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ir whorf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又称为语言相对论。
这一假说的提出，强调了语言在人类社会和认知中的重要作用。
人们通过语言来理解和表达世界，语言也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
该假说的核心思想包括两个方面：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
语言决定论（Language Determinism）是指语言因其自我成形和自我创造的能力，能够决定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语言相对论（Language Relativism）则是指不同的语言不能表示同一个社会的现实，世界意象随着人们赖以思维的语言体系的不同而变化。
这一假说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赫尔德（G. Herder, 1744-1803）和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2-1835）。
萨皮尔（E. Sapir）和沃尔夫（B. Whorf）是继承和发展者，他们强调语言在人类认知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语言相对论的思想。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的影响深远，不仅在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引发了哲学和认知科学的思考。
该假说的提出挑战了传统的语言观念，揭示了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丰富了人们对语言和认知的理解。
然而，这一假说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和局限性。
一些学者认为，语言对认知的影响并非决定性的，其他因素如文化、经验等同样重要。
此外，对于语言相对论的实证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挑战。
总之，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揭示了语言在人类社会和认知中的重要作用，深化了人们对语言和认知的理解。
这一假说的提出和发展，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人们思考语言、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又称为“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是关于语言、文化和思维三者关系的重要理论，即在不同文化下，不同语言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和使用等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的思维方式。
萨皮尔语言学(特别是北美印第安语言)和心理人类学先驱;他在艺术和美学方面的兴趣为人文主义人类学(Humanistic Anthropology)奠定了基础。
萨皮尔1884年出生于普鲁士犹太教家庭，5岁随家迁居美国。
青年时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日尔曼语、印欧语，后受到博厄斯影响转向人类学。
1909年，25岁的萨皮尔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
1910～1925年，萨皮尔在渥太华担任加拿大民族博物馆地质调查部人类学组主任。
在那里，他在印第安语研究基础上提出把北美印第安语划分为六个基本支脉的思想(Sapir，1990～1991)，同时，他还试图对历史学和民族学理论进行整合(Sapir，1916)。
1921年，萨皮尔发表其代表作一《语言论》，提出语言是思想的符号表达，同时强调语言对思维有深刻影响，“语言与我们的思维习惯不可分解地交织在一起，换言之，它们是一回事”。
1925～1939年，萨皮尔分别执教于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在此期间，他的研究重点由语言学转向心理学。
他试图探索博厄斯“文化”概念的心理学维度，使它成为可以进行具体研究的对象。
虽然萨皮尔的工作计划最终没有得到实现，但是他经由论文(Sapir，1949)所传达的思想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对于那些参加讲座的学生而言。
他被视为文化人格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萨皮尔在语言学方面的专业研究使他发展了许多重要议题：譬如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他与学生沃尔夫提出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可能是他最著名的理论贡献。
这一假说主要认为语言的习惯化形式制约思维模式，所以“真实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Sapir，1929) 。
萨皮尔倡导内部语言研究，这一假说被认为是语言学领域的文化相对论。
萨皮尔不仅在人类学领域确立了语言学的专业地位，70年代中期人文人类学的兴起也受到他的重要影响(他强调人们在面对文化和历史压力时候的创造力)。
此外，萨皮尔对于艺术特别是诗歌的兴趣激发其后大批人类学家努力打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边界。
总之，作为一名跨学科的天才型学者，萨皮尔的新视角对后世理论影响深远。
渊源与形成对于源于思维的问题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在近代再次提出问题的是18世纪的赫尔德(J. Herder) 和19 世纪的洪堡德（又译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2 - 1835）。
他们注意到了语言对思维的介入，认为语言是构成思维的官能，二者相互等同；人们必须借助语言去认知自然世界，语言的差异不在于声音和符号，而在于世界观本身。
洪堡德甚至说“语言用不同的方式对现实进行范畴划分,这些迥异的方式限定了我们大脑组织知识的方式”。
“语言就整体而言,处于人与对人有内部和外部影响的自然界之间。
因为人的认识和活动取决于观念。
故观念与事物的关系完全受语言制约”。
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博厄斯（又译鲍阿斯，Franz Boas , 1858 - 1942）对美洲语言进行研究。
面对美洲众多复杂而又独特的语言，他认为应该从语言的实际使用出发，对语言做共时分析与描写。
他进而发现：在描写一种语言时，不能套用传统的语法框架或其它语言结构，只有根据该语言的结构，并且创立新的概念和方法才能更好地描述之，因为他认为描写不同语言的特殊结构是分析的最重要任务。
描写的本身就是目的。
洪堡德的观点在20世纪20 年代末影响了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 , 1884-1939)）。
萨丕尔早年学习日尔曼语语文学，以后又对北美近20 种印第安土著语言进行了深入的实地研究，这使他具有较为广阔的视野。
在论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时，他写道：“人并非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并非仅仅生活在社会活动的领域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充当他们社会表意媒介的特定语言的制约……‘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该社会的语言规范的基础之上的。
”使萨丕尔上述观点得以最大程度充实并使之颇具系统形态的是他的学生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 1897-1941）。
沃尔夫对语言制约思维的认识来自两种不同的经验。
其一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从日常火灾的许多分析报告中，他发现语言概念竟是导致火灾的一个重大因素。
人们在“满汽油桶”旁小心翼翼，而在“空汽油桶”旁则漫不经心地乱扔烟蒂；尽管事实上空桶因充满可爆气体其实更具危险性。
人们行为若此无疑是受到了语言概念“满”和“空”的支配。
其二来自于他师从萨丕尔后对印第安诸语言的研究。
在对印第安多种语言的研究中，沃尔夫以“标准普通欧洲语言”(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 Language) 为参照体系，由此比较出语言之间结构上巨大的差异。
例如霍披语(hopi)的语法要求对客观存在的万物做有生命和无生命范畴的划分。
该语言区分名词和动词的依据是延续时间的长短。
瞬间现象如闪电、流星、喷烟、脉动等因其延时短只能是动词，而云和暴雨因其延时略长则已进入名词序列的下限。
努特卡语甚至不做名词和动词的区分，同时具有双重功能的词却可通过词缀屈折变化表达任何事件及状态。
“一处房子”可通过词缀屈折形态被辨别为“长久的、暂时的、将来的、过去的或刚动工兴建的”等存在状态。
霍披语对动作描述没有时态的要求，但却要求传达“说话人意向中陈述所应达到的可信度”，即用语法手段显示所述之事是事实、期待、回忆或一般规律等。
语言的词汇层面也同样反映出对现实世界划分上的差异。
霍披语用同一个词表示除鸟之外所有的飞行体。
这样蜻蜓、飞机、飞行员等在名称上毫无二致。
而在爱斯基摩语中，飘舞的雪、落地的雪、半融的雪、板结的雪却各有专名。
以诸多类似的事实为基础,沃尔夫推出了构成其“语言相对论”的两个重要论点。
论点之一是语言的形态制约思维的形式。
“每个语言的背景体系（即语法）不仅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其实,它本身的形态就规范了概念的形式……我们按照我们的母语所设定的线界切分大自然……除非语言背景相同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参照,否则,虽然人们所见的物质存在相同,，但是,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图象却是各异的”。
论点之二是“世界上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差异”。
假说内容沃尔夫假说并不存在明确的定义。
这主要是由于沃尔夫在表述自己观点时语言不明确。
这又是由于沃尔夫英年早逝，没出过专著（论文集为后人整理）。
生前没来得及对表现出来的观点进行归纳和取舍，系统地归纳梳理自己的理论。
所以，关于该假说的确切定义并不存在。
国内学者对沃尔夫假说的理解大致为三种：其一，语言影响人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其二，语言影响人的世界观；其三，语言影响人的思维③。
Brown (1967:25) 提出了沃尔夫假设三段论：1) “语言结构差异论”（语言A 的结构不同于语言B 的结构）2) “语言文化相关论”（文化A 与文化B 的行为结构差异同语言A 与语言B 的结构差异有关联）3) “语言决定论”（语言A 的结构决定文化A 的行为结构）假说研究有关沃尔夫假说的研究涉及许多不同学科。
时至今日，社会学、人类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人类文化语言学、甚至于神经语言学等都对假说进行研究，换言之，假说中的语言与文化，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是许多学科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正如桂诗春（2000）所言“不同学科的语言学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取向和认识。
”人们对此假说进行不同侧面，不同视角，不同学科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有的相互抵触，有的相互联系，互相支持，但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和跨学科性研究有助于探索假说的纵横发展。
反事实推理研究在80 年代前期中期关于汉语是否有反事实推理的试验。
是旨在证实或否定假说的一个著名的研究。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Bloom)注意到,说汉语的中国人与说印欧语言的人在思考纯假设问题时表现出若干思维差异。
他认为，由于汉语没有“虚拟语气”这种语法形式，那么说汉语的人的反事实引推理能力也必定弱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
在这样的理念下他设计了以下的实验：设计以反事实假设为背景的语言材料作为问卷，问卷具有英、汉两种语言的文本，然后让母语为英语的受试者回答英语问卷，汉语受试者回答语汉语问卷,最后对比两组受试者成功运用反事实推论的比率。
布鲁姆为此进行了三次试验。
在实验二中他使用了一个带有大段反事实推理故事，在实验二中英语受试者成功运用反事实推理的占83%，而说汉语的只有6%~7%能进行反事实推理。
加上其他两个问题的研究，Bloom认为他的试验获得成功，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语言相对论的内容。
在他的试验结果发表后，来自香港的欧洁芳指出，说汉语的人也有反事实推理的能力。
只要一步步地给予提示，就能够进行反事实推理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