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_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_黄皮书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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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评介作者:康义来源:《青年文学家》2011年第12期摘要:《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以思想为经,以人为为纬”,贯穿百年翻译思想史发展主线,并概括总结了中国传统十大翻译学说思想。
本文旨在对其结构特点评析,探讨本书对我们翻译思想的研究和学习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翻译评介,翻译思想史一、概述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秉钦教授的著作《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以下简称《思想史》),是一部系统论述当代中国译学思想发展史的专著。
概括总结了中国传统十大翻译学说思想,那就是以支谦,支谶为代表的“文质说”,严复的“信达雅说”,鲁迅的“信顺说”,郭沫若的“创作论”,林语堂的“美学论”,朱光潜的“艺术论”,矛盾的“意境说”等一系列有影响和有价值的思想学说。
从整体看来,这部书对于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翻译学学术思想史及其演进历程,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写中国的翻译思想史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因为写史不仅要求作者有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还要有敏锐的科学意识和恰当的批评眼光。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要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学术为本,做到客观,公正。
王秉钦教授在这方面起了一个表率作用,他秉承严谨公正的学术原则,以详尽、客观的事实为依据,以独特的学术眼光和“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把曾经被批为“资产阶级的一些文人”的重要翻译思想载入本书,有的还设立了专节专论。
比如,在翻译史上对有过重要贡献,但被忽视,甚至误解的前辈翻译家,给予了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如梁秋实、陈西滢、林语堂等。
由此可见,王秉钦教授的《思想史》的写作在追求科学性方面的确是做出了努力的。
二、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一)、本书写作的时间划分本书依据中国历史的分期原则,将中国20世纪百年的翻译思想分为近代、现代、当代。
关于近代和现代这两个概念的区分,王教授采取的是把五四运动作为区分近代、现代的标志。
明确地讲,本书中的近代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从五四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现代部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末位当代部分。
比较文学译介学翻译研究一、引言由于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流的必由之路,以对具有跨越特征的文学关系的研究为己任的比较文学自然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翻译研究。
上个世纪30年代前后,翻译研究已发展成为比较文学(译介学)的一个自成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分支。
然而,随着中外翻译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翻译研究究竟应该自成一派还是被视为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这一问题,仍然有很大的争议。
译介学属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范畴,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一门学科。
从宽泛意义上来讲,译介学专门研究跨文化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起的桥梁作用以及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研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文化信息失落与变形,研究“创造性叛逆”等问题。
在中国,比较文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很多人对比较文学的认识还不清楚,对于把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联系在一起也表示不可理解。
很多人至今尚未弄清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有何关系,或者说不明白译介学与传统的翻译研究有何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弄清译介学和翻译研究这两门学科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二、何为译介学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研究。
其意思是指,对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及其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是一种跨文化研究。
也可以说,译介学是对那种专注于语言转换层面的传统翻译研究的颠覆。
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和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而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神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中的译介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中语言、文字与文学性相结合的部分,主要指文学翻译、翻译文学以及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研究,也是把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交流实践所进行的跨文化研究。
2021年6月外㊀文㊀研㊀究Jun.2021第9卷第2期FOREIGNSTUDIESVol.9㊀No.2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综述(2000 2019)以‘中国翻译“文献计量研究为例皖西学院㊀刘㊀虎摘㊀要:本文对‘中国翻译“新世纪以来刊发的所有理论文章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借此窥探过去2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脉络和走向,为学界同行提供一份翔实的历时研究参考资料㊂分析结果表明:上述理论文章可以分为五大类,西方翻译理论研究㊁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㊁翻译实证研究㊁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㊂总体来说,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占据明显优势,但2009年后其发展势头减缓,稳中有降;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紧随其后,2010年后其发展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翻译实证研究从无到有,自2004年起步并逐渐发展壮大;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持续受到学界的关注,2010年后其发展逐年走高;翻译教学研究起步平稳,2009年后成为研究热点之一㊂最后,针对中国翻译研究 中西话语生态失衡 的缺陷,本文提出了 三结合 的解决方案,并将其纳入描述性翻译研究的理论框架之中,期待为未来中国本土翻译理论体系的建构开辟一条道路㊂关键词: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中国翻译;文献计量分析;高频关键词;高引用文章中图分类号:H059㊀㊀㊀㊀㊀㊀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723(2021)02-0080-09一㊁引言以1987年 中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 和 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 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正式起步㊂这两次研讨会 吹响了学科建设的集结号,标志着学科理论研究共同体正式形成㊂翻译学者整体展现出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中国译学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蓝红军2018:7)㊂从1987年到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中国翻译学界的理论意识不断觉醒,对翻译研究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㊂学者们围绕翻译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如 翻译学科的性质问题㊁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以及建立独立翻译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问题 (谭载喜2012:7),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㊂这一时期,翻译学界的关注焦点从单纯的翻译经验的总结和反思逐渐过渡到引进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到了世纪之交,又转向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㊂(韩子满2019)至此,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其深度和广度都有大幅度拓展,呈现出明显的多维度㊁多视角㊁跨学科的特点,如胡陈尧(2019:106)所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走出了一条博古通今㊁融汇中外㊁跨域创新的研究道路㊂ 那么,21世纪20年以来中国翻译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其发展脉络和走向如何?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本文将致力于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期待总结21世纪头20年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经验,并为其将来的发展建言献策㊂二㊁文献综述国内学者对过去几十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曾经做出过回顾和反思,将其划分为不同阶段并总结了其特点和成就㊂何刚强(2015)将过去3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取得的成就归结为3个方面:1)中国学界视野得到拓宽,对翻译本质的认识普遍比较深入;2)翻译研究被广泛看作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吸引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参与;3)改革开放以来,翻译对国家各项事业的先导作用愈发明显,引发了应用翻译研究的异军突起㊂许钧(2018)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研究走过了一条开放㊁探索㊁互动和创新的发展道路:从初始开放和借鉴,引介西方翻译理论,到强化交流与反思,学习和探索研究方法,再到关注理论话语建设,致力于翻译学科建设,发展翻译教育,探索具有自身学术品格的理论体系㊂韩子满(2019)则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划分为5个阶段,即恢复与整理期㊁对外借鉴活跃期㊁学科意识觉醒期㊁研究与深入拓展期和理论与对象创新期,并以每个时期内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为线索把这5个时期串联在一起㊂以上学者提纲挈领式地总结了中国译学发展的轨迹和成就,粗线条地勾勒出一幅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图景㊂然而,所有这些回顾和反思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都是经验式㊁随感式的定性点评,得出的结论往往过于简单㊁笼统和泛化,其中遗漏了很多重要细节,更无法看清各个时期理论发展的趋势和走向㊂因此,它们缺乏系统性的指导意义㊂有鉴于此,本文将采用文献计量的研究方法,详细扫描过去20年间中国译学研究权威期刊‘中国翻译“刊载的所有理论文章,借此集中展示21世纪以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发展脉络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检索的‘中国翻译“上刊载的理论文章包括两大类:即针对翻译理论的思考㊁评析㊁翻译家访谈以及翻译史研究等宏观理论问题的文章,与针对具体翻译技巧㊁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证研究的微观理论问题的文章,但不包括译著评析㊁人物介绍㊁翻译史话㊁读者论坛㊁译界动态等内容,因为这些内容既不研究翻译问题,也不包含有价值的翻译思想,对翻译理论的发展没有明显的贡献㊂这样,本文收录的文章全部属于针对翻译理论㊁方法㊁技巧和教学等问题的研究,属于典型意义上的翻译理论文章㊂三㊁研究设计(一)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1)21世纪头20年以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特点是什么?2)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含子类)呈现何种发展趋势?3)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现状对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启示?(二)研究方法利用中国知网(CNKI)在线检索‘中国翻译“2000年至2019年间发表的所有理论文章,并通过标题㊁关键词㊁摘要和全文通读将这些文章分类(含子类)㊂分别统计文章总数㊁年度文章总数㊁年度分类别(含子类)文章总数,并考察位居使用频次前40的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的分布情况㊂然后,借助图表和各种可视化研究工具(饼状图㊁折线图和柱状图)对以上数据进行分析,总结21世纪头20年来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特点和趋势,并对其将来发展提出建议㊂(三)数据分析1)总体分析统计2000年至2019年间‘中国翻译“发表的理论文章总数和分类别(含子类)文章数量,通过后者与前者的比例关系了解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情况㊂2)年度对比分析统计各类别(含子类)文章年度发表的数量,据此了解过去20年间各类别研究(含子类)的动态和走势;对比各类别(含子类)之间的变化关系,据此了解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详细变化情况㊂3)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分析以位居使用频次前40的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为研究对象,找出它们所对应的研究热点和动态,据此旁证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热点分布和趋势㊂四㊁研究结果(一)总体结果中国知网在线检索结果显示,2000年至2019年间‘中国翻译“共发表理论文章1222篇㊂分类(含子类)如下:A类:西方翻译理论研究(A1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㊁述评和西方翻译家访谈;A2运用西方翻译理论的原则㊁方法或范式来阐释各种翻译问题;A3西方翻译史研究)㊂B类: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B1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思考㊁评析㊁运用和中国翻译家访谈;B2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发掘整理;B3中国翻译史研究)㊂C类:翻译实证研究(C1基于观察㊁实验和调查问卷的实证性研究;C2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㊂D类: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D1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D2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传播;D3翻译与跨文化交际)㊂E类:翻译教学研究(E1口笔译教材㊁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E2MTI课程的思考㊁设计和优化)㊂表1㊀各类别(子类)文章发表情况总表类别(子类别)A类B类C类D类E类A1A2A3B1B2B3C1C2D1D2D3E1E2数量22624513274457650262152809321总数/占比484/39.61%395/32.32%76/6.22%153/12.52%114/9.33%㊀㊀如表1所示:西方翻译理论研究(A类)论文共计484篇,占总数的39.61%;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B类)论文共计395篇,占总数的32.32%;翻译实证研究论文(C类)共计76篇,占总数的6.22%;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D类)论文共计153篇,占总数的12.52%;翻译教学研究(E类)论文共计114篇,占总数的9.33%㊂由此可见,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21世纪头20年以来整体上表现出如下态势(见图1):首先,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备受学界青睐和重视,其论文产出占据了最大比例㊂其次,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也受到了特别关注,在论文产出比例当中位居第二㊂学者们在积极引进西方理论原则与方法的同时,也不忘思考并发展中国本土翻译理论㊂再次,翻译与文化传播和翻译教学研究也是译学界关注的热点㊂翻译与文化传播是个长盛不衰的话题,针对翻译教学的讨论也十分活跃,翻译实证研究则逐渐兴起,方兴未艾㊂图1㊀各类别文章发表情况此外,每个子类研究在整体上表现如下: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和述评和西方翻译家访谈(A1子类)㊁西方翻译理论的原则㊁方法和范式的应用(A2子类)以及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思考㊁评析㊁运用和中国翻译家访谈(B1子类)这3个板块共同构成了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大半个江山,其论文产出占比高达60.97%㊂翻译与跨文化交际(D3子类)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传播(D2子类)是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关注的重点;而口笔译教材㊁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E1子类)则是翻译教学研究的主要侧重点㊂基于观察㊁实验和调查问卷的实证性研究(C1子类)和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C2子类)论文产出只占很小的比例,单从数量来看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发展趋势㊂(二)年度分析结果1)总体发展脉络和趋势对比每个研究类别的年度发展变化,可以发现近2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总体脉络和趋势(图2):图2㊀五大类别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首先,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和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共同占据了过去20年中国翻译学研究的主战场㊂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从2000年到2009年保持了稳中有升的发展势头;但2009年以后则有所起伏,虽然仍处于核心地位,但整体波动较大㊂从2000年到2011年,学界对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显著强于中国翻译理论㊂但从2012年开始,对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关注则超越了西方翻译理论㊂其次,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的总体走势是平稳增长:该类别虽然在2000年到2010年间变化波动不大,但从2010年起则稳步攀升㊂翻译教学研究则常年保持一定热度:该类别从2009年起迅速升温,到2013年达到高峰,其后又渐趋平稳㊂总之,这两个类别在过去20年里始终是研究热点之一㊂翻译实证研究则从无到有,2003年以前一片空白,从2004年起其关注度则逐渐攀升㊂2)详细发展脉络和趋势对比每个子类别的年度发展变化,可以发现近2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详细脉络和趋势:其一,西方翻译理论的引介㊁述评和西文翻译家访谈(A1子类)以及西方翻译理论的应用(A2子类)的研究呈锯齿状分布(见图3),表明它们虽然都是研究热点,但年度变化冷热不均㊂2007年以前,A2子类研究明显强于A1子类,但随后两者基本上交替上升下降,最后又归于平衡㊂西方翻译史研究则是处于刚刚起步的状态㊂图3㊀A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A1 A3)其二,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思考㊁评析㊁运用和中国翻译家访谈(B1子类)的研究逐年走高(见图4),特别是2011年以后的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A1和A2子类㊂中国翻译史研究(B3子类)似乎受到了特别重视,逐年走高㊂然而,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研究则萎靡不振,除了个别年度有所收获外,基本没有什么进展㊂图4㊀B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B1 B3)其三,翻译实证研究2003年以前一片空白,尤其是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C2子类)更是从2009年起才有所起色(见图5)㊂基于观察㊁实验和调查问卷的实证性研究(C1子类)2003年后获得发展,但其论文产出还是大起大落;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有所进展,但其成果仍然很不突出㊂图5㊀C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C1 C2)其四,西方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传播(D1子类)似乎一直不受关注,20年来鲜有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译介传播(D2子类)从2008年以后则受到了极大关注,其研究成果节节攀升㊂翻译与跨文化交际(D3子类)曾经是研究热点之一,但2010年以后渐趋平缓(见图6)㊂图6㊀D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D1 D3)最后,关于口笔译教材㊁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E1子类)的研究一直都有成果产出,并且在2009年到2013年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见图7)㊂MTI课程的思考㊁设计和优化(E2子类)的研究从2009年起异军突起,到2013年达到高峰,随后逐年平稳下降㊂图7㊀E子类年度变化对比折线图(E1 E2)(三)高频关键词和高引用文章分析1)高频关键词分析考察表2和图8,可知过去20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热点涉及领域多㊁跨度大㊁范围广㊂主要研究热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表2㊀高频关键词统计表关键词频次关键词频次关键词频次关键词频次翻译228翻译理论19误译13主体性11翻译研究66诗歌翻译18语料库13策略11文学翻译45法律翻译18翻译硕士教育13意义10翻译策略42口译研究17规范12忠实10英译38同声传译17翻译标准12汉译英10翻译教学35归化17语言服务12翻译原则10译者28方法论14翻译能力11翻译伦理10口译22口译教学14翻译史11翻译过程9异化21译介14意识形态11语境9翻译学21汉英翻译13机器翻译11隐喻9图8㊀高频关键词柱状分布图㊀㊀A.西方翻译理论研究㊂西方理论的研究范式和术语,例如异化(21)㊁归化(17)㊁方法论(14)㊁规范(12)㊁意识形态(11)㊁主体性(11)㊁忠实(10)㊁翻译伦理(10)㊁语境(9)和隐喻(9)等出现总频次高达124次,可以说炙手可热㊂B.翻译教学和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㊂翻译教学(35)和翻译硕士教育(13)达到了相当高的出现频次㊂这与前文所得出的分析结果 翻译教学研究则常年保持一定热度 相吻合;而文学翻译(45)和译介(14)则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㊂这与前文D2子类 从2008年以后则受到了极大关注 和D3子类 曾经是研究热点之一 相互印证㊂C.语料库(13)也占据了一定的出现频次,但其热度还不十分显著㊂这与前文语料库量化研究成果 仍然很不突出 也形成了相互照应㊂2)高引用文章分析考察表3,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热点涉及的主题和其受追捧的程度:表3㊀论文最高引排序表论文名称引用频次论文名称引用频次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2179类型与策略:功能主义的翻译类型学592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1513跨文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问题579坚持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做好外宣翻译工作1473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569续表3论文名称引用频次论文名称引用频次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1346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568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1304儿童文学翻译刍议556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1282文本功能与翻译策略530生态翻译学解读1197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527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1030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和翻译策略研究:以葛浩文为例515谁是翻译主体948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与前景505文本类型理论对翻译的启示866多元系统论495翻译选择的目的性820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域487选择与适应:语用顺应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806伽达默尔哲学阐释与翻译研究478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736原作意图与翻译策略460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726关联理论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456口译训练:内容㊁模式㊁方法707翻译研究: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转变445文学翻译的接受美学观699翻译与意识形态研究:拓展跨文化对话的空间435翻译方法应以归化为主647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433也谈归化与异化636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424译员知识结构与口译课程设置607解构忠实:翻译神话的终结409认知语言的翻译观604法国释意理论:质疑与探讨384㊀㊀首先,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一枝独秀㊂其研究热度㊁可及度和认可度都显著高于其他类别研究㊂在所有40篇论文中,有27篇属于这一类㊂排名前10位的高引论文中,有5篇属于此类,前20位中有12篇,前30位中有19篇㊂ 归化㊁异化㊁意识形态㊁功能主义㊁文本类型㊁语用顺应㊁接受美学㊁哲学阐释㊁关联理论㊁多元系统以及后殖民视角 等主题已然席卷了整个中国翻译研究空间㊂其次,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热度和可及度㊂在高引论文当中,也出现了众多此类论文,例如 中国的文学翻译 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 以及对翻译主体的讨论㊂还有从崭新的视角看待翻译本质的论文,例如 生态翻译学解读 和 生态翻译学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 ,而且引用频次还非常高㊂这与前文的分析结果 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也受到了特别关注 保持一致㊂最后,翻译教学类论文在最高引排行榜上也十分引人注目,其研究成果的可及度和接受度可见一斑㊂例如 口译训练:内容㊁模式㊁方法 译员知识结构与口译课程设置 和 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与前景 这3篇论文的引用频次十分靠前㊂五、讨论与建议(一)讨论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过去20年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整体上呈现出 三强三弱 的特点,即西方理论强,中国理论弱 现代理论研究强,传统理论研究弱 理论性研究强,实证性研究弱 ㊂另外,各个理论子板块研究的活跃程度随着时间变化也有所波动㊂下文结合这些特点产生的学术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语境化的分析,以阐明其背后的动因㊂从学术背景来看, 西方理论强,中国理论弱 的特点很可能是两者之间发展程度严重失衡造成的㊂西方翻译理论借鉴了包括语言学㊁文学㊁哲学㊁文化研究㊁美学㊁认知科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发展出了一个较为科学而严谨的理论体系,可以多角度㊁跨学科地阐释整个翻译过程㊂例如语篇语言学和语用学理论可以用来解释翻译过程中语言转换的问题;意识形态㊁多元系统㊁翻译规范㊁后殖民等文化学派理论可以从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揭示翻译行为背后的各种操控因素;阐释学理论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可以揭示翻译过程中原作㊁译者和译作三者之间的关系;关联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又可以从人类思维层面解释翻译现象㊂反观中国本土翻译理论却远未达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程度,缺乏逻辑性㊁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难以用来指导翻译理论或实践中遇到的纷繁复杂的难题㊂这样,学界自然会青睐一个成熟可靠的理论体系,并推广运用,从而形成了目前 西强中弱 的理论格局㊂ 现代理论研究强,传统理论研究弱 可能是由于传统理论的现代阐释转换不易,或者过于抽象㊁笼统,并不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㊂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见诸古代佛经翻译的序㊁跋㊁例言或评注之中,例如,唐玄奘的 五失本 三不易 求真喻俗 等等㊂它们以零散的方式存在于古籍当中,不成体系㊂严格来说,它们还只是翻译经验而非翻译理论㊂(周忠良2016)要发掘整理这些古代文献不仅耗时耗力,而且可能收效甚微,不如直接从现代翻译实践中提炼出合适的理论并加以运用更为方便㊂ 理论性研究强,实证性研究弱 则可能是实证性研究自身的特点造成的㊂一般来说,自省式㊁归纳式的理论思考总是先于实证研究㊂先是有了理论总结或假设,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㊂这样就会在大规模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之间形成一个时间差,似乎前者总是要先于后者达到繁荣㊂语料库翻译学是翻译实证研究的代表,但是由于起步晚㊁数据采集和分析时而会遇到困难㊁研究周期长等不利因素,造成了当前翻译实证研究明显落后于理论研究的状况㊂从年度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2010年前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以及翻译教学和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逐渐兴起㊂这是 三强三弱 总体格局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㊂从社会文化背景来看,这个特点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官方政策的扶持㊁对自身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断加深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等因素㊂首先,2012年以后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研究赶上甚至超越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官方大力提倡挖掘中国自身的翻译理论,给予了项目申请和出版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学界意识到了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㊂近年来,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少原创翻译理论,例如变译理论㊁玄翻译学㊁大易翻译学㊁和合译学理论等等㊂其中,生态翻译学理论首次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解读翻译本质,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㊂从高引文章分析来看, 生态翻译学解读 和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 2篇文章被引频次竟都达到1000次以上,其热度和认可度可见一斑㊂这表明中国学者从一味追捧西方翻译理论回归到了理性,开始专注于本土翻译理论的建设㊂其次,翻译教学类研究从2009年起成为热点之一,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㊂这也归因于官方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层次翻译人才的需求在政策上的扶持㊂自2007年以来,MTI学位教育在全国开展得如火如荼,其课程设置㊁教材和教法的研究也火爆起来,从而大大增加了翻译教学研究的热度㊂再次,翻译与文化传播类研究自2011年起稳步攀升㊂这与官方政策的支持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密不可分㊂由于中国政府大力实施 中国文化走出去 工程,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自然成为研究热点㊂特别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学界更是聚焦于这方面的讨论㊂(二)建议上节 三强三弱 的讨论实际上暴露了当前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存在的不足㊂一言以蔽之,就是 中西理论话语生态失衡 (周忠良2016:89)现象㊂中国学界似乎已经习惯于臣服于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学会了用洋话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其演讲的主题㊁措辞㊁腔调已然全盘西化㊂长此以来,离开了西方翻译理论话语,中国本土翻译研究大厦就会轰然垮塌,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核心理论支撑㊂这个状况必须改变㊂为此,本文强烈呼吁建立中国自身的翻译话语体系,以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为依托,融合西方理论话语中积极的成分,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翻译理论话语体系㊂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 三结合 ,即古今理论话语相结合㊁中西理论话语相结合㊁ 引进来 与 走出去 相结合㊂古今理论话语相结合,就是在现代学术话语规范的指引下,将中国传统典籍中蕴含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进行现代阐释和转换,为现代翻译理论研究服务㊂这方面已经有学者做出了探索和尝试,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例如朱志瑜(2001)将中国古典玄学中的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 进行现代转换,发展出了神。
20世纪中国最受欢迎的十本外国文学译作(含原版下载)近读大陆学者邹振环的一本著作,名叫《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颇有学术价值,内中提到不少鲜为人知但影响深远的译作,诸如《昨夕闲谈》(近代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百年一览》(直接影响近代中国的乌托邦思想的小说,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泰西新史揽要》(晚清最风行的西洋史读本)等,也引发了我个人在这方面研究的兴趣。
其实,中国近代文学史受翻译文学的影响极大,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翻译都直接促进了新文学的创作,但至今尚未受到重视。
此处我权且举出20世纪中国最受欢迎的十部通俗西洋的小说的翻译,纯属个人的主见,而非研究成果。
一、《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下载此书】这可能是本世纪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西洋小说,文言和白话的版本,不下五六种,甚至有人(如程小青)改写福尔摩斯和亚森罗苹斗智的小说,惟妙惟肖。
二、《巴黎茶花女遗事》(流传最广泛的译名《茶花女》)【下载此书】这本林琴南翻译的小仲马小说,最早出版于1899年,可谓整整影响了半个世纪,我幼时读此小说,对其古文不甚理解,最近重读,才发现林琴南的文采,不愧为古文大家,其文采不在一般才子佳人小说家之下,难怪当年可以雅俗共赏。
我至今听西洋歌剧《茶花女》时,脑海内尚残留林译“原作”的影子。
三、《黑奴吁天录》(流传最广泛的译名《汤姆叔叔的小屋》)【下载此书】又一部林琴南的译作,誉为“一部影响中国历史的译作”出版时适逢美国制定法律歧视华工,遂成为激励中国人“爱国保种”的重要文献,后被春柳社改编为中国第一出话剧。
四、《基度山恩仇记》(流传最广泛的译名《基督山伯爵》)【下载此书】这本大仲马的著作才是我幼时最喜欢的读物,读来废寝忘食,竟获父亲批准,原来他也酷爱此本小说。
译者时伍光建。
另一本《侠隐记》即是后来的电影《三剑侠》和《新三剑侠》的原本,都是西洋江湖武侠故事,难怪令人着迷。
五、《飘》【下载此书】傅东华译,即是改编成电影的《乱世佳人》,此本小说译笔之佳,值得大书特书,且把人名华化,如把Scarlett O’Hara译为赫丝嘉、 Rhett Butler译为白瑞德,更是神来之笔。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是2009-11出版的一本图书。
《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为《十七年及文革卷》,书中分为翻译事业的组织与建设、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翻译的新高峰、“文革”前的亚非拉文学翻译等内容。
《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斥十年之功,精雕细刻而成。
全书凡六卷,分别为“近代卷”、“五四时期卷”、“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三四十年代·俄苏卷”、“十七年及‘文革’卷”、“新时期卷”,从翻译文学的角度,画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流变的路线图。
2019年第2期 总第244期-168-SHANXI ARCHIVES 20世纪初中国翻译文化的历史嬗变研究*彭惠玲(桂林理工大学 广西桂林 541002)摘 要:在中国翻译事业中,文化典籍英译为重要组成部分。
而20世纪为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历史的分水岭,能够使文化典籍英译走势得到较好展现。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在对中国文化典籍内涵进行解读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析,以体现20世纪对文化典籍英译发展的重要性,最后从译者多元化、载体多样化、方法多维化发展三个角度对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走势进行了探讨,为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走势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652(2019)02-0168-003在中国社会繁荣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将文化实力当成是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而中国文化典籍承载着中华文化精髓,其英译发展将给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产生重要影响。
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发展开始加速,为民族文化传播与发展创造了机遇。
因此,还应加强20世纪中国文化典籍英译的走势研究,以便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
一、中国文化典籍释义在词典中,“典籍”为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泛指古代图书。
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典籍不仅是载体,同时也是内核,是经受过悠久历史考验和筛选而遗留下来的文献与典册,在民族文明进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正如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一样,中国文化典籍涉及历史哲学、科技、兵学、文学、法律、宗教等多个领域,是各学科的经典作品,得到了历史上各代学者的传播、增补、阐释和研究,是民族的宝贵财富。
作为国家传统文化的载体,典籍对中国古代先贤的智慧和思想进行了汇集,能够展现出民族数千年的精神与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1]。
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中国文化典籍将成为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能够使世界各国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渊源,使民族“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文化观、世界观得到传播,在展现民族个性的同时,完成强大国家形象的塑造,继而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奠定扎实的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 tal Normal University2009年第2期(Social Sciences Edi tion)(总第187期)文学翻译研究论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直译0、/意译0之争陈 言摘 要: 豪杰译、硬译、直译、意译是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采用的基本方法。
/豪杰译0流行于清末民初,是指对原作的各个层次作任意改动,如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及译者的随意发挥。
五四前后,鲁迅等人根据现实需要,强调准确地引进异质文化,因而在翻译方法上主张/硬译0和/直译0。
有人则坚持/意译0。
学界因而掀起了旷日持久的直译意译之争。
实际上,/直译0、/意译0是译事中一种基本手段的两个方面。
本文重点描述了20世纪不同阶段/直译、/意译0论争的情况,并致力于理论构建。
梳理直译意译之争是研究中国传统翻译的起点。
现代翻译史还表明,每一次有关/直译0、/意译0的论争都推动了中国文学翻译水平和翻译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直译;意译;豪杰译;硬译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2-0095-08收稿日期:2008-12-25作者简介:陈言,女,江苏宿迁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北京 100101)明末清初的翻译家,无论是懂外语的周桂笙、陈鸿璧、戢翼,还是不通或基本不通外语的林纾、梁启超、包天笑,他们均采取译述或随意翻译的方法,其特点是误译、删节、改译、替换、改写、增减到处可见,甚至为了表达自己意旨不惜改造原文,学界一般称之为/豪杰译0。
/豪杰译0流行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急于输入西方文明和新思想,作为政治家的译者、报刊编辑,常常会根据中国社会现实需要来改动原作。
其次,文学本体意识薄弱。
文学往往被看成是改良社会和救亡图存的工具,目的是一切,手段以目的为转移,是否忠实于原著也就无关紧要。
《20世纪中国翻译史》计六十余万字,是迄今为止我国唯一的一部叙述我国二十世纪翻译历程的史书。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清末民初时期的翻译活动;民国时期的翻译活动;建国后的翻译活动。
该史将翻译活动视为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是促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故而不局限于对翻译活动的展示,也旁及产生翻译活动的环境。
本书力图以宏观的角度剖析翻译的实质,以历史的实例为佐证张扬翻译的魅力,充分论述翻译的综合价值及社会影响。
第一部分管窥清末民初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讲述翻译在其中所起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作者根据梁启超、严复和林纾做出的卓越贡献,首次提出应将他们称为那个时期的译坛“三杰”。
梁启超被列于榜首;他虽年纪最轻,译的作品最少,但他创办大同译书局,培养翻译人才,以政治影响翻译事业,故而所起的作用最大。
“三杰”积极引进西学,帮助国人了解西方人的生活,了解西方社会先进的政治体制及社会制度,从而激发国人变革的思想。
该部分还用大篇幅介绍了清末民初的科学翻译、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戏剧翻译,并叙述了中国文化在域外传播的情况。
民国时期,我国的翻译事业蓬勃发展,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刘半农、郑振铎、曹靖华、董秋斯、朱生豪、梁实秋、傅东华以及梅益等翻译大家的活动,把翻译事业推向了辉煌的巅峰。
此际西学东渐风气日炽,许多学子负笈欧美,译著颇丰,门类包括诗歌、小说、剧本等,译著按国别划分为苏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等。
这一时期是全书叙述的重点,所列举的译者译著最多,占的篇幅最大。
第三部分展示建国后的翻译活动,介绍了师哲、巴金、李良民、刘伯承、楼适夷、高值、刘宓庆、焦菊隐、丰子恺、文洁若、成仿吾、郭大力、飞白、荣如德、杨武能、黄龙、罗新璋等杰出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详尽叙述了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对苏俄文化、日本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北美文化、英国文化以及印度等弱小国家文化的译介情况。
该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浓墨重彩地阐述中国翻译理论的构建情况,把“信达雅”、“硬译”、“学、思、得”等散落在各处的“珍珠”穿缀起来,形成一个体系,熠熠生辉。
概括20世纪前后中国翻译书籍的变化
纵观20世纪,在中国出现了两次显著的翻译高潮,即20世纪初叶的第三次翻译高潮与20世纪末的第四次翻译高潮.两次翻译高潮有许多历史文化上的相似点.首先,在翻译高潮到来之前,二者都经历了文化真空期.其次,由于社会的转型,二者所处的历史要求大量输入西方文明.因此,出现了翻译的繁兴.在第三次翻译高潮中,翻译小说开启了翻译文学的新纪元,引领了小说文类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小说在中国"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边缘地位,带动了中国新文学系统的构建,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其历史价值不容低估.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翻译小说却在20世纪末退居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 传统翻译研究注重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无法解释复杂的翻译现象,尤其是文学翻译现象.鉴于此,本文从多元系统理论的视角,把翻译小说置于历史﹑文化的语境中加以考察,分别对两个时期的翻译小说地位进行历史,动态的描述,进而分析其原因.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的假说,在考察一个事物时,都离不开与之异质的事物.因此在具体的梳理,分析过程中,不仅仅只是单纯地根据翻译小说在两个时期的发行数量来断定其位置的中心或边缘,而且还以当时与之异质的本土小说为参照点,全面地来阐释翻译小说的地位.。
二十世纪英汉翻译在中国的发展一、晚清及戊戌变法时期翻译的发展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又蕴藏潜力。
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迅速更迭使得传统的社会准则退出历史舞台,各种新事物应运而生。
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翻译领域,向西方学习以求得出路。
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国内的学者一直抱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对国外的语言及文化并没有过多的兴趣,更不愿向西方学习。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几乎都是一些非汉语母语者在从事着从外文到汉语的翻译,而汉语母语者只是协助他们翻译或者与其合作进行翻译。
由于当时一直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到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军事显然已落后于世界,屡屡战败于西方列强及日本。
战败后,随之而来的震惊、屈辱使得清政府改革派及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引进学习西方的地理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等等学科。
该时期即洋务运动时期。
与洋务运动的口号相吻合,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也主要是集中在“自强”与“求富”为目的的译著。
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外国知识的学习由漠然变为趋之若鹜,并逐渐开始有汉语母语者开始专门从事翻译的实践,甚至出现以严复为代表的汉语母语者深入翻译工作。
这一时期的翻译的诸多作品对中国思想进步的人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了国内文化由腐朽到崇尚民主和自由的深刻变迁。
二、新小说运动与小说的翻译随着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清政府内部的改革派被守旧派所压制。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年轻的维新改革者开始向平民大众寻求支持。
随后发起了新小说运动,该运动使得作为明清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小说,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小说由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意义,成为一方民族复兴的良剂。
一方面,通过小说的教化作用来实现社会变革在西方有过成功的先例。
另一方面,此时的小说对于大众的影响以及其普遍性远远超出古典文学及历史文学,并且对于大众的思想及生活习惯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小说被视为民族振兴的一种理想途径。
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翻译活动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中文翻译活动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和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国国家面临着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挑战,这些
挑战使得翻译工作成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
在这个时期,翻译工作主要是为了传递国外的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
以帮助中国现代化建设。
同时,翻译也是为了向外界展示中国,向世界传
递中华文化的信仰和价值观。
20世纪上半叶的中文翻译活动主要分为两个时期:早期和晚期。
在早期,主要是以文化翻译为主。
许多著名的文化作品,如《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等都被翻译成了英文、法文、俄文等多种
语言。
这些作品的译者不仅仅是将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更是将中华文化
和哲学价值观传递给了海外读者,为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奠定了
基础。
在晚期,中国开始接触到现代科学技术,因此翻译工作也开始向科技
翻译转变。
这一时期,翻译人员主要负责翻译现代科学教材和学术论文等
重要文献。
这些翻译文献的推出,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促
进作用。
总之,20世纪上半叶的中文翻译活动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学术研究
和国际合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个时期的翻译工作,不仅帮助中国与其
他国家的文化和科技交流,也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20世纪50年代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背景
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文学研究领域,起初只作为文学批评。
这-领域的研究始于英国大学和成人教育领域的学者的一系列著作的出版,在《文化与社会》中,Williams 指出,世界纷繁复杂,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完全了解它,因此也就没有哪种观点是有绝对优势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不是旧的梦想中那个简单的重于一切的社会,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需要不.断地调整和重新描绘,一个人不管多么有天赋,要想参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太过繁杂。
中国出版学术文化读物的企业有不少都还处于小混混坐堂、油滑刁钻的奸商掌权的状况,有儒商之志的果麦吹起了出版者提升自我学术格调与文学品位的新风,必然会带动中国出现更多的“商务”、“中华”,法国的“伽里玛”,英国的“牛津”、“企鹅”,美国的“时代”等等这类真正现代的先进出版机构,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要经历的。
果麦开了一个良好的头,其意义不能小看。
参加这次学术盛会的有当代近50位著名翻译家。
其次,果麦通过此举不仅创建了一个“译道化境论坛”,竖起了旗号,推出了实质性的成果《化境文库》第一辑,通过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翻译的蓬勃发展与学术文化翻译的丰硕成果,精选出一批翻译精品,展出了优秀的译品,提出了范例,对今后的文学翻译工作也会有启发作用与昭示意义。
20世纪50年代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特点背景“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台湾翻译史研究管窥”中,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两岸历经40多年对峙,同时形成了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新知识范畴,大陆、台湾与香港译坛学界互相隔膜。
梳理方豪的明清之际西书中译史研究,释道安、张曼涛、裴源与王文颜的中国佛典翻译和刻印史的研究。
20世纪60—80年代的近代西学翻译史研究,以及1990年代的大陆和台湾的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的研究,指出1949年后的台湾翻译史研究是民国学术的继承者,在20世纪60—70年代末期大陆学术发展不正常的阶段,台湾地区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相对活跃。
这些扎实的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为中国翻译史研究借鉴欧美的翻译理论作了衔接工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填补了一段空白,使中国台湾与大陆在1980年代之后接续了学术之间的学脉关联,提供了建构中华翻译史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香港翻译史研究举隅”中,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严肃的学术在香港没有市场,香港社会也不重视中文翻译与中文写作。
1960年代,在严肃的汉文学术论著尚受冷落的环境下,出现了韩迪厚的《近代翻译史话》和罗香林关于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论著等,实在令人鼓舞。
该章主要讨论了韩迪厚《近代翻译史话》、曾锦漳《林译小说研究》、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和《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两部重要的译书目录,以及香港的中文《圣经》翻译史研究、董桥《翻译与“继承外国文学遗产”商兑》等论著,据此管窥20世纪50—90年代末香港翻译史研究的某些特点。
大陆在20世纪50—60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失去了正常学术研究的状态下,香港地区出版的这些翻译史著述,接续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传统,将近代翻译史重新作为一个专门论题提出,并以单行本论著的规模对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史、香港区域翻译史和《圣经》翻译史详加讨论,这些代表性的研究,在香港既绵延了中国的学术传统,也开发了以英国学术为核心的西方学术传统。
特殊年代的特殊友谊--1960年代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文化援
助
孔寒冰;张卓
【期刊名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年(卷),期】2015(000)002
【摘要】1960年代初期,中苏两国关系恶化,东欧国家中只有阿尔巴尼亚选择支持中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深厚的友谊。
中国方面,除了对阿尔巴尼亚经济资助、政治支持外,还签订了文化援助合同,派遣优秀文化教育工作者到阿尔巴尼亚进行文化支援。
本文是对到阿尔巴尼亚教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蒋祖慧编导、教钢琴的陈比纲教授和教授英语的张载梁教授的口述实录。
三位文化教育工作者从工作经历、异国印象、与阿方关系、生活娱乐等方面回忆了文化支援阿尔巴尼亚的历史事实与体会感触,从文化层面展示了特殊历史时期两国的“蜜月”关系。
【总页数】11页(P71-81)
【作者】孔寒冰;张卓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1;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阿尔巴尼亚语部北京1008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1;D5
【相关文献】
1.政治文化语境与20世纪30年代特殊文学文体的盛行 [J], 朱晓进
2.一套特殊年代发行的文物邮票--编66-77《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邮票 [J], 吕素忠
3.女性特殊哀情影片的生产与跨地文化传播r——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生态视域中《奇女子》的生产与传播 [J], 徐文明;韦礼楠
4.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黄皮书" [J], 王友贵
5.中国现代土地关系史上的一个特殊篇章——也谈20世纪20至40年代闽西地区土地关系的演变 [J], 苏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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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10年5月May. 2010第21卷第3期VOL.21 NO.3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黄皮书”内容提要:本文考察1960-1978年翻译文学史上一个奇特现象。
这便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度影响不小的“黄皮书”。
本文检讨这套书的缘起、目的、选目方式、翻译和出版,最后分析了这套书的接受、影响和特别作用。
关键词:“黄皮书”;翻译选择;接受;特殊作用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0)03-0043-05王友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一、文化怪胎“黄皮书”:缘起与目的“黄皮书”乃中国1960-1978年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文学产品。
因其封面十分简单,常用黄色胶版纸作封面封底,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故俗称“黄皮书”。
其中不乏后来发生深刻影响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
它的存在表明1960-76年的中国一方面拒绝包括苏联在内的当代欧美日外国文学,否认其合法性,拒绝与之公开发生关系,别一方面又有压不住的强烈翻译需要。
有趣的是,其中不少译著到80年代摇身一变“扶正”了,从“内部”到“公开”;其中部分作品给特殊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黄皮书”缘于中苏两党生重大分歧之初。
其前身是分歧初起之1957年便开始选译的“内部参考”作品,如苏联的《不单单是面包》(1957)。
与其前身相对应者,是1957年3月1日《参考消息》由刊物变为报纸,4开4版。
“黄皮书”作为批量翻译的书籍,其正式启动略晚一点,在59年12月至60年1月北京新侨饭店的一次会议上启动[1],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编辑部奉命编选《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陆续出版。
“黄皮书”前后历时约19年,正式启动前的1957-59年可谓预备期,文革初期4年(1967-70)停译,1977-78年是其尾声。
作者: 刘庆元
作者机构: 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上海200062
出版物刊名: 广西社会科学
页码: 140-143页
主题词: 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文化语境
摘要:过往的翻译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20世纪20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研究成为一部断代史。
20世纪20年代初期,多个文学团体的相继成立及各种文艺刊物的加盟,拓展了翻译文学的新局面。
东欧、北欧的现实主义及浪漫主义名著介绍,形成了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高潮。
以政治意识和人本主义思想为取向的20世纪20年代的翻译活动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翻译文学的发展。
1.中国的翻译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哪些阶段?每个阶段有什么特点?答:1)语文学阶段特点:特点: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既没有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也没有现代文艺学理论的指导,翻译活动和文艺创作活动都看成是一种灵感与悟性的表现,认为禀赋天成,侧重于译者的天生资质,不注重规律性的研究与探讨。
2)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形成了以语言学研究为中心的翻译研究热潮。
a.认为语言具有普遍的表达力,用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b.对形式和内容的二分法,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内容上。
c.把语言看成是由几个深层格构成的结构。
不足:a、过分强调语言的共性,忽视了差异性。
b、增强了二元对立的思想,并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突出了其中的一元,如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突出了内容,从而忽视了语言的多层面性,在主客观二元关系上,突出了语言规的客观性,而忽视了言语者的主体性,也根本没有考虑言语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和规范性,形成了语言逻各斯中心。
3)、后结构主义翻译研究阶段特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辜正坤教授提出的“多元互补的翻译标准”。
---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走向多元性研究的信号和标志。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国的翻译研究有些消沉,发展方向也不明显,有向外散开的多元趋势---沉寂期,转型期多元发展趋势之中,有一种趋势逐渐形成较大的势力,那就是沿着西方文论发展的趋势,从结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在此以后,越来越多的翻译研究集中到解释哲学方面的研究,这时西方的苏珊·巴斯奈特、拉菲弗尔、瑞里、斯纳尔·霍恩比等人建立的翻译研究学派的译论逐渐引进,取代了奈达翻译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
4.西方翻译研究中的“三大突破”和“两大转向”各是什么?三大突破: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
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
43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10年5月May. 2010第21卷第3期VOL.21 NO.3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黄皮书”内容提要:本文考察1960-1978年翻译文学史上一个奇特现象。
这便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度影响不小的“黄皮书”。
本文检讨这套书的缘起、目的、选目方式、翻译和出版,最后分析了这套书的接受、影响和特别作用。
关键词:“黄皮书”;翻译选择;接受;特殊作用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0)03-0043-05王友贵(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510420)一、文化怪胎“黄皮书”:缘起与目的“黄皮书”乃中国1960-1978年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文学产品。
因其封面十分简单,常用黄色胶版纸作封面封底,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故俗称“黄皮书”。
其中不乏后来发生深刻影响的当代外国文学作品。
它的存在表明1960-76年的中国一方面拒绝包括苏联在内的当代欧美日外国文学,否认其合法性,拒绝与之公开发生关系,别一方面又有压不住的强烈翻译需要。
有趣的是,其中不少译著到80年代摇身一变“扶正”了,从“内部”到“公开”;其中部分作品给特殊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黄皮书”缘于中苏两党生重大分歧之初。
其前身是分歧初起之1957年便开始选译的“内部参考”作品,如苏联的《不单单是面包》(1957)。
与其前身相对应者,是1957年3月1日《参考消息》由刊物变为报纸,4开4版。
“黄皮书”作为批量翻译的书籍,其正式启动略晚一点,在59年12月至60年1月北京新侨饭店的一次会议上启动[1],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编辑部奉命编选《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陆续出版。
“黄皮书”前后历时约19年,正式启动前的1957-59年可谓预备期,文革初期4年(1967-70)停译,1977-78年是其尾声。
其正式批量翻译在60年代初。
最初推出的“黄皮书”并非黄皮裹身。
据参与其事的秦顺新回忆,出了十几本“内部发行”之后,主其事的林默涵找人文社总编韦君宜商量,建议统一采用不显眼的土黄色作封面,人文社照办。
后来文化界、读书界袭用“黄皮书”专指60-70年代翻译的“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书(不过70年代始见白皮、灰麻麻的纸作封)。
它前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上海方面偶尔参与,具体由人文社的副牌“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充任出版者;后期上海方面参与程度高,与人文社共同负责。
“黄皮书”仅是皮书系列内的一大类,类似的还有“灰皮书”,译著更多。
“灰皮书”指内部翻译的“修正主义”和欧美历史、传记、政治、理论等社科著作,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商务、中央编译局、世界知识出版社参与其事,当时人民社的副牌“三联”亦参与。
出版界资深文化人陈原先生这样描述非常时期的这两类书[2]:六十年代初,反修的热浪席卷全国,出版了两套很别致的所谓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一套用灰色纸作封面封底,习惯上称之为“灰皮书”,一套用黄色纸作封面封底,叫“黄皮书”。
灰皮书收录社会科学论著,包括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等人的著述或评传;黄皮书则收录所谓“修正主义”文学作品。
承担“灰皮书”部分任务的原商务负责人陈翰伯先生曾经在文革中一份交代材料里谈及这个任务的缘起:“1961年底或1962年初钓鱼台反修小组,康生同志通过包之静要几收稿日期:2010-01-15 *基金项目:本文是广东省“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人文学中心建设—比较视野的文学通化研究》子课题“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家翻译群体研究”(项目编号:GDUFS211-2-00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友贵,男,四川成都人,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国文学,中国20世纪翻译文学史,翻译史,文学翻译。
总第21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44个出版社组织大批人力,赶快配合反修斗争的书,供中央参考。
”[3] 陈翰伯回忆的时间有误,晚了一年,因1961年已有“灰皮书”问世。
比二陈更了解前后经过者有一人,即时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李曙光(黎之)。
他亦参与其事,且从直接领导机构中宣部的角度,也就是从发起、领导一方的角度回忆“黄皮书”之缘起[4]:为了及时地向中央反映二十大后苏联、东欧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领导上让我找陈冰夷、叶水夫等专家,由他们组织力量收集编译这方面的材料。
有的在《世界文学参考资料》(内部刊物)上发表,有的整理成专题材料;有时根据领导意图提供有关材料。
陈、叶等许多专家作了大量工作,后来还编了几十本各国新潮文学作品和有关理论著作,内部发行(称为“黄皮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另据人民社负责“灰皮书”的编辑之一张惠卿回忆,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
中央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出版一批相关书籍[5]。
“反修小组”组长是康生。
上述4人的回忆,清楚指明两套书的缘起与目的,是要直接了解苏共20大之后的苏东各国和世界新的思想文化动态。
由此,我们了解到,中国文艺界在“反帝”同时又多出一个“反修”任务。
两套“皮书”范围相异,目的相同,即配合“反帝反修”斗争,为领导干部提供“反面教材”,让高级干部和文艺界领导不至于像新侨饭店会议上周杨说的对苏联“一知半解”,对欧美“一片漆黑”[6]。
二、“黄皮书”的选择、翻译和出版“黄皮书”作为一项政治文化工程,从中央到出版社到学术机构皆配有负责人。
中宣部由副部长林默涵总其责;人文社由副主编孙绳武、秦顺新负责,孙负责挑选作品、看材料,秦亦看材料;还有《世界文学》副主编陈冰夷、叶水夫和文学研究所的专家参与选目,提供意见。
李曙光(黎之)协助林作协调、联络。
作协为此专门成立“外国文学工作小组”,由陈冰夷负责[7]。
选材范围,最初紧盯苏联,后来林默涵敦促进一步扩大选题,适当翻译资本主义国家尖端的、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作品。
头一本“黄皮书”何时问世,迄今无法确定。
主要原因是上文说过的最初不用黄皮作封。
能够确定的,是这套书经历了两个阶段①。
前期从1960到1966年,后期从1971至1978年。
两期起止的直接诱因盖出政治,并非文学。
对“黄皮书”关注最多、调查颇多的张福生先生认为,前期主要是1962-1965年[8]。
根据我的调查,他所说的“主要”是指最活跃的几年。
最早问世的“黄皮书”之一,是《山外青山天外天》(同上),接下来在62-64年形成小高潮,因63-64年中共组织撰写、公开发表“九评”。
1966年只出版了卡扎凯维奇的中篇小说《蓝笔记本》(南生译)和《仇敌》。
后期重开译事的直接起因是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1970年11月25日政变不成并切腹自杀,举世震惊,周恩来指示尽快译出三岛的书。
“黄皮书”前期挑选作品的渠道有二:一是人文社、《世界文学》两家编辑部订阅的苏联报刊,如《文学报》、《旗》、《十月》、《星》、《新世界》、《我们同时代人》、《列宁格勒》等;二是审阅《进口图书目录》。
挑选标准、方法很简单:专挑引起轰动性赞扬或批评的作品,含获奖作品。
后期挑选渠道大体如是,不过源刊还有苏联的《小说月报》等,但负责机构和人员有变,“中宣部”变成“阎王殿”,《世界文学》停办,上海的“翻译连”承担较多任务。
上海不惟积极参与其事,还编辑出版了《摘译》等内部发行的文学翻译刊物(《摘译》带有鲜明的“四人帮”刊物痕迹)。
译者前期有苏杭、曹苏玲、王金陵、冯南江、王士燮、钱诚、谢素台、程代熙、秦顺新、孙广英、黄雨石、施咸荣、孟安、郑永慧、文慧如等,以通俄、英文的译者为主;后期译者有草婴、封(丰)一吟、荣如(茹)德、任溶溶、蓝英年、唐月梅、叶渭渠等,以通俄、日、英文译者居多。
基本作业方式不外个人译或集体译两种。
后者少则2人,多则宛若一个翻译班,把书撕开,像分地里的农活儿一样分给译者,译成后由专人统稿。
草婴便是后期上海方面统稿人之一[9],翻译小组组长。
前期有个人译亦有集体译,译者有时署真名,更多时候署笔名,且是信手拈来、一次性使用那种;后期集体翻译增多,几乎不署真名,要么署“某某单位翻译组(或集体)翻译”,要么署笔名。
如前期《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译者署名“斯人”,据张福生确认,乃曹苏玲、陈小曼、王家骧、程代熙4人之谓[10]。
“五桐”或许就是“5位同志”的缩略谐音吧?一如“灰皮书”署名“齐干”,就是大家一起干。
后期集体译倍增,如是翻译速度亦倍增。
译者此时已沦为翻译机器,其在选目上的主体性丧失殆尽,但译文质量不低。
署名方式折射出译者对原作态度。
如“石荣”,是著名译家黄雨石和施咸荣取本名末字连缀而成,似乎表明他俩愿意让自己的名字跟译作发生松散的联系;而“斯人”不惟透出那个特殊年代的灰色幽默,还似乎说明译者不愿跟译作有任何关联吧?苏联当代文学在“黄皮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前后两期亦然。
前期出版的诗集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1961,指译作出版年,下同)和《焦尔金游地府》(1964)、梅热拉伊蒂斯的抒情诗集《人》(1963)、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他》(1963)等几种;剧本有西蒙洛夫的《第四名》、柯涅楚克的《德聂伯河上》(1962)、潘诺娃的《暴风雪》(1963)、斯泰因的《海洋》(1963)、伊克拉莫夫和田德里亚科夫的《白旗》(1963)、阿尔布佐夫的《伊尔库茨克故事》(1963)、索伏洛诺夫的《厨娘》(1963)、阿辽申的《病房》(1964)、罗佐夫的《晚餐之前》(1964)等约2010年第3期45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特殊年代的文化怪胎“黄皮书”十余种;小说有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2部,1961)、潘洛娃的《感伤的罗曼史》(1961)、西蒙诺夫的《生者和死者》(1962)、爱伦堡的小说《解冻》(1963)和回忆录《人・岁月・生活》(1962-64,前4卷)、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和《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1964)、阿克肖洛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和《同窗》(1965)、科热夫尼科夫的《这位是巴鲁耶夫》(1964)、卡里宁的《战争与回声》(1964)和《军人不是天生的》(1965)、冈察尔的《小铃铛》(1965)、贝可夫的《第三颗信号弹》(1965)、以及《艾特马托夫小说集》(1965)、《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1965)、卡扎凯维奇的《蓝笔记本》和《仇敌》(1966)等约31种②。
此外,还有英国斯蒂尔曼编的《苦果: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作家,1962)等评述。
理论方面有《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等大约13种[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