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及重要翻译家08英本1 杨慧颖 NO.35中国翻译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家，现就其翻译观点和主要作品做一简介：严复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
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
这条[1]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20世纪的中国译者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主要翻译作品：《救亡决论》，《直报》，1895年《天演论》，赫胥黎，1896年～1898年《原富》（即《国富论》），亚当·斯密，1901年《群学肄言》，斯宾塞，1903年《群己权界论》，约翰·穆勒，1903年《穆勒名学》，约翰·穆勒，1903年《社会通诠》，甄克斯，1903年《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1904年～1909年《名学浅说》，耶方斯，1909年鲁迅鲁迅翻译观的变化,从早期跟随晚清风尚以意译为主,到后期追求直译、反对归化。
鲁迅的翻译思想主要是围绕"信"和"顺"问题展开的。
他"宁信而不顺"的硬译观在我国文坛上曾经引发过极大的争议。
鲁迅先生说过: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是保存着原作的丰姿。
从实质上来讲,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风格、笔锋、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
翻译涉及原语(source language)与译语(target language) 两种语言及其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非常复杂。
所以,译者要想收到理想的翻译效果,常常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仅仅懂得一些基本技巧知识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涉猎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必须在两种语言上下工夫,乃至独具匠心。
鲁迅主张直译，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
鲁迅不主张译文完全中国化。
不完全中国化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
”他认为中国语法不够精密。
“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
”1909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
1921年他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俄国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鲁迅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
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浊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鲁迅早期比较关注拜伦、雪莱、卢梭、尼采等西方作家。
鲁迅等人集体编成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
另外，他还组织翻译了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在简短的小引中，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文学及其作家们的看法。
还翻译了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柯》，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小约翰》，芬兰女作家明那·亢德的《疯姑娘》等。
许渊冲说过："理论来自实践，又要受到实践的检验。
他正是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集毕生翻译之经验加以发展，提出了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优化论"，用"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这十个字加以概括，并且在《翻译的艺术》（1984）、《文学翻译谈》（1998）、《文学与翻译》（2003）等著作中，对形似与神似，求真与求美，翻译与创作，"翻译腔"和"四字成语"，中西文化的差异，两种文化的竞赛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论："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是译诗的本体论。
三美之中，最重意美，音美次之，最后是形美，也就是说翻译是美的创造，所以神似胜于形似，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三美齐备。
"三化论"（深化、等化、浅化）是译诗的方法论。
分别利用加词、换词和减词等方法，通过意译来努力达到神似的境界。
"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是译诗的目的论。
知之是使人理解，这是翻译的基本要求；然后要求好之，能使人喜欢；最高的境界是乐之，能使人愉快。
他以古稀之年参与翻译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独自翻译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到78岁时还出版了罗曼·罗兰篇幅浩繁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托夫》。
英文译著主要有《西厢记》、《诗经》、《宋词三百首》、《楚辞》、《中国古诗词六百首》、《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唐诗三百首》和《新编千家诗》）等。
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托夫》。
林语堂对中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其对中英两种语言炉火纯青的掌握为他在翻译方面的造诣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林语堂认为翻译艺术所依赖的有三条："第一是对原文文字上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确的见解。
"林语堂认为以前论述翻译问题的文章，大多或泛论译法，或单论译名，"都是直接出于经验的话，未尝根据问题上的事实做学理的剖析"。
而他提出"讨论翻译须研究其文字及心理问题"，换言之，即"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问题。
"林语堂是在中国译学史上第一个最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立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
他阐述了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和美。
他又从另一角度将这三重标准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对中国读者的责任与对艺术的责任。
"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翻译家的资格。
"他提出"忠实标准"的四义：非字译、须传神、非绝对、须通顺。
对于"通顺标准"，他认为要做到两点："第一，须以句为本位；第二，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
"而关于"美的标准"，林语堂认为"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将其工作当作一种艺术。
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使翻译成为美术的一种。
他赞同"翻译即创作"，认为翻译文学作品的人，"须把翻译自身事业也当作一种艺术"。
林语堂在翻译上的成就，也可以说是他中年顶峰时期旅居美国的成就。
从1935年的《吾国与吾民》，到1964年的《逃往自由城》和1967年的《中国绘画理论》，各种著作及译作一共三十二部，全是英文书：其中包括论述、散文、诗词、小说和传记，其中有翻译也有创作。
从宏观的角度看，林语堂在海外的这个时期，他本人就象征了"翻译"。
他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翻译的化身。
郭沫若郭沫若的翻译实践从1919年翻译歌德的《浮士德》开始，一直到1947年结束，历时约三十年的时间。
在翻译理论方面，郭沫若信奉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但他更强调“雅”。
就“直译”和“意译”的划分而言，他倾向“意译”。
郭沫若“意译”倾向和对“雅”的强调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翻译实践中。
另外，他在译诗理论方面坚持“诗人译诗，以诗译诗”的观点，并提出了“风韵译” 的诗歌翻译方法。
对于非诗人的诗歌译者，他建议使用“两道手”的翻译方法，即先由对译语熟悉的人将原诗翻译过来，然后再请译入语的诗人对其进行润泽。
郭沫若从事了大量的翻译实践，因此他的翻译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的。
郭沫若提出了文学翻译工作者的先决条件:一译者的语言知识要丰富; 二、对于原书要有理解; 三、对于作者要有研究; 四、对于本国文字要有自由操纵能力。
翻译作品有：《菌梦湖》(小说)德国《少年维特之烦恼》(长篇小说)德国《雪莱诗选》(诗集)英国《浮士德》(诗)德国《石炭王》(小说)美国《政治经济学批判》(理沦)德国《战争与和平》(长篇小说)俄国《艺术的真实》(理论)德国朱光潜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
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
他出版的译著还有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黑格尔的《美学》、B.克罗齐的《美学》、G.B.维柯的《新科学》、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
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
傅雷傅雷认为，要忠实读者必须忠实于原著。
忠实原作主要应做到两点：第一，理解要“化为我有”。
傅雷认为，首先要“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烦，尤为要著。
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基本法门。
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译”。
第二，表达要“传神达意”。
傅雷曾说过：“领悟为一事，用中文表达为又一事。
”如何做到“传神达意”应该做到以下三点：(1)进行中文写作。
(2)务必反复修改。
(3)重视译文其它附件部分，诸如索引、后记、注解和译文序等对于“传神达意”不可忽视的辅助作用，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内容和形式。
傅雷翻译的作品中，巴尔扎克的作品有：《高老头》、《亚尔培·萨伐龙》、《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猫儿打球记》。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及三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
伏尔泰：《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
梅里美：《嘉尔曼》、《高龙巴》。
莫罗阿：《服尔德传》、《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牲》。
此外还译有苏卜的《夏洛外传》，杜哈曼的《文明》，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
钱钟书钱钟书梳理传统译论中的“信、达、雅”原则，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以诗译诗的主张，并以典雅文言的翻译风格独步当代译坛。
钱钟书在译学方面的论述，在中国译界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他所标举的“化境”说，更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钱钟书的翻译理论特别是“化境”说抽象、玄妙、可操作性不强，对其称引颇多，全面系统的论述和阐发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