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标签:来源]论文摘要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法治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
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
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
本文，首先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双重性两个方面简述了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然后详细阐述了“作为法治经济的市场经济”这一核心命题；最后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
关键词：市场经济法治法治经济权力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从法治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有了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有了市场。
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市场经济则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并在出现了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法人制度等重要的法权关系和法治状态的情况下才正式形成的。
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义务本位进展到权利本位，重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本位实质是私权本位，即主张绝对私有权和私有财产神圣，把私权和私利作为推动人们从事一切活动和交往的原动力。
这既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活力，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端的渊源。
由于权利本位的确立，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重大转换，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平等权利。
特别是契约自由原则又促进了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下进行彼此有利的交往和交易，这意味着可以凭靠契约规范来约束交易行为乃至全部经济行为，从而形成所谓私法自治的原则，即所谓协议即法律。
发达的市场经济经由自由经济向垄断经济发展，虽然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权本位被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所谓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所补充，绝对私有权也受到一定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因团体契约和法规限制而有所修正，过错责任原则也因无过失赔偿之成立而受到冲击，但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法治条件不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市场经济对法律的需求越来越突出、迫切。
包括对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对诸如产权关系、市场体系、市场组织和结构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市场参加者的行为及相互关系等市场经济关系的界定；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各环节的规范等等；以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保障，并反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等失序性行为。
特别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规范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以法制权，以权利制约权力。
这些都必须要靠强化法治，健全法制体系和完备法律手段，而且它们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有机构成。
法律对经济运行不仅起着规范和保障的作用，而且起着调节、引导、组织、管理、预测等作用，它为市场交易行为和整个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稳定、明确、普遍的准则和模式，提供一种平等、自由、公正、公开的空间和条件。
这正是市场经济发展所极为需要的。
因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以及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和竞争机制决定了商品和市场都是天生的平等派，都是自由、民主的载体，都要求体现公开、公平、公正。
而且市场经济最需要有序化运转，否则，任何一方面和环节脱序，都会造成交易行为和经济运行的紊乱。
只有法律才是保障经济有序化的最权威、最切要、也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法律权威为全社会所共识，法定的权利为全社会所共享、法律规范也必须被全社会所普遍遵行。
二、从法治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双重性市场经济具有双重性，既具有利益原动力和竞争机制所驱使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规律所蕴含的一定自我调节能力；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时滞性、波动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强调本位物质利益的消极方面，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
因此，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也是应当的，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
否则就不利于保证经济总量平衡、防止经济剧烈波动、合理调整重大经济结构，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等，对于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更是无能为力。
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发展经济的两种不同的手段；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也是既具有相斥性，又具有互补性。
只能说作为经济类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能同时并存，然而计划经济中有市场，市场经济也需要计划，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计划调控必须是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计划调控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计划体制。
而且无论是计划调控或是行政管理都必须依法进行。
要符合法律的规定，由法律授权，受法律所监督和限制。
否则，就会使受不到监督和限制的政府意志和权力任意施行和膨胀，从而反过来限制。
干扰甚至侵害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对市场事务的直接干预越小，政府机构的职能越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就越高。
法治经济所需要的是有限的政府权能和受控的政府行为。
总之，怎样做到使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有机耦合，关键也要靠法治。
三、作为法治经济的市场经济(一)“法治经济”与”权力经济”法治经济是相对于人治经济而言，是人治经济的对立面。
而人治经济中弊病最多，危害最大，传统势力也最为顽固的，就是权力经济。
因此，为使问题更明确起见，现特就法治经济与权力经济作一比较，二者的对立除了以上所谈及的以外，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权力经济是一种人治经济，无规则的非程序性经济，排斥平等、公开、公平、公正，也无自由、民主可言。
封建社会的所谓官商，现代社会的所谓官倒，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买办，都是权力经济的一种典型形态，主要是靠手中的权力或特权来操纵控制经济，以攫取超额利润。
权力经济习惯势力造成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很容易导致滥施权力，而政府权力无限制地介入经济活动，就必然造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从而成为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破坏性因素。
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经济仍继续以各种方式在顽强地表现自己。
以往的计划经济给权力经济准备了土壤和温床，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型经济、人治经济。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来看，计划经济只适合于政权初建和巩固政权并凭靠政权来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非常时期"，要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就不能单靠体现权力和特权的人格化权威建立的服从与被服从关系，而主要靠体现各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非人格化权威即法律和法治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法治经济是规范化的程序性经济，它通过完备的法律手段和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有效地保障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证平等、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并有利于给经济发展创立和维系一个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空间和氛围，保护公民和法人的正当权益，促进经济的有序增长和繁荣，所以法治经济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必然需求和最佳选择。
2．权力经济是主观意志型经济，即靠长官意志来驱动经济，靠领导人的才智和经验来支配经济，但这些毕竟都是有限的，从而往往与客观经济规律相背离。
法治经济通过法律的规范化、制度化功能来发展经济，避免因领导人的个人能力、品质和主张的差异及其升降进退而影响经济政策出现短期效应，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实现长远目标，也便于通过法律来反映客观经济规律，引导和约束人们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总结全社会的经验和智慧，使决策更具有科学性。
3．权力经济保护特权、重视人的身份和地位，根据主体地位的不同来制定不同的法律和政策。
法治经济强调主体地位的平等，以此为前提才能谈得上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才能调动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才能谈得上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4．权力经济下虽然也讲法，但只强调法的限制、禁止、约束功能和惩罚职能；只重视使用强行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从而使人们畏法、恐法、避法，最多也是为解决纠纷、补偿损失而求助于法；而且只重视法的实体正义，不注重程序正义，这些都大大限制了法的功能和社会作用的发挥。
法治经济重视法的引导、调节、预测等积极功能，强调运用法律来组织、管理经济，进行更深入广泛的参与，使法律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并注重使用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建设性和奖励性规范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不仅重视法的实体正义，而且重视程序正义，通过实现程序正义来保证实体正义，更有效地维护主体的合法权益，并使法律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法治的融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相融合，其具体含义就是成熟的市场机制与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都通过法律的整合作用而相契合、衔接。
其中，法律贯穿始终并深入到各个环节和领域，通过发挥其全方位的整合作用而实现法治的整体效应，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新型的、规范化、制度化了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以法律为纽带，以市场为中心，把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和行为紧紧地、广泛地与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连结在-起，以充分获求和实现经济活动乃至一切社会活动的效率和效益。
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影响和作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经济利益和法律后果支配和左右着人的各种行为。
一方面，有利可图成为人们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和经济组织、经济关系产生、形成、发展、变更的吸引力、聚合力；另一方面，行为自由和无所顾忌便是法无限止或有法可依，而法律所不允许者是人们作行为选择时必须最慎重予以权衡的社会禁令。
因此，效益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原则，现代市场经济的利弊优劣都与此相关，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关系都与此相联系。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摆脱不了效率与公平这一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固有矛盾，然而通过改革而保持和发挥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有条件比较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既不能以单纯追求公平来牺牲效率，因为如果不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为基础，就没有条件实现社会公平；又不可因着意强调效率而忽视、放弃社会公平，因为分配不公、不合理，不仅会刺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会减弱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力和承受力，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当然，防止分配不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既不能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又不应加大贫富悬殊、放任两极分化。
至于诸如"脑体倒挂""非商不富"等不正常现象，则本身就是国民再分配不当、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扭曲，须尽快改变，否则也会加大分配不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的良好基础，提供了一种在新的基点和层面上来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的条件和可能性，既允许先富后富，提倡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分配上拉开档次，经济发展和效益上体现出差距，鼓励在正当、合法的前提下发财致富，以有利于搞活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同时，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