句“满地黄花堆积”则是花，而考虑伤心憔悴又为“人”，这样的场景取决于译者本人，在此朱先生处理为“languid and grief-worn”用来形容人。
（2）有限“延异”上述情况中，因语境和所指的缺失，文本意义不确定，译者主体性得到全面发挥。
但当文本中“所指”存在时，译者的主体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挥，而这主要依赖于译者的喜好和不同理解。
如《水调歌头》“把酒问青天”一句，朱先生将“酒杯”的意象处理为“goblet（高脚玻璃杯）”，暂且不论其翻译好坏，都就该意象的“延异”掺杂了多少译者的个人和时代元素；又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山如画”一句，“江山”一词已是套语，但到底是将其译为纤巧细腻的工笔山水还是恢宏壮阔的写意山水，就要取决于译者个人的理解，朱先生处理成“what a glorious sweep of land”明显属于后者。
与其他译者不同，译者将该词最后一句“一樽还酹江月”中“江月”以“江”和“月”作为两个意象分别译出“the river”和“the moon”，这就说明意义的理解译者是见仁见智，取决于其主体性。
另朱先生将《声声慢》词牌处理成“what a day—to the tune of shengshengman”，主要是得益于他对词牌文化背后的内涵和对该词的个人理解，充分体现了自我主体性。
2.2.3对原作的“改写”解构主义视角下，原文不再是译者的“中心”，相反他们看重文本和其他文本的“互文”关系，将文本放置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审视，因此每一次翻译都有特定目的和原因，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诸多因素限制，所以译者必须进行“改写”，包括意思的改变、意向的缺失、结构的重组和原文风格的变化等。
（1）意象改写意象是传达诗歌意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译者为了达到预期效果，往往对其进行改写，这一点在朱先生的译本中屡见不鲜。
如在《水调歌头》译文中，他将“琼楼玉宇”只简单处理为“there”以回指上文而并不展开，又将“朱阁”和“绮户”直接改成“chamber”和“gate”的意象，这是他考虑到悉数译出会附加很浓厚的文化涵义，加重译文读者处理信息的负担，分散其注意力。
这一点在《雨霖铃》译文中多有体现，如“都门帐饮无绪”和“兰舟催发”两句，译者改变了“都城门外设帐摆酒饯行”和“兰舟”的意象，将其处理成a tavern by the city gate和the departing boat，担心过多细节在新的文化中会喧宾夺主，反而影响其对全文情绪的把握；又如译者将“杨柳岸晓风残月”中“杨”的意象省略，将“残月”的意象改译为“setting moon”，这主要是“柳”字的谐音更能体现中文的联想意义，而天边的“落月”更能为词中的主人公提供凄美的画面；同样的改写在《声声慢》中也有体现，如翻译“雁过也”一句时，译者用“a hart-rending line”放在“wild geese”意象之前，意在暗指书信或诗的一行，并转为雁阵的“一”线，暗示雁过人去不见信的孤独伤悲。
（2）结构改写正如上文所说，为了特殊目的或限于语言表达习惯不同，译者会自觉进行结构的重组。
如《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句，朱先生将其处理为“this is，anyway，an eternal flaw——an uncertain world under an inconstant moon.”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译文的精辟，而且是为了适应英文表达习惯，将表示议论性的话语“this is，anyway，an eternal flaw”提前先说；有时译者为达到某种预想效果，同样会进行结构重组，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译者将“惊涛拍岸”两个意象进行叠合译出“shore-tearing”，并将其与“waves”进行跨行放置，达到那种“拍岸”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