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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第一国手”, 信、达、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信“Faithfulness”——忠实原文,达“Expressiveness”——语言通顺畅达,雅“Elegance”——文字古雅.信为本，雅为表，达是两者的纽带林纾翻译理论：1、“存旨”论：“神会、步境、怡神”; 2、“文心”论：要讲究“文之枢纽”文章的“纲领”文章的“开场、伏脉、接笋、结穴”; 3、“支点”论：在翻译某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总是努力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与之对应的作家; 4、“足音”论：虽不审西文，然日闻其口译，却能区别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只足音。
近代西学翻译思想（1）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代表人物：徐光启，李之藻翻译特点：翻译方式为外国人主译，华士润色；或中外合译；少见国人主译之书籍（2）清末民初的西学翻译高潮A. 洋务时期的翻译贡献：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贡献：①译名的统一;②东学西渐代表人物：马建忠梁启超严复林纾马建忠：杰出的语言学家，著名的翻译家和翻译评论家，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有《马氏文通》贡献：“善译”说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著名史学家，被中国学术界奉为“鸿儒”，他的翻译思想：A “翻译强国”思想译书三义：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B “翻译文体革命思想”：提倡“通俗语体”; C翻译小说理论的影响D 翻译文学与佛典的关系,科学地提出了佛经翻译的三个时期瞿秋白：佛经的翻译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最简单的言语去翻译印度日耳曼族之中最复杂的一种言语——梵文。
事实上开创了白话的运用。
胡适：开创一种文学新体；解放了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受其影响；佛经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成。
The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1)The Confucianism(儒学) is obvious(2) It puts emphasis on practice skills(3)It closely relates with classical Chinese esthetics.鲁迅的“易解，丰姿”双标准论，即“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则求其易解，一则保存原作的丰姿”，和“翻译与创作并重”的思想。
试论翻译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试论翻译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作用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者开始从文化层面上审视和考察翻译。
中国有明确记载的笔译活动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翻译史上共出现了五次高潮，我们以翻译史上的这五次高潮来探讨翻译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
一、东汉到唐宋的佛经翻译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内政治混乱，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又滋扰边境，内忧外患，普通民众无力通过现世渠道改变这一切，自然将关注投向了异域传入的思想。
佛经的翻译导致了佛教的传入，引进了一种新的东方思想。
佛教中的忍让思想、来世思想和色空观念，在相当程度上对老百姓起到了一种镇静作用，弱化了老百姓对统治的对抗心理。
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协调阶级矛盾等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历代统治者不断遣人取经，设立译场，形成了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翻译高潮。
佛经翻译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在世界翻译史上都是少见的。
仅自汉至唐早期，已译出经传3616部，8641卷。
①中国佛教史记载，有大量佛经翻译是由政府支持的，虽然自南北朝至隋代有个别君主的确是佛教忠实信徒，但他们只占极少数。
佛经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同历代封建统治者政治统治的需要分不开。
二、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完成了由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近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相继获得迅速发展。
与欧洲各国相比，在明末清初落后保守的封建统治制度下，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进步。
而此时耶稣会的传教士来华从事宗教活动，传教士把科技翻译活动作为其传教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而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
一些具有西方科学知识的士大夫，先后帮助耶稣会的传教士进行译述工作。
科技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治学上的浮泛，一改宋明理学的空疏之弊，走上实学之路。
试论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思想【内容摘要】严复是中国历史上传播西学的第一人，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译学理论家。
他认为，“译事三难：信、达、雅。
”“信”是翻译的前提和基础，“达”是翻译的目的，“雅”是翻译的语体选择。
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翻译学者们对“信、达、雅”的阐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其评价也是毁誉参半。
严复的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特别的现象，那是特属于他所处的时代的。
因此我们对于他的翻译作品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给予客观和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严复；信、达、雅；翻译思想On Y an Fu’s Translation Thought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and Elegance【Abstract 】Yan Fu is the the first person in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Chinese history, is our country outstanding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ists. He thinks," the three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elegance." " faithfulness" is the translation of the premise and the foundation," expressiveness " is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Elegance is the ch oice of registers . Over 100 years , the three characters have being received with different views and judgements.Yan Fu's translation is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China a special phenomenon, that is the period in which he lived. We therefor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is works can b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give objective and fair evaluation.【Key words】Yan Fu; 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elegance;translation thoughts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译学理论家，是传播西学的第一人。
书界观察近代西学东渐中的翻译出版及其当代启示□杜运泉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启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但是语言和文化差异则是阻碍西学进入中国中下层社会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
这使西学文献的翻译及出版出现了一些困难。
由于西学只有以中文的形式在社会大众中传播，才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因此，研究在西学东渐背景下的近代中国对西学的翻译情况很有必要，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
一、近代中国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的主题与语种特点翻译作为一种智力活动，最关键的是翻译人才。
早期翻译西学文献的主要是西方教会派来中国的传教士。
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外交流的逐步展开，中国自己的翻译人才也渐渐成长起来。
进入２０世纪后，随着留学潮的出现，熟练掌握外文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中国人成为翻译西学的主要力量，大多数西学译著由中国人独自完成。
彼时翻译人才的特点与状况，也直接决定了西学在中国翻译传播的具体路径。
彼时，西学文献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主要通过合译、直译与转译三种途径。
合译主要指的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由传教士口译，再由中国人用文言文笔述润色，即以西译中述的方式翻译传播西学。
直译是最常见的一种翻译方式，就是精通西文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把西学文献直接翻译成中文出版。
转译就是借助他国文字译本将西学文献翻译为中文出版，即西学文献已被翻译成第三国文字，再把此国文字译本翻译成中文。
这种翻译途径主要出现在晚清后期以及民国早期，具体又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日文西学译本转译成中文，另一种是由俄文西学译本转译为中文。
西学的翻译与中国人对西方的９９认识直接相关。
梁启超认为中国对世界各国的了解是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
翻译出版作为向西方学习的主要媒介，其对题材和语种的选择，充分反映了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变化。
有清以来，最初选择的是闭关锁国政策，这使中西方正常的文化交流被迫中断。
直到１９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前后，中西文化交流才再次开启。
马建忠《马氏文通》语法专著提出“善译”严复原京师大学堂校长翻译《原富》《法意》《天演论》翻译“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主张翻译的“信达雅”林纾不会外语的奇人却掀起了五四运动翻译的狂潮翻译《贼史》《王子复仇记》《快肉余生述》《黑奴吁天录》（分别是《雾都孤儿》《哈姆莱特》《大卫科波菲尔》《汤姆叔叔的小屋》）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13岁到英国读书精通11种语言人称“中国第一语言天才”获文、哲、理、工、神等13个博士学位英译《论语》《中庸》《大学》对外国作品过分意译尊之者称其怪杰毁之者称其怪物此狂儒与托尔斯泰通信被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他的故事很多：办公室小事、火车上的报纸、关于茶壶茶杯论袁世凯死时他放了三天鞭炮以示庆贺慈禧寿诞时他作诗一首“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马君武第一位翻译德语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陈望道翻译日文、英文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问世成仿吾把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郭大力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鲁迅翻译从《域外小说集》开始着重东欧和北欧文学的评价坚持翻译“唯信使上、宁信而不顺”的翻译标准瞿秋白《国际歌》的最早翻译者英特纳雄奈尔（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le）郭沫若翻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认为“写作即处女、翻译即媒婆”赵景深戏曲学家、教育家翻译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1922年翻译契诃夫的《万卡》把“The Milky Way”翻译成“牛奶路”朱生豪翻译大家《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的第一个翻译者而且翻译的层次相当高莎翁37个剧本145首长诗朱生豪共译31个剧本1936.8.8 传奇剧《暴风雨》是他的第一部译品曹静华主搞苏俄文学翻译张谷若翻译应该文学大师托马斯的《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前两者最著名他提倡“以地道的译文翻译地道的原文”苏曼殊和尚第一个以古体诗形式翻译拜伦的诗翻译雨果的《悲惨的世界》钱稻孙将但丁的《神曲》一、二、三曲译为骚体刘半农其弟是刘天华《皇帝的新装》是刘半农最早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茶花女》剧本第一个吧苏联作品介绍给中国人巴金翻译《前夜》等傅雷主译法语著作翻译主张“神似说”形成“傅雷体华文语言”文革中夫妇同是自杀萧乾二战时战地记者在联合国成立大会、波茨坦公约会议等上以记者的身份出现与夫人文浩耗五年翻译现代派意识流巨著《尤利西斯》钱钟书1935年以全国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主张“化境说”翻译即“原作向译文的投胎转世”夫人杨绛翻译《堂吉诃德》等妹杨必翻译《名利场》卞之琳诗人、翻译家徐志摩的学生1936年翻译《西窗集》翻译《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著名翻译《Hamlet》monolog“to be or not to be”叶君健最早有系统地将安徒生童话引入中国的文艺先锋冰心第一部译品是纪伯伦的散文诗《先知》季羡林主译吐火罗文和梵文杨宪益与妻子戴乃迭合译《离骚》《史记选》《红楼梦》《儒林外史》《长生殿》《牡丹亭》《唐宋诗歌散文选》《白毛女》《老残游记》等张健上学时翻译《格列夫游记》翻译《间谍》《埋伏着的敌人》《莎士比亚和他的四个悲剧》傅东华翻译《飘》的电视台词翻译《红字》《琥珀》《山胡桃集》散文集主张翻译外国作品用本土名字李霁野翻译《简爱自传》翻译技巧相当好伍光健翻译《孤女飘零记》《侠隐记》（即《简爱》《三个火枪手》）翻译的作品很优美许渊冲主张翻译“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王佐良翻译弗朗西斯培根的《论读书》。
在中国最早最大的社会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谁你们有了解过在中国最早最大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是谁吗?让我来回答你们吧! 为大家分享知识。
中国最早的最大的自由主义的代表是严复。
人物介绍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县人，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
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期间，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海军人才，并翻译了《天演论》、创办了《国闻报》，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和科学，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将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清末极具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生平经历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今福建候官县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
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伦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
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学生中有后来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
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
马君武译事述略[摘要]马君武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广西大学的创建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
他的翻译涉猎面广，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继严复、梁启超、林纾之后的第四位翻译大家。
其翻译活动及翻译成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拟对马君武的译事活动略作概述，以示对这位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和杰出翻译家的敬仰与怀念。
[关键词]马君武近代翻译家译事活动[中图分类号] h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2）10-0054-02一马君武（1881～1940），初名道凝，字厚山，后改名马同学，号君武，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广西大学的创建人，也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
马君武具有系统的科学知识、扎实的双语功底、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样的译者在中国近代是为数不多的。
他的译作种类丰富，数量蔚为壮观。
他的翻译作品，从知识的性质来说，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领域；从学科结构而言，关联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字典编撰、哲学、文学、生物学、矿物学、化学、物理学、机械学等等。
由于其翻译涉猎面广，马君武也就因此成为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继严复、梁启超、林纾之后的第四位翻译大家。
其翻译活动及翻译成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在翻译领域，马君武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从事翻译，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介绍给当时的国民。
他不辞辛劳、笔耕不辍，因而译作颇丰。
他于1901年春天开始执笔翻译，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搁置译笔，翻译历程持续了30多年。
在其繁忙的一生中，马君武都表现出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在翻译领域“译”耕不辍的忘我精神，无论是在轮船上，还是在火车上，他都在进行着他挚爱的翻译。
即使在办公时间，他也会见缝插针，时不时拿起译笔翻译一点东西。
正是基于马君武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其在翻译园地里的勤奋耕耘与劳作，马君武才在翻译方面有了丰硕的“译果”。
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主讲人：魏宏运时间：2014年1月地点：南开大学魏宏运《光明日报》（ 2014年04月07日 06 版）作者简介：魏宏运，生于1925年，著名中国近现代史学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现代史史学会名誉会长。
曾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及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等职务。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研究。
梁启超梁氏手书少年强则国强。
（民初学堂）开场白南开大学校长龚克魏宏运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开拓者，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领域都有很深的研究功力，学术成果丰富，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
能在魏先生望九之年聆听他关于梁启超生平及思想历程的演讲，是我们师生的荣幸。
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虽然逝世时只有五十多岁，但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我们还能看到周恩来抄写的梁启超的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可见梁启超在当时的影响力。
梁启超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著述1400多万字，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
他学问渊博，贯通新旧中西。
他的文章极其动人。
严复称“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梁启超评说自己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胡适对梁启超崇敬之至，他曾讲：“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指辛亥革命）”。
那个时代的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不受梁启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礼。
毛泽东每当在《新民丛报》上看到梁启超的文章，都要反复地阅读。
郭沫若认为梁任公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第12章中西译史和译论基本知识12.1复习笔记第1节中西译史：两个大约两千年一、中国翻译史第一次翻译高潮：东汉到宋代的佛经翻译佛教为中国文化思想上的主流之一，佛经翻译为中国文化上的不朽盛业。
自东汉末年历魏、晋、六朝、隋、唐、至赵宋，为时千余年，有不少有影响的译家和译事。
如：安世高，释道安，鸠摩罗什，真谛，玄奘。
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在明末清初的翻译高潮中，最著名的译家当推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王徵、冯应京和李天经等人。
这些人的主要影响和译作，是西方科技类著作。
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的近代史时期，我国的西学翻译高潮就出现在这一时期，有许多译家、译作和译论。
如：林则徐，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都发表过一定影响力的译作。
就其译作而言，最丰硕当推林纾和严复。
二、西方翻译史第一次翻译高潮：肇始阶段（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开创了西方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字介绍到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字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这时期涌现的翻译家有：安德罗马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
第二次翻译高潮：罗马帝国后期至中世纪初期（3世纪—6世纪）这一时期，宗教势力强大，《圣经》成了宗教界信奉的经典。
但《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为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接受。
圣经翻译到公元4世纪达到高潮，杰罗姆于382年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
第三次翻译高潮：中世纪后期（11世纪—12世纪）此时，西方开始了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频繁接触，出现了大批阿拉伯语著作，特别是伊斯兰教作品译成拉丁语成为热潮。
阿拉伯人把从希腊带到巴格达的作品译成阿拉伯语，而众多学者在西班牙的托莱多将这些阿拉伯译本译成了拉丁语。
第四次翻译高潮：文艺复兴时期（14世纪—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从14世纪开始，到了16世纪在西欧各国普遍展开，翻译活动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黧塑．；惫凰．浅谈中国翻译艾中的翻译原则马超(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应用语言系，湖南衡阳421005)喃要]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活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菇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原则也是与时俱进。
本文拟从中国翻译史上的几个重要时期分析不同时期的翻译原则，以此浅谈不同翻译原则对翻译实践活动的影响。
陕键词]翻译史；翻译原则；翻译实践翻译原则是指导翻译实践的重要标准，是识别翻译作品优劣的试金石。
不同时期的译者们对如何翻译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提出了不同的翻译原则，这些原则导致不同时期的翻译作品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中国翻译史发展的主要时期1)译经时期。
隋唐时期为我国翻译史上的译经时期，佛经为翻译的主要内容，是我国翻译事业发达的时期，更是佛经翻译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为代表的翻译家，这个时期的佛经翻译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
2)西学东渐时期。
明末清初为我国翻译史E的西学东渐时期，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合作，译介了大量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等西方科学著作，确定了这个时期翻译作品科技性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翻译使中国首次见识到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
这次科技翻译浪潮中出现了被誉为译界“三杰”的梁启超、林纾、严复等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
3)新潮传播时期。
“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
一”五四”以前最显著的表现是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
“五四”以后，翻译主题转为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主要体现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白话文逐渐代替了文言文，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作品都开始出现在读者面前，掀起了翻译界、文学界的新潮运动。
4)创新立业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翻译事业出现了一段空前繁荣的黄金时期。
初期国家对马列著作的汉译和任泽东选身§民族经文及外文的翻译投^了大量的人力，与此同时，一些经典的中国作品也被介绍给外国读者。
中国现代汉语70%来自日本？展开全文中国作为一个文化输出大国，其影响最为广泛，比如古代的瓷器、茶、丝绸等文化。
近代文化的输出也间接了带动了东亚地区的文化发展。
比如，在日本、新加坡、东南亚等地，无处不见中国人和中国文化。
唐人街的存在更是体现了中国文化远销海外。
我们抛开历史问题不说，现如今当你走进日本的大街小巷，可以随处可见的是中国的汉字。
相信去过日本的旅游或者对日本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汉字已经成为日语中的一部分。
要知道，最早在我国在唐朝，日本人受到唐朝文化影响很大，他们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还保留着唐朝人的某些风尚。
日本的都城平城京，几乎同唐朝的长安城的建筑样式相同。
而且，唐诗在日本广泛流传，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深受日本人的喜爱。
他们热衷学习中国书法，并学习改进唐朝的饮茶方法，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茶道。
但由于近代日本的发展，日本人对汉字的不断创新，也从一定程度上对中国造成了文化的“逆输出”，通俗的说就是目前国内很多日常使用的现代汉语，很多都是近现代从日本传回中国的，毕竟文化这东西就是相互传来传去，并没有优劣之分。
如果对中国现代词语稍加注意的话，会发现有许多带有“洋味”的词语充斥于我们的习惯用语之中。
比如熟知的思想、方针、纪律、政治、干部、原则、申请、逻辑、抽象、目的、直接、间接等等这些我们平时用的泛滥的词语，其实在我国古代，比较准确的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是根本不用的，甚至听都没听过。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了系统的，大量的现代词语引进呢？这就与近代中国的邻国日本有密切的关系了。
当中国的这些启蒙之书被国内激烈地斥为异类，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而被大张挞伐的时候，日本人却在明治维新前后从《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等汉译西学中尝到了甜头，并引起日本国内的极大重视，从此开启了日本通过大量翻译汉译西学文本来学习西方知识。
所以那时的日本新词，反而有一部分来自于中国。
比如铁路、主权、植物、新闻、国会等等词语，而当日本通过变革，综合国力全面超越中国的时候，它对西方文化的认知深度也同样地明显高出中国，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产生了日本自己的大量新词汇。
佛经翻译历史及其影响简介佛经翻译历史及其影响简介 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流传到中国以后，在中国得到了极⼤的推⼴，这主要得⼒于佛经翻译。
佛经翻译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形成了中国最早期的翻译理论。
⼀、佛经翻译历史 根据我国佛经翻译的发展历程，⼀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阶段，从东汉到西晋的佛经翻译萌芽期;第⼆阶段，从东晋到隋的佛经翻译发展期;第三阶段，唐朝时代的佛经翻译成熟期。
中国最早的正式佛经翻译⼤约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明帝睡觉时梦到⾦⼈于是派遣⼤使到天竺寻访佛法，天竺僧⼈迦叶摩腾跟随使前来洛阳，翻译了《四⼗⼆章经》⼀卷。
到了东汉末年时期，⼀些古印度和西域僧⼈来到汉地，以洛阳为中⼼，翻译出⼤量的佛教典籍。
⾃此，中国的佛经翻译⽇渐兴盛，所以翻译学界⼀般把这个时期视为考察起点。
但是这时的佛经翻译⼤多为个⼈⾏为，⽆组织性，因此⽂体杂乱。
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主要有⼤⼩乘两系统：⼀是以安世⾼为代表的⼩乘禅学派;⼀是以⽀娄迦谶为代表的⼤乘般若学。
从东晋开始，佛经翻译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因此开始出现⼤规模的翻译组织，佛经翻译开始蓬勃。
这时候翻译佛经的⼈⼤多来⾃印度，他们既通梵⽂，⼜懂汉⽂。
翻译出许多的佛经经典，主要有⼤⼩乘经论、密教经、律典等，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
这个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是传译较完备，译经师有系统地介绍佛经，确⽴翻译⽂体，翻译作品不求华美，但求切合原意，这是汉译佛经的发展期。
到了唐代，由于统治者⼗分重视佛经翻译活动，因此在⼈⼒财⼒⽅⾯给予了极⼤的⽀持。
特别在唐太宗时期，为⽞奘⼤师开设译经院，译经者达三千⼈之盛，这是中国译经的巅峰期，同时也是佛教的成熟期。
在这个时期译经师则以中国⾼僧主持译事，典型代表是⽞奘、义净，他们不但精通华⽂、梵⽂，佛学造诣更是博⼤精深，且以朝廷⼒量设置组织完备的译场，进⾏⼤规模的译经事业。
⼆、佛经翻译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东汉⾄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是中国翻译⽂学史上的第⼀次⾼潮，也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形成时期。
简述五四运动前中国翻译的发展变化与影响摘要我国的翻译历史悠久，发展长远。
对于我国的翻译历史的探究，有利于更深入的研究翻译事业，从而继承优秀的翻译文化。
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期，也是中国翻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它加快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以及中国人民的思想觉醒，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五四运动前期的翻译著作对中国社会和翻译界的发展具有不可抹灭的积极作用。
本文将从五四运动前期中国翻译不同的背景、特点等方面出发，探讨翻译的发展变化与影响。
关键词：五四运动前；翻译发展；翻译变化与影响关于中国翻译史的历史分期众说纷纭，根据马祖毅在《中国翻译通史》中所提出的中国翻译史上的四大翻译高潮，可将五四运动前的翻译发展分为三大阶段：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西学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两次西学翻译。
若按照陈福康编著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中依据中国历史的分期来划分，即把中国翻译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四个部分，则可将五四运动前的翻译发展分为古代和近代两个部分。
本文我们依据五四运动前的三次翻译高潮来看中国翻译的发展特点与影响。
一、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我国翻译史上有文本的笔译，始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印度佛经的翻译。
因此一直到东汉桓帝建和二年，都是我国历史上的口译阶段。
从公元148年至今应是口笔译并行的阶段。
从东汉末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将近千年，其时间之长，可以视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特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翻译活动，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
马祖毅将这一时期的佛教翻译分为四个阶段：草创时期（后汉桓帝-西晋，即公元148-316）；发展时期（东晋-隋，即公元317-617）；极盛时期（唐-北宋，即公元618-906）；衰微时期（南宋-清，即954--1111）。
后随着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佛教的成熟，以及宋朝统治者对佛教政策的变化，佛经的翻译在我国逐渐走向没落。
梁启超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巨大的翻译家，近年来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涌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借用当代译学理论来阐释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和实践；也有学者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研究政治文化对晚清翻译活动包括梁启超的翻译活动的影响。
但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视域和维度对梁启超进行研究的文章却不多见。
本文旨在对梁启超翻译活动、思想和实践加以阐释，重新审视这位“鸿儒”的翻译主张及其目的，解读他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巨大贡献。
一、梁启超翻译的时代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战争的失败，使得国人在痛苦和屈辱中深刻反思，并逐渐觉醒，同时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策略。
当时的译书机构把大量有关工程技术、军事武备和自然科学类的西方著作介绍到中国。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梁启超慧眼独具，看中了翻译这一高效的工具，把兴西学与译西籍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
他把译书的重要性和强国的政治思想结合起来，认为“译书为强国第一义”。
1896年，梁启超撰写了著名的《西学书目表》，反复强调翻译西书之急，认为国家存亡兴衰之关键在于输入西学；还列举出当时急需翻译的300多种书籍。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客居日本，他的政治抱负没有因“戊戌六君子”的喋血而改变，而是以更新、更有力的形式付诸行动，积极探寻救国救民之路。
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摆脱了“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自我优越感”的限制，放眼世界，开始通过翻译和办报等方式，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
他是提倡翻译政治小说的第一人，为推动社会进步，改造社会思想，从而为迎来清末文学翻译的高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梁启超翻译的政治目的德国学者汉斯?弗米尔的功能学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动，而行动皆有目的，所以翻译要受目的制约；译文好不好，视乎能否达到预定的目的”。
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依然把翻译作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有力武器，以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尤其是政治小说来引进西方的启蒙思想，抨击朝政，改造社会。
他通过阅读日本书籍，吸收了大量的西方思想，尤其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其翻译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认识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失败在于民智不开，并将思想动员的主要对象明确定位于下层社会，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口号，同时身先士卒，开始系统译介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思想，“举西东文明大国国权民权之说，输入于中国，以为新民倡，以为中国光”。
他还用心良苦地择其重要人物以述其学——利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系统大量地介绍了西方大思想家、哲学家及其学说：如《卢梭学案》、《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等。
同时，梁启超认定小说是开启民智的有效途径，著《译印政治小说序》，首倡“小说界革命”，竭力宣传外国小说对开启民智、增强国家观念的重要作用，1902年，他撰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他还把翻译印政治小说作为《清议报》的六项主要内容之一，亲自译了日本作家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并以政治小说的名义在《清议报》上连载。
接着《清议报》又连载了他译的日本作家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
据说这两部小说曾对推动日本变法、启迪日本民智起了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的前几回，发表于《新民丛报》，其目的在于“吸取西方思想中的民主精华，来培养、铸造我国青少年的新国民的品格”；他还译过《世界末日记》和《俄皇宫中之人鬼》两个短篇小说，以此来映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黑暗。
梁启超躬身翻译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小说和诗歌，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斗争。
他翻译活动的最大特点是“政治为先，应时而变”——其中的“变”不仅表现在翻译兴趣方面，还表现在翻译特色和具体主张上。
另外，他翻译活动中的爱国救国的本质——远大的政治抱负是始终如一的。
也正是这一点，使他能够审时度势地改变翻译的兴趣和策略，达到服务于政治之目的。
三、梁启超翻译的策略——政治为先，应时而变根据功能学派理论，翻译是有一定目的的，译者在翻译某一作品时所持有的目的和意图是翻译批评者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译者可依据自己的翻译目的来决定采取哪种翻译行动，即直译、意译还是编译，不用盲目忠实于原文。
梁启超译介的所有作品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启民智、救亡图存；译著的目标受众定位于中国的广大民众。
他不仅对译本进行了精心选择，还针对不同的作品，采取了政治为先，应时而变的意译翻译策略。
1.小说——中国化——日文转译1898年，梁启超在去日本途中，阅读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
由于该书抒发了作者争取民族独立、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表达了作者反对国内专制政治的思想——其主题正符合梁启超当时启迪民智和“新民”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小说中歌颂的“英雄”皆为主张立宪公议而又效忠本国之“贤君”者，更与他的政治理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他萌生了翻译这部小说的念头。
是年冬，他在日本创办《清议报》，首先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大力提倡翻译西洋小说，提高了翻译小说的社会作用和地位。
《清议报》在开辟的《政治小说》专栏中刊出他翻译的《佳人奇遇》。
梁启超将政治和小说翻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具体翻译小说时，他先有针对性地选择小说类型和译本，然后采用日文转译使之中国化的翻译策略，他认为，“日文易学，日书易得，取日译西方学术著作转译，不啻为一捷径”。
一般说来，翻译之法可有多种，17世纪英国译坛的代表人物德莱顿（1631—1700）就提出过三种翻译方法：词译（逐词译）、释译、拟译。
三种不同类型的翻译，使用于不同的场合，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深谙此道。
他在翻译小说过程中，为使译文能够起到社会改良作用，采用释译即意译之法——或“豪杰译”，有意增减或改变原文，使之中国化。
比如他译的《十五小豪杰》，分别采用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改用中国人名、地名，以便记忆。
第二，改变小说体例，割袭回数，甚至重拟回目。
第三，删去“无关紧要”的闲文和“不合国情”的情节。
第四，译者大加增补。
如梁启超常插入非原作所有的议论和谐谑。
经过梁启超的上述翻译，使小说的“政治性”凸现，“文学审美性”却大打折扣。
但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政治压抑，社会混浊，梁启超的小说正适应了国内启蒙教育的需要，所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从而繁荣了晚清小说翻译事业，迎来了文学翻译的兴盛时期。
另外，从梁启超本人来讲，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重视的是外国文学的价值观，关注的是翻译的教化作用，其翻译小说的成功，圆了他的政治初衷，并验证了其翻译策略在中国民族危机、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条件下的适时性和正确性。
2.诗歌——中国化——词曲体梁启超不仅利用小说的社会功能，来达到启蒙图强的政治目的，还参与诗歌翻译，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虽然也是意译，但角度却不同于小说——他主张革新诗体，用词曲体译诗，使之中国化。
他认为翻译诗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对于翻译文体革新的目的，他有一句名言：“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他把译诗的读者定位于广大民众，倡导“通俗文体”。
当时的翻译大家严复曾在《天演论》中译过英国诗人蒲柏的《人论》，严译为《人道篇》，用词古雅。
对严复采用典雅的古文译书，梁启超曾批评说：“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
后梁启超译了拜伦的《渣阿亚》和《哀希腊》（时译《端志安》）两首诗。
以《哀希腊》为例，他用戏曲曲牌《沈醉东风》和《如梦忆桃园》中的长短不一的句子来译，又不是完全受原曲牌定字、定句和平仄的限制。
从上述梁启超的诗歌翻译策略——革新诗体来看，作为爱国志士和思想进步的文人，他在翻译外国诗歌时，和翻译小说一样，不是基于文学因素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出于强烈的政治动机，使翻译诗歌更好地适应普通读者，表现域外内容的需要和达到他本人的启发民智、救亡图存之旨。
梁启超投身于翻译活动是出于实现启发民智、救亡图存的政治抱负；他对翻译材料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应用，无不与维新救国的现实息息相关。
他的翻译实践证明了当代翻译理论家的观点：即翻译的首要功能是社会功能而不是语言功能，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行为，而且是译入语社会中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
他以非凡的精神活力和自成一格的文风从事翻译及创作，不仅达到了其政治目的，且依靠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带动和吸引有志之士加入其行列，促进了中国文学摆脱传统，吸收新鲜血液以至走向世界，更好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
摘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基于在政治上维新改良的需要，发表了大量的译论和译作，并创办了《新小说》杂志，组织文学翻译和创作，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上起到了集“专业人士”和“赞助人”于一身的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
关键词：梁启超近代文学翻译赞助人《新小说》梁启超（1873—1929）在中国传统文学向新文学过渡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方面，梁启超起到了引导和促进作用。
他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学习西方文化成就很杰出的人，他把学习所得转化为行动，并一腔热情地在中国传播西方各种新学理。
在政治上他是有影响的行动家，在思想上他是发聋振聩的启蒙者。
梁启超基于政治维新改良的需要，在文学改良方面不但运筹帷幄，树立方案，而且还示范创作，启迪后生；不但如此，他还利用报刊，联络同道，造成声势。
尤其是他的翻译理论、译作和他组织的翻译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学翻译的发展和繁荣。
梁启超的翻译活动是为其文学改良服务的，是维新派全盘改良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初，西方文学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寥寥可数。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掌握了日文汉读的技能，能够阅读日本的文学作品及文献，又透过这些作品去窥探西方文学，这时文学改良才全面展开。
改良需要翻译，翻译促进文学改良，在二者的互动之中，近代文学开始向新文学转变，而与此同时，近代文学翻译也得到了繁荣和发展。
美国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认为社会上有两个控制的元素，确保文学系统紧贴该社会的其他系统，不致脱离得太远。
一是所谓的“专业人士”(theprofessionals)，另外一个则是指“赞助人”(patronage)。
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译者，关注作品是否与主流文化相符。
“赞助人”是指在文学系统外的控制力量，关注作品的意识形态。
勒菲弗尔清楚地指出：翻译的过程或结果并不是译者一个人所完全决定的，相反，他(她)的活动往往受到赞助人的操纵或影响，而赞助人的操纵则跟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紧密联系。
因此，从赞助人的这个角度进行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研究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