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谴送办法》的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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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工收容遣送之浅论对农民工收容遣送之浅论文章标题:对农民工收容遣送之浅论20xx年6月19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幷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自此,实行了多年,对广大“农民工”群体构成人身威胁和居留权侵犯的收容遣送制度得以废除。
新闻传媒,尤其是市场取向的新闻传媒被认为在这一制度的废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为最终引起这一制度废除的事件――“孙志刚事件”――正是通过新闻传媒,尤其是市场取向报纸的报导被得以揭露,这一事件引起了舆论的喧哗,进而对国家的政策议程构成了直接的民意压力,直接促成了制度化的成果。
在这一过程中,从表面看来,作为城市社会新生弱势社群的农民工得以通过新闻传媒表达了自身的利益诉求。
本文即以此个案为关注点,它希望回答的是两个问题。
首先,当代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如何为农民工这个弱势社群提供公共表达的?也即,这些媒体是如何报导这个与农民工利益密切相关的议题的?其次,它为什么会提供机会和空间来表达这个弱势社群的声音,倡导这个弱势社群的权利?为什么以城市主流社会为主要市场对象、幷仍然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新闻媒体会为一个幷不属于其市场追求对象的农民工弱势社群提供公共表达?回答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有助我们理解中国新闻改革的现状及前景。
在当代中国这个经历迅速变迁的社会,“社会”正在分化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社群,特别是,在具体的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冲突,有强势社群或主流社群与弱势社群之分。
同时,中国的报业结构正在变得多元化。
在这种状况下,新闻传媒会否成为多元意见得以呈现的空间?传媒能否成为系统表达弱势社群声音的场域?反过来说,当代市场化条件下的新闻传媒有没有象其它研究者所观察的那样,成为为少数精英阶层所用的精英媒体?本研究的资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首先是各报在该议题上自20xx年至20xx年6月该制度被废除之前这个时间段所从事的相关新闻报导,本文对这些新闻报导或新闻表现从事了细致的文本分析。
民政部、公安部关于印发《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文章属性•【制定机关】公安部,民政部•【公布日期】1982.10.15•【文号】民[1982]城80号•【施行日期】1982.10.15•【效力等级】部门规章•【时效性】失效•【主题分类】优抚安置正文*注:本篇法规已被《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发布日期:2003年6月20日实施日期:2003年8月1日)废止民政部、公安部关于印发《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1982年10月15日民(1982)城80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公安厅(局):为了贯彻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认真做好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救济、教育和安置工作,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特制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现将这个《细则》印发给你们,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认真贯彻实行。
在执行中有什么问题,随时报告我们。
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一条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收容遣送站是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济、教育和收容遣送的特殊性事业单位。
第三条按照《办法》第四条规定设立收容遣送站。
收容遣送站的设置、撤销,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民政部备案。
第四条收容遣送站除个别城市外,由民政部门领导。
第五条收容遣送站收容的对象,要严格按照《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执行,防止乱收和错收。
在被收容人员中发现有犯罪嫌疑的人,送公安部门审查处理。
第六条按照《办法》第三条规定,收容和遣送的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民政、公安部门要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协同做好。
第七条收容遣送工作人员在执行收容、遣送任务时,所需要的服装、证件、标志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规定,由主管厅(局)统一制发。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有关收容遣送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的通知正文:----------------------------------------------------------------------------------------------------------------------------------------------------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有关收容遣送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的通知(国法[2003]4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国务院各部门法制工作机构:为了建立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临时性救助机制,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施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这种机制对于保障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城市的社会稳定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在执行中出现了扩大收容遣送对象、不适当地使用强制措施等情况,再加上一些工作人员违法乱纪,导致收容遣送工作弱化了救助功能,出现了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
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该《办法》将于8月1日起施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办法》按照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明确规定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
今后,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不再通过“收容”方式实现,而是在流浪乞讨人员自愿求助的情况下,由救助站无偿提供基本的生活救助。
《办法》对救助对象、救助内容、救助站的设立和管理以及政府财政保障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为了认真贯彻实施《办法》,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现就对有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通知如下:一、各级地方行政机关制定的实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有关流动人口、暂住人口、外来人口管理,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关维护信访工作秩序等规定中涉及收容遣送内容的,均应当纳入本次清理范围。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的运行分析流浪乞讨作为一种特殊的谋生或者生活方式,是古今中外所共有的一种社会现象。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流浪乞讨人员都是常见的。
尤其在灾难连连的近代中国,乞丐更是普遍。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新生政权的考虑,国家采取了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
中国乞丐群体的规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度缩小,在有些地区甚至已经绝迹。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社会流动限制的削弱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日渐增加。
近几年,由于原来强制性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制度被更具人性化、自愿性的救助管理制度所取代,更多的人走上了流浪乞讨的生活道路。
由于其谋生方式的特殊性,加之不时曝光的欺骗性乞讨、高收入及经营乞丐现象,社会诚信和转型期人们的脆弱神经遭遇极大的挑战。
转型时期城市流浪乞讨现象已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大焦点和棘手的社会问题。
针对该现象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在2003年出台后,已实施多年。
该制度具体实施情况如何,相对于过去的收容遣送制度有什么优越性,又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救助管理制度本身有着怎样的局限性,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此将从施助者和受助者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从而对这一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做出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建议。
一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相关管理制度的演变(一)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相关制度的演变提及救助管理制度,人们很容易想到1982年的收容遣送办法。
其实,收容遣送作为一种对待特殊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的措施早已有之。
1949年5月,北京市政府成立以民政局为主,由公安局、卫生局、纠察总队、人民法院等单位及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代表共同参加的“收容处理游民乞丐委员会”,处理方针是一方面收容,一方面组织劳动,对有偷窃、流氓行为的送法院适当处理后,组织劳动生产;对游民乞丐,经过收容教育,分别采取遣送回原籍、组织劳动和收养、学习技术等措施处置,以达到促成其自谋生计的目的,这样较好地解决了乞丐问题。
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后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及其对策2003年8月1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正式生效,在我国实行了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正式废除。
收容遣送制度肇始于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①]该办法第1条规定:“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特制定本办法。
”可见,收容遣送制度兼具社会救助和维护社会治安两种功能。
虽然在实际执行中,前一功能往往被忽视或者忽略,不但社会福利的性质得不到体现,甚至成为某些人侵犯他人人权、攫取不法利益的工具,造成了种种不良后果,影响极坏,并最终导致这一制度的全面废除。
但后一功能,也即是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的功能却体现得相对充分,比如,有统计数据指出,随着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盲流也相应增加,他们的成分和来源复杂,只有15%—20%属于社会救助对象,符合文件规定的“三无”人员较少。
这些盲目流动的人口给社会安定带来了很大压力,70%的刑事案件就发生流动人口中。
其中又以盲流的作案率为高。
收容遣送对象90%以上有过轻微违法行为。
[1]因此,收容遣送对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犯罪和打击犯罪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以至于有人说:“收容制度是为了让无家可归者有一个藏身之所,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
”正由于收容遣送制度在执行中被扭曲,社会救助功能不但得不到体现,还往往妨碍维护社会治安功能的实现,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因此,国务院及时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全面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代之以救助管理制度。
然而,人们不希望看到类似孙志刚事件的再次发生,但也不会愿意看到城市秩序混乱、治安乏力。
据悉,老百姓最关心的两个社会问题,一是腐败,另一个就是治安。
如上段所述,盲目流动人口良莠不齐,给社会治安带来很大压力。
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随着户籍制度和身份证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流动人口会越来越多。
关于对乞丐、流浪人员强制收容的建议文:Suies2003年,武汉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后被殴打致死,导致施行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
同年8月,《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施行,我国实现了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跨越。
然而制度的人性化也并未解决问题,相反冒出新的问题,乞丐、流浪人员增多的趋势,形成了以职业乞丐为主,黑性质团伙操纵老人儿童的恶劣状况,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城市的精神面貌。
操纵、控制流浪儿童或残疾人乞讨,不仅给城市社会治安带来很大影响,还严重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人们的同情心受到伤害,造成人与人之间更冷漠,人们的冷漠旁观经常见诸报端,使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大家的关心。
建议政府恢复强制收容,对于打击职业乞讨,整洁市容,救助困难人员起多方面作用。
强制收容后,职业乞讨者可自由离开,一经发现重新乞讨,强制收容几天,对于困难的人给予帮助。
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修建完善的收容设施,对于公众对强制收容的争议,可将每次收容进行录象公布,包括收容过程、住宿、饮食等,公开接受监督,对于想离开的可自由离开,但不得再次乞讨,剩下需要帮助的人,设立捐助基金,在媒体的报道下,呼吁人们进行捐助。
同时兴办手工等加工厂,让救助人员工作,工作时间限制在5——6小时,由政府出面负责销售,给他们发放工资。
对于流浪儿童,帮助其上学,抚养至成年。
对于强迫、引诱儿童特别是残疾儿童乞讨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除公检法各司其职外,城管、民政、卫生、妇联、残联等也应行动起来。
在法律上,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实行城乡低保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只有民众生活好了,就不会有人出来乞讨了。
城市更加美丽,社会更加和谐,这需要每个人的共同努力。
从孙志刚案看《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唐杏湘;李志刚;匡映彤
【期刊名称】《律师世界》
【年(卷),期】2003(000)007
【总页数】4页(P4-7)
【作者】唐杏湘;李志刚;匡映彤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湖北省司法厅;湖北知难行律师事务所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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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违宪审查程序研究--由《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谈起 [J], 龙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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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政法人文关怀研究——从《收容遣送办法》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J], 陈占雄;贾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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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几点思考社会保障学结课论文姓名:风儿去又回学号:日期:2012年12月29日关于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几点思考案例回顾:案例一: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
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
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
案例二:贵州毕节流浪儿童闷死事件2012年11月16日清晨,5名身份不详的男童,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城区一处垃圾箱内。
贵州省市警方展开调查后得出死亡原因。
五名流浪儿童平均年龄十岁,为躲避寒冷,躲在密闭的垃圾箱内,用木炭生活取暖,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在我国大部分城市,流浪乞讨现象已经长期存在。
流浪乞讨人员作为社会边缘群体,逐渐被主流社会所忽视。
其实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人们随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
也对我国的城市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契机,国务院废止了已经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于2003年8月1日正式公布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新办法打破法规对救助对象的严格限制,明确规定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的生活权益。
政府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不再强制收容遣送,而是实行人性化的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管理。
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法律的修改,词语的变化,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社会主义社会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
可以说,这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一大进步。
然而,近几年来屡屡发生的城市流浪人员冻死病死的案件,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事业特别是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措施依然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
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后外来人员犯罪的新特点、原因及防范对策今年8月1日,国务院正式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取而代之出台了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出台,从今年6月份开始,各地收容遣送站先后转变为救助站,强制收容遣送制度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转化为纯粹意义上的民政上的救助制度。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确实是法制不断健全,文明和进步的象征。
在新的《救助管理办法》逐步走上正轨的过程中,本市外来人员犯罪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特点。
本文试从今年7-9月与去年同期本市虹口区刑事犯罪案件的数据比较,分析说明新形势下外来人员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范对策。
一、外来人员犯罪的新特点外来人员本身具有的特点是流动性大,无户籍、无固定居住地,暂住地无固定的亲戚、朋友、社会关系和社交圈。
应该看到,外来人员的来沪打工对促进本市的经济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外来人员违法犯罪也已成了许多大城市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在取消收容遣送制度后,本市虹口区外来人员犯罪更是趋于上升趋势,有其新特点:1、作案数量明显上升。
去年7-9月外来人员犯罪案件数为86件114人,而今年7-9月犯罪案件数达到136件165人,外来人员作案数同期上升44.7%.由此数据反映,在对三无盲流人员取消强制收容遣送后,大量无一计之长而又不愿意凭合法劳动谋生的在沪盲流人员就产生了犯罪的意图,于是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这条快速致富的歧途。
2、外来人员罪犯年龄偏低、文化程度不高。
去年7-9月35岁以下外来人员犯罪案件数为70件95人,占同期外来人员案件数的 83.3%,今年7-9月35岁以下罪犯犯罪案件数为113件136人,占同期外来人员案件数的82.4%.由此可见,外来人员犯罪的年龄一直趋于低龄化。
去年7-9月外来人员中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为99人,占同期68.8 %,今年7-9月外来人员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为147人,占同期89.1%.由于外来人员文化程度低,缺少合法的谋生手段,因而从事犯罪活动。
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谴送办法》的废止
秦前红
由孙志刚案件所引发的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热烈讨论似乎要尘埃落定了,一些法律学人准备借由本案而启动法律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初衷得到了隐晦的回应。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以果敢的姿态和高效的办事风格,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而准备代之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的救助管理办法》。
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不同的机关,不同的个人或许会对这一焦点事件表达不同的看法。
笔者不揣冒昧,也试对此事表达一点个人管见。
一、从“非典事件”导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条例》到孙志刚案件引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步调,社情民意在政府那里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政府也表现出高度负责和高度亲民的色彩,制度建设在高层决策者的心中有了合适的位置。
二、前后两个事件的应对有颇为浓厚的“从谏如流、民为国本”意味,普罗大众完全可以为这样的好政府掬一把热泪,道一声万福。
但法治建设的精义乃在于尽量减少人性不可靠带来的弊害,在于从各种利害的博弈中获得正和的结果,而防止“善于犯错误,又善于改正错误”的悲喜剧交替上演。
政府的决策和制度
的安排应该是理性的和前瞻式的,而不能像有火扑火式的消防队员。
三、立法不是建“小汤山医院”,盲目追求速度,太过注重功利性的应对,那么就可能带来立法粗糙、品质不高的弊病。
笔者曾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理条理》出台后,指出过该条例法律位阶不高,不足以处理类似的突发紧急事件,与其他法律不协调(如传染病纺治法),超越立法权限,规制了应由立法机关规制的事项等等。
而即将出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其详细内容我们现在无从得知。
但我们自然可能要产生的疑惑是:为什么这个办法的出台不经过更广泛的讨论和更严密的论证?救助管理会不会又异化为人身强制?充满良好初衷的“善法”会不会还侵扰流浪的人格自尊和行动自由等等?
四、〈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的前置背景是几位血性公民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提出了合宪审查的建议。
建议的方式是理性的也是与现行的法律相容的。
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能对此建议作出正确的处置,则既可“渐收制度改良之功(胡适语)”,顺利启动宪法迈向宪政的进程,又可防止制度的突变带来的秩序的断裂。
因此对待建议,我们不能满足于国务院以实际行动废止一个“收容遣送办法”,更应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能真正担当起“护法之责”。
请慎重对待公民权利!请慎重对待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