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及产褥期静脉血栓栓塞疾病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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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昆士兰临床指南:妊娠期和产褥期静脉血栓栓塞的预防(全文)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可分为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DVT)和肺动脉栓塞(pulmonary embolism,PE)。
孕产妇因其特殊的生理状态,在妊娠期及产褥期发生VTE的风险较非妊娠期显著增加[1]。
近年来,随着孕产妇高龄、肥胖、妊娠合并症和并发症等风险因素增加,VTE发病率和病死率不断上升[2-4]。
昆士兰卫生组织(Queensland Health)在2014年发布妊娠期和产褥期静脉血栓栓塞的预防指南(简称旧版指南)[5],并于2020年3月对该指南进行了更新(简称新版指南)。
本文针对该指南的主要更新内容进行解读。
01VTE风险因素评估正确评估VTE的风险因素有助于临床医师识别高危孕产妇,从而做出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妊娠期和产褥期VTE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在旧版指南中,高风险因素的识别仅以既往VTE病史或VTE 家族史为基础,其他风险因素分为社会人口学、个人病史和妊娠相关风险因素3大类。
新版指南对高风险因素内容进行了较大改动,对其他风险因素的内容和评估方式也进行了更新。
增加和修改后的风险因素包括。
1.1 高风险因素1.1.1 妊娠前药物应用妊娠前因任何原因使用抗凝药物、既往VTE史合并易栓症高风险、无诱因的VTE复发≥2次、本次妊娠期合并VTE,存在任意1项者即为高风险。
1.1.2 病史与手术无关的既往VTE史、有诱因的VTE复发≥2次、活动性自身免疫或炎性疾病、合并症(如癌症、肾病综合征、心力衰竭、镰状细胞病和1型糖尿病合并肾病),存在任意1项者即为高风险。
1.1.3 易栓症妊娠期和产褥期VTE患者中有20%~50%存在易栓症[6]。
对于有易栓症的女性而言,如合并家族VTE史,发生VTE的风险将增加2~4倍[7]。
新版指南将易栓症作为独立高风险因素,对易栓症的风险等级划分和处理措施进行了详细描述。
妊娠期易栓症的临床诊断易栓症是各种遗传性或获得性因素导致血栓形成和血栓栓塞倾向的病理状态,其主要临床表现是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VTE)[1]。
易栓症不一定发生血栓性疾病,但可能影响子宫-胎盘循环,导致胎盘微血栓形成,从而造成不良妊娠结局。
易栓症根据病因分为遗传性易栓症和获得性易栓症。
•遗传性易栓症的病因有明显的种族差异,在汉族人群中,遗传性易栓症的常见病因是蛋白C、蛋白S和抗凝血酶缺乏;遗传性易栓症是血栓栓塞性疾病比较明确的高危因素,与不良妊娠结局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对胎盘源性疾病的发生可能有协同促成作用。
•获得性易栓症主要是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可导致复发性流产、不明原因死胎、早发子痫前期和胎盘功能不良,增加围产期血栓栓塞风险。
无论是遗传性还是获得性易栓症,对于有血栓形成或血栓病史孕产妇的抗凝治疗没有争议。
目前APS的治疗主要使用低分子肝素和阿司匹林,治疗失败者称为难治性APS,其治疗仍在不断探索中;遗传性易栓症指标异常且有不能用其他原因解释的胎盘源性疾病的抗凝预防或治疗决策还存在争议。
一、易栓症分类由于妊娠孕妇的血浆凝血因子增加、抗凝活性下降和纤溶系统活性降低,使血液在妊娠期及产褥早期处于生理性高凝状态,合并易栓症时,发生血栓及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更高。
易栓症根据病因分为遗传性和获得性易栓症。
个体对VTE易感性的差异约40%~60%归因于遗传因素[2],妊娠期间发生VTE的患者,约半数具有遗传性易栓症[3]。
遗传性和获得性易栓症的因素存在交互作用,当二者同时存在时血栓栓塞性疾病更易发生。
(一)遗传性易栓症遗传性易栓症是指由遗传因素引起的导致血栓形成倾向的病理状态。
常见病因包括蛋白C和蛋白S缺乏、抗凝血酶缺乏、凝血因子ⅤLeiden(factor Ⅴ Leiden,FVL)突变、凝血酶原基因突变,其他病因还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PAI-1)基因多态性等。